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我国考古学发现的资料，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古人类由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是始于新石器时代。因此，想要探讨北京地区原始农业起源，就必须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只有当我们对诸如当时的气候条件、古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农业生产工具等情况有所了解之后，才有可能大致勾勒出当时农业生产活动产生和发展的真实面貌。非常幸运的是，时至今日北京地区已发现有旧石器早、中、晚期和新石器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考古学序列，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基础。
北京西南部房山区依傍西山山脉的周口店遗址是举世闻名的“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旧石器文化遗址。据测定，“北京人”年代在距今23万年—50万年，属旧石器早期文化；“新洞人”年代为距今10万年—20多万年，属旧石器中期文化；“山顶洞人”年代为距今1万年—4万年，属旧石器晚期文化。根据对“北京人”遗址中的土壤进行的化学分析，可以判断在距今23万年—70万年的“北京人”生活期间，北京地区的气候总的说来比现在略为温暖，其间虽经历短暂的干凉期，但温暖期间大致相当于现代淮河流域的气候(1)。这对于“北京人”的生活、繁衍具有重大意义。除周口店外，1990年5月在北京东北部密云县上甸子乡又发现一处与“北京人”遗址同属于中更新世的旧石器早期遗存，出土10余件石器(2)。根据对“新洞人”遗址中动物化石种类及孢子花粉的分析，当时北京地区气候温暖，林木茂盛，有灌木草原。北京地区与“新洞人”同时期的遗址，还有周口店河东岸太平山遗址和房山区半壁店附近房山第二水泥厂采石场遗址。后者发现的灰烬层厚达2米(3)。根据对“山顶洞人”遗址中动物化石的分析，可以发现当时北京地区的气候由温暖向干寒转变。当时气温可能比现代低5℃左右(4)。这对古人类的生存十分不利。近年北京地区发现的与“山顶洞人”同期的遗址还有房山区上方山云水洞及其西北的河北涞水县北边桥村遗址(5)。
迄今为止，北京地区的旧石器早、中、晚期遗址中均只发现动物化石，其中食草类动物和鸟类应当是古人类狩猎的对象。生产工具则有一些简单的打击石器，可分为砍砸器和刮削器两类。这充分说明，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处于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生活状态，原始农业还没有发生。
北京地区众多旧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充分说明这一地区是人类重要发源地之一。
根据对房山区坟庄村(周口店以南12公里)钻孔取得的孢子花粉进行的分析，可知在距今11000年—10000年的新、旧石器时代转变之际，今北京地区气候由暖干转为暖湿，湖泊增加，森林减少，草原扩大。距今10000年以后，今北京地区植被进入草原和森林兼而有之的类型。距今10000年—8000年期间，气候比现代略为低湿；距今8000年—2000年期间，气候又转温暖，但其间有短期的气温下降(6)。北京东部平谷县上宅村遗址是一处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址，整个地层堆积可分为8层3期。根据考古学者对各文化层木炭、孢粉、器物进行的测定和分析：第一期(第8层)年代约距今7500年，气候偏凉湿；第二期(第7层至第4层)年代约距今7000年—6500年，气候转温和、湿润。这一时期文化层可分为早(第7层至第6层)、晚(第5层至第4层)两个阶段；第三期(第3层)年代约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凉干。引人注意的是，正是在气候温和、湿润的第二期中的第5文化层上层出现禾本科作物花粉。这说明最迟在距今6000余年以前北京地区已存在原始农业(7)。
根据以上分析，探讨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应重点考察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北京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早期遗址只有西部门头沟区东胡林一处，年代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东胡林遗址在清水河畔东胡林村西第二阶地的马兰黄土台地上，高出河床约25米以上，其地理位置具有新石器时代居住址的典型特征。该处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二男一女合葬墓。经对人骨化石进行分析，二男均为成年男子，女性为16岁左右少女。在女性遗骸的颈部和腕部分别发现由50余枚螺壳穿成的颈链和由7枚牛肋骨穿成的骨髑。螺壳和牛骨均经过打磨加工。此外，还发现经过穿孔加工的2件蚌壳及具有明显人工打击痕迹的6件石英岩片(8)。
新石器中期遗址目前已发现的有北京东部平谷县上宅、北埝头，北部密云县燕落寨，西北部昌平县林场、雪山一期、马坊，西南部房山区镇江营等7处。其中上宅、北埝头遗址的年代可确定为新石器中期的早期阶段。上宅遗址位于平谷县韩庄乡上宅村西北高地，南临泃河，高出河床10～13米(9)。在该处发现的生产工具绝大多数为石器，数量达2000余件，种类有石斧、凿、锛、盘状磨石、磨盘、磨棒、铲、锄形器、砧石、石球、柳叶形石刀等。还有陶制的球(弹丸)、网坠等。石器制法，分别采用打制、琢制、磨制、压剥等技术。陶器大多为生活用品，可复原的达800余件，种类有罐、钵、碗、杯、勺等。此外，还有石制或陶制的装饰艺术品，其中陶猪头、石羊头、陶羊头、陶蚕(一说为蛇)特别引人注目。北埝头遗址位于平谷县大兴庄北埝头村西，东距上宅遗址约30公里。遗址位于错河(古洳水)南岸黄土台地上，高出河床约7米(10)。错河自古以来是泃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所以北埝头遗址和上宅遗址在地域上都是处于泃河水系之内。这反映出新石器时代该地区人类社会生活的繁盛景象。在北埝头遗址中发现10座新石器时代房址，系半地穴式建筑。石制工具约73件，大型的有盘状磨石、斧、铲、磨盘、磨棒、石锛、石坠等；细石器有镞、柳叶形石刀、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等。石器制法分打击、琢制、磨3种技法。陶器93件，分别为罐、钵、盘、碗、杯、陶球、陶磨盘等。这里还发现与上宅遗址出土物相同的陶鸟首镂孔器，推测是祭祀用的器物，鸟首大约是部族崇拜物之属。如果以上推测不误，那么北埝头遗址的远古居民当与上宅遗址的远古居民属于同一部族。与以上两处遗址性质相同的还有北埝头以南16公的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该遗址于小清河与泃河交叉的台地上，亦属泃河流域(11)。孟各庄遗址的文化堆积上而下可分3层，第2、3层属新石器时代。第一期文化(第3层)出土物中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手制，种类有罐、碗、钵、盂、异形器、瓶形器等。石器有石斧、凿和细石器。石斧3件，其中1件为琢、磨兼制，其余2件为磨制。细石器包括石核2件。此外，还有1件骨镞。第二期文化(第2层)出土物比第一期丰富，显示出社会文明的进步。陶器仍均为手制，种类与一期相同，但器形有所变化，其中有属北方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特有的红顶碗。石器以磨制为主，显示出加工技术的进步，种类和数量也都比一期有明显增加，有石斧、锤、凿、砧、磨棒、磨盘、耜和石镞、石核、石叶、尖状器、刮削器等细石器。还发现兽骨和野核桃，这说明当时人类除从事原始农业之外，也还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近年来又发现同类性质的三河县刘白塔遗址。刘白塔遗址位于三河县埝头乡刘白塔村东，泃河南岸的台地上，在孟各庄遗址东南16公里左右，与平谷上宅、北埝头及孟各庄遗址同属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有斧、铲、磨棒、磨盘、敲砸器和少量细石器，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或有少量夹砂陶和夹蚌陶。考古学家判断，根据出土陶器的陶质、器形和加工方法，可以认为刘白塔遗址与上宅、北埝头、孟各庄遗址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而且年代比上述遗址较晚。该遗址中“出土的磨制规整的扁平石铲、石斧和琢制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表明，原始农业是当时主要的经济部门；发现的细石器极少(只有两件柳叶形刮削器)，反映出狩猎在全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已很有限”(12)。属新石器中期较晚阶段的遗址有北京云县燕落寨遗址和房山区镇江营遗址等。镇江营遗址位于房山区南尚乐乡镇江营村北，在北拒马河(古桃水)西岸的台地上，高出河床约10余米(13)。该处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的灰坑，出土若干陶器，种类有釜、鼎、盆、红顶碗、支座、钵等。还有用燧石打制的2件石片。根据考古类型学分析，该处遗址年代早于河南安阳后岗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晚期)。燕落寨遗址位于密云县西南3公里的河桥乡燕落寨村南的沙丘上，南临潮河(古鲍丘水)与白河(古沽水)交会处(14)。该处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石器有钵、碗、罐、壶、盆、红顶碗、杯等物，均为手制。遗址年代与上宅文化第三期相当。位于北京西北昌平县城西4公里的雪山村古遗址包括战国、西周、夏家店下层和新石器时代等4个时期的文化层。其中，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又可分为两期。雪山一期文化层属于新石器中期较晚阶段，年代与密云县燕落寨和上宅文化第三期相近(15)。在该文化层出土的陶器有罐、钵、壶、盆、豆、碗、纺轮等；石器有石斧、凿、刀、磨棒、杯、玛瑙、镞等，制法基本以磨制为主。出土的工具性质表明当时的人类除进行耕织之外，也还从事狩猎活动。昌平县林场、马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也与雪山一期文化相同(16)。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家畜，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可以肯定在该时代中期至少有猪、狗、鸡3种。黄牛、蚕可能也有，但不能完全确定(17)。根据上宅遗址出土石羊头、陶羊头的情况，可以肯定羊与当时人类的生活有密切关系。陶蚕一物如能得到确认，那么也可以认为当时人类已知养蚕。陶猪的造型，两耳较小且后背，拱嘴较长且两侧有獠牙，显示出野猪的特征，这或者是驯化未久，或者是属于当时狩猎的对象而并非家畜。这些动物饰件均出土在陶、石器最为丰富的第二期文化层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说明远古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在该时期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
在北京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以昌平县雪山二期文化最为丰富。雪山二期遗存包括房址3座，灰沟1条(18)。出土的陶器以褐陶为主，但出现黑陶，还有红陶、灰陶，种类有罐、鬲、甗、盆、碗、豆、鼎、杯、环等；石器有石斧、凿、锛、刀、环、镞、刮削器、石核等物。大型石器以磨制为主，且大多数通体磨光，显示出加工技术的日益成熟。该期文化层中陶器种类的明显增加，特别是“甗”的出现，显示出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石器工具中仍存在石核、石镞，反映出狩猎在当时社会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地位。昌平县曹碾、燕丹、平谷县刘家河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与雪山二期相同(19)。另外，海淀区清河镇出土2件磨光石斧，据判断也是新石器晚期遗物(20)。密云县城东北坑子地村头高出河面30公尺左右的小山梁上，在一块巨石下面发现4件石斧，其中3件长约33厘米，磨制精细；1件长约10厘米，较为粗糙(21)。根据其加工技术，我们认为也应属新石器晚期遗物。房山区丁家洼村商、周遗址处采集到1件磨光石斧，形制与雪山二期相同(22)。据此，昌平县曹碾、燕丹、平谷县刘家河、密云县坑子地、海淀区清河镇、房山区丁家洼等6处也应属新石器晚期遗址。
北京地区还零散发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如海淀区中关村、西山和朝阳区立水桥出土柳叶形石刀、石片等细石器；怀柔县大榛峪村北砖窑发现石磨盘和磨棒；密云县南石城、怀柔县宝山寺、喇叭沟门和怀柔水库发现石铲、石锄、石镰；平谷县前吉山、顺义县大北坞、海淀区白家疃、怀柔县北干沟、密云县董各庄、龟脖子、山安口等地均出土过磨光石斧和凿；海淀区田村、门头沟区松树峪、顺义县魏家店、怀柔县汤河口、密云县老爷庙等地也都发现过磨制石器和细石器(23)。虽然石器工具一直到商和西周时期仍在使用，但从以上石器的加工手段(磨光)和类型，以及出土地点(大多为山区)来看，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应属新石器晚期遗存。另外，根据新石器早期的磁山、裴李岗遗址曾出土大量石铲、石镰的情况来推测，也不应排除以上石器中有些可能甚至属新石器早、中期遗物。这些石器出土地点的共同地理特征是：“主要分布于山麓坡地和河流冲积扇台地上(24)。”
原始农业究竟起源于何种地理环境，有学者归纳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大致有以下3种：
(1)“沼地农业”说，认为原始农业最早产生于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
(2)“大河理论”说，认为河流泛滥的洪积平原是导致原始农业产生的关键。
(3)“山前理论”说，认为平原与山脉过渡的山间地带，既无沼泽，又无茂密森林，宜于开垦，是采集经济向栽培经济过渡最适宜的自然环境(25)。 就北京地区而论，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北京猿人是生活在平原与山脉过渡的山前丘陵地带。北京猿人时代的周口店地区的地貌与现代大体相似，仅山脉高度低数十米，坡度较陡而已。新石器早期的东胡林遗址处于山区河谷台地；中期的上宅、北埝头遗址分别位于山前地带和山前平原的河岸台地，燕落寨遗址位于山前丘陵地带河岸沙丘上，镇江营遗址位于山前地带的河岸台地上，雪山遗址位于山前冲积平原古河道以西的雪山缓坡上；新石器晚期的坑子地遗址位于山区河岸山梁上，丁家洼遗址位于山前地带丁家洼河(古防水)西岸，曹碾、燕丹、清河镇遗址分别位于洪冲积平原上温榆河和清河河岸，刘家河遗址位于山前地带的北高南低的缓坡之上。其他在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朝阳、海淀等区、县发现的零散石器的遗址也都位于山麓坡地或河流冲积扇台地上。通过对以上遗址的地理环境进行归纳、分类、比较，可以判断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活动于山前丘陵地带的岩洞内；新石器早期的人类则活动于山区河谷台地上；中期则大多活动于山前地带或山前平原的河岸台地上。新石器晚期遗址除具有中期遗址相同的地理特征外，个别则向平陆发展，深入到洪冲积平原的河畔，如昌平县曹碾、燕丹、海淀区清河镇等处。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由山区向山前地带和山前平原台地，并进一步向内地洪冲积平原移动的轨迹。与人类这种逐渐脱离山区而向平原地区发展趋势相对应的，就是人类逐渐摆脱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向原始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转变。因为平原地区能为远古人类提供更多的便于开垦的肥沃土地。在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生产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不断寻找便于耕作的土地亦即适宜的生活环境，才是促使远古人类不自觉地由山区向平原地区迁徙的真正原因。山前靠近河流的台地，本身既可以避免水患之害，四周又有肥沃松软的土地可供开垦，又有丰富的水源可供灌溉和交通，因此成为新石器时代人类首选的栖身之所。北京地区的新石器遗址，就其大多数位于旁台地这一点来说，在我国带有普遍性。考古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关中地区已发现的600余处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靠近河床的第一阶地上，可分3种类型：
(1)土丘式遗址。多分布在渭河以南的河流中游，比周围高出3米左右。
(2)发育较好的马兰黄土台地类型。多分布在渭河北岸黄土原地，上面平坦，下为陡岸，一般高出河床20～50米。
(3)泉源式遗址。以泾河沿岸较为典型，多分布在距河流较远的泉水旁边。其原因，一为河流两岸沟狭坡陡，不宜居住；二为泉水附近有较好的台地，高出河床约9米(26)。关于晚于仰韶文化、属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梁思永先生在总结其地理特征时说：“这个文化的占有者常常选择地面稍有倾斜的河谷做他们的村落。……这些村落的遗址，虽然有相隔几百里的，但它们的地形是相同的。它们往往带着一个平岗的形式，高出四周的平陆，老远就可以被人们看见。它们通常建在一个山麓的平坡之上，而且常是直接靠在河岸上或很靠近河岸。”(27)
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西傍太行山脉的西山山脉，北依燕山山脉，地貌分为山地、丘陵、台地、平原4种类型。平原地带主要是处于大清河、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蓟运河5大水系的洪冲积扇上。综前所述，可以发现北京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除具有河旁山麓缓坡和台地的特点外，从动态方面分析，还具有自山区向山前地带及平原地带发展的迁徙轨迹。从这一点来观察，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似乎与“山前理论”比较吻合。
在探索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迁徙的轨迹及气候条件的变化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北京地区的原始农业究竟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哪个阶段?从我国考古发现的实例已经证明，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今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的太行山东麓一带已有较发展的原始农业(28)，在两处遗址都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因此，笔者认为原始农业在这一地区的起源可能上溯到旧石器末期或新石器初期，即距今10000年左右。然而，北京地区迄今为止惟一发现的东胡林新石器早期遗址只有一处墓葬，没有陶器和农业生产工具出土。值得注意的是，在该遗址的人骨附近有8件石英石片，其中6件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笔者认为，如果这是该墓墓主的随葬物的话，那就说明当时人类生活与此石片有密切关系。在石器时代，经过打击的石片通常是狩猎经济中的生产工具。因此，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当时北京地区远古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出现原始农业，或者虽然已出现了原始农业的萌芽，但仍以采集、狩猎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北京地区新石器中期的各处遗址中，惟有上宅遗址有比较完整的地层关系。根据发掘报告，在第8层(第一期)只出土极少陶片，均为黄褐色夹砂深腹罐。第7层出土的陶器有罐、钵、碗等，质料与前相同，但数量和种类均有所增加。还出土少量石器，多为打制、琢制。第6层出土较多陶、石器。陶器中出现泥质红陶。石器多为打制。第7层和第6层同属于第二期文化早段。第5层出土较多陶、石器。陶器中除夹砂褐陶的罐、钵、碗等外，还有泥质红陶钵、碗、杯、勺等物，纹饰也较富。石器有石斧、单面起脊斧状器、盘状磨石、磨盘、磨棒及柳叶形石刀等。正就是在这一层，除出土炭化果核外，还出土了重要的禾本科植物花粉。第4层出土较多陶器和少量石器。陶器有夹砂褐陶罐、钵、碗和泥质红陶碗、钵，纹饰图案丰富。第4、5层属第二期晚段。第3层(第三期)出土较多细泥质桔红色陶器，石器较少(29)。经过比较可以发现，第一期文化层中陶器数量很少，种类单一。第二期文化层早段，陶器中夹砂、滑石的陶器占绝大多数，泥质陶器较少；晚段，夹砂、滑石的陶器明显减少，泥质陶器成倍增加，还出现少量细泥陶器，显示出生产技术水平的大步提高。第三期文化层中陶器以细泥陶器为主，其次是夹砂褐陶和灰褐陶器，还有少量泥质陶器。另外，各期石器的加工方法和种类虽然无太大区别，但第二期文化层中，早段时期打制、琢制石器比例颇大，磨制石器较少；晚段时期磨制、琢制石器却明显增多，打制石器减少，这也同样显示了加工技术的进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期文化层中发现的敲砸果核的砧石，在早段文化层中多，晚段文化层中少(30)，这突出反映出上宅人社会经济生活中残留的采集活动逐渐为农业生产活动取代的事实。第二期文化层是上宅文化遗存中的主要内容，出土陶、石器最为丰富，反映出了上宅人社会经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飞跃。但是，从当时已具有磨盘、磨棒、锄形器等比较成熟的石制农具的情况来判断，当时恐怕已处于原始农业比较发展的阶段。因此，寻求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应当向更早的阶段去探索。美国考古学者马尼士博士在考察美洲农业起源时，归纳出3种农业起源模式，即：(1)进化型；(2)从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向周边扩展型；(3)落后地区直接从经济中心地区移入型。其中第一种类型其存在的年代最早，从原始农业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又缓慢的进化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古人类由狩猎者变成粮食收集者，又转变成初期的农业部落亚群，再转变为农业部落群，最终转变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村落居民。在这种类型中，促使原始农业产生的动力是强烈的生态环境变化所形成的压力(31)。笔者认为，过于优越的生态环境和过于恶劣的生态环境同样都不是产生原始农业的温床。因为在过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古人类很容易通过狩猎、采集活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缺少迫使他们去尝试种植性质的农业生产的压力；而过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例如严寒的气候等，又使得古人类的这种尝试很难获得成功。综前所述，现北京地区在距今11000年-10000年时气候由暖干转为暖湿，大面积草原，对古人类生存十分有利，但自距今10000年-8000年期间，气候转寒，比现在略为低湿。我们认为，可能正是环境的这一变化使得野生动、植物减少，从而产生了古人类由狩猎、采集向种植的转变。此后，即距今8000年—2000年间，北京地区气候重又转为温暖，则使得古人类从事种植的尝试有了获得成功的绝好机会。在上宅遗址第二期第5文化层发现的禾本科植物花粉，可以做为这种推测能够成立的一个证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宅遗址第一期(第8层)文化层中虽然没有发现石制农业工具。但发现了夹砂、滑石质料的褐陶深腹罐。学术界一般认为“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32)。因此，可以认为上宅第一期文化时期北京地区已经存在原始农业活动。从这一时期文化层中出土陶器数量少，品种单一，火候较低等诸点来分析，当时的制陶技术也比较原始，或者就是原始农业刚刚发生不久。根据以上分析，北京地区原始农业萌芽时期大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末段或中期早段。上宅一期文化的年代稍晚于磁山、裴李岗文化，大约在距今7500年。因此，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最初出现，大约应在距今10000年—8000年前的气候剧变期间。在距今8000年以前，当北京地区原始农业还处在萌芽时期的时候，以磁山、裴李岗文化为代表的，位于太行山东麓、黄河下游冲积扇地区的原始农业已经比较发达。因此，可以肯定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要稍晚于河北、河南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地区。这种发展迟缓的局面，直至战国前期也没有改变。 [后注]
(1) 谢又予、邢嘉明等：《周口店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的环境》，载《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以下简称《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李大儒：《密云县发现旧石器地点》，见1990年5月20日《北京晚报》。
(3)(4)(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以下简称《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6) 孔昭宸等：《根据孢粉资料讨论周口店地区北京猿人生活时期及其前后自然环境的演变》，载《遗址研究》。
(7) 据《上宅博物馆》陈列说明。
(8) 周国兴等：《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载《考古》1972年第6期。
(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9年第8期。
(1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载《文物》1989年第8期。
(11)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载《考古》1983年第5期。
(12)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三河县文物管理所：《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载《考古》1995年第8期。
(1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载《考古》1990年第3期。
(1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四十年》。
(15)(16)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17)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以下简称《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四十年》。
(19)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杜1979年版。
(20) 《首都举行“北京出土文物展览”》，载《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21) 尤文远：《河北密云县坑子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载《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2期。
(22)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载《考古》1963年第3期。
(2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四十年》。
(2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四十年》。
(25) 冉光瑜：《谈谈我国原始农业遗存的重要发现和农业起源问题》，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7期。
(26)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27)《粱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28)据《发现和研究》称：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600年，河南裴李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以前，与磁山文化年代相当或稍早。
(2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9年第8期。
(30)北京文物研究所：《考古四十年》。
(31)《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摘要》。
(32)《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