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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派艺术的形成和卓越贡献

2002-12-1 11:00| 发布者: 王景安、成喻言

    梅兰芳名澜,字畹华,又字浣华,原籍江苏泰州。1894年(清光绪20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北京李铁拐斜街一个家道中落的“梨园世家”里。祖父梅巧玲(1842-1882年)是著名的京剧旦角演员,掌管“四喜班”多年。业余善隶书,更能鉴别金石古玩,经常照顾贫苦同行,当时有“义伶”之称。梅兰芳虽未见过祖父,但祖父的遗风,品德却继承下来了。父亲梅竹芬(1872-1898),也工青衣花旦,为人忠厚老实,不幸早逝。母亲杨长玉(18761908),是著名武生杨隆寿之女,在梅兰芳十四岁时即故去。伯父梅雨田(1865-1912)是著名戏曲音乐家,擅长胡琴,曾给伶界大王谭鑫培操琴多年,也为青年时期的梅兰芳伴奏过,取得了烘云托月的效果。
    梅兰芳八岁时被送到姐夫朱小芬家向名“青衣”时小福的弟子吴菱仙学戏。梅兰芳曾受过前一位老师的讽刺,但并不灰心,反而发奋图强,立志要把戏学好。经过吴菱仙认真负责地教,梅兰芳踏踏实实地学,两年后很见起色,对于“唱”“念”“做”“打”的基本功,以及很多青衣正工戏如《战蒲关》、《二进宫》、《三娘教子》、《彩楼配》、《三击掌》、《别宫》、《祭江》、《祭塔》、《宇宙锋》等共约三十几出,都学得很扎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4年秋,斌庆班在前门外广和楼演应节戏《天河配》,经吴菱仙向班主要求,得到允许,让刚刚十岁的梅兰芳在“鹊桥密誓”一折里扮织女,第一次登上了舞台。演出效果不错,从扮像到唱念都看得过去,吴老师很高兴。
    1907年梅兰芳十三岁时,参加“喜连成”(后为富连成)科班,搭班学艺,边学边演。每日总是开戏之前就下后台,直至散戏,才离开剧场。只要他场上没活,就站在“下场门”一侧看戏。不论文戏、武戏,不论什么“行当”的戏,都聚精会神的学习。日久天长,他吸取了别人很多长处,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演技。在当时,一般的“梨园子弟”差不多都是先学戏、后登台。就是说有了一定技艺基础,掌握了足够的剧目后,才搭班演唱。但梅兰芳因自其祖父梅巧玲去世后,即家道中落,他必须过早地担起家庭重担,因此,他一反常规,在离开“喜连成”科班后,就随搭班随演戏,以便在实践中求得提高,同时挣钱养家。所以梅兰芳搭大班演戏时还很年轻,十八岁时即和谭鑫培同台演出。
    梅兰芳为了使自己表演艺术精益求精,一面搭班演戏,一面又向更多的老前辈问艺,如向陈德霖学青衣戏,向路三宝学花旦戏,向茹莱卿学武把子,向乔蕙兰学昆曲等等,更多的是经常向王瑶卿请教。由于他虚心刻苦,博采众长,使之获益很大。
    梅兰芳1911年十七岁时,在北京文明茶园(后来的华北戏院)第一次演出林季鸿编的新腔《玉堂春》,由其伯父梅雨田操琴,得到了内外行的好评。从此鼓舞了他唱新腔,创新戏的积极性。
    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和王凤卿去上海演出,挂二牌。前三天唱的是青衣戏《彩楼配》、《玉堂春》、《武家坡》,演过十二场以后,王为提携他,让他以刀马旦应工的《穆柯寨》一剧,演唱大轴。这一天是他第一次在上海唱大轴。此后又演出了二本《虹霓关》和《枪挑穆天王》等戏,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梅兰芳在上海期间,观看了欧阳予倩等组织的“新剧同志会”演出的《家庭恩怨记》、《猛回头》、《热血》等反映现实生活并有进步意义的戏。同时他又看到上海戏剧在服装、舞台装置、化妆等各方面均有创新,得到不少的启发。后来梅兰芳说这次上海之行,是他在艺术生活中的第一次飞跃。
    1914年梅兰芳从上海回京后,首先在旦角化妆上,采用了南方的化妆法,为演出增添了光彩,也为北方旦角的化妆树立了楷模。同时,他也觉得过去唱的都是取材于古代史实的传统老戏,虽然有的内容具有教育意义,观众看了也能起一定作用,但如直接采取现代时事,编成新剧,收效比老戏可能更大。他这种想法促使他根据北京当地的实事新闻,编写了第一出时装新戏《孽海波澜》。为了演好这个新角色,他先在家扮好了,请挚友们边看边提意见。此后每排新戏,不论是时装和古装的,都这样做。《孽海波澜》演过后,收到了良好效果,继而又编演了《邓霞姑》、《一缕麻》、《宦海潮》等时装新戏。
    从1915年开始,梅兰芳又以大胆革新的精神,创造了当时舞台上从未出现过的古装新戏,第一出是《嫦娥奔月》。这出戏一上演,就以新的服装、新的扮相、新的表演和强大的阵容,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但当时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的看法,甚至反对和讥讽。但他没有因此而停步不前,仍以更大的勇气,继续编演古装新剧。两个月后,《黛玉葬花》一剧又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演了。如果说《嫦娥奔月》开创了古装新戏的道路,那么《黛玉葬花》在北方又开创了红楼戏的道路。从此,他的新戏源源不绝。同年又排了《千金一笑》。以后有1917年《天女散花》、《木兰从军》,1918年《童女斩蛇》,1920年《红线盗盒》,1921年《霸王别姬》,1923年《西施》、《洛神》、《廉锦枫》,1925年《上元夫人》、《太真外传》一、二本,1926年《太真外传》三、四本,1927年《俊袭人》,1928年《凤还巢》、《春灯谜》、1933~1936年《抗金兵》、《生死恨》、1959年《穆桂英挂帅》等。除了这些新创作的戏以外,还有许多老戏新演的剧目,经过他的手以后,从剧本到舞台处理,从唱腔到身段、化装等各方面都注入了许多的新的艺术因素,逐渐成为他的保留剧目。这些戏虽不是他所独有,但由于他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创造性劳动,也就成为体现梅派艺术的精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剧目有《贵妃醉酒》、《宇宙锋》、《奇双会》、《金山寺》、《断桥》、《游园惊梦》等。不论是新编历史戏或改编传统戏,梅兰芳都用了极大的精力,使剧目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统一起来。
    梅兰芳对艺术革新是全面的。京剧里把青衣和花旦溶为一体,所谓“花衫”这一新的行当,严格说,首先是由王瑶卿倡导的。可是他在舞台上活动时间短。因此,真正创立这一行当并得到整个京剧界的承认与效仿,却是梅兰芳的功绩。“花衫”与原青衣不同,在于它不只重唱、同时也注意身段和表演。用现代话说就是不仅是“唱戏”,而且要“演人物”。梅兰芳在唱腔上不断创造新腔的同时,还首先增添了乐器二胡,丰富了旦角的伴奏。另外新剧中加重了“舞”的分量和作用,比如《嫦娥奔月》的飘带、水袖,《黛玉葬花》的镰锄,《霸王别姬》的剑舞,《西施》中的羽舞等等,更大大丰富了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
    梅兰芳的扮像,雍容华贵,典雅大方。嗓音清亮甜润,行腔自然。表演艺术可称博大精深,“文武昆乱”不挡。在多年舞台实际中逐渐地形成了“易学难精”的“梅派”艺术。
    1927年,北京出版的《顺天时报》举办了“首届京剧旦角名伶评选”,由各地读者公开投票选举。结果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尚小云的《摩登伽女》、程艳秋的《红拂传》、荀慧生的《丹青引》当选为“四大名且”。梅得票最多,荣居首位。
    梅兰芳之所以能在艺术上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决非偶然。在文化部和中国文联1955年为他和周信芳举行的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上,他曾语重心长地向戏曲界青年同志讲过一段话:“首先要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从事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地劳动,不断地锻炼,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虚心接受观众的意见,严格进行自我批评,为着祖国灿烂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这段话浅显易懂,但真正做到却不容易。可是梅先生就是按着这样一丝不苟地走过来的。
    梅派艺术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它是中国京剧成熟时期的里程碑,而且是中国戏剧艺术的一代高峰。他的贡献是伟大的。
    把中国戏剧推向世界的先驱
    正当梅兰芳在艺术上获得成就并声誉鹊起,受到国内观众热烈欢迎的时候,也引起了国外人士的极大重视。首先是1919年5月,日本帝国剧场董事长大仓喜八郎邀请梅兰芳剧团到日本演出。所到东京、大阪和神户等地,观众中无论是政府官员、文艺界名流,还是旅日华侨,对梅兰芳的到来,表示了高度的热情,每次演出均给以盛大的欢迎。这是中国京剧演员第一次在外国舞台上出现。梅兰芳与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如中村雀右卫门、尾上梅幸、村田嘉久子等结下了深厚友谊。
    1924年10月,梅兰芳再度应邀访日。当时正是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年,梅兰芳为了支援帝国剧场的复兴,在东京演出时间较长,同时还义演募款,救济受灾的日本人民。这次巡回演出,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梅兰芳的声誉从此更加远播到世界许多国家。
    当时北京的不少国家驻华使节以及访华人士,仰慕梅兰芳的声誉,都希望与他会晤并引以为荣。因此梅兰芳原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寓所,就成为频繁接待外宾的地方。1926年,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麦克慕雷先生来拜访时提出希望梅兰芳赴美演出的建议。时隔不久,另一美国驻华官员在官方宴会上再次提出欢迎前往。因为赴美演出需要自费,梅兰芳经过几年准备,多方筹措,得到许多金融界人士协助。1929年末正要成行时,又闻美国正值经济危机,市面不振。如果此时前往不能卖座,风险很大,许多友人都劝他考虑。梅兰芳毅然决定按原计划起程。一行共21人,1930年1月18日由上海乘船出发。经过日本于2月8日到达美国纽约。沿途所到之处,无论是轮埠、车站都有几千人自动来欢迎和献花。经过市区时,街道两旁也有人欢呼围观。
    梅兰芳在美国访问的城市,有西雅图、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坛香山等地。共演出了七十二场,场场满座,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有时甚至加座或卖站票。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旧金山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等校的校长或教授们分别为梅兰芳举行欢迎会或座谈会。洛杉矶的波摩拿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的荣衔,并隆重举行了颁发证书的大会。
    梅兰芳在美国还结识了很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如喜剧大师卓别麟,先驱影星范朋克及夫人玛丽壁克福,以及好莱坞许多著名影星,还有剧评权威斯达克·扬、戏剧家贝拉斯考及劳伦斯·贾德等。
    梅兰芳不仅是第一个打破欧美人士向来不看中国戏的先驱者,而且是第一个用京剧艺术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为国争光的艺术使节。他把中国京剧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1935年梅兰芳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正式邀请赴苏联演出。苏联政府为了欢迎梅兰芳的到来,由著名戏剧、电影、文学知名人士组成“梅兰芳招待委员会”。梅兰芳一行于3月12日到达莫斯科,一下火车,就受到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
    梅兰芳在莫斯科正式公演六天后,到列宁格勒演出了几场,又回到莫斯科。每次演出的盛况,并不亚于在美国。特别是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一次招待会,更是盛况空前。
    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受到了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梅耶霍尔德、文学家高尔基、A·托尔斯泰、著名舞蹈演员谢苗诺娃、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以及专程来苏观摩梅兰芳表演的德国著名剧作家和导演布莱希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多次举行座谈、交流经验,听取了他们对中国戏剧艺术的精辟和准确的评价。
    被誉为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聚会一堂、多抒伟论、互相交流,对戏剧事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广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代表中国戏剧的梅兰芳体系,在国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梅兰芳结束了对苏联访问演出后,就与我国戏剧专家余上沅教授到法国、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等国家考察戏剧。在那里又结识了一些知名人士,如英国的肖伯纳、J·M·贝瑞等,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当时在英演出),好莱坞华裔电影明星黄柳霜等等。归途时还经过埃及和印度。
    梅兰芳的多次出国演出,把祖国绚丽多彩的京剧艺术推上了国际舞台,为祖国的艺术争得了崇高的荣誉,并结识了众多的国际知名的文艺界朋友,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对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高尚品质与民族气节
    梅兰芳的生前艺友荀慧生曾评论梅先生的艺术和为人,他说:“别人有挑,梅大哥没挑。”的确,梅兰芳为人处世的高尚品质表现在各方面,这里只能简略地提一些,也不过是“大海一勺”。
    他的美德最难得的是,一方面凡事有坚持到底、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方面又不固执己见,宽大兼容。看起来这两点是矛盾的,但梅兰芳确是两者兼备。比如他专心致志于剧艺,抓得紧,一步不肯放松,但同时又能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择善而从,兼收并蓄。
    梅先生的性格平易近人,待人接物,一向态度谦和。亲友到他家里,他必然衣冠整齐出来会见,又必亲自捧茶敬客,丝毫不是虚伪,而是出自真诚。他生平从无疾言厉色,就是朋友或学生有了过失,也总是用诚恳的态度、委婉言词进行规劝。前面提到他的祖父人称“义伶”的梅巧玲的好品德,他继承下来了。对贫困的亲友同业,关怀备至,毫不吝惜,给以帮助,给以慰藉。早年每年年底北京照例举行大义务戏演出(当时所谓“窝窝头会”),大多是由梅兰芳主持,收入给贫苦同行以援助。同时,他个人还进行个别资助。梅兰芳到上海后,仍照例每年发起义演,将所得款汇京救济同行。多年来他在各地演出的赈灾、济贫等的义务戏,更是不计其数。
    梅兰芳一生节俭,生活朴素,从未计较过个人得失。例如,他衣着只重整洁,从不尚豪华,一次尚小云曾说起“畹华大哥真是勤俭,在最近这几年里,总是穿着那套西服”。
    梅兰芳善于分析问题,明辨是非。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引起了梅兰芳的强烈愤慨。1932年冬,他放弃了惨淡经营的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旧宅,举家南迁上海马斯南路定居。为了鼓舞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斗志,梅兰芳与叶恭绰等一起,根据传统剧《娘子军》编演了《抗金兵》。高超的表演艺术与激烈的抗敌剧情在剧中溶为一体。接着,他又把齐如山根据明代传奇编写的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反映在敌人刺刀下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以激励民族气节,在上海和南京演出,场场爆满。这两出爱国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剧目,激起了观众的共鸣。
    1937年末上海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梅兰芳不愿被敌人利用,借口到香港演出,1938年春率领剧团到了香港,演出后就留居香港。这是他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
    梅兰芳在香港住了四年,心情虽然悒郁,但对抗战充满信心,坚信总有一天会重登舞台。他平日看报了解国际形势,锻炼身体,学习英文,阅读文学书籍,有时自拉二胡,复习和研究自己的唱腔,或请人吹笛,复习几段昆曲。但总是把门窗紧闭,以免引起旁人注意。平时消遣就是绘画和看电影。
    1941年12月,日军围攻香港,飞机常常轰炸,梅兰芳躲在地下室里。他素爱整洁,气氛虽紧张,还照样每日刮脸,可是不刮胡子了,他是另有用心的。果然,香港陷落后第三天,日本酒井司令就把他请了去,一看梅兰芳嘴上的胡子,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惊讶地说:“您怎么留须了,像您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遗憾,遗憾!”梅兰芳当即谢绝了酒井的宴请,回了寓所。这是他第一次拒敌过关。
    梅兰芳在离开香港之前,还遭到日军三次不同程度的胁迫,都被他挡了回去。一次是日军为了开一个占领香港的“庆祝会”,请他表演一出京戏。他借词患牙疼,请医生开了个证明,没有参加。没过多久,日军又派人来说,为了繁荣战后的香港市场,请他演几天戏。梅先生对他们说,剧团不在香港,一人无法演出,又搪塞了过去。第三次是南京汪精卫伪政府要庆祝“还都”,日本特务机关专程派人来港,用专机邀请梅兰芳去参加演出。不管梅先生用什么理由回绝,来人均无动于衷,坚请他走一趟,否则无法复命。费了不知多少唇舌,最后梅兰芳坚持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的理由,好不容易才把来人打发走了。
    梅兰芳那时的处境,真好比笼中之鸟。他唯一的寄托,就是想尽办法夜间偷听短波收音机,了解同盟国的胜利消息。
    梅兰芳为了逃脱香港这个樊笼,1942年春取道广州回到上海。虽然一家团聚了,可是困难、逼迫却又不断向他袭来。首先是经济问题,他几年没有演出,港、沪两处生活费用把历年的积蓄差不多用光了,又兼货币一再贬值,物价飞涨,除去家属,还由于他宽厚待人的祖风,佣人和剧团的人,都要照顾。几十人的生活,困境越来越严重。这时不断有各方面“人士”来游说,约请他登台演出。梅先生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如果刮去胡子,没了挡箭牌,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一一都给推辞掉了。他只得卖掉家藏书画、古玩、古墨、瓷器、古扇等物,以作花费。同时还杜门谢客,在家绘画,在上海还办过一次画展,以鬻画收入补助生活。日伪政权仍不放过他,1942年秋又派人邀请他为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到南京、长春、日本东京去巡回演出。梅兰芳抚着胡须对来人说,年岁大不能唱了。后来日军华北驻屯军掌管文化事务大权的人亲自出面,进行胁迫说,不能演出,也要出来讲话,倘若违抗,便以军法从事。梅兰芳的亲友们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便共同商议让医生给他打伤寒针,使他发烧。日军方面不相信,又派来军医亲自量体温,结果确认梅兰芳发烧四十二度,卧病在床才罢。他就这样再一次抵制了敌伪的胁迫。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梅兰芳不惜损伤自己的身体,正如他在1944年自己画的一幅《松柏图》上写的两句题语:“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梅兰芳以松柏自励,表达了坚贞不屈、热爱祖国的情操,不愧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大艺术家。直至抗战胜利,他才重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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