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和逝去岁月中的故事，像焚毁了的花朵，很难再拾起来，那些变成黑色或灰色的碎片都散落在哪儿了呢?
五十年代，我在北京断断续续住了三年多，大部分时间住在西单未英胡同四号，那是一条很僻静的胡同。四号是个三迸大院，当时是总政治部电影处和创作室。第二进的北房改建为一个小型放映间，来看电影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和将军，经常可以在那个简陋的放映间里看到罗荣恒、贺龙、萧华……等高级将领。1955年春我被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可疑分子名单，就是贺龙在那间小放映间里看嘉宝(Garbo)主演的《茶花女》时提醒我，我才知道的
至于军内外的作家，在末英胡同出入的更是数不胜数，有些已经作古，如宋之的、马寒冰、杜鹏程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就是与我为邻的时候完成的。末英胡同虽然僻静，却很方便，左一拐是西单，右一拐是宣武门。去湖南馆子“曲园”吃汤粉，经常可以遇见齐白石；去山东馆子“丰泽园”吃烤馒头，遇到过裘盛戎；去“全聚德”吃烤鸭，遇到过程砚秋。去“长安大戏院”听杨宝森压根就不需要坐车，迢个弯儿就到了。
未英胡同的每一扇宅门都熟悉我，总是喜眉笑脸地看着我走来走去。我不想去回忆在末英胡同经历过的欢乐和痛苦，那将是一本很厚的书。我只想把我最后离开末英胡同之前一件与一个生命相关的小故事写出来，我曾为了那个生命多年都不能平静。
经过1957年漫长的夏天、短暂的秋天和严酷的冬天，经过军队中、上层领导人的讨论、僵持、争辩，我在1958年春天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亦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热烈的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的痛苦绝不亚于临刑前的死刑犯。我躺在第二进东厢一间小屋里不吃不喝、没日没夜，等待着迟到的流放。这时，整个北京城锣鼓喧天，为响应毛主席消灭四害的号召，连小脚老太婆都上了房顶，敲着铜脸盆，以疲劳战术消灭麻雀。我很羡慕那些有资格参战的人。我知道，我已经被划到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一边了。当一只失魂落魄的麻雀从窗外落进我的房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开始，它以为我是一个有权对它采取革命行动的人，吓得蹲在桌子上颤栗不已地看着我。可能它渐渐看出我的目光和它的目光非常相似:惶恐、迷惑，对这个残忍的世界深为不解。它稍稍安定了一些，对着我乞怜地叫着。此时，我所考虑的是：一、把它抓住，上交。看着它的脖子被拧断，往山丘一般的麻雀尸体堆上一丢？不！把它交上去不就是一种出卖吗？而且谁也不会承认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革命行动，得到的只能是一个白眼和轻蔑的一声哼。二、把它起到窗外，让它被迫杀得心碎胆裂而死？不！虽然这样我看不见它的死活，但和这个念头同时出现的是：不知道哪一个时辰，我就会像它一样被赶出这间屋。我实在不能在自己被放逐之前做一次角色颠倒的演习，它不就是我么！三、把它收养起来，等这场浩劫过去之后再放它逃命？不！一个连自己也庇护不了的生命，怎么可能去庇护另一个濒危的生命呢？如若被发现，我还要承担窝藏反革命的罪责。这个惊魂未定的麻雀，和无计可施的我四目相对了两个多小时。忽然“砰”地一声，门被人踢开了，那个来宣布我去向的人走了进来。小麻雀立即扑翅飞起、夺门而出。我从卧式变为坐式，第一个感觉是得到了解脱，至少不是我赶它走的，它在我眼前消逝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
我离开末英胡同的时候，没有小麻雀的枪惶，像具活尸那样木然。未英胡同的每一扇宅门都变得陌生而冷酷，对我视而不见。
从此我再也没敢回顾过那条胡同，因为我的过于短暂的青春和那只亡命的小麻雀，同时从那里惊飞而夭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