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功十全
乾隆之治，承康雍盛世之后，使清王朝的统治达到了全盛时期。盛极而衰，乾隆朝又是清王朝由鼎盛到中衰的转折点。乾隆自称武功十全，秉政的六十四年中，平定准部、回部的叛乱，设置伊犁将军治理全新疆。击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当时，英俄殖民主义者正虎视西藏、新疆地区，乾隆有效地保卫和治理西陲，维护了祖国边疆的安全。
（二）富可敌国穷难立身
乾隆六下江南、五幸五台山、七次东谒三陵（东北地区）、五次告祭曲阜、修建圆明园、热河避署山庄……。多次大办寿辰，挥霍无度。再加上历年用兵，消耗军费达一亿二千万两白银。在经济上大伤了国家的元气。
乾隆宠信和珅，和珅秉政二十余年，权倾朝野。嘉庆四年（1799年）和砷被赐死抄家，家产当时合估为二万二千三百八十多万两，接近了国家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合。按梁启超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有八亿两白银之多，真可谓国贫家富。和珅的全部家产均由内务府“查收入库”成为皇帝的“私产”，故民间有“和砷倒，嘉庆饱”之说。
乾隆年间土地高度集中，“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不到十分之一二的人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京畿地区皇庄、王庄，八旗贵族、汉族地主的田庄林立，土地高度集中，怀柔县郝氏家有良田万顷，一次接驾，花费白限二十万两，连乾隆也感到惊奇，说：“朕有天下之贵，卿有天下之富”。可是和坤、郝氏这样的豪富，搜括、兼并、贪污来的巨额白银，均深埋窖藏，变成了死物，决不再进入再生产，形成最恶性的封建积累。这种封建积累导致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退居太上皇。就在嘉庆登极后的一个夜晚，寒潮袭入北京，一夜之间，北京街头冻死的乞丐就有八千多人。朝廷兴办“善政”，在五城开办了十几个粥厂赈济灾民，年财政拨款只有二百两白银。
（三）旗人生计问题
乾隆之世，清廷移鼎入关已有一百多年，旗人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皇庄、王庄已成百年世业，中层以下的八旗官兵入关时圈占的土地，暗中典卖已过大半。当差领饷的阶层日趋腐化，沦为“闲散”者谋生无途，生计日艰。因为“有数之钱粮”难以“供养无穷之生齿”。下层八旗官兵和苏拉（闲散）只好靠“印子钱”（一种高利贷）苟延残喘，形成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恶性循环。随着人口的增加，酿成了严重的旗人社会危机，其结果导致了八旗的衰落。驻防京畿地区的八旗劲旅，失去了战斗力，变成了“京师游手之徒”，成为了一个空前的寄生集团。
（四）宝泉局工匠罢工
乾隆之世不但爆发了甘肃回民起义，湘、川、黔苗民起义，台湾的林爽文起义，京城中也爆发了宝泉局工匠罢工。由于户部降低工价，导致“工费不敷”。宝泉局四铸厂二千余名工匠停炉罢铸。北厂工匠还提出了清算历年炉头侵扣价银的要求，得到了其它三厂工匠的支持。西厂工匠登上房屋，抛砖掷瓦和前来镇压的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对峙了起来。清廷怕停铸后造成市场铜币紧张，更怕不测生于御辇之下，主动缓和了局势，答应了工匠们的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