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朝古都、首善之区的北京，既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刻书中心之一。谈到刻书不能不提到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发明于唐代武宗至玄宗时期，即七八世纪之间，捶拓和印章技术的结合曾给这项发明以直接的启示。大约在战国前，我国就开始使用印章。南北朝时期，阳文印章逐渐盛行。阳文印章上的文字凸起，印出来的字是实体，可以说是雕版印刷的先驱。因为一个印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块放大了的印章的印面。雕版印刷就是依照捶拓的方法，在刻成阳文反字的印版上刷墨、铺纸，再在纸上用平整的棕刷轻匀地施加压力；这样，整版的文字就清晰地印在纸面上了。这正是捶拓与治印基本方法的完美结合。大约在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我国古代著名工匠毕昇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纸张、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刻书业得以迅速发展。
北京之所以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与北京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有着紧密联系。辽代以前北京是为北方重镇，自辽代在此建立陪都南京、金代建立中都后北京逐渐成为北半个中国的中心，及至元明清三朝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后，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日趋显著，刻书业自然也就蓬勃发展起来。
现存的印刷品实物及文献记载告诉我们，早在10至11世纪的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就已十分发达。辽代在燕京设立了“印经院”，有专人负责佛经雕印、是为官刻；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冯绍文曾“抽已分之财，命良工书写雕印《妙法莲花经》一部，印造流通”，是为私刻；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燕山仰山寺前杨家等，是为坊刻；大悯忠寺（今法源寺）等刻书，是为寺院刻书。可见辽代既有政府和寺院刻书，又有民间私坊刻书，而刻书最多的是寺院刻书，刻书工程最大的是《契丹藏》据考为辽圣宗时代（983—1031）所刻，全藏5790余卷，且有大字和小字两种版本。印刷品中还记有刻工姓名，每纸均题有施纸人，雕版人，校勘人。有些刻工来自同一家族。可见此时燕京已有不少从事刻书行业的家庭。辽道宗曾于清宁十年（1064）下令“禁民私刊印文字。”由此可见民间刻书之盛。
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后，典章制度多模仿宋朝。政府刻书机构，首推国子监。金代刻书最多的地区以中都（北京）和平阳（山西临汾）二地为盛，所刻多为经史，诗词文集、类书、字书小学等，此外还有《内经素问》、《本草》、《明理论》等医书。当时燕京的庙宇相望，冠于北方，寺院成为有钱人刻经宣扬佛法之地，刊印数量最大的是释道两教典籍。
元朝政府在官方刻书机构与管理制度上，十分严密，各司其职，不可逾越。中央管理的刻书机构有秘书监的兴文署，掌雕印文字，刻经、子、史版本，流布天下。艺文监是为用蒙古语翻译和校定儒家著作而设，下面艺林库掌藏贮书籍，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圣训等及印造之事。大医院的广惠局或医学提举司刻过《圣济总录》等医书。太史院下设印历局，专掌历书的印刷。并规定“诸告获私造历日者，赏银一百两。如无太史院历日印信，便同私历造者，以违制论。”可见元代历书的印制是由太史院印历局所垄断。
元代书坊刻书也日趋兴盛，《析津志》载：“文籍市在省前东街”即今东长安街一带。大都书肆所刻的书除时人诵读的经史文集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讲到，在大都购买的书籍中有《三国志评话》。《朴通事》也说：“我两个部前去买文书去来。买甚么文书去？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燕山（窦）氏活济堂是专门刻印医书的书肆，可见元大都已有专营某类图书的专业书坊。明永乐十九年（1421）成祖迁都，北京又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刻书中心之一。最为发达的是政府刻书。明代出现了内府刻书，有司礼监掌管。政府各部院也都刻书，有的与职事有关。如礼部每三年刊行《登科录》、《会试录》、兵部刊行《大阅录》、《武举录》、《九边图》。钦天监印《天文刻》及《大统历日》太医院刊有《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
明代北京书坊可考的有十余家，如永顺书堂、金台鲁氏、国子监前赵铺、正阳门内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金台岳家、刑部街住陈氏、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所刻多戏曲小说，如《白兔记》、《西厢记》等。书坊刻书最多的当数金台汪谅，至于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等地摊肆林立，当时就被称为书籍最大集散地。
清前期政府刻书集中在内府。康熙十二年（1673）改变了明代由司礼监掌管刻书的制度，在武英殿设立了专门的刻书处，改由翰林院词臣掌管。其后的御制诗文、钦走、御纂经典统由武英殿刊板印行，故有“殿版”、“殿本”之名。殿本以康、乾时期最为精审，乾隆曾规定“有一字误，罚俸一年”，所以校勘极精。嘉庆后质量每况愈下。清内府刻书采用了雕版、铜版、铜活字、木活字、彩色套版等多种技术方法。如雕版《大清律解附例》，铜版《皇历考原》、《内府皇舆全图》，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彩色套印《御制唐宋文醇》、《劝善金科》等，缮写刊刻之工致，用纸之细薄洁白，校勘之精细准确，装订之端庄雅致，无不创空前之水平，可谓集我国手工印刷术之大成。清代私家刻书以著名文人刻自己的诗文集，由名家手写上版，即所谓“写刻本”最为珍贵。如居京为官30多年的王士祯撰《古夫于亭稿》和《渔洋精华录》，请名书手林佶手写刊行，十分精美，为藏书家称善。
北京清代在琉璃厂、隆福寺、护国寺等地书坊林立，有的以卖书为主，有的兼作雕版印行。如老二酉堂是由明至清历经数百年的老店，直隶官书局、京师同文馆附设的印刷局等都十分闻名。
从辽代在当时的南京（今北京）开始大规模刻书活动，逐渐培养了一大批技术熟练的刻工，从现存实物可知，刀法圆润有力，图文并茂，十分精美，是成熟之作。从此奠定了北京为北方的刻书中心的地位。元、明、清三代继承了这一传统，到了清代，政府刻书更加集中在中央，在内府，武英殿所刻的雕版、木活字、铜活字、彩色套印等，集古代手工业印刷技术之大成，创历史最高技术水平。民间刻书业历经几代的探索与发展、创新与提高，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坊肆，遍布京城。经久不衰的刻书业，日益发达，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刻书中心，浓重的书香气息也为古城北京增添了无限的文化底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