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的深入，胡同里的“吆喝”声也多了起来。“有茅台酒瓶的卖”，“‘易拉罐’的卖”，“手套我买”，“换生熟花生米”，“换鸡蛋、鸭蛋了”，“换大米”，“谁买豆包布”……有时还夹杂着带有浓厚广东、江浙和安徽音的叫喊，“收买旧钢笔”，“打金戒指，打耳环”，“谁打被套”，“修鞋补鞋”……这些单调的，无韵味的，不分季节的，没有风情的吆喝声，从早到晚喊个不停，简直使我这个干伏案活的人难以忍受。有时我只好搁笔沉思，借着这烦躁的声浪去追忆自己少年时代所听到的吆喝声。久而久之，这追忆又促使我提起了笔，写下了这篇杂杂的文字。
昔日北京胡同里的吆喝叫卖声的确不算少，无论挎篮的、肩挑的，还是推车的，在吆喝时，总是以一只手捂着耳朵，对吆喝叫卖之物均要加上不少的形容词，其词颇有韵味，使人听了不觉厌烦。此外无论一天或是一年之中，沿街串巷的吆喝者，总是日分早晚年按时令售卖物品。只要是京城的老住户一般都能道出什么时候卖什么的该吆喝了，常此下来，人们便可从吆喝声中了解到京城四时的一些风土人情。
“嗳！活鲤鱼呀，活鲤鱼。”这是每年阴历初二必然会在胡同里听到的吆喝声。正月初二这天，北京的家家户户都要祭财神，于是卖鱼商贩便肩担木盆向居民售卖。居民则以瓦盆盛水将鱼买到家中，祭财神时将鱼从盆中捞出放于长瓷盘里，并将事先用大红纸剪好的财字贴在鱼目之上。祭毕财神，往往将鱼放于水缸之中。之所以用活鱼祭财神，乃取“富贵有余”或“年年有余”余字和鱼字的同音。
“大小哟……买小金鱼养活……”这是过去北京正月里常常听到的吆喝声。售卖者在正月里沿街叫卖金鱼，亦取其吉利之意。居民也乐意在这时候买几尾颜色鲜艳的金鱼养着。我小的时候，每当此时，便要让奶奶或妈妈给买上几条养活着玩。卖金鱼的往往是前面挑着一个不足一尺深，直径有三尺许的木盆；后面挑着一个荆条筐。木盆上加着一个圆席盖。当打开盖后便可见到红、粉、黑、花各色的龙睛鱼在水草中游来游去。有的木盆还人为地用木板隔成三、四格，将不同颜色或大小的金鱼分开来放。后面的筐里放着些枯草，草中卧着许多扁圆的玻璃鱼缸。如果你将喜爱的鱼挑选好，卖鱼人就会用小笊篱从木盆中捞起，放在漂在木盆中一只盛着水的白瓷碗里。待你进一步端详，直到满意后，才将鱼和水一起给你倒在你带来的器皿中或从他那里选好的鱼缸里。如果你能多买几条或买了他的鱼缸，卖鱼人还会饶给你几根水草。
当你买至家中，陈于桌上，透过玻璃缸，见到各色金鱼在碧绿的水草中缓缓游来游去的时候，无疑会有冬日荡然之感，然而你哪里知道，这些正月里卖出的金鱼都是所谓“冻秧子”，随着寒冬的消逝，他们亦将寿终正寝了。
从“桂花哟，元宵”的吆喝声中，人们便预知正月十五上元节就要到来了。明、清时代，京城每年上元节都非常的热闹。“五城各设灯棚宝马香车，极承平岁华之丽。”由于京城习俗上元节之夜必食元宵，故此上元节前数日便有挑担售卖者，挑的前面设锅，随卖随煮，所卖者粉细馅精，其馅多为山楂、桂花、白糖、芝麻。上元节夜食元宵的历史相当长了。据宋人周必大撰《平园续稿》中说，“元宵煮食浮圆子”。这里所说的“元宵”即上元节之夜。“浮圆子”乃粉制的圆面团，因为一旦煮熟它即浮于水面，后来因浮圆子于元宵之夜必食，故以时命名，称之为元宵。而浮圆子之名便隐去了。京城尚古，因此千百年习俗不改。据传袁世凯专权时，因避“元”字之讳，曾密令北方之地易元宵之名为南方之所称之汤圆。然而仅天津一地易了其名。京地坚而不改，故一直称之为元宵。民国政府于1930年正式公布将阴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改为公历一月十五日，并废元宵之名，然而百姓元以应者。元宵节和吃元宵依旧如故。
“嫩了芽的香椿哟。”这吆喝声标志着仲春的到来。卖香椿的人多是臂上挎一小篮，篮底铺块湿布，篮上盖块湿布，用于马莲或细柳条绑的一小捆一小捆的香椿摆放其中。不少北京人喜食香椿。其吃法一是当面码。炸酱面，可以说是北京人家家常吃的食物。到了香椿上市的时节，北京人吃的炸酱面就分外丰盛了。因为此时小红水萝卜、嫩绿的黄瓜都已上市。绿豆芽在菜床子上也可买到。再将刚从门口买来的香椿芽用开水一焯，然后切碎。这样就有了四样面码可就的炸酱面，因此吃起来则会更加开胃。香椿的第二种吃法是香椿豆，即将用水事先泡好的黄豆，用开水煮熟，然后将香椿在开水中一冒取出切碎放入豆中，再拌以细盐，点上些香油。酱油问世后，有人不放盐而放些酱油和醋亦是香椿豆的一种吃法。香椿鱼，并非真鱼，乃以香椿芽和面放少许盐用香油炸而食之，香脆可口。这一食品至今八面槽的全素斋仍可买到。
一声“鲜螺蛳来哟！”勾起了我的美好遐想。昔日京城的四郊有多少水洼、小溪以至河流是那样的清澈见底啊！三月中旬芦苇已经钻出了水面，当你假日郊游时，如果驻步在清澈见底的水边，蹲下去向水中细看，就会发现大大小小的螺蛳在水下滚动。胡同里卖螺蛳的人就是从这些地方打捞来的。他们肩挑两个荆条筐，筐里放上席篓，篓里装上不久前才捞来的螺蛳，这东西很便宜，至今我还记得一枚当十文的民国开国铜币，交给了卖螺蛳的人，他就会用粗瓷碗给你?上两碗。
北京人之所以在春天喜吃螺蛳，听老人讲因为螺蛳是清眼之物。一般家里将螺蛳买来后，先要放在清水盆中，并在盆中的水面上点上两三滴香油，多半是上午买来下午食，或者下午买来次日方食，这样做，是让螺蛳“吐泥”，吐泥之后，还要用清水再投几次。其做法是将洗净的螺蛳放在煮沸的花椒水里开上一开，即可拿笊篱捞出，然后备个小碗，里面放些酱油、姜末、醋和香油。吃时用卖螺蛳人给的酸枣树上的木刺，将螺蛳孔上的“镜”拨去，取其肉蘸着碗里的佐料而食。此外还有将螺蛳肉取出，再用野鸡脖韭菜炒而食之的。
听到“花儿来，玫瑰花，抓玫瑰瓣！”和“赛牡丹来：杨妃来，芍药花……”便知已是春暮时节。北京4月间玫瑰、芍药盛开。玫瑰色紫而润，甜香袭人，少女分外地喜爱它。每当花开季节，清晨时分便有沿街吆喝的售卖者，玫瑰多取自北山玫瑰沟，因为其花怕寒，故种于沟中，若种于平地，冬日需埋于地下。北京人买玫瑰不仅用于观赏，而且还用糖腌其花瓣，备自制玫瑰饼吃。芍药为京南丰台十八村所产，花将开时，折枝售卖，以粉红色的“杨妃”和雪白的“傻白”最为有名。
“冰核（读胡音）儿给得多，冰核儿败火……”有时还能听到清脆的“冰盏”声。这是北京盛夏来临的交响曲。少年时代，我虽然没有卖过冰核儿，但是却帮助过一位同学到冰窖里趸过冰。那时的冰都是天然的，每块都有一百几十斤重。我的同学人小力弱，每次只能趸1至4块，按冰窖的行话说是“二五”，这是他们向外批发的最小重量。买下后还得求冰窖管理人用大冰镩在冰上给镩上几下，然后便将镩碎了的冰放在篮里，篮的上下都要放上麻包片，以起保温作用。将冰装好后，再将篮子放在自制的小车上。
“修……雨伞、旱伞！”是北京雨季到来时的吆喝声。昔日无塑料伞、尼龙伞更无折叠伞，有的只是纸伞和布伞。布伞又分遮雨的油布伞和蔽日的旱布伞。修伞者担挑，挑上不仅有修伞用的工具如钳子、剪子、锤子、大针等，同时还备有高丽纸、油布、麻绳、线、桐油、铁丝等材料。无论是换伞面、补伞面、修伞骨都能手到活成而且价钱不贵。因此每到雨季来临之时，家家户户都将破旧的雨旱伞拿出来修理。修伞者也就在此时挣个时令钱。
“打冰盏”的，是胡同里以响器代替吆喝声的代表。冰盏乃用两个小铜碗叠在一起相击，其声清脆悦耳。打冰盏的挑子上放着一见即使人感到凉意的食品。什么冰镇的果子干、玻璃粉、山楂落、玫瑰枣、梅汤、糊子糕等等。小时候最使自己垂涎的要算是果子干了。后来我竟然向妈妈学会了这种食品的做法。即先选一个干净的大瓷缸，将上好的柿饼撕成碎块放入，然后将没虫的杏干洗净用沙锅稍煮，待其汤凉后倒入大瓷缸内，将瓷缸用盖盖好，一两日后即可打开食用，吃前需将上等嫩藕洗净，切成薄片放清水中拔好，待吃时盛一碗大瓷缸里业已泡好了的柿饼和杏干，再加上数片白色嫩藕，真是味道好极了。打冰盏挑上卖的果子干，是放在一大青花开口缸子里，为了盛着方便，藕片已经事先和泡好的柿饼、杏干放在了一起。大青花缸子上放着半边玻璃板。缸子四周放着些碎冰块，凡有买者，便用青花细瓷小碗盛好，然后放上一个很薄的红铜小勺，一碗下肚凉彻心脾。
当听到“臭豆腐！酱豆腐！韭菜花，酱黄瓜”的吆喝声时，知道已是金风送凉，暑气全消的季节到了。人们的食欲也随着天气的凉爽而增加了起来。昔日北京人喜欢在秋冬季节吃酱豆腐和臭豆腐。酱豆腐多来自浙江绍兴，清朝年间漕运畅通时，大坛小坛的酱豆腐先运至通州。当时通州有一家大的油盐店名曰“万通”，便直接承办绍兴北运的酱豆腐批发业务。京城中的许多串街小贩多是辗转从万通号批发而来的，万通号由于名气较大，民国年间它那块黑漆金字匾额居然是由吴佩孚亲笔题写的。至于臭豆腐卖者则多标榜为王致和生产。昔日北京人对酱豆腐和臭豆腐的吃法，一般是酱豆腐当小菜吃时，点些香油。又炖肉时放些酱豆腐汁，炖出的猪肉或猪肘子称酱豆腐肉或酱豆腐肘，其味别具一格。臭豆腐吃时，需切些葱花，然后再炸点花椒油。吃窝头或小米饭时臭豆腐才下饭呢！过去北京穷苦的劳动人民常常买不起菜吃，于是便在门口卖酱豆腐的挑上买上点韭菜花、辣椒糊然后再放点麻酱，这三样合在一起还给起个雅号称之为“三大对”。
“炸面筋来，熏鱼哟……”刚吆喝完，“坛肉！扣肉！米粉肉”的吆喝声又起。说明隆冬已经来临。卖炸面筋和熏鱼的实际上乃是以卖猪头肉为主，由于昔日北京回民较多，且汉满等族人非常尊重回族人的风俗习惯，因此不仅不能当着回民吃猪油猪肉，就是在言谈话语之中也不提猪字，而以大肉、大油代替猪肉、猪油。至于走街串巷的小贩吆喝时更应避讳直喊猪头肉了。卖熏鱼的挑子上确也有熏物出售。如熏肺头、熏口条、熏鸡蛋。有时还带些野味，如熏寒鸦，寒鸦肚白比乌鸦为小，但常常与乌鸦一起飞翔。
关于吆喝卖坛肉的人又多半是专做红白喜事的厨子，每当冬季来临时，婚嫁之事渐少，因此他们为了糊口便自制一些肉食，晚饭时候肩挑圆笼串胡同吆喝。由于味道有席面上的风味，因此往往博得人们的光顾。
还有一桩吆喝更有趣。昔日北京串胡同卖牛肉者，总是吆喝“牛肉！二斤多了……”无论吆喝者所卖之牛肉多少，总是喊二斤多了，起先我不明白，后来听老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千百年来以农为本，耕牛虽不象印度那样被视为神物，然官府是严禁屠杀耕牛食肉的，所以卖牛肉者总说他所卖的均是牛老了（即死了）方才卖肉。因牛老无多，所以总以二斤多来吆喝，以防官府追究。
上面谈及的吆喝声，只不过是昔日北京胡同里所能听到的很小一部分。读者想必会从中得到某种启迪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