明代司礼监掌印太监田义之墓坐落在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西段，前临京西著名的“驼铃古道”，背倚气势雄伟的蟠龙山，是我国第一座以宦官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占地6000多平方米，墓园展区展示的明清5座太监墓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占地面积最大、石刻最为精美的宦官墓，今年4月公布为第六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提起田义墓，人们往往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它那精美细腻、琳琅满目的石雕石刻，还有那逾越礼制、气势恢宏的墓园古建，这些都是田义墓的独到之处、精彩之处，言之者颇多，赞之者更多，实为可喜可贺。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人们对墓主田义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更不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宦官，鉴于此，笔者查阅了大量明代史料，就田义的一生作一粗线条的勾勒，并对一些具体问题略陈管见，以供专家学者们进行研究。
田义别号渭川，陕西西安府华阴县人，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死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享年72岁。从他9岁入宫到去世的63年宫廷生涯中，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皇帝，由于他办事“周慎简重，练达老成”，所以“历事三朝未尝有过”，并且“始终宠遇不衰，禄米岁增。”①可以说田义一生春风得意，备受皇帝宠信，是一个极有身份和地位的大太监。下面就从两方面来详细介绍田义其人其事。
一、位高权重宠遇不衰
田义60多载的宫廷生涯，可以高度概括为8个字：“位高权重、宠遇不衰”。这一点从田义墓东碑亭的墓表碑铭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田义孩提时就聪明过人，举止不凡。9岁那年，被净身送入宫中，从此便开始了他漫长而又辉煌的宫廷生活。不久，他被提拔简送到司礼监下设的内书堂读书。内书堂相当于宦官学校，是训练培养宦官的机关，只有聪慧可塑的小宦官才能被选入。明代宦官之所以能够代替皇帝批阅奏章、传达诏谕都得益于内书堂的训练。无疑，田义日后的发迹与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
隆庆在位年间，田义被任命为司礼监提督太监下属的六科廊掌司，管理内外章疏和内官档案。
万历皇帝初登大宝之际(1572年)，就仔细考察身边伺侯他的人，最终发觉田义忠心耿耿，处事干练老成，可以担当大任，于是就在第二年(1573年)委以重任，提拔到文书房当管事，为司礼监的助手。这文书房可非同一般：“掌房十员。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留文书房落底薄发。”②这种职务就相当于机要秘书，所以他们威风也极大：“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③而更增加他们威风的是：宦官升入司礼监，必须是从文书房出来的才行。这就等于是司礼太监的预备班了。田义进入文书房，充分显示了他本人的才干，也说明他已从众多的内官中脱颖而出，为他日后荣升司礼监乃至掌司礼监印铺平了道路，这是田义发迹的开端，时年田义41岁，刚跨入不惑之年。
田义升入文书房管事后，专门负责保管百司奏章和出纳皇帝旨意。因政绩卓著，又升为内官监太监，专掌国家造宫殿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用诸事，外厂甚多，同时监视吏部选官，亦为清要之职。
在此任间，田义曾于万历十年(1582年)奉旨押发秦府永寿王府辅国中尉怀墉至凤阳，田义墓西亭的圣旨碑就指此事。怀墉是怀顺王怀?的弟弟，他们一共兄弟五人。怀墉仗着兄长的势力，不学无术，心狠手辣，常以皇家子弟出入市井，鱼肉乡里，当时人们将怀墉等兄弟四人称为永寿王府四凶。四凶无法无天的行径最终惹恼了秦敬王，上奏朝廷后，神宗治怀墉为“逆恶乱常，大违祖训”之罪，四凶中一人赐死，怀墉等三人被废为庶人，发落到安徽凤阳高墙中禁锢。万历皇帝考虑到怀墉出身皇室，素来桀骜不驯、作威作福，且押送路途遥远，恐有闪失，因此，皇帝就把押送怀墉的重任交给了办事最得力的太监田义，并授予田义特权：不管怀墉在途中发生染病或其他不可逆料的事，“听尔从宜处置”。④田义奉旨行事，一路上风餐露宿、小心谨慎，平安到达凤阳，将怀墉
田义墓交给了太监韩寿，转发高墙。途经家乡华阴县时，他特意回家上坟祭祖，并对乡党亲旧厚加赠遗。他的升官发迹与衣锦还乡，使得乡人十分羡慕，纷纷以之为荣。神宗皇帝让田义出宫承担如此棘手的外差，可见对他的信任和赏识。田义回京后，龙颜大悦，次年便提拔田义担任南京副守备，实际上掌握监军大权。
万历十一年(1583年)，御旨任命田义为南京副守备，同时以南京司礼监太监掌南京内官监印。三年后转正守备兼掌南京司礼监印，留都南京的军政大权都握在了田义的手中。南京是明朝早年定都的地方，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便定南京为留都，一切官府人员均照北京设置，宦官各监也是如此，就是没有皇帝，于是便设守备一人，以公、侯、伯充之。到仁宗时改为派一个宦官去当守备，俨然是皇帝的代表，职务自然十分重要。《酌中志》卷十六说：这南京守备是司礼监外差，“护卫留都，为三千里外亲臣。辖南京内府二十四衙门、孝陵神宫监等官。”田义墓中碑亭刻的就是皇帝任命田义当南京副守备的圣旨。从碑文看万历认为南京是“国家根本重地”，特命田义协助正守备新建伯王承勋及兵部尚书翁大立参赞机务、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保护宗庙山陵等，不得欺压百姓、乱征科税、以私减公、玩忽职守，务使军民“安分守法”，一定要“勉之慎之”，“庶副朝廷委托之重”⑤。职权之大，任务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如果田义不受宠信，万历绝不会让他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此后田义青云直上，官运亨通。万历十七年(1589年)，皇帝特将田义由南京召回北京担任司礼监随堂办事，“总理中外文书，提督教习兼督礼仪房”⑥。万历十九年(1591年)，掌司苑局印。万历二十年(1592年)兼掌巾帽局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掌司礼监印，兼掌酒醋面局印，总提督礼仪房”⑦。在短短的七年中四次高升，平均不到两年升一次，实为罕见。
在田义担任的这些要职中，司礼监随堂办事、提督教习、督礼仪房、司礼监掌印、总提督礼仪房等都属司礼监系统中至为关键的职务。正如《明宫史》叙述：“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掌印秩尊，视元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礼仪房也属司礼监，一般由掌印或秉笔兼摄，掌管“一应选婚、选驸马、诞皇太子女、选择乳妇诸吉礼。”⑧至于田义兼掌的司苑局、巾帽局、酒醋面局又分别是“八局”中比较实惠的职务，司苑局掌蔬菜瓜果，巾帽局掌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酒醋面局掌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诸物。
纵观田义的宦官生涯，发现他几乎是从始到终都在司礼监任职(内官监除外)，无论是接受宫廷教育的内书堂，还是最后的司礼监掌印，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司礼监掌印，田义整整当了10年直到因病去世，这一职务在明代可谓举足轻重。据史料记载，明代的宦官机关独立成一体系，按工作性质和范围共设了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而司礼监是一切宦官机关的领导部门，再往上便听命于皇帝。所以说司礼监掌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有极大的特权和崇高的地位，只有皇帝的亲信才能担当，权大位尊非同一般，有史为证，《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载：“……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封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为礼也。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归司礼矣。”正因为司礼监负责批阅奏章、传达圣命，所以大臣们对司礼监太监也是拱手听命，仰其鼻息，就是大臣入阁，照例要拿着名片，捧着礼物，先拜谒司礼太监，然后才正式就职；平时路上遇见则叩头跪拜。恰似黄宗羲说的“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由此可以想象，田义的权势是如何地炙手可热。
伴随着田义职位的上升，也由于他忠于职守、谨慎操劳，因此备受万历帝赏识，得到的赏赐格外优厚。万历初年田义当内官监太监时，皇帝就赐他蟒衣玉带。万历十四年(1586年)赏他岁加禄米。万历十七年(1589年)又“钦赐坐蟒，许禁地乘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再“钦赐内府坐橙杌”。此后，他还奉旨“团营大阅”和“法司录囚”⑨，这些在当时都是特殊的恩典。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舆服制度有严格的等级，不许随便逾越。明代内使冠服也有尊卑之分，《明宫史》水集记载：“自太监而上，方敢穿斗牛补。再加升，则膝褴之飞鱼也、斗牛也、蟒服也。再升则受赏也。特升，方赐玉带。……再升，则内府骑马。再升，则每岁禄米十二石。如再升，但凡一级，止岁加禄米十二石耳。”飞鱼是一种龙头、有翼、鱼尾形的神话动物，斗牛为牛角龙形。蟒服、飞鱼服、斗牛服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衮服相似，本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内，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明史》卷67《舆服三》对蟒服说得更具体：“按大政记，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正向，尤贵。又有膝斓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积细云蟒。”蟒衣有单蟒，即绣两条行蟒纹于衣襟左右。有坐蟒，即除左右襟两条行蟒外，在前胸后背加正面坐蟒纹，这是尊贵的样式。曳撒是一种袍裙式服装，于前胸后背饰蟒纹外，另在袍裙当膝处饰横条式云蟒纹装饰，称为膝斓。蟒服的蟒均为四爪，明朝只有皇帝和其亲属可穿五爪龙纹衣服，明后期有的权贵重臣也穿五爪龙衣，则称为“蟒龙”。至于橙杌，是专门赏给司礼监掌印、秉笔中年事已高最受宠信的人，其形状像靠背椅，插棍人抬，“所以曰杌者、禁地不敢乘轿之意也。”田义得到赏赐坐橙杌时，正值花甲之年。
田义墓在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稍不小心就能惹来杀身大祸，但田义伺奉三个皇帝不但没出错，而且还多次受嘉奖，官职直线上升，禄米年年增加。田义最高的官职是司礼监掌印，为正四品官，按制他的俸禄本该是一年288石，而由于皇帝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赏赐，到最后“禄米岁增至六百余石”，以此数目而论，相当于从二品官的年俸，让人惊叹。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卧病不起，万历帝特派医官诊视，不久田义去世，万历帝悲痛不已，特为他辍朝三日，五天之内派三人去谕祭他，并赏给大量冥钱，“赐祭三坛”，又赏“东园秘器”，下令工匠挖地宫埋葬，特“树享堂碑亭”，永久祭祀，这是少有的恩典，“盖异数也”⑩。至此，田义荣贵善终。
二、贞介忠诚处事公正
提起太监，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个个包藏祸心，无恶不作，利用手中权力干尽了缺德事。一般而言，由于宦官生理上的畸形导致心理上的变态，总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同时，宦官社会地位低下，等级制度森严，在充满利害倾轧的环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宠，一旦得势，则疯狂地残害臣民作为补偿。正是这种变态心理，使得许多太监臭名昭著于史册。
明代更是如此，王振、刘瑾、魏忠贤一登上司礼监掌印、秉笔的高位后，就独擅大权，把至尊至上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对大臣们更是排挤陷害、打击报复，杀剐存留全由他们说了算，弄得天下大乱、四海不宁，政治黑暗到了极点。
那么，同样是大权在握的田义是怎样的一个太监呢?下面讲三件田义的事，忠奸好坏便自见分晓。
一是田义陈疏为无辜。《酌中志》卷五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田义刚当司礼监掌印，就冒死拿着两折奏稿去密谏皇帝。一折奏稿的意思大致是：近日以来外廷章疏滞留不报者太多了，以至于内阁、监察院屡屡催发，甚至有人疑惑，私下议论是万岁身边的人故意隐匿，不向皇上汇报，现在恳请万岁爷阅览批答。另一折奏稿说的是：微臣我发现御前执事宫人、内官，有的惹皇帝生气，处罚遣送络绎不绝。有的被打成重伤，加上患时疫而死亡，天天都不在少数。向来是圣旨下达，当日用刑，而掌刑者怕连累自己，便用刑严酷；押解犯人者也怕牵连进去，日夜严加看管，致使受刑者能得性命的十无一二。如此致伤天和，有违圣德。又如近日因寻访杨山女一事，两宫回护，都说不知内情，所以严刑拷打，有的已经损命。因未审详明，累及守门者，几条人命又搭进去了。大凡宫女病死，都要连累内官，轻的打120棍，重的打150棍，打完后性命难保。一人病死已经够不幸的了，何况又波及无辜者?今耳闻目见，哭声载道，怨气冲天，不堪忍睹。若不冒死上奏，则是我等贪恋禄位，畏死偷生，犬马不如。万望圣上圣断。万历看后觉得在理，奖励了田义后，便高兴地采纳了他的建议。不用说，田义的果敢行为使众多的性命得以拯救，弊习立除，真正做了一件善事；同时他还劝勉皇上及时亲政，免得大权旁落，滋生变故。这与明朝大多数太监揽权的行径截然相反，很是难能可贵。
二是田义御前救宝秀。吴宝秀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进士，官拜大理评事，后被贬为南康知府。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湖口的税监李道仗着是皇帝的特使，恃势妄为。吴宝秀为人正直，不愿巴结李道，故不和他往来。李道恼羞成怒，诬告吴宝秀，说他阻挠税务，下令逮捕了他。宝秀的妻子陈氏闻讯悲痛万分，把平日积蓄的银钱和首饰交给宝秀，哭着说：“把这些作为路费吧!”当晚陈氏上吊自杀。宝秀被押解到北京后，关在诏狱里。诏狱由锦衣卫直接控制，代皇帝行刑，权力超越一切法律之外，下诏狱就是下地狱，刑法极其严酷，生还的可能性极小。吴宝秀太冤枉了，不少大臣上书皇帝，为宝秀伸冤。奏章积压了十多件俱不上报，即便上报了，皇上也一概不理。一日田义汇集所有的奏疏送到万历面前，万历十分愤怒，把奏章都扔到了地上。田义从容地捡起奏章，又放到皇帝面前，磕着头说：“大臣们在门外跪候多时了，得不到答复绝不退出。”皇帝怒气稍平，把奏疏看了一遍，下令把吴宝秀由诏狱移至刑部。刑部监狱和诏狱相比简直就是天堂。九月，吴宝秀被贬为庶民释放，次年病死，南康士民为宝秀和他妻子建了祠庙。直到天启年间，宝秀的冤案才平反，被追赠为太仆少卿，享受祭祀，并录用他一个儿子当官。要是没有田义的仗义说情，恐怕吴宝秀早惨死在诏狱里了。
三是田义涎唾沈一贯。万历三十年(1602年)，皇帝突然病倒，急召大臣到仁德门听遗诏。一会儿又单独召见内阁首辅沈一贯，万历对沈一贯说：“朕陡遭疾病，恐怕难好。自从承继大业以来，享尽了荣华富贵，没有可遗憾的。惟独矿税一事，朕因为宫殿尚未竣工，权宜推行。如今可以废止了，派去的宦官都让他们迅速回京……”。沈一贯见万历气息奄奄，匆匆叩辞，便在朝房拟好遗诏，送了进去。三更时内侍传谕旨，一切尽如遗诏宣示臣民。大臣们想到矿税即将废除，都暗自高兴。
出人意料的是天还没亮，万历帝突然病好了，后悔要废除矿税，便接二连三地派内使去追回成命。沈一贯急了，说这是照皇帝所说拟就的遗诏，岂能收回?但万历催逼很急，来索要的内侍多达二十余人，他们不断叩头请求，沈一贯迫不得已，交出了遗诏。
就在万历派人追回成命时，田义正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神宗愤怒极了，抽出宝刀要砍杀他。田义深知矿税的危害，见皇上抽出宝刀，毫不畏惧地说：“皇上金口玉言，何必出尔反尔!”他置生死于度外，越说越理直气壮。正在这时，中使拿着遗诏回来复命。田义愤愤然走出，正好撞上沈一贯。他气得用唾沫吐着沈一贯的脸说：“好一位相公，胆小如鼠!矿税各使已经把人民骚扰得够厉害了，你就没听说过吗?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个机会，如果你稍微坚持一下，弊政立除。你怕什么呀?”沈一贯顿觉惭愧，惟惟谢罪。确实沈一贯该受埋怨，由于他的软弱胆小，竟让当时人民又多吃了18年的矿税之苦，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一弊政才废除。此事说明，田义在一些国家大事上能分清利害，坚持正义。所以蔡东藩先生在《明史通俗演义》中就此事称赞田义：“不期太监中，亦有此人，其名曰义，可谓不愧。”
这三件事充分说明田义是个好太监，为人正派，不仗势欺人，而是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无辜。尤其是他在大事上能分清是非，主持公道，敢冒死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这些行为在当时权监中是极为少见的。
正因此，刘若愚在《酌中志》中称赞他“贞介忠诚，有大臣度……性俭朴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也正因此，他死后万历帝给予他隆重的待遇，赐祭三坛，树享堂碑亭，祠额题为“显德”，更证明其德性高洁。更因此，后代的太监追随他气节品行而葬于其墓侧。还因此，清代太监慈有方诚心发愿捐出私产，营建慈祥庵来保护田义墓地，使之以存久远。
抚今追昔，我们真为田义的公正无私、深明大义而感到高兴，如果明朝多出几位这样的正直太监，而少出几位像王振、刘瑾、魏忠贤那样的奸佞之辈，也许明王朝不会亡得那么快吧。
①⑥⑦⑨⑩见田义墓东碑亭碑文《乾清宫近侍司礼监掌印兼掌酒醋面局印总督礼仪房司礼监太监渭川田公墓表碑铭》。
②⑧《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职官三。
③《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
④见田义墓西碑亭碑文《敕内官监太监田义》。
⑤见田义墓中碑亭碑文《敕谕南京司礼监太监田义》。
(作者为北京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