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忘辛亥革命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李铁虎

题记：1925年3月11日晚9时，孙中山先生自知“行将不起”，于是在《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上签了字。弥留之际，又对《遗嘱》笔记者讲了几句话，其关键一语即“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① 辛亥秋冬北京时局
　　1911年10月10日(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夜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外围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成员在湖北武昌发动武装起义。次日清晨，起义军占领湖广总督府。天明时分，武昌全城挂起了铁血十八星旗，革命政权鄂军都督府随之建立，武昌首义成功。
　　武昌起义的消息，翌日午后传到北京。清朝统治者惊恐万状，10月12日立即派遣阱军大臣、满洲亲贵荫昌统率近畿两镇(即师)南征，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部即日赴援。14日清廷被迫起用罢黜两年回河南“休养”的袁世凯，充任湖广总督。企图利用汉族官僚掌握的北洋军扑灭革命。27日清廷解除荫昌督帅职务，改派为钦差大臣，以节制北洋军。
　　清廷早已计划辛亥年在直隶永平府(今河北卢龙)举行秋操，以皇族载涛为秋操大元帅，代表宣统皇帝设立行辕。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六镇统制吴禄贞、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为辅。舒清河为西军总统官，禁卫军两咨议官为辅。武昌起义之际，东西两军业已开到指定地点，东军驻滦州以东至山海关一带，西军驻开平以西至丰润一带。本来预定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期间举行大操。西军多满人，东军多汉人，预定安排到最后是西胜东败，确有满人击败汉人之意。时新军将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与革命党人决议，利用秋操实弹射击，乘机击溃西军，然后东军攻入北京。但因武昌起事，清廷决定停止秋操，将两军禁卫军撤回拱卫北京。事遂未成。这时恰巧清军向南方赶运军火途经滦州。押运军火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通知张绍曾，预谋在滦州扣留军火。10月29日张绍曾联合一些军官致电清廷，提出12项要求，史称“滦州兵谏”。这个事件对于清廷来说，实比武昌起义威胁更大。清政府为缓和局势，10月30日匆忙决定起草宪法，下罪己诏，释放政治犯，此时摄政王载沣为维持风雨飘摇的清廷，甚至主张迁都热河(今河北承德)，以避开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
　　这时吴禄贞来到滦州，决定乘荫昌率军南征，北京城内空虚之时，亲率义军进攻北京，即可兵不血刃推翻皇帝。于是策划以新军张绍曾部、蓝天蔚部和卢永祥部为第一、二、三军，同时发动，会师丰台，直捣北京。又因张部出枝节，计划未遂。清廷急派吴禄贞出任山西巡抚，调吴部进攻娘子关，打击宣布独立的山西新军。吴禄贞赶到石家庄，一面阻止六镇进攻山西，一面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共商革命行动。决定组成燕晋联军，吴为大都督，阎为副都督。晋军、六镇、二十镇联合进攻北京。不料就在吴禄贞回到石家庄时，其部下一军官被清廷收买，11月7日吴禄贞遇刺身亡。诚为北方革命事业重大损失。
　　11月20日，清廷宣布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袁世凯率领他的卫队开进北京城，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吸收了相当一批立宪派人物入阁。清廷也解除了摄政王职务，袁世凯这时已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还乘机将满人组成的禁卫军统率权由皇族转到北洋军将领门下，并调往北京城外。袁世凯则将自己的卫队改编的拱卫军护卫北京城内。至此，袁世凯身居北京，掌握军政大权，业已成为清廷和革命党双方都必须刮目相看的关键性政治人物。
　　10月30日，各省革命军代表大会在湖北汉口举行，达成一项重要决议，即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与会代表认为，清政府业已名存实亡，若袁世凯以举手之劳推翻清室，建立民主共和政体，革命军将以民国临时总统之位给他。当时在北京活动的获释革命党重要人物汪精卫，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曾电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黄兴电告，若袁世凯参加革命，即可举袁为民国首任大总统。
1912年元旦(即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回国不久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一时间，中国领土上就出现了两个中央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另一个就是行将灭亡的北京的大清帝国。孙中山先生也表示，袁世凯若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不过首都应设在南京。这样“用袁以倒清”就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共识。
　　当时不少革命党人的观念，是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出发，以恢复汉人统治为目的。袁世凯既然是汉人，又能够推翻清室，建立汉族统治政权，何不联袁倒满呢?
武昌起义后，北方革命党人也加紧了在北京的军事行动。11月9日，革命党人计划在北京鸣炮，在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举难，义军进攻东华、西华两门，再进攻天安门，但革命党人突遭清军包围逮捕，举义失败。12月1日，同盟会京津保总部成立。14日“北方革命协会”组成。1912年1月2日，京东滦州驻军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公举王金铭为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雅雨为参谋长，并通电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而袁世凯竟派军队前往镇压，滦州城陷，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均殉难，滦州起义失败。
　　②1月4日，北京革命党人获悉，袁世凯将途经东华门大街，于是准备刺杀袁世凯。不意投弹未中袁氏，袁则有惊无险，迅速改线逃离现场，而三名革命志士却遭被捕遇害。这次行动又告失败。1月9日，北京、通州一带革命党人准备联合起事，终因有人告密，几名志士又遭被捕殉难，举事未成。就在清廷摇摇欲坠之时，竟有一些满洲亲贵组织“宗社党”，妄图以屠杀汉人来挽救清室的灭亡。禁卫军头目良弼是这支皇族武装的统率。他不惜要为清室肝脑涂地，还要监督袁世凯，防止他叛变清廷。有位革命志士彭家珍，1月26日找到西安门内光明殿胡同良弼住所，对退朝回家的良弼迎上投弹，彭氏当场牺牲，良弼被炸重伤，次日身亡。总之，武昌起义成功，尤其是南京建立民国革命政权以后，北方革命党人加紧活动。为了革命胜利，志士英勇献身，义无反顾，可歌可泣。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北京城里也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就在良弼遇刺当天，湖广总督并第一军总统(即军长)段祺瑞领衔，有50名清军高级将领参加，联合通电清廷，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引起了清室万分惶恐。握有实际兵权的众多北洋将领向清廷步步紧逼。2月4日，段祺瑞等九将领又向清廷发出逼退第二电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瑞等“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满洲王公亲贵，接此电文，相顾失色，顿感手足无措。
1912年2月12日(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被迫发出退位诏书。内称：“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③《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率各部大臣副署。
　　退位诏书的发布，不仅宣告大清帝国定鼎中原268年统治的灭亡，也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它意味着辛亥革命使命的最终完成。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在《毛泽东文集》中，专门有一篇《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的文章。毛泽东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④ 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战友宋庆龄早年就这样讲过：“清帝逊位，是辛亥革命最显著的成就。它的意义，实极巨大，因为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使含有世界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专制政体消灭，这真是世界史上进步的一个碑石。”
　　⑤辛亥革命的成功，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意义不可低估，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为以后革命斗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所以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率先喊出“振兴中华”口号的孙中山先生，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
　　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⑥“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
　　⑦“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推翻了满清并建立了中华民国。”
　　⑧但并没有“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
　　⑨从这点上来讲，辛亥革命仅仅取得了国民革命阶段性的伟大成果，这个胜利是完成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接力的第一棒。“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⑩这个革命，后又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最终胜利完成。
　　辛亥革命为继续完成中国革命任务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就说过：“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接着谈到研究中共党史，严格地讲，“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因为辛亥革命成功，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使人们思想获得极大的解放，几千年来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则是神圣的“天之骄子”。而辛亥革命却把皇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封建专制制度被摧垮，人们维护基本人权的思想，顿时占了社会的上风，一时在社会上充满着希望和生机。民国初年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绝非偶然，恰恰是辛亥革命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的结果。于是产业工人的增多，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条件。民国初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各种思潮相继在中国传播，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生根落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还有一些人受到过辛亥革命宣传的影响。所以从远因来讲，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干部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余论
关于晚清和民国的社会性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认为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就必然得出一种认识，辛亥革命无足轻重。既然丝毫没有改变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任务又没有完成，辛亥革命不是失败又能是什么?其实，这正是所谓“以论带史”必然得出的错误结论。
“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的政治地位，它是与全独立和全殖民地相对而言的，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完全的独立国沦落为既是半独立国，又是半殖民地。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那么“半封建”呢?指的是社会经济形态。半封建的另一半是什么呢?是半资本主义。已故著名史学家胡绳，早在20年前就讲过：“所谓半封建也就是半资本主义，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而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诚然，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已经沦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大清封建王朝，确实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地位。那么，辛亥革命前后是否都是半封建社会呢?晚清没有资格侈谈什么资本主义，那么半封建也就勉强了。以慈禧太后为集中代表的晚清统治者，只能代表满族封建贵族以及汉族封建官僚地主的保守势力，与资产阶级是不搭界的。而民国时期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北京政府代表谁的利益?“袁世凯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南京政府代表谁的利益?“城市的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农村中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柱。”这也就是说，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是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权。这足以说明，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无疑比晚清的封建社会是历史的进步。那么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著名史学家李时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观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不言而喻，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民国比晚清进步早已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
再说辛亥革命的确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没有能够改变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政治地位。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比起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也并不逊色。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1649年把英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但直到1688年才以政变的形式，使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前后用了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前后动荡了86年，才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西欧国家打倒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尚且如此艰难曲折，怎么能够要求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和有着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封建统治的中国，一个辛亥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完成如此极其艰巨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当做的，恰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绝“不可以苛求于前人”。毛泽东多次讲过，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接力第一棒。
上世纪中期，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论文中，毛泽东讲到：“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言。我们已经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在做着比我们的前人更大的贡献。我们现在仍然继续做着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振兴中华”的伟业。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光荣的继承者。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祖国富强、人民富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而继续奋斗。
①《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638页。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1版。
②今北京西北郊有“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纪念园”，是民国25年(1936年)设立的。滦州起义王金铭、施从云两烈士被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先后追赠为陆军上将，白雅雨烈士被南京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③转引自丁中江著：《北洋军阀史话》第一集第245～24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12月第1版。
④《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44～34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⑤引自《宋庆龄论辛亥革命》，载《中国建设》中文版1981年第9期第2～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6～6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558～559页。
⑧《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
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
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页。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0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载《光明日报》1981年4月20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208～209页。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5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56～157页。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