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商市，自然少不了“连锁店”和“分号”这种经营方式。
说起“连锁店”来，不少人以为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甚至于有人误以为是“舶来品”。其实，这种经营形式在我国，尤其在北京早有出现。不过，那时称为“分号”、“联号”等。
中药业是北京商业中最为称著的，它们以同仁堂“乐家老铺”为龙头，以质量和信誉为资本，几乎垄断了京城的中药业。中药业的表现形式为药店，北京城里城外，自清代始开了一家又一家的标有“乐家老铺”的药店。据一份民国8年（1919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当时北京经营中药的药店、药铺、参局、药栈等等共有151家，遍布四九城。但是有多少是老同仁堂乐尊育的“真传”，已不可考。但是店名中有“仁”字的，多为乐家后人开办，这些“分号”主要经营丸散膏丹、草药，尤以经营同仁堂秘制的“安宫牛黄丸”、“乌鸡白凤丸”为主。当然，这其中也有鱼目混珠者，它们贩卖的一些中成药，虽标有“同仁堂”等字样，大都是仿制或从老同仁堂趸来的。这种小药铺不能算是“分号”，当然也不是“连锁店”了。
同仁堂与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汉口叶开泰并称中国四大药店。出于同仁堂的特殊地位，该店不许开设分店，即不准后人再以同仁堂为店名卖药，但允许后人挂有“乐家老铺”的牌匾，因此，在北京找不出第二家同仁堂，宏仁堂、颐龄堂、宏济堂、达仁堂四家药店，都是在民国10年（1921年）后开办的，店主都是同仁堂乐尊育的直系后人。这四家药铺开业后，又有永仁、怀仁、沛仁、继仁、乐舜记、宏达等药铺开业，它们都是颐龄堂、宏济堂的“分号”，而达仁堂不再设“分号”，但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十八家达仁堂药铺，并将总店迁到天津。有趣的是1928年，同仁堂借“首都南迁”的机会，在南京又开了家同仁堂，这在当时是打破同仁堂“常规”的举动，在中药业界轰动很大。
如此众多的药铺，又经营同一类货色，店主的先人又是同一人（或兄弟、父子），形成了药业网络，谁又能说它们不是“连锁店”呢？
在“连锁店”这种经营形式中，除了中药铺比较突出外，大概绸布业也是最突出的。北京的绸布庄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是“八大祥”——瑞蚨祥、瑞林祥、瑞生祥、瑞成祥、谦祥益、益和祥、东升祥、丽丰祥。这八家带“祥”字的绸布庄，店主都是山东章丘人，店主以姓孟者居多，当时除二家在东四、西四外，均开在前门外。“八大样”以经营绸缎布匹为主，而且都是当时的“高级料子”，中低档货较少；服务对象也是达官贵人、王公大臣。说它们是“连锁店”再恰当没有了。其中，瑞蚨祥还分出了瑞蚨祥鸿记、瑞蚨祥西鸿记及瑞蚨祥世记，这“鸿记”和“世记”不是店主的姓氏，他们的店主是孟觐侯和孟春元。由此可见，说它们是老北京的“连锁店”是不过分的。
药店、绸布店有“连锁店”，其它行业亦有，如亨得利表业、粮业等，甚至油盐店也有连锁形式。旧日东四牌楼有一家叫和兴公的油盐店，而在东单牌楼也有一家和兴公油盐店，店主系京东人，刘姓，这两家一家称“南号”，另一家称“北号”。
今天京城的“连锁店”大都由一家总店或者有个公司主持，如西城的希福连锁店由原西城区副食品公司主办；东城的良士发连锁店由原东城区粮油管理处主办。但旧日的所谓“连锁店”大多由“家族”主办，几乎店主都来自一家或一人，家庭色彩极浓，这样，使得它们联为一体，在激烈商战中有自己的“阵地”、自己的“人马”，以此来抗衡同行的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旧北京还有“同业公会”这种机构，它们把属于同一类别的商号联络在一起，制定一些相应的“公约”，并对价格、商品质量等等约定统一的标准，让同行遵守。“同业公会”不是行政机关，它所制定的那些“公约”和制度，只是“君子协定”，对具体的商号没有约束力，故而，不能把“同业公会”列为“连锁店”范围。
欧美出现连锁店大约是在19世纪中叶，但在这之前，“连锁店”在北京已遍地开花。而且，有人还对旧北京“连锁店”加以分类，说它们有分号型、联号型、派生型和网络型四种。由此可见，连销店这种商业形式，并非始于今日，在我们祖宗一代就业已存在了。
至于今日之“自选市场”、“仓储市场”等经营形式，也曾在老北京出现过，只是那时不那样称呼而已。旧北京的山货、百货货栈，就专营批发，为零售小贩趸货而设。京城一些人家为了节省开支，也到这里买成打（12双）的袜子、毛巾之类的日用品，与今日到“仓储市场”购物相似。
商业在世界、在我国已有数千年历史，在经营方式上几乎变不出什么花样了。当今日有人推出新鲜花样，请不要陶醉，或许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前就可能出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