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纵横川、陕、楚、豫、甘五省的白莲教起义。直到嘉庆十年（1806年）才被镇压下去。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清廷消耗了饷银二亿两，接近于五年的财政收入。从此封建史学家笔下的“盛世”一去不复返了。 （一）千古奇变
京畿地区自从元大都时代就有白莲教的传播。明代厉行厂卫的特务统治，可是对京师地区白莲教的秘密活动束手无策。清初，统治阶级严酷镇压一切反清秘密活动，京畿地区的白莲教活动陷入低潮。嘉庆年间，北京白莲教的活动在川楚白莲教起义的鼓舞下又活跃了起来。天理教是白莲教的支派，原称八卦教，下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支。嘉庆十六年（1811年）八月，八卦教首领会议上林清被推为总教主，并决定将八卦教改名为天理教，制定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大明天顺”政权的计划。
林清是宛平县黄村宋家庄人。当过学徒、纤夫、衙役，在下层社会中交结面很广。在传教的过程中，宣传入教者应交“根基钱（又叫种福钱）”事成之后十倍偿还。凡交百钱者，将来可得地一顷。所收根基钱用于救济穷人。京畿地区的农民、店员、小贩、工匠、下层太监、旗下包衣均有参加者，绿营都司曹纶也附和了林清。天理教在外城隆庆戏园设立了秘密活动的联络点。
嘉庆十八年（1815年）七、八月之际，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天理教主要首领在河南道口镇召开会议，决定九月十五日在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同时起义。山东、河南两省的起义军在半个月内赶到北京与林清会师，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九月十五日正午，林清所部起义军兵分两路潜至东华门、西华门外。西路军六十余人，由太监高广福带路，从西华门突入，抵达隆宗门。东路军在东华门外暴露了目标，守卫东华门的清军急忙关闭东华门，义军冲进去的十余人，在太监刘得财、刘金引导下，攻入内廷景运门。这时紫禁城内诸门皆闭，七十余起义军战士只得在高广福带领下，由通道登上五凤楼，挥舞着“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大旗与清军展开了激战。这时火器营精兵一千余人从神武门直入紫禁城，投入了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但仍在宫中苦斗了两天一夜，共杀死清军官兵四十一名，伤其六十名后才归于失败。十七日晨，林清在宋家庄被诱捕后遭残杀。李文成在河南起义攻克了滑县后，直隶的长垣、东昌，山东的曹县、定陶的人民纷纷响应起义。清廷调集了重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天理教起义军攻打紫禁城之举，在军事上来说是彻底失败了。从斗争双方力量对比上来看，也没有胜利的可能。可是在心理上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嘉庆皇帝在“罪已诏”中惊叹“变起一时，祸集有日”。开始意识到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已经遭到了挑战。
清军肃清了紫禁城内的起义军后，在宫中遍撤“辟邪丸”。又填塞了天桥（位于正阳门永定门之间）下的河道。认为此河破坏了清廷的风水，导致了这场“千古奇变”。这种荒唐之举，破坏了外城的河道系统，使天桥一带每到雨季就积水成灾。据《清实录》载，道光即位后欲出广宁门巡幸，御辇在外城天桥以西地区被四、五尺深的积水所阻，被迫返回紫禁城。于是龙颜大怒，诏责步军统领衙门，值年河道沟渠处立即疏通整治。殊不知成了风水也就存了积水。
（二）祖宗成法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病故于热河避暑山庄，道光即皇帝位。道光早年并不得宠，嘉庆皇帝曾把这位皇次子发落到“打扫处”，和小太监一同清扫宫中通道。天理教攻入紫禁城时，嘉庆正在热河行宫避暑。道光和几个皇子在宫中读书，闻变后几个小皇子吓得直打哆嗦。道光毕竟年岁大些，手持鸟枪带领几个皇子赶到养心殿迎击起义军。内廷鸟枪处的侍值太监，慌乱之中没有找到铅丸，道光突然灵机一动，命令在场的人把衣服上的铜扣子通通揪下来，混入火药中代替铅丸。三名起义军战士爬上子隆宗门的宫墙，道光开枪击中了其中的两名，另一名也被其他皇子击中。迫使起义军放弃了攻入皇帝寝宫养心殿的企图。嘉庆还宫后，对道光改变了看法。认为临危不乱，是社稷之主。特别欣赏道光以铜扣代替铅丸的应变之举，所以让道光承袭了帝位。此时，清王朝巳在风雨飘摇之中，可是道光仍然抱着“祖宗成法”，在政治上“崇满抑汉”；在经济上“强本抑末”。
（三）崇满抑汉的恶果
政治上崇满抑汉的结果是八旗子弟进一步腐化，不农、不商、不工、不牧，抱着“铁杆庄稼”一坐吃钱粮。乾嘉以前八旗生计问题已经存在，乾嘉之后，八旗“生齿日繁”，不但八旗男丁中出现了无兵可当，无差可应的闲散，宗室（皇帝本支）、觉罗（皇帝叔伯、兄弟之支）中也出现了无爵可袭，无官可当的闲散。按照清廷定制，宗室腰系黄带子、觉罗腰系红带子，于是黄带子、红带子就成了皇族的别称。清代管理皇族事务的机关是宗人府，宗人府位居百衙之首，班列内阁、六部之前，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宗人府包办皇族一切事务，京师的地方行政、司法、监察机关——顺天府衙门，五城巡城御史衙门、兵马司指挥衙门均无权办理涉及宗室、觉罗的民事、刑事案件。宗室、觉罗和外界发生了民事纠纷由宗人府会同户部办理；触犯了刑律，由宗人府会同刑部办理。《大清律》对宗室、觉罗有减罪条款，杀了人也构不成死罪。因此，黄带子、红带子不但是宗室、觉罗的别称，也成为天潢贵胄们横行市井，大施淫威的护身符。一些不法宗室、觉罗冒认房产、田地，进行讹骗。甚者竟然开宝局（赌场）抽头，强占平民妻女，抢劫过往客商，进行恶性犯罪。地方官往往是“退三舍以避之”，怕查办不了反落个滥捕宗室的罪名，摘去头上的顶戴花翎。在舆论的压力下，道光皇帝也不得不表示：“京城前三门外，往往有人自称闲散宗室，三五成群，刁讹百出……奸徒假冒宗室已大干法纪，若果是不肖宗室在外滋扰，更属不成事体，著宗人府、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巡城御史）一体严密查拿究办，以儆刁讹”。
直到清朝末年，一些宗室的二门（垂花门）还陈放着两根朱漆木棍，声称是先皇所“赐”，若有不轨之人，不法之徒闯进大门，打死勿论。宗室二门前果真打死了人，有几个地方官能查清是闯进来的，还是拉进来的呢？黄带子气焰之嚣张，由此可知。
为了解决京旗生计问题，从乾隆时起就进行过多次“移垦”，可是愿去者寥寥无几。愿去者到垦区后又无自食其力的能力，于是设法返回北京，继续过“京师游手”的生活。清廷的“京旗移垦”始终未收到实效。京旗终清之世始终是一个最庞大的寄生集团。
京旗这个庞大的寄生集团，长期囿于特殊的环境之中，所以发展缓慢，进关二百多年后，仍然保存着氏族社会残余的痕迹。“满族”这个概念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正式使用的，历史上称满族为满洲，或统称为“旗人”。旗人自称为“在旗”或“八旗”。八旗是在努尔哈赤时代开始形成的一种军事、政治、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八旗最初只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因人口增多，又增编了四旗。为了区分，新建四旗的标帜就是在原有四旗的标帜上加了边，故称之为“镶旗”。原有四旗称之为“整旗”，后又称之为“正旗”。八旗按序位划分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正黄、镶黄、正白由皇帝亲自统率，故称为上三旗，余者称为下五旗。清王朝征服了内蒙诸部，攻占了明朝的辽东地区后，又把投诚、归顺、掠获的蒙古人、汉人编入八旗组织，于是就产生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故每旗之内又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八旗名为八旗，实为二十四旗。二十四族的都统均有各自的印信和办事公所。
清军在入关之前，凡是掠获的俘虏，都编为“包衣”分屑八旗。包衣是满语，其意是“家的”，汉意可译为“使唤人”。入关后，上三旗的包衣隶屑于内务府，“奉天子之家事”，直接为皇帝服务。称为“内务府三旗”。下五旗的包衣隶属于各王府，是王公家奴。包衣在旗籍上是属于“另册”，而且子孙世袭，一代为奴，代代为奴。宗室王公们还领有一定的“属下旗人”，称之为“哈朗阿”。“哈朗阿”、“包衣”有政治权力，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当官。甚至可以出任高级官员。但不论官拜何职，都和领有者存在着主仆关系，而且是世袭的，要随时听候主人“传差”。
清廷移鼎之初，八旗组织中还遗存着许多氏族的残余。旗主具有很大的权威，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似乎还能和皇权分庭抗礼。所以康熙皇帝命诸皇子领下五旗，以解决皇权和旗主之权的矛盾。
雍正即位后对于和他争夺过皇位的胞兄、胞弟们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可是这些人在被夺爵、圈禁（监禁）后，在其“包衣”、“哈朗阿”的心目中仍然还是“主人”，使雍正感到很刺激。
清代的爵位除了开国元勋的八大铁帽王外，均是逐辈减一等。一些包衣、哈朗阿通过科举、军功或其它途径成为了朝廷命官，甚至是品级很高的官员。到了雍正朝，就出现了主微奴贵的现象。一些八旗贵族利用传统的氏族残余，以“主人”的身份向已是朝廷命官的“奴才”传差，甚至命朝廷高官立于门前为之击迎宾鼓。这种行径无疑是氏族残余向皇权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的一种挑战。所以朝廷不得不明令禁止“主人”对已是朝廷命官的“奴才”传差，并恩准一些包衣出身的高级官员“抬旗”。
二十四旗的序位以正黄旗满洲最高，镶蓝旗汉军最低。皇后的娘家、皇帝的宠臣均可恩准“抬旗”。直至清末，“旗门”人家嫁闺女时，还是按照二十四旗的序位向上嫁，层层高攀。内务府三旗是皇家的包衣，几乎垄断了“肥缺”和“阔差”，是八旗中的富有阶层。可是“外旗”决不和内务府三旗的人通婚，仍以奴才视之。
八旗内部重重的等级制度，只有和皇权发生碰撞时才会发生大案。康熙时的平郡王讷尔图，嘉庆时的礼亲王昭琏，道光时的惇亲王绵凯（道光皇帝之弟），以及同治时的郑亲王承志，都因非法酷虐属下包衣、哈朗阿而被夺爵。尤其是惇亲王绵恺竟然在私邸之中非法监禁、刑虐包衣、哈朗阿出身的士兵、命官。案发之后，道光皇帝很受震动，为了朝廷的脸面，免去哈朗阿出身的文职四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旗人官员及其家属的哈朗阿身份，解除他们与主家的世袭主仆关系。法律上的主仆关系虽然明令免除，社会上的主仆关系依然存在，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旗门中的人士攻击出身低微的人时还说：“这号人有什么狂的，就算当了大学士，还不是要给人家站门敲豉”。
（四）强本抑末的恶果 经济上“强本抑末”是历代中国封建王朝的传统国策，本是指农业，末是指工商业。嘉道两朝“抑末”主要内容就是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强本”也成了画饼，道光末年（二十二年）和乾隆初年（十八年）的地丁银几乎相等，这说明了八十九年间农业几乎没发展。农业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官僚、商人利用手中控制的巨额白银进行土地兼并，而不是用于发展农业生产。使生产力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水平之上，形成了封建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可能强本，但却足以抑末。在这种情况下，京畿地区不但没有像东南沿海地区那样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反而呈现出一派城乡凋敝的景象。
（五）最后的盛事
道光七年（1820年）冬日，北京街头张灯结彩，欢迎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凯旋的将士。张格尔被关在铁笼子里，用囚车载往紫禁城献俘。张格尔在英国、浩罕国侵略势力的支持下，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发动了叛乱。约定事成之后，割喀什噶尔城给浩罕国。浩罕的军队侵入我国新疆地区，为张格尔助战，直接和伊犁将军所属的驻防部队发生了战斗。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攻破喀什噶尔城，屠杀守军六千余人，还大肆屠杀当地的黑山党人。清廷调扬威将军长龄、陕甘总督杨遇春、提督杨芳等率领马、步军二万二千余人进入新疆平息叛乱。张格尔首战失利后，在距喀什噶尔城十余里的浑河北岸，列阵二十余里，布署了十余万大军摆开了决战的架势。时值天气阴晦，风卷尘沙，咫尺莫辨。清军乘风沙从浑河上游、下游偷渡，两路夹击叛军。张格尔大败，清军乘胜收复了喀什噶尔城。随后又收复了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地，张格尔西逃，被布鲁特部诱擒以献。
献俘典礼在午门举行，道光亲登午门“受俘”。大臣们怕张格尔做最后的挣扎，影响献俘仪式的进行，事先给他灌了哑药。道光审讯张格尔时，他口吐白沫无法回答。道光下令把这条英国侵略者的走狗寸磔喂狗。刑惩虽然野蛮，但走狗喂狗，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封建史学家称平定张格尔叛乱为“圣朝盛事”。平定张格尔叛乱不但稳定了新疆的局势，而且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扩张野心，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也确实称得起算是一件盛事。只不过这件盛事，是清王朝最后一件盛事了。午门前的献俘仪式，也是大清皇帝最后一次“振长策而御宇内”的高傲。十五年以后，“天朝”的御玺，盖到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屈辱文本上。
嘉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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