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隍庙庙会是北京最早的，也是最热闹的庙会之一。
城隍神是由《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庸神演变而来的。水庸神是管沟渠的，凡城都有护城河，水庸神也就成了城市保护神了。城隍神之名，最初见于《北齐书》。南北朝时期城隍庙尚局限于南方的一些地区；唐代中期以后，逐渐普遍；进入宋代，全国府、州、县城皆建有城隍庙，并列入祀典。
城隍神最烜赫的时期是明代。朱元璋建国后，想利用群众迷信心理，鼓吹城隍神能鉴察民之善恶，行善者得福，作恶者受惩罚，用以震慑臣民，巩固统治。他于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大封京城和天下城隍。城隍即所谓镇守。各府有都城隍庙一座，其属下各县有城隍庙一座。北京城内有二县，各有城隍庙。明冯应京《月令广义》说北京的城隍先是文天祥，后为杨椒山。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杨椒山即杨继盛，是明代的一位正真大臣，因弹劾权奸严嵩十大罪状，被逮入狱，受尽酷刑后被害死，终年40岁。明清两代北京有城隍庙四座：都城隍庙、宛平城隍庙、大兴城隍庙、江南城隍庙。都城隍庙庙会历史最悠久。
都城隍庙位于复兴门内的成方街（旧称城隍庙街）路北。始建于元至元四年（1267年），名佐圣灵应庙。明永乐年间重修，改名大威灵祠。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建，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毁于火又重建，万历三年（1575年）重修。清雍正四年（1726年）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修。同治十年（1871年）毁于火又重建。坐北朝面，中轴线上依次有门三重（庙门、顺德门、阐威门）、钟鼓楼、大威灵祠和寝祠，以及治牲所、井亭、燎炉、碑亭等。庙内有顺治十五年（1658年）立石的《西棚老会碑记》，康熙十二年（1673年）立石的《东棚二圣会碑记》和雍正十二年（1734年）立石的《重修京都城隍庙街挂灯会碑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立石的《重修都城隍庙碑记》以及《中棚圣会碑记》。
都城隍庙会在明代是最大的庙会。明刘侗著《帝京景物略》：“城隍庙市，月朔、望，廿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令日古今，彝鼎之曰商周，氍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缎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市族族，行而观者云，贸迁者三，渴乎庙者一。“详尽地记载了庙会出售钟鼎、书画、玉器、文玩的兴旺景象。明人笔记《谈经》还说到外国客商逛都城隍庙庙会：“碧眼胡商，飘洋番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的情景，《谈经》中还说：“庙市则起自刑部街之东弼教坊下，绕北，延至都城隍庙，绵亘十里。”从“列肆三里”和“绵亘十里”，足以说明庙会规模之大。
都城隍庙庙会旧历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开市之日商贩云集，不仅人们日常所用之物无所不有，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名特产品，如苏绣、蜀锦、绫罗绸缎、笔墨宣纸等以及国内外奇珍异宝，如商周之彝鼎、奏汉之匜镜、唐宋之书画、名窑瓷器、珠宝、象牙、玉器、珊瑚树等等，盈架悬陈，琳琅满目。客商不仅来自国内四面八方，还有国外的。
清代每年旧历五月初一至初十，开庙十天。初一日，宛平县的城隍出巡，至都城隍庙相会见。城隍出巡，气势很大，仪仗威严，铜锣开道，肃静回避牌，旌旗伞扇，全份执事。以八人肩舆抬着城隍爷，轿前后有舍身还愿者，扮成判官、鬼卒，或披枷戴锁，扮作罪犯，慢慢跟行。还有各种香会相随，如秧歌、高跷、五虎棍之类，边走边表演，锣鼓喧天，谓之献神。沿途观者如潮。
宛平县城隍驾到时，都城隍庙亦以旌旗执事，香会文场相迎。届时几档子甚至数十档子香会相聚一起，各自表演拿手绝技，把走会活动推向了高峰。进庙会后，举行隆重的仪式，上香焚表，祈祷城隍爷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善男信女进香者，不计其数。
庙会期间，百戏杂陈，摊棚林立，尤以卖估衣者为多。
清光绪初年，都城隍庙毁于大火。光绪末，仅修复三间正殿，以便春秋祭享。
民国初年时，庙里香火还很盛，而且有为各种原因而许愿、还愿的。有的人把两支胳膊肘下边扎穿，拴上提炉来朝拜；有的男孩，穿上红衣红裤，梳上两个小抓髻，扮成女孩，一步一拜或三步一拜来还愿进香。尽管有信众，有香火，但庙会已废不复举。现仅存寝祠五间，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