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失败，均败之于大洋彼岸的洋人。甲午之败，竟然败于弹丸岛国，败于被称为倭奴的日本。甲午之败，在中国人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认识到瓜分之祸近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帝党结合在一起，掀起维新变法运动。
（一）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正逢会试，各省举人云集京师。四月下旬，传来了李鸿章将要和日本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引起了在京应试的举人们极大的愤慨。康有为“日日奔走”，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力言拒约、备战、迁都。主张“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月三十日，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在宣武门外松筠庵集会，公推康有为起草《上清帝书》。五月二日，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组成浩荡的队伍，步行前往都察院递交“万言书”。这就是名垂青史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它标志着已登“小龙门”的“举人老爷们”，冲破了“孔孟之学”、“程朱之注”的禁锢，也冲破了清廷严禁“士人干政”的谕令，要以天下为己任。中国封建社会中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道路。也为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敲响了丧钟。向封建知识分子指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决不是永恒的真理。“天”在变，“道”也在变，自己脚下的“路”也在变。参加过公车上书的安徽籍举人周维蕃（字介仁），后来登了大龙门，成了戊戌科进士，而且典了翰林，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三十年代，他回忆自己一生的历程时，认为参加公车上书是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公车上书在历史上的深远意义，确实应该引起史学界的注重。
（二）强学会与保国团
公车上书之后，宣武门外的会馆地区成了变法维新的舆论中心和维新志士的活动基地。康有为在菜市口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创办了第一份宣传变法的报纸《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随后又在河南会馆中的嵩云草堂成立了强学会。会员们每十日集会一次，纵谈世界大事，鼓吹变法强国。会员们还集资在琉璃厂创办了一家图书馆，收集了一些翻译书籍，地图和科普仪器，旨在宣传思想启蒙，推进燕市新风。慈禧以“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由，查禁了强学会，封闭了图书馆。康有为在北京兴办的一报一会，由于清政府顽固派的破坏，均仅存在了四个多月，但它发挥了“登高远呼”、“令四方响应”的巨大威力。不但各省旅京士子为之感染，清廷的中下级官员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强学会的活动。“自此以后，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全国各地纷纷效法京师所为，组织学会，开办学堂、报馆。
光绪二十三年，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疾呼变法图强。次年一月五日，在南海会馆成立粤学会。四月十二日，联合诸学会在京成立了保国会。顽固派惊呼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强行封闭了保国会。保国会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反映了变法维新的思想正在由北京向全国辐射。
（三）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实行新政。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维新志士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政。用谕旨形式颁行全国。这是由古老而沉寂的大清帝国的京师发出的变革之声。在当肘来讲，可称之为时代最强音。概而言之，政治上在一定程度上开放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公开准许开设报馆，组织学会。经济上采取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提倡实业，奖励兴办农会、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文教上废除八股，兼习中西学，开办京师大学堂及省、府、县地方学堂。军事上裁减旧军，编练新式海陆军。官制上裁撤重叠的多余机构，提高行政效率。
这些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充分表现了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可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于九月二十一日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再次实行垂帘听政。变法至此结束，仅历时一百零三天，故称为“百日维新”。
（四）菜市口蹀血
政变后，步军统领衙门到处搜捕维新志土，血雨腥风布满京师。康有为在政变前离京，梁启超在政变发生后也避居日本使馆。谭嗣同认为“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拒绝了侠义之士大刀王五的劝说，决心留在北京，实现他“因变法而流血者”，“请自嗣同始”的誓言。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名维新志士，未经司法审讯，即以所谓“大逆不道罪”，在菜市口处以斩刑。年仅三十三岁的谭嗣同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慷慨成仁，从容就义，惊天地，泣鬼神，震撼了京师。也向全中国人民宣布改良之路不可行。对菜市口行刑号炮的回响，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