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钧科先生所著《北京古代交通》一书中，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理论，指出古代北京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存在着沿太行山东麓南北一线高地的南北通道，即"太行山东麓大道"；北京西北方向通向太行山以西及内蒙古草原的"居庸关大道" ；北京东北方向通向燕山腹地的"古北口大道"；北京东北方向经燕山南麓或山海关通向松辽平原的"燕山南麓或山海关大道"。
笔者认为其说十分精辟，而北京地区与外界的其他交通路线实际上都是在这四大干道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兹结合史事分述如下。
一、秦汉至北朝时期的交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灭山东诸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政权以后，复于第二年（前220年）在全国范围内广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 。据史念海先生的研究，这些驰道是以秦都咸阳为中心形成的向外辐射的交通网。其中一条就是由咸阳东行，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北，至三川郡（今河南洛阳市），然后东北经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再北经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市），复东北至广阳郡蓟城（今北京）。从广阳蓟城复东北，经无终（今天津蓟县）、令支（今河北迁安西）可达著名的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境内）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秦二世皇帝元年（前209年），二世（即秦始皇之子，时即位，称二世）东行郡县……到碣石，并海。"他们所经的就是这条交通路线。
从北京通往太行山以西地区的通道前已说到"居庸关大道"。如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颁令毁灭佛教寺院、焚烧经籍，当时山西五台僧人大多逃亡幽州（治今北京）。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守官）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由此可见居庸关是今北京通往山西地区的重要通道。不过，除了"居庸关大道"之外，自北京 及河北地区通往山西的还有两条重要通道，就是河北的"井陉"和"飞狐口"。这两个关口都是太行山脉的比较宽敞的峡谷山口。"井陉"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秦国灭亡，楚汉相争，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际，汉高祖刘邦三年（前204年）十月，汉将韩信、张耳在平定河东（今山西地区）之后，东下井陉击赵（都今河北邯郸），俘赵王歇 。由于这条大道十分重要，所以西汉在此设井陉县，今其县名仍然存在不废。"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县北。西晋末年，并州刺史刘琨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屡为叛胡刘粲、石勒所败，建兴四年（316年）十二月率余部自飞狐口进入幽州，与驻在蓟城的辽西鲜卑联合 。另外东汉初年，卢芳盘踞高柳，与匈奴、乌桓相勾结，不断侵扰边地。建武十三年（37年）上谷太守王霸与将军杜茂"治飞狐道" ，并修亭障三百余里。可见"飞狐"早在西晋以前就是一条与井陉同样重要的大道。
十六国时期自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至蓟城（今北京）的交通大道即前述"太行山东麓大道"。建兴二年（314年）后赵石勒都于襄国，发兵奇袭驻在蓟城的晋幽州牧王浚，其进军路线就是自襄国（今河北邢台市）出发，昼夜兼程，至柏人（今河北内丘东北），渡易水，经范阳（今河北涿州市），晨至蓟城 。
此外，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与部下王霸等受更始使者和蓟城豪强势力之逼，自蓟城南逃，其所行路线是从蓟城至广阳城（今北京房山区广阳城村），然后西南至卢奴（今河北定县），再东南至饶县（今河北饶阳东北），再西南渡滹沱河至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北，复南至南宫（今河北南宫市西北），再东北至信都（今河北冀县），得到当地豪强的支持，终于灭邯郸王郎 。
这一时期自北京地区通向东北方向的路线，除古北口和山海关两线之外，还有卢龙塞一线。卢龙塞是燕山山脉的峡谷山口。东汉末年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于平定河北之后北征辽西三郡乌丸（即乌桓）。《三国志·魏书·田畴传》记述说：西汉时北平郡治所在平冈（今内蒙古宁城市西南），道出卢龙（今河北遵化北），达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市）。自东汉初年以来已陷坏不通几二百年。曹操的进军路线是从蓟城出发，至无终（今天津蓟县），向东北出卢龙塞（今河北遵化县冈至卢龙县一线），堑山堙谷五百里，经白檀（今河北滦平县北），历平冈（今内蒙古宁城市西南），东趋辽西乌丸驻地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在半途大败乌丸于白狼（今辽宁建昌县西北） 。从田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条大道存在的历史十分久远，很可能早于"古北口大道"。今宁城附近有黑城子遗址，在那里曾发现大量汉代封泥，该处即西汉右北平郡城址。当时右北平郡与中原内地的联系主要就是卢龙塞一线。出卢龙塞还有一条南道，也可以抵达辽西。曹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受命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遂进师，经孤竹（今河北卢龙县），越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抵达辽河。 "当年曹操平三郡乌丸时，军至无终（今天津蓟县），正值天降大雨，大水漫溢，"傍海道不通" ，这才由田畴为向导，出卢龙塞后从北道白檀、平冈、趋柳城（今辽宁朝阳）。司马懿进军走的这条路线可能就是曹操当年的"傍海道"即南道。这条南道实际也就是后世的山海关大道。自辽西至今北京地区有三条大道。《资治通鉴·晋纪二十·穆帝永和六年》记述说：永和六年（350年）二月前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主慕容儁乘后赵内乱之机出兵伐后赵，分兵三路，令慕容霸率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今辽宁锦州市）、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今居庸关），自己率主力中军自中道出卢龙塞。《晋书·慕容儁载记》中也记述说，燕王慕容儁率三军南伐，出自卢龙，驻师于无终（今天津蓟县），复攻陷蓟城（今北京），斩后赵将军王他（一书佗）。这三条大道，一条是前已述之的"居庸关大道"，这需要从东部的今辽宁朝阳北部出长城，自燕山北麓绕行到燕山西端，然后自居庸关而入。大概除了军事行动需要，很少会有人选择这条路线。另两条路线，一是出徒河（今辽宁锦州市），一是出卢龙塞，并且以卢龙一线为主。
另外还有一条水路从今北京地区通往辽西，是东汉末年曹操消灭辽西三郡乌丸时为运送粮草而开凿的。古人开凿运河都是利用现有的天然河道，顺其走势，两河之间开凿部分渠道加以连通，从而形成可以浮航的运河。曹操开凿的这条运河也是如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述说：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将发兵攻灭辽西三郡乌丸，"凿渠，自呼沱入 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呼沱就是现在的滹沱河。 水根据黄盛璋先生考证其上游就是现在的沙河，下游和潞河（今潮白河）相通。《太平寰宇记》称"平虏渠在（乾符）县南二百步，魏建安中于此凿平虏渠……又筑城在渠之右。"因此平虏渠应是在乾符县东北的乾符村向北开凿，引滹沱水北入 水，从而和潞河相通。泉州治所在今天津武清县西南，其辖区大致即今武清县，泉州渠因在其境内而得名。泉州渠北接泃河口，南接潞河，从而与平虏渠相通。《水经·鲍丘水注》记述说：鲍丘水又东合泉州渠（北）口，故渎上承滹沱水于泉州县，故以泉州为名。北迳泉州县东，又北迳雍奴县东，西去雍奴故城百二十里，自滹沱北入。其下历水泽百八十里，入鲍丘水，谓之泉州口。黄盛璋、韩嘉谷考证，雍奴故城即今河北宝坻县东南十里的秦城，而泉州渠则在其东一百二十里处经过，其北口当在今泃河和州河（即蓟运河）之间。但是即使这样，离运输的目的地辽西地区还有很远距离。所以曹操又自此向东，傍海岸一线开凿了一条运河，称"新河"。《水经·濡水注》记述说：濡水（今滦河）东南流，迳乐安亭（今河北乐亭县）南，东与新河故渎合。北魏时新河已经不通，所以郦道元称其为新河故渎。他追述说：新河故渎自雍奴县承鲍丘水，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曹操）征蹋顿，与泃河俱导也，世谓之新河。陈寿《魏志》云，以通海也。新河又东北绝庚水（今州河、蓟运河），又东北出，迳右北平，绝泃渠之水，又东北迳昌城县（今河北唐山市西）故城北，王莽之淑武也。新河又东分为二水，枝渎东南入海。新河自枝渠东出，合封大水（今陡河），谓之交流口……新河又东出海阳县（今河北滦县西南），与缓虚水（今沙河）会……新河又东与素河（今 河）会，谓之白水口……新河又东至九涡口，枝分南注海。新河又东迳海阳县故城南，……新河又东与清水会……新河东绝清水，又东，木究水出焉……新河又东，左迤为北阳孤淀……新河又东会于濡水（今滦河）。综上所述，辽西新河就是一条于州河西接泉州渠，然后向东穿过今陡河、沙河、 河，东于河北乐亭县附近入滦河的东西方向运河。从滦河向北可至卢龙塞，向南则可出海。在此之前，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为攻邺城曾"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白沟河是清河的下游河道，入白沟即入清河。曹操的军需用船从白沟再向西入洹水就可以抵达进攻的目的地邺城（今河南邺县境内）附近。待到平灭袁氏集团势力以后，建安十八年（213年）九月曹操又"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黄）河 "。《水经·漳水注》记述说：魏太祖（曹操）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因此在平虏、泉州两渠和辽西新河开凿成功以后，当时船只可以从黄河北岸分别顺清、漳两河入滹沱河，再北入平虏、泉州二渠，再东循新河抵达今滦河。这里离辽西的西界已经不远了。所以自三国时期，从蓟城（今北京）循水路也可以东至今河北北部，南至河南地区 。据《三国志·魏书·董昭传》，平虏、泉州两渠的开凿是董昭建言的，该书称："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曹操）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不过这段记述有一点容易误解。这就是两渠由于分别与潞水（今潮白河）相通，所以自然通海。但是曹操利用两渠运送军粮都是自泉州渠向东入新河，直至今滦河，是傍海而行，并非海运。至于辽西新河的开凿和建言者则史无记载。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卢龙塞大道和居庸关大道仍然是蓟城（今北京）与太行山以西地区和辽西地区的重要交通路线。晋咸康四年（338年）后赵主石虎帅军自邺城出发击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县），所经路线就是自邺城分兵沿太行山东麓自安次（今河北廊坊市）长驱入蓟（今北京），东至徐无（今河北遵化县东），进陷令支，又追至平冈（今内蒙古宁城市西南）。石虎还攻慕容 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 。自徐无和令支要往平冈及棘城，只有出卢龙塞一途。史书又记载，石虎为了讨伐慕容 ，在其后又"自幽州（治蓟城，今北京）东至白狼（今辽宁建昌县西北）大兴屯田" 。当时慕容 已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自今北京至辽宁建昌，卢龙塞更是必经之路。晋隆安元年（397年）拓跋鲜卑北魏灭后燕慕容宝。慕容宝自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北逃至范阳（今河北涿州市），再东北至蓟城（今北京），又东奔至今北京平谷县东北百余里的夏谦泽，最终逃归祖居地和龙（即龙城，今辽宁朝阳市） 。他自今北京平谷县东出，只能是循卢龙塞一途，而不可能走古北口大道。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以前北魏都城是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经常巡幸东部地区，因此居庸关大道和卢龙塞大道往往成为必经之途。如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六月，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至赤城（今河北赤城县），南至石亭遂至上谷（治居庸，今北京延庆县），复西至涿鹿（今河北涿鹿县古城村），登桥山，又至广宁（治今河北涿鹿县）登历山。这次巡游没有入居庸关。泰常七年（422年）九月，明元帝又至桥山（今河北涿鹿县境内），祠黄帝、唐尧庙，随后东幸幽州（治蓟城，今北京）。这次则自河北涿鹿经今怀来县、延庆县入居庸关后南抵蓟城（今北京） 。太安四年（458年）北魏文成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大致沿今京包线至广宁（今河北涿鹿县），遂东巡平州（治今河北迁安东）至辽西黄山宫，次月继续东行登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北），改碣石山为乐游山。他自广宁至平州必须经过居庸关入幽州，然后东出卢龙塞才能到平州 。
二、隋唐五代时期的交通
隋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自关中地区到太行山以东的今北京及河北地区，井陉大道仍是关键的枢纽。如隋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皇太子杨广弑父隋文帝后篡位，即隋炀帝。杨广之弟汉王杨谅驻兵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举兵讨伐。隋炀帝于是命令亲信李子雄驰往幽州（治蓟城，今北京）夺了隋幽州总管窦抗的兵权，然后调发幽州兵马3万自井陉西讨汉王杨谅，与并州军相遇于井陉抱犊山（今河北获鹿县西），大获全胜 。井陉的重要性可见而知。另外，《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三年（607年）五月，征发河北10余郡的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以通驰道。征发的是太行山以东的河北丁男，要通的是太行山以西的并州，隋炀帝驰道明显是要横穿太行山，故称"凿太行山"，其地点大约也是在井陉，和前述东汉初年王霸"治飞狐道"是一个意思，就是将原有的横穿太行山的井陉大道拓宽。不过这样一来，隋炀帝改变了秦始皇以来自西北至蓟城（今北京）的驰道，变得更为便捷。不过，沿太行山东麓的大道始终是自蓟城（今北京）通往中原各地的重要交通路线，道路宽广、便畅。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地而起，炀帝被迫逃往江都。大业十三年（617年）李密起义军围隋东都洛阳，隋涿郡（治蓟城，今北京）留守薛世雄奉命率蓟、幽精兵前去解围。薛世雄率军3万人行至河间（治今河北河间市）遭到窦建德起义军的偷袭，大败而归 。从蓟城到河间要经过涿县（今河北涿州市）、鄚县（今河北雄县南）等地，正是太行山东麓一线。隋代自蓟城（今北京）向辽西、辽东的交通路线仍然主要是卢龙塞。隋炀帝为征辽东，在蓟城修建了行宫临朔宫，又在卢龙塞南端近海的临渝关（今河北秦皇岛市西）修建了临渝宫。他自蓟地东行的路线就是经无终（今天津蓟县）、卢龙（今河北卢龙县），然后东至临渝宫，出临渝关后东抵辽水，渡辽水即可达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这条交通路线实际就是山海关大道。另外，大业八年（612 年）隋炀帝颁大赦诏书中说：凡是役丁夫匠至蓟城（今北京）服役者免二年赋税，至临渝关以西者免三年赋税，至柳城郡（今辽宁朝阳市）以西者免四年赋税，至辽西泸河镇（今辽宁锦州市）、怀远镇（今辽宁辽阳市西北）以西者免五年赋税，至通定镇（今辽宁沈阳市北）以西者免赋税七年。 由此可以确认当时自蓟城（今北京）向东的交通路线主要是蓟城（今北京）--临渝关--柳城--泸河、怀远镇--通定镇（今辽宁沈阳市北）。自蓟城经临渝关出至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只能是出卢龙塞大道。唐代卢龙塞大道仍然是被利用的主要交通路线。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东征辽东时行经路线就是自洛阳出发，至定州（今河北定县），复北至蓟城（今北京），誓师于蓟城南，东渡辽水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其班师回京的路线是，入临渝关，至幽州蓟城，复西至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返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在此前，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命英国公李责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今辽宁朝阳市) 。将以上记载汇总起来分析，当时太宗出发时的行军路线应该是自洛阳循太行山东麓大道至定州，然后北至蓟城（今北京）。其自今北京至辽东的路线和隋代时一样，都是东经临渝关（唐称渝关）出卢龙塞，然后至柳城，再东渡辽水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班师的路线从辽东至蓟城的一段没有变化，只是自蓟城不再循太行山东麓走定州，而是西出居庸关或飞狐口或井径而至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最大的可能是出井径，因为出居庸关过于迂曲，而出飞狐口又过于狭隘--然后自晋阳，返回长安。可见自古至今井陉等大道和卢龙塞大道始终是今北京地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路线。另外，前述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命居庸关守兵斩杀山西五台山来奔的逃亡僧人一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隋唐时期今北京地区的陆路交通没有什么改变，最重要的变化在于水路，即前已叙述过的隋代开凿并被唐朝继承下来的南北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北至涿郡蓟城（今北京）的南北大运河，是隋文帝、炀帝两代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目的，分段开凿的。最终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完成了各段的连接贯通，成为南北通途。最初，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为了京师漕运便利，命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开渠，自大兴城（即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至潼关入黄河，名广通渠，从此关中地区漕运畅通。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为了统一中国，平灭江南陈朝，又沿春秋时邗沟旧渎开凿山阳渎，南起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市），从而沟通江、淮两大水系，次年（588年）发兵灭陈。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陈朝亡，南北统一。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凿通济渠，自东都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再自板渚引黄河水南通淮河，从而南至山阳，沟通洛水、黄河、汴水、淮河。从此，自大兴城可东至洛阳，再南至山阳、江都。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为发动辽东之役，收复辽东失地，又开凿北方永济渠，利用沁水入白沟、清河和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北至涿郡蓟城（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在长江以南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引江水南入钱塘江，抵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市）。至此，勾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它以洛阳为中心，北至蓟城（今北京），西至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
其中与今北京关系最为密切的永济渠需要稍加详述。《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治蓟城，今北京）。"负责这项工程的是殿内丞阎毗。《隋书·阎毗传》记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漕运。毗督其役。明年（609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在今北京附近）。"洛口是黄河南岸的洛水入黄河之处，在今黄河南岸的河南巩县东北，东距洛阳100公里左右。沁水是黄河北岸的河流，经今河南沁阳县东南流，在今河南武陟县南入黄河，其入黄河口在洛口以东40公里左右。上引的两条记载一说永济渠的南端是"引沁水南达于河"，一说是"自洛口开渠"，究竟应该以哪里为永济渠的南端呢？有些学者引用严耕望先生的考证认为"'引沁水南达于河'指的是永济渠的上游河段（笔者按：即南端），即将源于山西境内的、于武陟（今河南武陟县）南汇入黄河的沁水下游加以疏浚，在沁水左岸开一渠口，引沁水东流，使之注入清水。由于这段河道漕运利用价值不高，所以当时人们常把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市西南）一带作为永济渠的（南端）起点。早在开皇三年（583年）就设置于卫州的黎阳仓，也因位居永济渠之首，而成为隋唐时期南北漕运线的起点" 。或说："在沁水左岸开一渠口，引沁水东流，使之注入清水。至于阎毗负责的工程，大概是疏浚由洛至沁、清二水汇合处的河道。由于沁水多沙易淤、清水流量有限，永济渠上游的利用价值不高，所以隋唐时期人们常将永济渠的起点置于卫州汲县一带。建立在卫州的黎阳仓也因位居永济渠之首，而成为南北漕运的起点兼物资集散地之一。"他们有关引沁水济白沟、清河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这也正是历史地理学界一般公认的看法。但是，他们关于永济渠的南端起点是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一带的观点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其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他们不重视《隋书·阎毗传》"自洛口开渠"的记载和忽视了洛口仓的存在。《隋书·食货志》载："炀帝即位……新置兴洛及迴洛仓"。"大业十二年（616年），帝幸江都。是时李密据洛口仓。"洛口仓就是兴洛仓。《隋书·李密传》称：大业十三年（617年春）李密自罗口（即洛口）袭兴洛仓，破之。由此可以证明兴洛、洛口仓本是一仓。《元和郡县志·河南道一》"巩县"条下记注说：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密自颖州率军10万余袭破洛口仓，因据巩县，又筑城包南北山，周回30余里。又史载，隋炀帝于巩县东南原上筑洛口仓城，周回20余里，穿凿3000窖，每窖可存粮8000石 。其后被李密所占，筑洛口城周回40里，与洛口仓城相应。唐开元时，复置洛口仓于其地。由此可见洛口仓的重要，因此永济渠的南端起点不应该是汲县，也不是引沁水的水口，而应该是更向西延伸40公里的黄河南岸的洛口。据此，笔者认为永济渠的路线应是自河南巩县的洛口入黄河东行40公里，复自沁水黄河口上溯沁水，再东入在沁水东北岸开凿的渠口沿运河（这是永济渠的重要工程之一）直至汲县东入白沟、清河。如前所述，早在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曾在枋头遏淇水入白沟，建安十八年（213年）又凿渠引漳水入白沟。所以隋代自白沟、清河即可利用曹操时代的成果向北入呼沱河，再北经曹操时代的平虏渠北入潞河（今潮白河）。在隋代，今永定河尚称清泉水，从蓟城南侧沿今北京大兴县凉水河、凤河一线向东南散漫枝分，注入潞河。阎毗在清泉水下游凿渠，使枝分的漫水汇成一渠（这是永济渠的又一重要工程），集中注入潞河。因此，这时自潞河即可折向西北入清泉水（今永定河）直抵永济渠的北端终点--涿郡蓟城（今北京）。这条大运河贯通以后在隋唐时期发挥重要作用，成功当年隋炀帝就从江都（今浙江扬州市）乘龙舟入通济渠，又转入永济渠，北至涿郡，全程历时两个月。唐代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陈子昂随建安王武攸宜东讨反叛契丹，上书言军国机要事时说道：请令今年江淮漕运船只数千艘将本年租米自洛阳直接转运到幽州蓟城（今北京），一次可输军粮百余万斛，可解决军食之需 ，可见其运输量之大。另外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与丞相李林甫有隙，担心其野心被揭穿，其自长安回范阳（治蓟城，今北京）时，疾驱出潼关，至淇门（在河南汲县东北五十里有淇门镇），自永济渠顺流而下，所至郡县，船夫持牵板绳立于岸上以待，至则牵之，日行三四百里 ，可见行驶之迅速。
唐代今北京地区的另一条水路交通线也值得重视，这就是曹操过去开凿的辽西新河。唐朝初年唐太宗准备征辽东时，感到困难的是"幽州（治今北京）以北，辽水二千余里，无州县，军行资粮无所取给"，需要开辟交通线以保证大军的后勤供给。大夫韦挺因为其父在隋代时曾担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总管，有经略高丽的遗文保存下来可以参考，于是向朝廷上奏。唐太宗便委任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为副使，负责将河北粮粟运往辽西。韦挺到达幽州蓟城（今北京）一面令司马王安德前往前方去巡渠通塞，一面就购木造船，载米循桑干河（今永定河）东至卢思台（今河北卢台），行八百里远，遇到王安德回报自卢思台再向前去的漕渠已经淤塞。这是贞观十八年（644年）冬初的事情。韦挺无奈，只好将军粮卸于卢思台侧，准备第二年春暖后再转运。消息报到朝廷，唐太宗因韦挺提出待到贞观二十年（646年）辽西运河才能全部凿通，军粮才能运到营州，耽误了他准备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征辽的大计，于是大怒，将韦挺免官，令将作少监李道裕代替 。这段史事说明曹操所开的辽西新河在隋代炀帝征辽时尚可通航，但经隋末唐初的几十年动乱，失于疏浚，至唐太宗贞观年间已经又淤塞不通。淤塞的地点是在今河北宁河县卢台，正在古庚水（今蓟运河）下游入海口不远。后来唐太宗派李道裕是否疏凿了新河，史无明载。但是李道裕的职务是将作少监，开凿运河等事正是他份内的工作，而唐太宗又确实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发动征辽之役，可以推测李道裕代替了韦挺的馈运使职务后对新河的卢思台以东河道又加以了疏浚，至于是否抵达了濡水（今滦河）口则无以知晓。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年）姜师度任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史称他"约魏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艰，粮运者至今利焉" 。《新唐书·地理志》记述说："蓟州渔阳郡（治今天津蓟县）有平虏渠，傍海穿漕"，"神龙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既然该书说姜师度所开河是在今天津蓟县界内，则只能是泉州渠和新河。姚汉源先生认为："姜师度所开的不只是曹操新河，还应包括古泉州渠和古平虏渠的北段，沟通海河至滦河间的行运" ，这样才能避开自海河口到滦河间沿渤海湾的海运。这时的新河应该是重新疏通了。
唐玄宗开元、天宝之世，自江南到幽州的海运十分昌盛。南方的稉米、帛练及百货等物自长江口装海船，经山东半岛沿海而至今天津附近。1957年在天津东郊军粮城乡刘台村西发现唐代古棺墓，有丰富随葬物。1993年在刘台村西南1公里处又发现一座唐代前期古城。这些都充分证明这里在唐代是幽州（治蓟城，今北京）的重要海口，也就是所谓"三会海口" 唐玄宗之世，幽州驻军的军饷除河运外，还依靠海运。杜甫《后出塞》诗云："渔阳豪侠地（泛指今北京及东部地区），击鼓吹笙等。云帆转辽海（即今渤海湾），稉米来东吴（泛指江南），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昔游》诗又云："幽燕夙用武，供给亦劳矣。吴门持栗帛，泛海凌蓬莱。"这些诗句都反映了当时自江南海运粮粟丝帛经山东半岛沿海转运到今北京地区的情景。
五代时期，天下纷争，南北大运河只有部分通航。就当时的北京地区来说，有一条向西南的陆路交通路线和一条向南的水路交通路线颇为引人注意。一是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朝在阿保机率领下围团幽州城近200日，"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战况空前惨烈。当时坚守幽州城的是河东（今山西）李存勖的部下周德威。李存勖派李嗣源等3将军率步骑七万人会师于易州（今河北易县）后，自易州北循燕山而行，以大房岭（在今北京房山区内）沿涧道而东，暗趋幽州。河东军在将出谷口时，于距幽州蓟城（今北京）六十里外才与辽兵遭遇，大获全胜，解幽州之围。今河北易县北经涞水县至今北京房山区西部山区现代有多条山间公路，在古代应该都是山间小道，可以通行。大防岭即今北京房山区西部的大房山脉，是太行山的一条支脉，著名的山峰有大安山，古代有时也称大防岭。笔者认为，当时李嗣源的援军前进路线，应该是自易县经涞水县循山间小陉北入今北京房山区西部山区后，翻越大房山即下入到今门头沟区清水涧河谷，沿谷底涧水岸边东行，至涧水与今水定河交汇处，援军又继续顺永定河岸在谷底东行，所出的谷口应当就是今北京门头沟区三家店。从三家店是可以渡过今永定河（当时称桑干河）的，此后200余年宋辽之役（1122年）时童贯所率宋军就是从三家店过的今永定河。另一条水路交通线则是后唐赵德钧开的幽州东南河。《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载："发河北数镇丁夫开王马口至淤口以通水运，凡二百里。"同书《唐明宗纪》也称："长兴三年（932年）六月壬子朔，幽州（治蓟城，今北京）赵德钧奏：新开东南河，自王马口至游（误，当为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运，舟胜千石，画图以献。"淤口即今河北霸县信安镇 ，傍巨马河。王马口即今河北廊坊市（旧安次县）西的今"王玛"村，傍今永定河。当时由于河流改道，永济渠北至今天津地区后难以北行，所以赵德钧在蓟城（今北京）东南方向开东南河，使漕船沿永济渠至今天津独流镇后可以向西溯巨马河至信安（即古淤口），再沿所开凿的东南河北至王玛村（即古王马口）西入永定河（即古桑干河、灅水），直至蓟城（今北京）南。过去学术界认为今永定河的主河道是在辽代由原北京凉水河、凤河一线南徙到现在的河道（即桑干河南派）。从赵德钧开东南河的举动来看，应该在五代时就已经南徙，否则它开凿的"东南河"无法在王马口与桑干河相接。为了维护这条水道的畅通，赵德钧又在蓟城（今北京）以东重新恢复、设置了三河县和潞县，筑城布兵守卫，以防契丹骑南侵，阻断漕运。另外，他还在良乡盐沟（今哑叭河）重置良乡县，也设兵防守，以保护传统的蓟城与中原其他各地的太行山东麓的交通线，防止契丹骑兵抄掠陆运的粮队。"东南河"及其上下河道和太行山东麓的陆路大道成为赵德钧取得后唐蓟城以南各州县物资补给的重要交通线。至于前述东部今门头沟区的清水涧及永定河涧道，虽然在交通上不是十分便利，但也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
三、辽、金时期的交通
辽代蓟城是辽朝的陪都，称南京；金代自海陵王以后是金朝的京师，称中都。当时北宋与辽朝经常通使者往来；辽亡以后，南宋与金朝也经常通使往来。宋朝使者奉命出使，返京师之后都要向朝廷汇报所经城镇及地方风土人情，称"行纪"。若以交往的历史来算，这样的"行纪"。至少有200篇以上，但至今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有区区数篇。中外历史学家早就视这些资料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宝贵财富 。由于今北京在辽、金时代的特殊位置，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当时今北京的交通情况尤有重要价值。以下，笔者依年代先后，简述如下。
北宋与辽朝以今巨马河为界，又称界河，所以宋使出使辽朝的行程录往往自界河边的雄州（五代时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开始记述。至于使者从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到雄州的路线则仍是沿传统的太行山东麓大道，沿途有官方的驿站可供停宿。
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年）路振《乘轺录》叙述说：十二月四日过白沟河，即巨马河也。五日，自白沟河北行，至新城县（治今河北新城县东南）四十里。……六日，白新城县北行，至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六十里，十五里过横沟河，三十五里过楼桑河……七日自涿州北行，至良乡县（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六十里。[其间]出涿州北门过涿河，五里过胡溧河（今胡良河），十里过 河（今侠河），四十里过琉璃河，又云刘李河。西见太行山，隐隐然。太行山东至蓟门，北至虎口（今古北口）……八月，自良乡县北行，至幽州（今北京）六十里。[其间]十里过百和河，三十里过鹿孤河（即卢沟河，今永定河），五十里过石子河，六十里过桑根（误，当为沟）河，至幽州城南亭……是夕，宿于永和（一称永平）馆，馆在城南。
十日，自幽州（今北京）北行，至孙侯馆（今北京朝阳区孙河村）五十里。[其间]，三十里孤沟河（即今清河），三十五里过长城（即北齐长城，见顾炎武：《京东考古录》，十一日，自孙侯馆北行，至顺州（今北京顺义区），地平。二里，过温榆河。十二日，自顺州东北行，至檀州（今北京密云县）八十里。[其间]，二十五里过白絮河（即古沽水，今白河）。[自檀州]七十里，道东有寨栅门……虏（指契丹）置榷场于虎北口（今古北口）而收地征。十五日，自虎北馆东北行，至新馆（今河北滦平县西南平坊）六十里。十六日，自新馆行，至卧如馆（卧如来馆，今河北滦平县大屯东）。十七日，自卧如馆东北行，至柳河馆（今河北滦平县红旗村）六十里。[其间]，三十里过銮河（今滦河），四十里至墨斗岭（今伊逊岭），[自此如]又[东南]行十余里至平州路（今河北卢龙县），六十里过柳河（今伊逊河）。十八日，过柳河馆，东北行，至部落馆（今河北隆化县韩麻营，又称打造部落馆）八十里。[其间]，十里过小山（今长岭梁），六十里过契丹岭（又称度云岭，今荞麦梁）。十九日，自部落东北行，至牛山馆（今河北承德市头沟）五十里。二十日，自牛山馆东北行，至鹿儿馆（又称鹿峡馆，今河北承德市东山咀）六十里。二十一日，自鹿儿馆东北行，至铁浆馆（今河北平泉县东北）。二十二日，自铁浆馆东北行，至富谷馆（今河北平泉县平坊西北之高家沟）八十里。二十三日，自富谷馆东北行，至通天馆（又称长兴馆，今内蒙古自治区黑城）八十里。二十四日，自通天馆东北行，至契丹国（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市西）。
根据路振以上记述，我们可以知道，辽代自今北京（辽南京）到以南中原地区，仍是西南渡今永定河，经今房山区、河北涿州市，然过渡巨马河至今河北雄县，循太行山东麓大道。自今北京向东北方向，则是北出古北口，然后经今河北隆化、平泉县，再向东北进入今内蒙古自治区至宁城即辽中京 。契丹主接见宋使往往在中京。至于其令宋使出古北口走山路而不是东出卢龙地区，据宋人沈括说是契丹主故意显示道路艰险，以防宋朝北伐。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王曾《王沂公行程录》记述说：自雄州白沟驿（在今河北雄县北，巨马河南岸，为北宋官驿，过此就是辽境）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今北京），号燕京。
出（幽州城）北门，过（北齐）古长城、延芳淀（误，此非延芳淀，延芳淀在今北京通州西南），四十里至孙侯馆，改为望京馆（今北京朝阳区望京即得名于此），稍移故处。过温榆河、大夏坡……五十里至顺州（今北京顺义区），东北过白屿河（即白河）……牛栏山，七十里至檀州（今北京密云县）。自北渐入山，五十里至金沟馆（在今密云水库库区）……自此入山……过朝鲤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本范阳（即唐、宋幽州）防扼奚、契丹之所，最为隘束。然幽州东趋营（今辽宁朝阳市）、平（今河北卢龙县），路甚平坦，自顷犯边，多由斯出。又度德胜岭（今河北滦县西南），欲名思乡岭，八十里至新馆，过雕窠岭、偏枪岭，四十里至卧如来馆……过乌滦河（即滦河）东有滦州，因河为名。又过墨斗岭，亦名渡云岭，长二十里许。又过芹菜岭，七十里至柳河馆……过松亭岭……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八十里至鹿儿峡馆。过蝦蟆岭，九十里至铁浆馆。过石子岭，自此渐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音：裕）馆……八十里至通天馆。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市西） 。
王曾所走过的路线和路振的路线一致，所记的某某馆，均是辽朝所设的官驿。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述说：北白沟馆（即宋白沟驿）南距雄州三十八里。面拒马河，负北塘，广三、四里……略如三关……新城，涿之属邑，南距白沟六十里。中道有顿，皆北行，道西循废沟……涿州南距新城六十里……州北二里余，渡涿水；又二里，复渡涿水……又北数里，渡 水（即侠河）。通三十里至中顿。过顿又三十里，至良乡，皆东行少北。良乡，幽州属邑，西南距涿州六十里。自邑（指良乡县）东北三十里至中顿，济桑干水，水广数百步，燕人谓之卢驹河（误，当为卢沟河）。绝水而东，少北三十里至幽州（今北京）。幽州西南距良乡六十里。馆曰永平。州西距山数十里。
自[幽]州东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馆。望京馆西南距幽州三十里。自馆东行少北十里余，出古长城。又二十里至中顿。过顿，逾孙侯河（今孙河）。又二十里至顺州（今北京顺义县）。古长城，望之出东北山间，至顺州，乃折而南，至顺州负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广信（今河北遂城县）之北二十里。属于西山（即太行山）。顺州西距望京馆六十里少南，馆曰怀柔（今北京顺义城），城依古长城。……自州东北数里出古长城，十里济白水（今白河）。又十余里至中顿。过顿，东行三十余里至檀州（今北京密云县），皆车骑之道，平无险阻。檀州西南距顺州七十里，古密云之区，馆曰密云。……自[檀]州东北行隘中二十里余至中顿。又二十里余至金沟馆。金沟馆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馆少东北行，乍原乍 ，三十余里至中顿。过顿，屈折北行峡中，济栾水（今潮河），通三十余里，钩折投山隙以度，所谓古北口也。……古北馆南距金沟七十里少东。自馆北行数里，度峻山之麓……通三十五里至中顿。过顿，入大山间，委回东北，又二十里登思乡岭。逾岭而降，少东折至新馆。……新馆西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馆北行，少西北屈行，复东北二十余里至中顿。……过顿，东北十余里，乃复钩折而南，数里至卧如[来]馆。卧如[来]馆西南距新馆四十里……自[卧如来]馆西行八、九里，逾 水，入山间，东北逾小岭，二十余里至中顿。过顿，济滦水（今滦河）。东出度摸斗岭（即墨斗岭），三十五里至柳河馆。柳河馆西距卧如[来]馆七十里。……乃北二十余里至中顿。过顿，逾度云岭，三十五里至打造馆。……打造馆西距柳河七十里少北。自馆西南行十里余至中顿。……过顿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馆。牛山馆东北距打造五十里。……自馆逾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顿。……又二十余里度松子岭……逾岭三所，至鹿峡馆。鹿峡馆东北距牛山馆六十里。自馆东南行数里，度痺岭，又四十里至中顿。过顿，又东南数里逾小山，复三十里至路口村（今河北平泉县西坝的岔路口，由此西南经喜峰口、遵化县可以抵达今北京），有歧路，西南出幽州。自幽州（今北京）由歧路出松亭关，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人（指契丹）常由之道，今驿回屈几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以示疆域之险远。过路口村东北行，十里至铁浆馆。铁浆馆西北距鹿峡九十里。自馆东北行，二十余里逾痺岭，乃东数里至中顿。过顿，东行山间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少北，五里至富谷馆。富谷馆西南距铁浆馆六十里。自馆东北行四十里至中顿。过顿，稍东出，又三十里至长兴馆，背行山间。长兴馆西距富谷馆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虎河，透迤正东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市西）。
沈括这次出使的目的地是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所以他自辽中京复北上，历经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过沙拉木伦河，西北经巴林左旗，最终东北至辽上京临潢府，并北行经辽庆州，入大兴安岭，会辽主于犊儿山（一为兔儿山）。沈括所行的路线与路振、王曾相同，但所记述得更为详尽。他指出自铁浆馆西南十里的路口村西南出松亭关，马驰不三日即至幽州（今北京），实际上不必如此迂曲。他记述中所说的"中顿"并非地名，而是指中宿食顿的处所，宋使在这里稍事歇息，用餐后便继续前行，是官道驿站中的小站 。松亭关在今河北平泉县南，出松亭关后往西到今北京有南、北两条路。北路是自松亭关向南经宽城至今河北遵化县，然后历经今天津蓟县、北京通州区而至北京。南路是自松亭关向南经青龙至今河北卢龙县，因为辽朝在这里设平州，所以这条路线又称平州路，然后由卢龙经今河北玉田、天津蓟县、北京通州区而至北京。但是，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都属于古代卢龙塞大道。从沈括的记述中可以得知，自今北京通往东北方向的交通路线，出卢龙塞比出古北口要方便得多。
北宋徽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联盟，攻灭辽朝。次年（1123年）北宋政府以重币从金朝手中赎回燕山（治今北京）等6州。宣和七年（1125年）许亢宗奉使出访金朝，其《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述说：当年正月出发，农历八月回到宋边关。其行程在宋朝界内为一千一百五十里，历22驿站，不加赘述。过去与辽朝以白沟为界，所以记述行程始于雄县白沟，过白沟后北上至涿州，再东北至良乡，过良乡三十里渡卢沟河，水极湍激，当地人每待水浅时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宋都水监在两岸造浮桥，建龙祠宫。渡河东行至燕山府（即辽南京，宋改燕山府，今北京），这是出发以来的第4程。
第五程自燕山府东至潞县（今北京通州区），第六程东至三河县，第七程至蓟州（今天津蓟县），第八程至玉田县，第九程为韩城镇（今河北丰南县西北），第十程至虏界清州（辽石城县，今河北开平），第十一程至滦州（今河北滦县），第十二程为望都县（今河北滦县东北），第十三程至营州，又云行人馆（今河北昌黎县），第十四程至润州（治今河北秦皇岛市西北），离州东行六十里至榆关（即渝关）……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障，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转馕；松亭、金坡、古北口只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兔径鸟道，只能通人，不可行马……出榆关以东……第十六程至习州，东门外十数步即古长城（今河北秦皇岛市东田家庄附近），……第二十程至锦州（今辽宁锦州市）……第二十二程至显州（治今辽宁北镇西），出榆关以东行，南濒海而北限大山，尽皆粗恶不毛……第二十四程至梁鱼务，有河名曰辽河。许亢宗一行渡辽河以后东北行，经过今辽宁铁岭、吉林、四平、长春之后到达金朝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复东北渡混同江（今松花江）而于第三十九程之后才抵达金主驻帐之处 。
许亢宗这一次自今河北雄县至今北京仍是遵循过去的路线，没有变化。但是他自今北京（即北宋燕山府）北去辽东时却不是东北出古北口，而是改由平川，自今北京东经今通州区，再经今河北三河、天津蓟县、河北开平、滦县、昌黎、秦皇岛市而东出榆关，然后再经辽宁锦州、北镇而渡辽河。也就是说，他走的是出古卢龙塞的南路傍海道，亦即利用的是山海关大道。另外，他对于今北京地区北部山区的五关的分析尤为精详，指出居庸关大道最为宽阔，可通车马。
就在许亢宗出使金国的当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背盟，分两路大军大举攻宋，东路陷燕山府（今北京），西路围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继而又攻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宋朝徽、钦二帝相继被金人所俘。宋朝政府只好南迁，先至南京，后至杭州，改称临安，史称南宋。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南宋与金朝议和成功。宋孝宗乾道六年诗人范成大作为南宋使者出使金朝。当时金朝已自东北地区迁都到今北京近20年，称金中都。
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朝，其《揽辔录》记述说：乾道六年（1170年）闰五月戊子受命出使金朝，六月甲子出国门，八月戊午渡淮河。当时南宋与金朝以淮河为界，渡淮河后就进入金朝境内。甲子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丙寅过雍丘县（今河南杞县），二十里过空桑，过陈留县（今河南陈留县）……丁卯过原北宋东京开封东御园，抵达开封，金人改称南京。过开封十里即汤阴县（今河南汤阴县）。癸卯，过黄河，过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过漳河……至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甲子，过河六十里至柏乡县（今河北柏乡县）……乙酉，过良乡县，……丙戌止于燕山城外燕宾馆（今北京） 。
范成大的行程录记述路程比较简单，但是由于他是诗人，沿途写有诗篇记事，兹录其诗题及自注以做补充。《范石湖集》卷十二记述：《渡淮》，注：八月十一日渡盱眙，过泗州，顺风如飞。《汴河》，注：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土人云，本朝恢愎驾回，即河须复开。《虞姬墓》，注：在虹县下马铺北三十七里。《宿州》，注：五更出城，鬼火满野。《雷万春墓》，注：在南京城（今河南商丘市南）南，环以小墙。《双庙》，注：在南京北门外，张巡、许远庙也。《睢水》，注：睢口石门已 ，河亦塞，即项羽大败汉兵处。《伊尹墓》，注：在空桑北一里。《留侯庙》，注：在陈留县中。《宜春苑》，注：在旧宋门外，俗名东御园。《京城》。《护龙河》，注：在新宋门外，中有纲船数十艘。《福胜阁》，注：曹太皇所建，奇崛冠京城（指开封城）中。《相国寺》，注：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州桥》，注：旧御路也。……《渐水》，注：河身日徙而南，过封丘至胙城界中，已有渐水，去汴京（今河南开封）大约五十里耳。《李固渡》。《天成桥》，注：碑石蔡京书，在浚州冈上驿中东庑下。《旧滑州》，注：在浚州侧积水中，为河所沧久矣。大伾即黎阳山。《扁鹊墓》，注：在汤阴伏道路旁。《 里城》，注：在 河上，四垣俨然。《相州》。《秦楼》，注：在相州寺中，上有贵人，幕而观使客。《讲武城》，注：在漳河上，曹操所筑。《赵故城》，注：在邯郸县南，延袤数十里。《邯郸道》。《丛台》，注：在邯郸北门外。《临 镇》，注：去 州三十里。《邢台驿》，注：信德府驿也，去太行最近。《柳公亭》，注：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市）城北小园中。《内丘梨园》。《大宁河》，注：在内丘县北，河之东皆梨枣园。《柏乡》，注：乃古柏仁，俗传为柏人。《唐山》，注：即尧山。《光武鱼》，注：在柏乡（即木百乡）北。《赵州石桥》。《柏林院》，注：在城中。《栾城》，注：县极草草，伴使怒顿餐不精，欲榜县令，跪告移时方免。《呼沱河》，注：在真定南五里。《真定舞》。《东坡祠堂》，注：在中山府学。《望都》。《安肃军》，注：旧梁门三城，今惟一城（今河北徐水县，北宋旧驻安肃军）有人烟，溏泺皆涸矣。《出塞路》，注：安肃（即今河北徐水县）北门外大道，容数车方轨（范氏所谓出塞是指北宋时的出塞使辽）。《白沟》，注：在安肃北十五里，阔才丈余，古亦名巨马河，本朝与辽人分界处。《太行》，注：渡[白沟]河即与太行俱北，至燕犹未断，大抵东至蓟门，北至塞北，西接奚界地。《固城》，注：自白沟十五里至固城镇（今河北固城县），旧辽界也。《范阳驿》，注：涿州（今河北涿州市）驿墙外有尼寺。《定兴》，注：旧黄村，虏新建为县，井邑未成。《清远店》，注：定兴县中客邸。《琉璃河》，注：又名刘李河，在涿州北三十里。《灰洞》，注：在涿州燕南之间。《良乡》，燕山属邑。《卢沟》，注：去燕山（今北京）三十五里。《燕宾馆》，注：燕山城（今北京）外馆也。《橙纲》，注：燕城外遇数车载新橙，云修贡，种之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撷芳园也。
综合范成大的行程录与沿途所赋诗题及注，可以了解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当时自杭州至淮河的运河尚通行无阻，所以范成大自盱眙渡淮过泗州时说几日来的行程可谓"乘风如飞"。但是自泗州北上至开封却需步行，因为汴水枯竭，运道不通。他自泗州西北行，过今安徽泗县（即宋虹县）、宿州市，渡睢水，复西北至今河南开封。二是前引宋使的行程录都是始于雄州白沟驿，至于此前自开封至雄州这一段路程因是在本朝境内，所以都略而不记。范成大却详细记述了自开封沿太行山东麓大道的行程。他记述说：自开封北行，从李固渡口过黄河，继续北行过今河南滑县、浚县、汤阴、安阳市（宋代相州治所）、今河北邯郸、邢台、内丘、柏乡、赵县（有赵州桥）、栾城、正定，渡呼沱河，复北上过望都、徐水，过白沟河，复北上过定兴、涿州，过琉璃河，（这时已进入北京房山区境内），东北至良乡县，再东渡卢沟河（今永定河），东至今北京，当时称金中都，金世宗在位。
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十一月周煇随宋使张子政出使金朝，以四年（1177年）正月七日陛辞出国门，初九日离行在，二十一日到淮阴，二十六日燕馆习仪，二十八日北行。二十九日至盱眙，渡淮，午至泗州，遂入金境。二月一日晨出发，六十里至临淮县，有徐城。是日行，循汴河，河水极浅……承平漕江淮米六百万石自扬子达京师（指开封）不过四十日，五十年后乃成污渠，可寓一笑。二日至虹县，晚宿灵璧县，汴河自此断流。五日至永城县（今河南永城县），六日至谷熟县（今河南商丘县谷熟集），十八里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七日至宁陵县（今河南宁陵县东南）。八日至雍丘县（今河南杞县）。二十里过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又六十里至陈留县。九日至东京（今河南开封市），今（指金朝，改曰南京。十三日至黄河，浮航以渡，自南抵北，用船八十五只，各阔一丈六十尺，其布置相去又各丈余，上实笄子木，复覆以草，曳车牵马而过，如履平地。十八里至逮津，即袁）绍渡处。十四日至汤阴县。十五日至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十六日至邯郸。赵王丛台在县之北。十七日至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十八日至内丘县。十九日至柏乡县。二十日至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未至城先过呼沱河，河流不甚阔，闻其当春涨时殊湍急也。二十三日至新乐县（今河北新乐县东北）。四十五里至中山府，尧始封于此。二十四日至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县），过白沟河。二十五日至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二十六日至良乡县（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二十七日过卢沟河即卢龙也。燕人呼水为龙，呼黑为卢，亦谓黑水河，色黑而浊，其急如箭。至燕山府（今北京）外燕宾馆。……四月九日入辞……十六日至家，是行往返凡九十六 。
周煇所记的行程与范成大记述的相同，但某些地方更为详细，如记过黄河时用船只搭建浮桥，又如记当时卢沟河（今永定河）已是色黑而浊，流速湍急，等等。另外，周煇所著《清波杂志》对此行又有补充。其"朔北气候"条记述说：绝江渡淮，过河越白沟，风声气俗顿异，寒暄亦不齐。煇淳熙丙申（即三年）从使节出疆，回辕当三月中、下旬，一路红尘涨天，热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气候。往还经过北宋旧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宗庙宫皇皆为金人所有"不悟朝阳殿，遂作单于宫"。其"虏程迂回"条中他追述说北宋仁宗至和三年（误，当为二年，1055年）刘敞出使辽朝时，对辽朝檀州守将李翰说：听说有直路，自松亭关往辽中京才十余程，自柳河才二百余里，为何今回程选择山路迂曲，自过长兴（即中京大宁府，今内蒙古宁城市西）却西北行，六程到柳河（今河北滦平县东北）方稍南行？李翰笑答说：确实如公所说，行程迂曲，只是当初踏勘修建馆舍已定，只好沿这样迂曲的路线行走了。以后范子奇出使辽朝时，也曾责问辽朝伴使，抵达云中（今山西大同，辽西京）有直道，旬日可至，为何专选迂路以示辽土广远？伴使无言以对。周煇又自述出疆，过白沟，日行六七十里若行百余里，穷日力方到。因此研究北京古代交通，对材料应有所分析。因为以宋使所记述的行程来说，即使在当时也未必是最合理的交通路线。
总结以上各节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大致的认识：古代北京与东北部地区的联系，主要是东北出古北口、东出卢龙塞和东南出渝关（又书榆关）3条交通路线。其中以出渝关的山海关大道最为方便，可通车马，傍山临海。其次则是出卢龙塞至松亭关即东经天津蓟县、河北遵化、宽城，北至平泉县的所谓卢龙塞北路，或者是东经天津蓟县、河北玉田至卢龙县，然后北至松亭关的所谓卢龙塞南路（即宋使所谓平州路）。如果不是为了直接到达内蒙古东部地区，古北口一线则不可取。
古代北京与太行山以西的古代河东地区的联系则西北有居庸关大道，西南有飞狐口和井陉可通。根据宋使的记载可知，居庸关大道最为宽阔，可通车马，其他山口只能通人骑。也正因为如此，隋炀帝曾凿太行，以拓宽井陉的交通道路。不过，以上路线中仍以居庸关最为重要。隋代，大业三年（607年）东突厥首领启民可汗率部民自其驻帐之地刈除杂草开道数千里东达蓟城（今北京），以供隋炀帝北巡，其中必经过居庸关。所以说，居庸关也是北京通往西北草原地区的重要交通路线。金朝末年蒙古成吉思汗数次发兵攻打金中都（今北京），都是先克居庸关，然后南下北京平原。金将胡沙虎也是建议死守居庸关，或移守南口（今北京昌平区南口镇，古称下口，又书夏口）。更早的北魏末年六镇起义浪潮中，杜洛周起义军也是自塞北东南攻破居庸关，进据蓟城（今北京）。
太行山东麓大道自秦汉以来就是北京与中原内地联系的重要交通线。自北京南经房山、涿州、邯郸、邢台、安阳可直至开封。自开封可以西至洛阳、西安等古代所谓关中、关东之地。郭沫若先生在考证北京八宝山出土的东汉书佐秦君神道石阙上的铭记时，曾指出当时自洛阳沿此官驿道抵达今北京只需10天的时间 。
除了陆路交通外，曹操所开凿的平虏渠、泉州渠、辽西新河及隋炀帝最终完成的南北大运河，是比陆路交通更为重要的水路交通线，它们为北京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至于元、明、清三代北京对外的交通路线，历代《一统志》和方志中都有详细记载，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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