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北京印刷工业

2002-12-1 11:00| 发布者: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

    北京历来虽号称“文化古都”，但印刷工业却很落后。最早的印刷工业一般是小型的手工作坊，设备陈旧，技术低劣，且业务对象多是表格、单据、帐册、商标之类零活，书刊印刷比重甚微。
    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开始崩溃，各国机器制造的商品输入，刺激了中国的官僚及大商人，于是新式工业开始产生，印刷业也开始了机器生产。1874年中西见闻录创刊，建立印刷厂，为北京第一家报纸印刷厂。1876年清同文馆附设印书处成立，有手摇印刷机七部、活字四套，主要是印刷内部书籍和清廷政府的谕告一类文件，这是官办机器印书工厂的最早者。1884年官营撷华书局建立，拥有较新式的印刷设备。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也开始发展，这时就有一些稍具规模的印刷厂出现。1905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资接办清官营撷华书局，改名为京华印书局，当时职工有二、三十人，仅有铅印部分，后来陆续增设彩印、石印等部门，职工增至八十多人，营业以印制教科书为主。当时北京民营小型印刷厂也渐增多。清政府为了加强控制，遂在1906年6月制定“大清印刷物专律”，并在北京成立一个印刷总局，由清商部、学部、巡警部领导，规定“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均须在本局注册”，用以窒息舆论、箝制出版印刷事业。
    1908年，清政府度支部(掌管财政部门)投资一百一十万两白银成立印刷局，由美商设计，日商承建，全部设备购自美国，职工约二、三百人，主要业务是印制地契、文凭和有价证券等。1912年由北洋军阀政府接管，改名为财政部印刷局，职工增至一千人左右，专门印刷纸币、税票、公债票及其它有价证券等，作为搜刮人民的手段。
    在这一时期，伴随印刷业的发展，印刷材料及制版业也开始建立。铸字方面，有伟新铸字局，成立于1911年，有手摇铸字机四台、职工二十余人，为当时私营铸字业的最大工厂。制造铜模方面，主要的有文岚簃，成立于1911年；新建设铜模局，成立于1912年。较大的制版工厂华昌及银光两家制版局，也在1914年同时开业，主要业务是为报馆印刷厂服务。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及苏联革命文艺理论大量输入，于是北京就有许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文艺及新文化运动的书籍、杂志出现。处在当时军阀统治时期，进步书刊，一般私营印刷厂不仅无力而且也不愿承印。北京大学在1918年成立出版部，以校营商办性质建立北大出版部印刷所，印刷北大的讲义及若干宣传革命理论和新文化运动的期刊，如“新青年”、“新潮”等，到了1925年该所由北京大学收回自办。
    “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新文化运动进入更高的阶段，书籍杂志的印刷量也逐渐增多。京华印书局在1920年投资十万元兴建工厂，并增设铜锌版、珂■（左“王”右“罗”）版、绘图三部门，职工也增加到三百多人，营业极好。当时私营的小型印刷厂也如雨后春笋，营业也较发达。


    以刻印木版水印画而驰名的荣宝斋，从这时起开始发展。荣宝斋创立于1894年，当时是经营文玩、字画、文具、纸张的南纸店，1900年与松竹斋合并，售卖八行书笺和单色花卉笺，1906年增设印刷装订小作坊，生产一些简单的花卉笺等，到了1920年以后，陆续刻印吴待秋梅花笺、齐白石和王梦白等作的十二辰笺等，颇受欢迎，从此荣宝斋走向专门刻印木版水印画的道路。
    1922年官办故宫博物院印刷所建立，设有珂■（左王，右罗）版和铅印部分，仿印故宫文物、古玩等藏品，并印刷故宫月刊、书画集等，最盛时职工曾达一百五十余人。“七七”抗日战争以前，大部分古物南移，该厂随迁南京。
    这时，北京的印刷机器制造工厂开始出现，贻来牟面粉厂仿照日本印刷机式样，在1922年开始生产印刷机械，如对开印刷机、元盘机及半自动裁纸刀等，成为北京最早一家印刷机械制造厂。

    私营的小型印刷厂，虽曾发达一时，但是由于盲目发展,而且本身规模小、生产落后，对较大印件无力承印，加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政治中心南移，因此中小型印刷厂的营业，也逐渐萧条。
    1931年，一些私营印刷厂为了维护本身利益，由资本家包介宸、齐家本、丁荣三、管纯如、卓宏谋等五人发起筹组北京市印刷业同业公会，当时申请入会的有一百八十四户，该会在同年4月12日成立，这是印刷业资本家组织的全市性印刷团体。
    1932年“一·二八”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寇炸毁，该馆教科书大部转至北京印刷，加之当时复古风盛，大量翻印古书，抗日宣传品也日渐增多，北京印刷工业又有所发展。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从东北向华北扩张，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国民党反动政府执行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残杀政策，伪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图书杂志审查条例”，摧残进步出版事业，当时北京的一般书刊出版，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不少私营印刷厂自编自印黄色书刊及连环图片发售，以维持生活。

    “七七”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奴化中国民族的目的，对原有文化教育机关大肆摧残，使封建时代的残遗毒物复活起来，对印刷事业严密控制，使为奴化教育服务。
    为了供应华北地区奴化教育的课本，日本帝国主义和一部分汉奸勾结，于1939年初建立了新民印书馆，从日本运来各种新式印刷机器。这年年末职工发展到一千余人，开始拥有新式全张米力机三台、对开的二台、全张平台印刷机八台、对开的六台、二十四页印刷机五台、全张胶印机三台、对开的五台，次年又增添双色自动胶印机三台、全张自动凹印机一台、照相机三台、照相排字机二台、万能万年铸字机十台、各种铜模三十付。到了1943年该馆除印刷教科书外，还兼印钞票，职工曾达二千多人，为当时华北最大的印刷厂。印刷钞票的原财政部印刷局，日寇侵占后，为了大量印刷伪钞，增加胶印、凹印、铅印等印刷机十七台，职工增至三千余人。
    私营的中小型印刷业，此时却日趋衰退。京华印书局由于日寇企图占据厂房，业务由日商久井垄断，生产几陷于停顿状态，职工减到五十余人。其它小型的私营印刷厂，营业更为清淡。据统计，1942年全市私营印刷业的全年印刷生产量为九万九千一百九十令纸。到了1943年营业更为不振，全年印刷生产量仅为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令纸，而且以后逐年下降。其余一些小型印刷厂更是纷纷停业或转业。从加入印刷业同业公会的会员数来看，由“七七”抗战时的二百六十二户，经过几年来的日寇摧残，到抗日胜利时，仅余一百八十一户。
    日寇统治北京时期的报社印刷厂，官办的有新民报、东亚新报、武德报等几家。这些报社印刷厂的规模都较大，其中新民报印刷厂于1938年从日本购进一台八十四时高速输转机，为当时报社的设备最新、效率最高者。此外，新民报附设新民印书局一处，职工约四百余人，设备有六十四时输转机一台、三十二页平台机一台，二十四页平台机一台、十六页印刷机十二台、元盘机四台。该局名义上为印书局，实际上则是印刷标语、传单及敌伪新民会的内部刊物。当时所谓民营报纸如小实报、北京、晨报、时言报等，都有小型的印刷厂。到了1944年，日寇为了实行所谓新闻一元化政策，将当时北京所有官办及民营的报纸统一起来，改为华北新报，所有报社印刷厂除东亚新报停办外，均集中改称为华北新报印刷厂，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日寇投降时为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派员接收敌伪财产，伪华北新报、新民报、小实报等企业的财产为国民党各个派系所瓜分。他们为了进行反人民的宣传，充实自己的实力，纷纷出版报纸，先后建立了近二十家报社印刷厂。国民党中宣部接收伪华北新报的主要设备，在伪武德报社的地址办起了华北日报；与华北日报有关系的北平日报是在伪东亚新报的基础上开办的。世界日报接收了伪新民印书局的设备复了刊。此外，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及地方党政派系办的新生报、北平新报、明报、平明日报、长城日报、道报、民强报、经世日报、北方日报、北平时报、北平英文时事日报等，其设备多系来自伪华北新报和敌伪小型印刷厂。国民党华北剿总印刷厂和伪二○八师印刷厂，也在这时相继建立，大量印刷反动小册子和标语传单，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
    敌伪新民印书馆，先为国民党教育部接收，后转入四大家族之一陈系所办的正中书局，改名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仍以印教科书为主。但由于出书不多，生产锐减，加上在贪污腐化的官僚经营管理下，原有设备日趋败坏，工厂处于半停工状态。从1946年3月1日开工，仅短短四个月中，亏损竟达营业额的73%，经常以拆卖机器及库存纸张维持开支。职工经过两次裁减，由日寇投降时的五百多人，到1948年底仅剩一百○五人。
    国民党接收了敌伪印钞工厂，改名中央印制厂北平厂，三次裁减工人，到解放前职工只剩下四百余人。
    　
    独立出版社北平印刷厂，原为日寇北支开发株式会社印刷所。该所在日寇投降之初，曾由国民党经济部接收，后转交独立出版社。主要设备仅有四台对开铅印机、一台元盘机和两台铸字机。解放前，厂房被国民党军队强占而被迫停工。
    当时民营印刷企业，虽然胜利初期营业状况曾一度好转，但不久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物价飞腾、工商凋敝，营业每况愈下，到解放前夕已陷于困境。
    解放前的北京印刷工业，据1949年2月份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共有二百五十二家，多为三、五人的小户，数十人以上者寥寥可数，从业人员一千六百余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仅有京华印书局等少数几家可印书刊，其它业务对象多为社会零件，生产水平极低。据统计，当时月产量仅为：印刷六百令，装订四万册，制版二千方时。至于官僚资本企业，虽拥有较新设备，但管理腐败，效率质量极低，营业状况频于绝境，职工人数经过屡次裁遣解雇，仅留六百六十余人。报社印刷厂，因反动军阀政客，利用其作为反动统治的工具，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因而尚能勉强维持，1948年底全市共有反动报纸印刷厂十八家，职工六百八十余人。
    解放前夕，北京官办私营大小印刷企业，共有二百八十家，从业人员二千九百余人。全市印刷生产能力，虽年产可达三十到四十万令，但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动用的生产力，不过5-10%左右。解放时，官僚资本企业中最大的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主要厂房和设备，被国民党驻军纵火焚毁，只剩下部分陈旧设备和厂房。当时北京印刷业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解放前夕北京市印刷业基本情况表
项目	合计	其中
项目	合计	私营企业	官僚资本及反动报刊企业
户数	280	252	28
其中：书版厂	16	8	8
报版厂	19	1	18
铅印零件厂	131	131
石印厂	49	49
制版厂	7	7
装订厂	14	14
油墨厂	4	3	1
其它	40	39	1
职工人数	2969	1619	1350

主要设备
轮转印刷机	5	1	4
全张铅印机	29	12	17
对开铅印机	162	61	101
四开铅印机(包括6页机)	58	31	27
全张胶印机	4	1	3
对开胶印机	3	2	1
石印机	136	129	7
照象机	8	6	2
元盘机	429	378	51
电动铸字机	28	6	22
手摇铸字机	92	53	39
轧墨机	9	4	5

    从“五四运动”到北京解放前夕，这三十年黑暗的日子里，虽然在派系军阀、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对进步的出版印刷事业，摧残备至，但在我党领导下的文化战士，并未在敌人淫威之下屈服，而是前仆后继，坚持与敌人进行着顽强战斗。
    远在1925年，李大钊同志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曾创办昌华印刷局，印刷党的“响导”周刊、“政冶生活”等刊物和文件，后为敌人注意，由南城迁至北城，改称明星印刷局继续活动，直到1926年4月为当时军阀所迫害，这个厂方停办。

    1946年春，国共和谈期间，军调三人小组中的我方，为了反对内战，揭露美蒋反共阴谋，在京创办我党的报纸“解放三日刊”(该刊每期发行三万多份。和谈破裂，随之停办)。这个刊物，曾由当时立华印刷厂排印。
    1947年在我地下党组织学委领导下，在平安里建立华通商行，以经售纸张文具为掩护，专门印刷党的秘密文件，职工十余人，大部为党员，设备有三、四台元盘机和一台石印机。次年初夏，为了准备迎接解放，宣传任务增加，又在西城丰盛胡同后泥洼开设文昌印刷局，职工五人全系党员，设备有二台元盘机，该局与华通商行成为我党地下印刷宣传品的阵地。这两单位由于掩护严密，在一两年对敌斗争中尚未引起敌人注意，安全地完成了党所交付的任务，到1949年北京解放后，这两个单位才宣告结束。
    1948年与我党地下工作有关系的东单印刷生产合作社，秘密印刷“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书刊，及时地鼓舞了国民党统治下人们的斗志，但也引起了军警特务的注意，5月该社负责人被捕，工厂被迫停工，直到解放前夕围城时，该社在党的协助下恢复生产，继续进行活动。 [后注]
    1．私营企业报版厂一家，系新民报印刷厂，职工六十四人，主要设备有轮转机一台，对开铅印机六台。
    2．官僚资本企业中，“其它”一家，系国民党中央印制厂北平厂，职工四百二十六人，系访问纪录，设备未列入表内。
    3．本表资料来源：私营企业部分，系根据市工商联印刷同业公会提供的资料整理。官僚资本及反动报刊企业部分，系根据档案馆的军管会接管档案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