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端，东南为平原，占全市面积38%；西北为山地，一般海拔1000～1500米，占全市面积62%。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早在远古时期，黄河改道，河水经山西流入河北，进入永定河古河道，切穿西山右臂，游刃于西山峡谷之中，而后自京西三家店处喷泄而出，形成巨大的冲击扇。
永定河因裹携上游泥沙，含沙量仅次于黄河，故古时有小黄河之称。小黄河泥沙沉积于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环绕的低地，形成土壤肥沃、泉流广布的北京湾小平原。
据考古发掘，早在70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生活居住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而万余年前北京东胡林人开始自山洞迁居平原定居，使北京地区古人类群体逐渐脱离原始形态，从专营采集、狩猎，发展至渔牧、养殖业，繁荣了社会经济生活和物质文化。
北京地区的文明之始，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据史记载:公元前3000年，中原地区已形成部落联盟，伏羲、神农先后成为联盟的最高统治者，传说中的天子。公元前2550年，神农氏衰，轩辕氏起而代之，史称黄帝。
黄帝时，中原民族掌握了历法、文字、丝织、舟车、建筑、音律、冶炼、耕种等科技、文化知识。随着中原民族逐渐东进，文化随之移入，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北京地区已出现了从事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聚落，文明使北京地区结束了原始状态。
北京始称“幽陵”，中原联盟的天子帝颛顼、帝喾均曾游幸于此，此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族称北狄民族。
帝尧时、少昊金天氏(黄帝之子)有不孝子孙共工氏在联盟中居水官之职。共工为人险恶，被世人称为顽凶，舜时任摄政，向帝尧谏议流放共工氏于“幽陵”，帝尧允之，共工氏移居幽陵，是史书中记载的第一支迁居北京地区的中原民族。
共工氏与北狄族混杂一处，相互通婚，相互融化，至帝舜将幽陵划入冀州版图时，共工氏与北狄族已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共工氏因掌握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则成为联盟盟主，因此，史称共工氏化北狄。
尧时期，中原民族已进入辽西地区，史记载:帝喾之子契(帝尧朝司徒)，封子昭明镇辽西砥石。昭明是商文化的缔造者，其族发明马车(相土造马车)、牛车(王亥造牛车)，促进了商贸的交流。其族货殖千里，由辽西迁陕西，转而进入中原，成为中原大国，史称其族为商族，始祖昭明为商人。
商族子履，经11战革夏，建立商朝，将国都迁于山东曹县，使齐鲁之地为天下圣地，万国朝贡、商族云集，迅速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枢。
齐鲁地接冀幽，为防犯东北夷狄势力南下，商都亦由山东、河南逐渐迁入河北，并在辽冀兴建了古燕国、孤竹国、箕国、令支国为天朝屏障，阻止了夷狄南侵。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革商，封召公奭于房山县琉璃河古燕国；封帝尧后裔于北京地区的古蓟国，由于蓟微燕盛，燕乃并蓟居之。因此，北京有燕蓟之称。
燕国都城为“幽州”，因地处齐赵晋胡之间，常为他国鱼肉、如在狭缝中生存。公元前320年，燕王哙即位，鉴于齐、晋变法成功，立除弊政以改弱燕之势。
齐国怕燕国势大鞅及邻里，则出师伐燕，于公元前314年克燕，杀死燕王哙与摄政子之，扑灭了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改革的风火。
燕国存亡，关系到整个社会格局的变化，赵魏楚三国密定:“伐齐而存燕”并迎立公子职即位，是燕昭王。
燕昭王是位英名的君主，他承继父志，力除朝弊，用黄金筑台，招揽天下英才，郭隗、乐毅、苏秦等纷至沓来，使燕国逐渐强大。
苏秦游说诸国联齐抗秦，转移强齐政治目标，燕国经历20余年的苦心经营，国富民强，士卒乐佚轻战。燕王命乐毅督秦韩赵魏燕五国兵马伐齐报燕之辱，乐毅一战而下齐70余城，克齐都临淄。燕王又令秦开伐东胡，燕军势如破竹，拓地千里，将东胡迫至西喇木伦河流域。秦开率得胜之师东进辽东，将商裔箕氏朝鲜势力逐出辽东，两国划鸭绿江为界，凯旋之即又灭了辽河北部的貊国，使燕国尽有辽幽之地，并修建了一条西起兴和，止于龙冈的千里燕长城，充分体现了燕国劳动人民的建筑技术和劳动智慧。
燕国得辽东之煮(盐)，冶炼技术赶超中原诸国，加之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阔的疆域，终使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燕地并入秦上谷郡，并令太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在秦燕赵长城基础上，修建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碣石的万里长城，使南北文化出现一条隔离带，两族文化差异逐渐拉开，当中国已进入封建中央集权制时，东北西诸民族还处在奴隶社会和原始部落之间。
公元前206年，秦朝亡，楚霸王项羽私将燕地封于藏荼、都蓟，辽东王韩广不肯让出自封的燕王之位，被藏荼杀之，并王其地。
公元前202年，刘邦提师北上诛杀藏荼，将燕地封给异姓王卢绾。卢绾怕被刘邦吞并，采取联代抗汉的政策。公元前195年，刘邦灭代主陈豨，卢绾见事败逃入匈奴。
燕王先后继任者有刘建、吕通、刘泽，刘泽犯罪自裁国除。汉武帝时封子刘旦为燕王，刘旦被诛再次除国，汉昭帝元年(公元前80年)诏改燕国为广阳郡。
公元9年，王莽篡汉，分匈奴为15部，降王为侯，收缴汉封印缓，破坏了民族关系，迫使东北诸族叛乱，驱兵南下，燕国首当其充，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
公元25年，刘秀称帝，为解除后顾之忧，兵进幽州，杀伪燕王彭宠，尽有燕地。东汉末年，三郡乌丸和鲜卑势强，对燕地威胁极大，曹操降服诸族，迫其内迁幽州，大大补充了燕地的劳动力。
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改国号为晋，将东北地区纳入幽州管辖，幽州刺史为最高地方军政长官。公元290年，晋惠帝即位，诸王争位，连续16年的战争使晋朝日衰。鲜卑族乘机壮大势力，至慕容皝即位，则于公元337年去公号，自立为燕王。
慕容■即燕王位、较其父更雄武。公元351年，后赵石勒部衰，慕容■一战而占幽蓟，十战而有中原，次年称帝，国号前燕，立都于蓟城，这是蓟城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北方，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政治都城。
蓟城中心是蓟丘，今之白云观地区，前燕在城内开始立太庙、宫殿，使久经战乱的蓟城再度繁荣。
公元370年，前秦苻建攻灭前燕，更燕都为燕郡，蓟为郡治。蓟是北方重要城镇，无论其为州、为郡、为国，均以蓟城为治所，足见蓟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前秦因公元383年淝水一战败北，国力自此不振，慕容垂乘机而起，接管了前秦东北政权，建立后燕，仍袭用前秦幽州旧制。
氏族、鲜卑族、羌族、匈奴族、羯族先后称霸中原，史称五胡乱中原，直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纷乱的局面。
北朝历史长达140年，幽州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统治，成为多民族聚居区，千姿百态的民族文化，繁荣了幽州古城。
公元581年，北周相国、随王杨坚篡政称帝，建立隋朝，并逐步统一中国，定鼎天下。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被其子杨广所害，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为镇抚东北、征伐朝鲜、解决运输之忧，于公元605年～公元610年，倾国力开凿北运河(京杭运河)，动员劳工上百万人，五年峻工。隋炀帝乘舟北上，直抵蓟城，改幽州为涿郡，在蓟修筑临塑官，亲镇涿郡，督军东进讨伐朝鲜。水是商业之父，涿郡得运河之利而繁盛。
公元618年，唐公李渊灭隋，涿郡隋将罗艺降唐，唐朝改涿郡为幽州，蓟改称幽州城。幽州城南北7里，周长32里，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开12座城门。城中另有子城，为藩镇衙署所在。城内居民划分为坊居住，计有罽宾、肃慎、卢龙、辽西、花严、铜马、蓟北、军都、幽都、招贤、归仁、劝利、时和、遵北、归化等坊。坊之间有纵横交错的街道，有檀州街、燕州街、经略军南街，成为北京最古老的街道名称。城内有市，是幽州城进行商业、贸易的场所。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东征高丽，曾以幽州为军事基地，次年搬师而回，为悼念东征将士，在幽州城内，今宣武区法源寺街，修建悯忠寺，悼念亡灵。该工程直至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才峻工，北宋时宋钦宗曾被囚于此，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修此寺，赐名为法源寺。
唐天宝元年(742年)，更改幽州为范阳郡。755年，安禄山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并以范阳郡为调度中枢，起兵叛唐。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胡人，先后称大燕皇帝，立都幽州城，更名为燕京。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改燕京为幽州郡，五代时，刘守光再次以燕京为都城，自称大燕皇帝，建立割据政权，三年后败亡。后梁、后唐仍恢复幽州旧制。至后晋石敬塘，为得到辽国的支持，争霸中原，则于938年将幽州割让给辽国。辽代建五京，会同元年(938年)，以幽州为南京，作陪都。
辽南京仍以幽州城旧址为基，拓广36里，设8座城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并在城西南建弘义、长宁、永兴、积庆、延昌、彰愍、崇德、延庆、兴圣、敦■诸宫及清凉、元和、嘉宁等殿。皇城南建有永平馆，为接待各国使节朝圣所用。
燕京(南京别称)，内设二十六坊，除沿用唐坊旧名，新增有隗台坊、永平坊、北罗坊、齐孔坊、宣化坊，城内居民划坊居住，人口多达30万。城北有市，百货盛集，精绝天下。辽帝信奉佛教，因而燕京城内寺庙林立，昊天寺、开泰寺、三学寺、竹林寺、天王寺(明改为天宁寺)均为寺庙之冠。因宋辽对峙，燕京则成为两国交界，由于民间交往频繁，燕京由此而成为两国商贸、外交、文化交流的中心。
1115年，女真族兴起于东北，完颜阿骨打创立金朝，金通使于宋，密商灭辽，事成后，分燕京于宋。1123年，金国克燕京，送一座空城于宋，并索宋1百万贯、米20万石，宋改燕京为燕山府。
1125年，金灭辽，随即挥师南下克燕山府，次年灭北宋，统一了黄河以北中国广大地区。金海陵王完颜亮为驾驭庞大的帝国，于天德三年(1151年)决定迁都燕京，改其为中都，在辽燕京旧址修建新都，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中都，郭下治两县，西为宛平县，东为大兴县，此两县格局、名称一直沿用至清代。
中都城的建筑仿照宋汴梁城设计规模，计三重城。外城周长18.5公里，城高13.3米，城开13门，西曰丽泽、灏华、彰义、南曰景风、丰宜、端孔，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北曰会城、通玄、崇智、光泰。都城正中为官城，有大安殿、仁政殿、福寿殿、承华殿、泰和殿等及粹英宫、寿昌官等。殿东建有文楼、来宾馆、太庙；殿西建有武楼、会同馆、尚书省。其中会同馆与来宾馆专供各国使节朝圣所用。
外城拓宽，城内住坊增到62坊，并设有南北或东西对称坊，如南开远、北开远，南永平、北永平，南辑楼、北楫楼，前蓟宁、北蓟宁，南卢龙、北卢龙，南春台、北春台，东甘泉、西甘泉，东开阳、西开阳，东河曲、西河曲，东孝慈、西孝慈等诸坊。
中都中心在宣武区内，今牛街一带则形成金中都闹市，有穷汉市、蒸饼市、胭粉市，并有店铺及酒楼，这是南城宣武区最繁盛的时代。随着金主荒淫无道，国势日衰，1206年蒙古摆脱金朝控制崛起于大漠，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1212年～1214年，蒙古骑兵两次兵临中都城下，迫于蒙古骑兵的压力，金朝迁都于汴梁，1215年蒙古军攻克金中都。
由于蒙古军对中都的野蛮暴行，使中都昔日繁华的宫殿成为一片瓦砾，惨不忍睹。此后，几十年无人问鼎，中都已成一遍蒿草，荆棘成林。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曾到中都视察，目睹瓦砾荆棘的金故都，放弃了修复的念头，返回开平即帝位，定开平为上都。
1267年，元帝忽必烈决定迁都中都。于金中都东北郊重建都城，宣武区逐渐冷落乃至荒凉。1274年宫阙建成，定名为大都，忽必烈正式迁都。
元大都新城周长30公里，内设皇城周长10公里，内城居民分50坊，迁辽金旧城居民于此。大都街道井然有序，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纵横交错，有如棋盘，积水潭处为商贸中心。
元朝版图是中国有史以来地域最为广阔的朝代，大都为元朝首都，自此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都形势雄伟，虎踞龙盘，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自此被历朝统治者视为兴龙之地。
1368年，朱元璋鼎定江南称帝，改国号为明，立都南京，诏令徐达北伐。元军不能御，弃大都逃回漠北故土。1380年，朱元璋封四皇子朱棣为燕王，改大都为北平府。
朱元璋长子朱标早逝，朱元璋百年之后传位于嫡长孙朱允炆，1399年朱允炆即帝位，是建文帝。建文帝知其叔燕王朱棣久有窥帝位之心，又手握重兵，则诏令削藩，以绝肘腋之患。朱棣不甘就范，以清君侧为名，南下讨伐，并于1402年攻克南京帝都，夺取帝位。
朱棣由燕地而来，知燕乃龙兴之地，为建万世基业，1406年诏令迁都。北平府因天灾人祸，人口流失甚为严重，营造新都人力不足。朱棣迁调南方工匠23万北移京师，1421年，新都峻工，朱棣迁移新都，更名为北京。
北京城分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四座，以紫禁城为核心，以一条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为全城布局的依据，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建有左祖右社，左文右武等太庙、社稷坛及中央政府各部。外城仍依元都旧址，将元代北城墙南移2.5公里，仍开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元代南城墙亦由今东西长安街南拓2700余丈，门名仍用崇文、正阳、宣武门名称。为斩除元帝都王气，宫殿全部拆除新建。
新建的北京城，宫殿宏伟，座北朝南，凝重而威严，突出了皇权的威仪。外城有廓，城以卫民，廓以卫城，相互依存，共建城防。北京城南是敞开的平原，元代为荒郊，明时开始建商肆，使其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
明末，万历皇帝祖孙三代荒淫无能政治衰败，东北女真族再度崛起攻占关外明地。内地各省义军亦纷纷造反，使明朝顾此失彼，难于应付。1644年，李自成攻陷明都北京，建立大顺政权，由于农民军进城后腐化，战斗力衰弱，明东北统帅吴三桂乘势反攻，并联合女真族一同杀进北京。李启成虽然败退出北京，吴三桂亦未能恢复明朝，而女真族渔翁得利，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
1644年10月1日，清帝福临建都北京，清军入京后，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内城居八旗子弟，外城居汉、回居民，城内成了演武厅，城外成了商贸市场，这种独特的分居形式，直至清末才结束。
清时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流通的扩大、外城经济的发展，使南城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外成为商、农、手工业产品的重要集散地，为商业民族迁移、经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工商会馆、同乡会馆、殡葬仪馆及试子会馆提供了繁衍的土壤。
清时北京有两大发展受世人瞩目，其一，是西北的皇家园林；其二，是南城的会馆，使北京城南西北三面，成为京师繁华之地，无城之市，天下一大奇观。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各省纷纷独立，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清总理大臣袁世凯久窥帝位，一面与南京政府议和，许以推翻清廷，条件是当选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以南京政府相威胁，清末帝宣统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诏告天下逊位。孙中山遵守诺言让民国总统之位予袁世凯。
1913年10月袁世凯宣誓就职民国总统，并以北京不靖，迁都于北京，摆脱了革命党人的控制。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为争夺民国统治权，搅得北京14年不得安宁，先后称总统者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称雄者有段祺瑞、张勋、张作霖。
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民国政府，利用武力兼并了南北群雄，东北王张学良易帜民国，中国得到初步的统一。1928年6月28日，国民党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政治中心至此南移。
1937年7月7日，日寇侵占北平，建立华北日伪政府，北平成为日寇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基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北平市重新回到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内。
1946年，国共两党和谈破裂，蒋介石率先发动内线，但只打了四年就全军崩溃退居台湾。华北战区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傅作义，审时度事，于1949年1月底与解放军握手言和。北平和平解放，人民免遭涂炭，文化古迹得以完整保留，傅作义将军为人类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将铭记千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立都于北平，改北平为北京。随着全国的解放和统一，北京市迎来了大治之年，经40余年的建设，北京城已由手工业城市发展成为以石油、冶金、煤炭、纺织、建材、电子、仪表、机械等大型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化城市。
北京现行政区域总面积为16807.8平方公里，人口达千万，划分为19个区县，铁路纵横南北，立交桥环绕北京，将北京变成连结中国各省的交通枢纽。
北京的悲壮历史，使其成为中国六大文明古都之一，但其城建规模、古建园林、文化艺术、聚居民族却冠六都之首，因此被誉为东方的明珠，中华民族的心脏。
会馆文化顺应历史而生，亦随时代发展而亡，但其五百年的文化史，将丰富首都文化宝库，为首都的历史增光添彩。
第二节 北京商业民族发展史
商业民族是以经济活动方式为界定标准而划分的一种民族，它与以农立国的农业民族、以渔业为生的海洋民族相对而言。所谓商业主要是指对外贸易，因此这种民族大多处于开放型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聚居地。该民族有着强烈的商品意识和商品价值观念，在古代与当代民族中都属于发达的民族。
中国有史记载专以商贸货殖为业的民族，是生活于公元前21世纪夏初时期的古商族，古商族是天子族帝喾的宗支，始祖是帝尧时代的司徒契。契助夏禹治水至砥石，留子昭明镇守辽西。辽西边邻北夷，昭明散其邑粟与财物，以市戎狄虎豹之皮，从而兴起了商业文化。
幽州北狄首领是帝少昊后裔共工氏，共工氏与古商族同源于少昊金天氏，文化同源，地域相接，辽西商业文化必然首先波及幽州，促使北京地区原始商业文化的崛起。
契始封于陕西商州，契逝后，昭明千里货殖返陕袭爵，诸侯称其为商人，其族为商族。
商族根据货殖的需要发明了牛车、马车，随着贸易的扩大及武力扩张，至相土即位时，国都已迁入河南。至王亥即位时，边贸已达河北易县，直接影响着幽州贸易发展。
契第十四代孙子履即位，经革命推翻暴夏，取代天子之位，幽州已成为商燕国，直接隶属于天朝管辖。并成为商族防御北边、商贸集散的重镇。
商末，商都曾一度迁至河北，离宫别馆直抵河北广宗沙丘，随着商族的东迁，商族的经济、文化科技大规模进入北京地区，促进了燕国的科技、商贸发展。至战国时，北京的冶炼技术已居全国首位，又占据渔、盐之利，成为北方的商业大国，战国七雄之一。
燕末，习齐之城镇革命，四民以职业区分定居于州，燕国商民的定居，形成燕地商业市区，而商人则成为最早的城镇市民。燕国的商业兴盛，聚财巨亿，投巨资筑燕北长城，使四战之地，三面无忧，达到了逐鹿中原的目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36郡，燕地并入上谷郡，尊行度量、文字、法令、车轨、历法统一制度。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对战后的北京地区恢复生产，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上谷郡出现经济繁荣的景象。
汉文景时期，商民囤积居奇，严重危害到士农工的利益，被汉民视为■害。为此汉朝政府对商人活动加以严格限制，北京地区亦如全国，出现了“列肆”(同行业集中管理)行业区域的划分，加速了商业的分工。
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以来，北京地区成为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争夺的交点，使农业生产、商业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各朝统治者为了恢复其生产，将游牧民族强迫定居下来，补充劳力的不足。但游牧民族不善农耕，为了生存，多转向商业发展。这一变化，促进了城镇商业化高速发展，使战后的北京地区，再度出现繁荣。
隋炀帝是好大喜功的皇帝，为了统一朝鲜地区，不惜发百万卒修凿大运河。大运河终端是京东通州张家湾，使北京地区有了水运码头。孙中山先生指出:“水是商业之父”。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商业可浮舟上下，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北交通问题。商业的发展，加速了行业的划分，至隋时，北京各种行业已多达60余种，同业组织的“行”亦应运而生。
“行”是一种官督商办的社会团体，由政府批准成立，民主选举产生出行首、行老、行头等不同名称的帮主。“行”除处理本行内外事务，决定人行商户，统一经营方针，进行活动登记外，还要承办政府分配的任务。
行业组织的诞生，使资金得以集中，有计划的发展同行业生产，使北京地区百业振兴，货物齐全，成为唐代的北方经济重镇。并为安禄山、史思明建都称帝奠定了环境基础和必备的条件。
辽国统治燕京时期，比邻宋国商业已分工多达360行。辽朝规定“习唐学宋”，因此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枢北京，首先吸收了宋国的经济改革，使幽州城内店铺林立、市场繁荣、商市之中，锦绣精绝、桑拓麻麦、羊豕雉兔、蔬果稻粱无奇不有，百货齐全。幽州的繁荣、昌盛为其日后成为中华民族的国都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迁都北京后，使之成为京师之地，游牧民族的移居，给大都带来了战后急需的生产力，而元朝版图所辖的各族朝圣、通商者给大都的繁荣，输送了新鲜血液。
蒙古人、色目人，均善于经商而鄙视农耕民族恋土之情，长期迁徙不定的习性，使其更具商业素质。商业民族大批移居京师，使大都人口迅速膨胀，每年需要生活用粮多达300万石。然而，大都至南漕终点通州有82公里陆路，水路转运京师曾加了经济负担。科学家郭守敬吸取了金代修凿运河失败的教训，设计了一条引昌平白浮泉水、西折南转，入瓮山泊、经高梁河至西门入都城，汇入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直至通州张家湾注入白河的人工运河。经元帝忽必烈的照准，运河自1292年动工，历时一年而竣工。该河全长82公里，因河道西高东低，落差20米，郭守敬采取渠闸蓄泄的原理，最终使千帆顺河西上直抵京师商贸集散中心积水潭。忽必烈表彰其功、赐运河名为“通惠河”。
通惠河通舟，大大减轻了水陆转运的经济负担，商业民族纷至踏来，各地巨价异物及百货云集京师，在钟鼓楼地区形成巨大的商业区。区内有缎子市、珠子市、鹅鸭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羊角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文籍市，充分的体现了不同民族的经营风格及行业划分的成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宫庭之需，元大都手工业、工矿业得到发展，其中包括丝织、毡罽、采矿、冶炼、军器、酿造等，不但保证了供给，还有余力输出。
明代，商贸集散中心逐渐向南城城郊拓展，明政府为了安置南方移迁来京的2700户手工业者，在正阳门外建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开铺招商。手工业者在后院设作坊，利用前面店铺经商，形成流水作业，经数十年发展、廊房地区已成为靴鞋、帽子、球皂、制香、刺绣、荷包、丝织、挑花、熔炼金银等手工业、商贸一条龙服务市场。而江南水运的锦缎、三梭布、纸张、瓷器、药才、茶叶、干果、海味、香料、桐油、染料、生铁等物亦在此集散、周转，使原来的荒郊生齿日繁，物货益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容。
随着手工业与商业的联合，廊房四条已经发展成专以商业为目的的商业街。其街主要商号有乐同仁、育宁堂药店，敦华楼、元吉楼银首饰店，广信号、恒丰号彩缎绫罗店，衍庆堂、同兴居饭庄，东兆魁帽店，长和厚绒线铺、一品斋、宋家靴鞋店，种类繁多，吸引了京师各阶层市民来此购物。廊坊四条因防流民而修起了栅栏，南端栅栏为京城栅栏之首，因而获“大栅栏”之称。
大栅栏的繁荣，使其逐渐成为全城商业中枢，商业民族看好了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在其四周形成果子市、鲜鱼市、瓜子市、珠宝市、粮市、煤市、钱市、玉器市、宫灯市等，借大栅栏之吉，繁荣同行业市场，使大栅栏地区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万货俱兴，商业繁荣，而不是耕种。
经商获利的刺激，吸引着农民放弃土地向商业民族转化，贵族亦由土地中将资金游离出来，投入商业竞争。明代大贵族郭勋一人在京投资就多达千万，独开店铺千余家，成为北京商界泰斗，有郭半城之美誉。除此之外，商业积累百万者屡见不鲜，尤以江苏商业民族势力雄厚，史称:“富宝之称雄者，江南首推淮安，江北仰视山右”。而徽商经营的名茶、文房四宝及晋商所经营的当铺、银号充实京师四九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显出自然经济的瓦解迹象，这表明自给性的农业、手工业占居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已悄然让位给手工业与商业相结合的资产阶级。
清代，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汉、回官僚、富商纷纷占据外城城厢，给前三门外的商业街注入了雄厚的资金，使之店铺栉比，摩肩擦踵，喧嚣交易，盛况空前。而内城官办企业、私营企业亦如雨后春笋，铸铜、刀剪、制药、造酒、香蜡、糖果、食品、地毯、宫灯、雕漆、酱菜、纺织、制绦、牙雕、景泰蓝等作坊遍及内城，为游牧民族定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内城宫庭产品倾销于外城，在琉璃厂形成一条文化街。这里有古玩珠宝、名人字画、天下奇石、古曲文籍、金石拓片、水印笺纸及南商的文房四宝，成为文人墨客的驻足之地。而每到正月，文化街暖棚连片、京派风筝、各类小吃、干鲜特产、泥塑面人，争奇斗胜，应有尽有。每至此时，京城士女，如荼如云，车载手挽，络绎于道，从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日，半月间盛极不衰。鲁迅下榻绍兴会馆，开市半月竟去逛厂甸7次，购回文物、古籍及儿童玩具，足见市集雅俗共赏，百逛而无厌。
而每到元霄灯节，十王府街灯市及大栅栏正月初八至正月十七日，则汇集了各地商人及货物。每日开市，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廓，旁流百廛也。夜晚店铺门前各色宫灯、沙灯照如白昼，牌匾相望，不分昼夜。至时，四九城人，扶老携幼，涌观花灯，人山人海举步维艰。商人借机利用灯节大作商品广告，并收到很大的经济效益。
商业的发展，繁荣了市场和文化，使北京城迅速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北京中心都市的确立，功归于历代商业民族不断的努力。同时这块沃土亦为商业会馆、文人试馆的崛起提供了生产的环境和条件。北京的会馆兴起与漫延，为南郊城市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
会馆的集中，使商业民族的信息反馈加快，会馆的宗法、乡土主义加强了商业民族的团结，洋货的内侵，加速了民族工商界的联合，1902年，多种行业联合体商会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兴起。商会外争国威、内争民权，抵制洋商、洋货，争取扩商权，使其成为一股革命的力量。并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充当了马前卒的作用，最终推翻了清朝政府，获得辛亥革命的成功。
清末民初，民族工商阶级在京兴起官督商办和私营企业，徽人周学熙(袁世凯、段祺瑞两届财政总长)率先于1908年在京兴造京师自来水股份公司，而后发展成公用事业局。由此分衍出交通局、市政局、环卫局、园林局、房管局、机械局及所属煤气公司、热力公司、天燃气公司及九大水厂。为北京市城市规化、建设、管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京工商业的发展，壮大了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势力，为日后取代行业帮会、商会，成为工商联合会执牛耳者打下坚固的基础。在这一变化之中，北京的行业公所、商会、工商联合会等会馆相继诞生，在经济上补助了因科举制废除，举子不朝而造成的会馆经济不足。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西南军需工业，解放初期及抗美援朝中作出过历史贡献。
随着社会发展需要，工商企业全部过渡到全民所有，会馆因失去其意义，亦随之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商业民族发展的历史，造就了会馆，哺育了会馆，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盲会馆，必需探其根源，因此，本章意义之重大，不容忽视。
第三节 北京的科举演变
上古时，部落领袖实行禅让制，帝舜虽然出身贫寒，仍不失即天子之位。然而，夏帝启废除禅让制改为世袭制，庶民百姓再无缘于帝位，官僚、诸侯世代相继，形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专打洞的官体制。
商朝时，商天子为了创业、改除弊政，曾启用奴隶伊尹，传说为相，因而使商出现盛世和中兴。但相出于民闾，虽英明君主当世，还需玩弄巫术，除此之外，民入相拜将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改变庶民地位，只有依赖乱世出英雄。
周文王姬昌为发展西周势力，也曾求师于山野樵钓之民姜尚，果不负其所望，姜尚凭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卓越的军事才干助周灭商成功，而为子孙赢得世禄齐地，官至上卿，足见英雄出自乱世，非此道，民无公侯之望。
商人人相始于诸侯秦国，卫鞅、吕不韦先后为相，以理财之道，富强国家，使秦霸诸侯，统一中国。但奸商不足以信，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最早革新世袭官体制的是以今日北京地区立国的燕昭王。为振兴弱燕、逐鹿中原，燕昭王打破千年古训，传统规矩，用黄金筑台，延揽天下有为之士。使天下英雄竟趋弱燕，燕昭王以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国策，使燕国崛起于北国，南征强齐下70余城，东征北伐尽有辽地，使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儒教、愚百姓，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秦施暴政，失义于天下，农夫陈胜揭竿而起大呼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跃马横刀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建张楚，王霸诸侯。
陈胜以庶民革命，称王诸侯。其后刘邦，以亭夫之基，而创百世之业。草莽天子虽为天下士大夫所不耻曰:“天下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但胜者为侯，败者寇，方显出英雄本色。
汉以儒为国教，尊儒教创始人孔丘第十二世裔孙孔忠为褒成侯，位列三公之上。儒家为了使品级低下的学者有入仕之道，则兴太学、举秀才，使朝野无贤遗，逐步打破贵族世袭制，建立进步的选官制度。新的选官制度建立在征辟和察举的基础之上，先由地方长官考察选拔人才，而后向朝廷举荐，由朝廷根据其才能授以官职，此举被史称为察举。而征辟是由皇帝及高级官吏对地方有名望之士的直接征聘。汉朝选官制虽然使微寒之士有入仕的机会，但世袭爵位只为天子、公侯族所有，仕无缘涉足。
东汉时，以举孝廉为盛，但权力控制在士大夫阶层的手中，使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童谣非议此法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使举孝廉之法空有其名。
三国曹魏时，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在曹魏政权内改行“九品中正制”多少改变了州郡随意左右举荐、征辟的选官局面。但晋时，“九品中正制”被豪门贵族把持，选官择吏，均以门第为标准，重家世、轻才德，从而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积弊。崔、卢、王、谢为晋朝豪门贵族，四家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襁褓之中，业被冠戴。选官制被贵族世袭，形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使有才能的寒微之士满腹经纶，付之流水，门阀选官制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隋文帝统一了南北朝，为了压抑地方豪强势力，建立三省六部中央集权制，官僚机构日趋完善，为顺应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及封建王朝的选官需要，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创立了科举取仕制度，以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不拘一格降人才。科举取仕制度，使有为知识分子，不分寒富均有取仕的资格，有利的巩固了封建统治。但隋朝严禁商人参予科举，以保证士、农、工的利益。
唐时继续奉行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为彻底清除门阀势力对科举制的阻碍，将魏晋时中国第一大门阀贵族崔氏降为第三，以皇族李姓排百家姓之首，皇后长孙氏族为第二，但唐朝仍有门阀贵族生存的土壤，唐代崔氏仍有23人权至宰相，班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唐时，国家一级科举考试又称省试，由尚书省吏部掌管。至692年，武则天设试官，增加殿试，科举制由此分为三级，初级由县考，中的者为秀才，中级由省考，中的者称举人，高级由中央考，中的者获进士。中央政府则根据所获学历分级任用，使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中央高考改由礼部测试，中进士者礼部张榜布告天下，劝进后学，鼓励科举，并受督于天下。
唐时科举以诗赋获科名，至宋时，王安石变法，改为经义取士。辽朝契丹统治者学宋朝制度兴汉官科举制与契丹贵族世袭制并举之策，使汉人知识分子有入朝为官的机会，但严令契丹人参予科举。辽兴宗重熙中，耶律富鲁举进士第，辽帝怒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有违祖制，令鞭二百以诫之。辽兴科举，仕多出于陪都南京，这是北方政权初以北京为中心，建立科举制度，为金朝定鼎北京开科取仕，建立了基础。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宋朝曾一度废科举，施州县三舍升迁法，此法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遭至民怨，至宣和3年(1121年)，宋罢州县三舍升迁法，仍行科举制。
金朝灭辽国、北宋入主北京，建中都，实行词赋经义、策论并举的科举制度。词赋、经义专为汉人进士考题，而策论则专为女真人进士考题。虽然汉、女真人族科考有分，但金统治者对女真族知识分子的重视已大大超越奴隶主世袭的门阀制度，使之北方民族在汉选官制及汉文化的影响下，迅速进入封建中央集权制统治，打破了社会进化程序。
蒙古人建立元朝，立都北京，延取汉选官科举制，使北京正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科举制中心，蒙古人效法女真人的民族分考科举制，建左、右两榜，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元代以右为上)；汉人、南人为左榜，各取一名状元。但元朝科举取进士者则多为低下的南人及汉人所占有。
明初中央考场一度迁往南京，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中央考场复迁回北京。明朝科举分4个阶段:县试、乡试、会试、殿试，县试由本省学政巡行监考，各县都要考到，有时几县集中在府治所在地考，所以史称府县试。县试合格者称秀才，获首名者称“案首”。
秀才有资格参加一年一度的秋榜乡试，考试分南北两闱(考场)，南考场设在南京，北考场设在北京，每年8月17日开考，因为秋季，又称秋榜，中举者称举人，首名乡考者称“解元”。
凡获举人者方可参加三年一度在北京贡院举行的会试。贡院坐北朝南，院四周建有高大的围墙，其大门五楹，上悬三块木匾，中为《天开文云》，东为《明经取士》，西为《为国求贤》。大门叫《龙门》，里面还有《内龙门》和《第三龙门》，这三座龙门在同一中轴线上，隔街与路南鲤鱼胡同相对。考生赴贡院考场，无论来处，均先进鲤鱼胡同，由此进入《龙门》，史喻其为《鲤鱼跳龙门》。会试由礼部主持，考试时间约在春三四月，因此又名“春闱”。中举者获贡生(进士)称号，首名贡生名称“会元”。
考取贡生者方有权参加殿试，即由皇帝亲临面试，殿试合格者赐进士及弟、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因为皇帝亲赐出身，史称进士者为天子门生。殿试首名者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第四名称“传胪”，会元至传胪共称五魁，名为一甲，赐进士及弟。状元荣任翰林院修撰，又称殿撰，榜眼以下至三甲为翰林院编修、庶吉士，一般二甲及三甲分六部任用，为六七品京官，以下皆为各省以知县用。为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凡鲤鱼跳过龙门者，日后必然是官运坦途，衣锦富贵。史记载:明朝在京共举行过77次科举，获进士称号者22694人，这批知识分子成为明朝统治者的栋梁之才。
清朝入关后，沿袭了明朝的科举制度，并袭明朝科举改革，以制艺取士。由于江南水乡人才荟萃，地灵人杰，明清两朝夺科举之魁者多为江南人士。清朝范颖通在《研北居锁录》中赞誉道:“前明中叶，科举极盛，江南诸镇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而据中国才子之乡临川县志统计，仅其一县，历朝科举之士总共达726人。江南多才子，实不虚传。
清朝科举考试共114次，获进士称号者达26840人之众。清戊戍变法后，中国科举制度受西学影响，1901年，光绪27年，清朝政府颁布“废科举、行新学”的法令，使中西教育相结合，取代了历经1200年历史的封建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抑制豪强贵族世袭制及推行考官制方面，为维护封建统治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随着历史的发展和需要，科举制由于其保守、腐化逐步被历史所淘汰，完全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正因为北京成为中国科举中心，天下举子尽萃京师，为了解决各省举子来京的食宿问题，迁徙京师的各省商业民族，出于地方主义利益，联合朝中本省文武官员，创建了各省试子会馆，由此而延续了北京的会馆五百年历史。因此，北京的科举制度是会馆产生不可缺少的催速剂，是会馆史的前奏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