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清政府签定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联络各省到北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二百多名举人进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提出了“拒约、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促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日益高涨，在1898年戊戌变法过程中的“百日维新”时期达到了最高潮。但六君子蹀血菜市口，向抱有改良主义幻想的人宣布了此路不通。
辛亥革命前后，由于清王朝和袁世凯对北京地区的禁锢政策和镇压措施，革命党人“中央革命”的企图遭到了失败。袁世凯窃国之后，北京成为了黑暗的反动统治中心。伴随着政治上的特务统治，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了一股封建复古的逆流，北京成为了一座沉寂的城市。
辛亥革命之后，北京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交通大学、艺专，中国大学等高等学府或扩建或创建，使北京成为了全国的教育中心，北京城中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没有各省举人进京会试，康有为不可能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运动。辛亥革命以后，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改变了居民的构成，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创造了前提条件，也使北京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
1917年蔡元培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来到了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出任了北京大学校长。莅任之后，雷厉风行的刷新了北京大学，在兼容并蓄的名义下，革新了北大教师队伍，使教授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并聘请《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从上海迁到北京后，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无情的批判。以《新青年》为中心，形成了新文化阵营，北京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和孔子学说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从总体上来讲，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客观上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并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从客观上来讲，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工人阶级进一步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但五四运动不在其它城市爆发，偏偏在北洋军阀政治统治中心北京爆发，正是由于北京是全国的高等教育中心，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中，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的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集中在北京，北京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1919年5月4日下午，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并且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以示抗议。六月三日、四日，有近千名学生被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上海等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爱国将领冯玉祥等军方人士也发出了通电，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旅居法国的爱国华侨包围了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的寓所。向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胆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将代表团成员一律打死，然后去抵命。长辛店等地区发起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更是直接威胁着北洋政府的交通动脉。青年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在六三以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使五四运动扩大为全民族的爱国主义运动。迫使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明令免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今亲日振卖国贼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具体要求得到了实现。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和京畿卫戍司令部两个机关，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要对北京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六月十一日，陈独秀亲自到前门外的公共场所散发《宣言》，被便衣密探逮捕。当晚，京师警察厅查抄了陈独秀的寓所《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被捕，引起了各界的声援和营救，北京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于九月十六日将陈释放。
《北京市民宣言》为五四运动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方向，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