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同仁堂自1669年立铺之后，盛与衰交替，但招牌未倒，乐氏铺东地位未变，这里面有一重要的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供奉御药。
同仁堂创业以后，集古方、祖传秘方、宫廷秘方、民间偏验方之大成，致力于研究丸散膏丹，其疗效驰名中华大地，这是它供奉御药的最基本的条件。清初，北京乐氏家族成员乐显拘又以高超的技艺和众口皆碑的医德，跻身于清宫太医院，任太医院医官吏目，深受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器重，这是它供奉御药的重要因素，所以雍正上台(公元1723年)以后立即颁布“圣旨”，“钦命”同仁堂供奉御药。自此开始，一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止，历经七代皇帝，时间长达近190年，供奉御药的“皇差”一直由同仁堂担任。
供奉御药，又称承办官药，实际上是当“皇差”。“伴君如伴虎”，更何况是直接关系人的安危的药味，对此，乐氏慎之又慎，小心供奉，不敢出半点差错，整日处于“诚惶诚恐”之中。
清宫太医院御药房下设各宫药房，如乾清宫、储秀宫、宁春宫、宁寿宫、寿康宫、寿安宫、圆明园、颐和园等内宫药房，此外还有南苑、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等行宫药房，各药房都可通过崇文门税务处向同仁堂派差，供奉药味。同时皇宫内外，上至皇帝及后、妃、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杂役，同仁堂都得在药味方面伺侯，因此供奉御药并不是一件易事，“皇差难当”诚如是也。
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秋，乾隆皇帝去热河围猎并巡视关外，要备“随围药味”，御药房的细料药味与丸散膏丹不够用，御药房就给同仁堂下达紧急“粘单”(供货通知单)，“限八月三十日送至”。御药房货都不全，急坏了乐氏上上下下，他们日夜清点，派出采购，总算如期完成了任务。其中包括牛黄、麝香、雄黄、花粉和天麻丸等，此外还有西纸二刀，笔两枝、墨一锭。
同仁堂素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炮制严格、疗效显著”著称。它自创业之后，一贯遵循“炮制虽繁并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并不敢减物力”的祖训，所制丸散膏丹质效兼优。供奉御药更使乐氏精工细作，并不断研制新品种，因此名声越来越大。据日本历史上的医药家吴继志(其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我国清乾隆时期)所编撰的《质问本草》一书记载，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和五十一年，吴继志与同仁堂的周之良、邓履山、吴美山互通信函，讨论草药的性能与应用问题，如书中记载了周之良等三人关于女贞子的说明：“女贞子，又名冬青子，平肝补肾，用子。”这条史料说明清朝时期同仁堂已驰名海内外。正因为如此，清王朝在医药供应方面对同仁堂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御药房不仅抄录了《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簿，供太医参考，而且经常传旨同仁堂，按此配方簿炮制供应丸散膏丹，同仁堂几乎成了宫外御药房。
光绪十三年九月十四日，“总管李莲英奉旨由同仁堂传来如意长生酒应用”。这一年慈禧太后53岁，自觉一天不如一天，同时患有消化不良、大便不实等症。她又想延年益寿，又想不耽误“垂帘听政”，急需药品补养，同仁堂的如意长生酒主要由加减史国公酒、木瓜酒等勾兑炮制而成，主治消化系统疾病，壮精神，这不仅在功能与主治上适用慈禧病症，而且在名称上也适合于慈禧的心理需要，因此传旨同仁堂。
同仁堂供奉御药是颇不容易的。在时间、数量、品种、质量上绝对没有回旋的余地。据档案记载，光绪十二年三月乾清宫和储秀宫两宫内药房要同仁堂供奉咀片96味，其中储秀宫初七传松节八两等，十六日传谷芽八两等，十七日传谷芽八两等，二十七日传党参八两等；乾清官初九日传瓜娄仁四两等，初十日传乌梅八两等，二十四日传枇杷叶四两等，二十七日传陈皮丝四两等。这份档案最后又标明：“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储秀宫传青竹丝共三十二两”。这仅仅是乾清官、储秀宫两宫内药房一个月供奉药味情况，如果再加上其它宫廷其它药房，同仁堂一天得供应几次。
供奉御药是有风险的。有关文献记载：清雍正年间，皇族内部为争夺皇位，互相杀戮，他们为掩人耳目，编造出同仁堂供奉的药味有问题，以至毒死了人。事实上雍正帝的几个兄弟确是被毒死的，但绝不是同仁堂供给的毒药。乐家自知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据理力辨。皇帝心里也明白乐氏家族是无罪的，但为平息人言，还是下了一道“开恩”的圣旨，乐氏家族的一个成员被斩首于菜市口。此后，乐氏家祠里多了一个羊皮裹身的木制无头布衣人，一直供到1949年。
供奉御药心惊胆颤，但好处却大大超过弊端，其一是预领官银和增调药价。
雍正年间预领官银四万两；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起每年预领官银三千两，并准同仁堂调价三分之一。乾隆十五年借给本银五千两；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预领官银一千两……。
预领官银和增调药价，增加了同仁堂的流动资金，保证了供奉御药的盈利，同仁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到宣统年间，清官长春宫、储秀宫、乾清宫、颐和园四处内药房共欠乐氏实银187,387两，欠制钱235,634吊之多，同仁堂为免除麻烦，没有向宫内去讨帐，说明乐氏已十分富有。
供奉御药最大的好处是保住了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和乐氏的铺东地位。
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四月，同仁堂不慎失火，火光冲天，将大栅栏药铺和药味全部烧毁，铺东乐以正连急带病很快离开了人间。其弟乐以中年龄尚小，孤儿寡母实在难以支撑。此时乐氏变卖所有家产都不够偿清“官债”，于是呈文给乾隆皇帝说明情况，乾隆为保长命百岁，不能不要同仁堂供药，下了一道“垂怜”的圣旨：把烧得残垣断壁的药铺及余下的药味仍归乐氏，同时命令提督府招商承办同仁堂，，但不管谁招商承办，乐氏铺东的地位不能变，同仁堂的招牌不能换。乾隆利用皇权给了走投无路的乐氏一条生路。
招商承办者是乐氏儿女亲家张世基。张氏出资修理了店铺，恢复了经营，并替代乐氏承办供奉御药，一直到清朝灭亡时止，张氏称同仁堂药商，并给予乐氏二股分息。
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同仁堂仍难以支持，开始典让他人，先后典与朱家瑛、满族人庆某、慎有堂与董迪功。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乐平泉收回祖业重振同仁堂，才又开始了乐家独资经营的局面，自1753年至1843年，在长达90年的历程中，同仁堂铺东、同仁堂药商、同仁堂招牌一直未改变，这不能不说是供奉御药的好处，否则，同仁堂也许就不存在了。
自1753年张世基招商承办同仁堂并为同仁堂药商后，与乐氏家族的关系一直相处很好，这自然有世交之原因，但还有重要一点：同仁堂药商必须由同仁堂铺东担保。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同仁堂药商张大镛病故，同仁堂铺东乐清安等四人保其子张登云出任药商。张登云去世后，崇文门税务处上呈御药房说明情况，御药房行文崇文门税务处“作速传同仁堂铺户，令其出具保结委一官商顶名充补，送至本药房当差”。同仁堂铺东乐清安等“呈报张登云之子张洪充补前来相应”。之后乐清安等带张洪到御药房“验身”。御药房再行文皇宫景运门档房：“张洪年十九岁，身中，面黄，无须麻相，应将已故商人张登云之腰牌更名付给新药商张洪佩带之处”。张洪经乐清安等具保，取得了同仁堂药商的资格，并领取了出入皇宫的凭证——腰牌。
清宫廷需要同仁堂供药，同仁堂也要得到清官保护，这就是同仁堂与供奉御药的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