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北京的纺织工业

    北京最早出现的纺织工业，是为封建王朝的宫廷服务的京内织染局和为达官显贵服务的民营绸缸(绸缸即手工染绸的作坊)。清康熙初年(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京内织染局达八百余人，但以后逐渐缩小，民营绸缸可以溯及的是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开业的天聚染坊，和自该号陆续分出的、以后规模较大的“大顺”、“大有”、“大成”、“大庆”等山东人经营的绸缸以及“天顺”、”天和”等山西人经营的绸缸。至于为一般市民服务的布缸(手工染布作坊)，规模较小，不象绸缸有着体面的门面。只是在清朝末年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使封建经济解体，染布才逐步有些发展。据说在光绪末年(二十世纪初)，染布的人数已多于染绸，但就单个作坊的规模来讲，仍不及绸缸规模大。
    近代化的纺织工业或较多的作坊性工场的生产，开始于二十世纪初叶。1907年清朝陆军部在“军队用品应以国内自制供应，不失利权”的名义下，奏办了官商合办的溥利呢革公司(今之清河制呢厂)，于1900年正式开工生产，其产品是供应军队所需的粗军呢、军毯，共投资六十万两白银。当时规模有走锭四千八百枚，织机五十八台，职工三百余人，就当时规模来说，不仅是本市现代化纺织工业的开端，也是当时国内毛纺工业中最大的工厂，机器设备是从英国进口的。
     在这同一时期，织布业也有了萌芽。光绪末年有官办的“工艺局”和“首善”工厂的设立(两者都是为满人就业而设的)。在民国元年(1911年)以前，又有商办的“宝华”、“福华”、“立华”(一说为瑞华)所谓三华开业。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以前，又有“穗善”、“裕华”、德泉”、“祥聚”等织布厂开业，规模也都不算太小。如首善工厂有五十台左右布机，裕华有十八台布机，祥聚有布机五十台左右，但所有的布机都是人力的。
    针织业产生在宣统年间(1909年—1911年)，先有英国商人在京开设捷足公司，鼓吹洋袜优点，兜售袜机，并宣称供给原料，收购成品，传授技术……但该公司以后并未实现其诺言。从那时起，北京有了织袜的生产。规模较大的针织厂是民国元年张执中开设的华兴织衣公司，设有“织衣机三台，内瑞西式一台(即今之吊机)，日本大丸式一台(今之台麦鲁)，缝纫机十台，织袜机三十一台，内圆机十二台，横机九台，横机除织袜外可织手套等，各机械多用手动，……春夏则主织棉织品，秋冬则主织毛织品……。”华兴公司的成立，给本市针织业培养了技术力量，以后很多袜厂的技工或小业主都是出自该公司。
    民国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方面我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振兴实业、收回利权之声喊遍全国；另一方面由于西欧各帝国主义又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华侵略，得这一喘息机会，北京纺织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18年北京已有染坊九十六家，职工人数一般都在五、六十人之多，最多者如西晋和达一百三十余人，大顺达一百五十余人，但已兼营染布了。织布户陆续有所开业，如华盛、经伦、经纬等织布厂都是这一时期开设的，但仍然用人力织布机。据1924年调查：“京师织布业亦日发达，现家数甚多，大者数十架(指布机)小者数架……，据称大小总逾百数户……。”但是这时超过百人的工厂仅有祥聚、德善、经纬三家。至于针织业虽有发展，但多为家庭工业户。在同一调查里说：“据称有七十六家资本甚薄，其小者无异家庭工业，机(指袜机)仅三、四架，工不过数人。”
    毛巾的情况同于针织情况，到1924年时，北京有五、六十家，其最大者是打磨厂之利容毛巾厂，资本也仅三千元，共有机二十架，工人四十五人，内学徒三十人。在毛纺工业方面，1917年又有民营开源呢绒厂开业，生产手工毛呢，当时设备有木架机十四架，洗毛用手和水池，纺用四根——十二根手摇纺车。因毛线粗细不匀，销路不畅，1918年改织造火车用毛织油垫，并得农商部的五年专利权奖章，至此毛呢全部停顿；1920年，又値地毯业兴盛，增添了地毯生产，并有出口，而且有利可图。官营的溥利呢革公司，由于经办的官僚们，并没有想真正经营实业，陆军部又没有经费，提出毛呢不付款；加上产品质量很差，价格昂贵，作民用呢没有人买，终因资金不足而在1913年停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进口毛呢减少，北京军政府看到又有利可图，从而一脚将私股踢开，收归官办，并改名“陆军呢革厂”，于1916年恢复生产，由于销路较好，月产最高达两万多码毛呢，二千条毛毯。
    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又重新侵入我国，尤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最甚，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1915年的“国府”南迁等等，这都给处于幼苗时期的北京纺织工业很大的打击。据1925年经济半月刊“去年北京经济的回顾”里面说：“北京工业向鲜巨大机器工厂……近年因战事影响更形衰退……至于织布、袜子、毛巾等工厂，则因去年棉贵纱贱(按：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结果)，沪津各纱厂皆减少出货，京内棉纱殊感缺乏，而毛料也以交通不便之故来源不旺，前岁各厂织造货品已较普遍为减，而去年市面之冷淡。各乡销路之迟滞，实较往年为甚，故各厂出品虽属不多，然尚有积存之叹，十九无剩可言，赔垫者尤属累累……。”这一惨淡情况一直延续到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华之后，在国内掀起蓬蓬勃勃的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高潮情势下，才有所回转，甚至在1933年还是“自国都南迁后，市面愈行萧条”(工商半月刊五卷十六号)。所以，在这一时期各行业大都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萧条。而后才又好转一些。
    在毛纺工业方面，1920年以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呢绒又大批进口，清河制呢厂的产品销不出去，生产苟延残喘，开开停停，到1924年已达山穷水尽地步(工人只有二百五十人)，不久只得停工。到1927年国民党接管过来，并改名“陆军部第一制呢厂”，又恢复了生产。1930年底并达到月产五万码毛呢的水平。到1932年，工厂当事人并借“提倡国货”的幌子，除生产军呢、军毯外，还生产了商品毛呢以利肥己，1935年一年就生产了十七万码。1927年地毯业又非常兴旺，开源毛呢厂改织地毯后，在1926年获利很多，工人达四百人，并购置了梳毛机一台，纺纱机二台(八十锭)，从此开始生产毛呢。
    织布业与针织业，由于在欧战期间有了一些积累，又处于新兴时期，虽然在1931年前生意萧条，但还有小的发展。如裕华在开办时仅有十八台布机，到1921年扩充到四十七台，华盛在开业时仅有十几台布机，到1929年已达三十多台。而针织业根本没有甚么发展，只是在“九一八”后，人民爱国情绪高涨，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高潮下，才又有发展，显著的是在1932年—1935年间先后有德立、裕华、经纬增加了电机；另一方面是自1920年到1934年间，在慈华、明华、华盛等工厂先后增加了总数在一百多台的大提花机。在针织业方面，1935年益大，织业等袜厂也开始使用了电机。
    北京从有近代化的纺织工业起，到“七七”抗战时，已经历三十年左右了，在中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北京的纺织工业发展得非常缓慢。官营工业，停停开开，苟延残喘，在三十年的时期内倒闭了两次；民营工业，以织布为例，在“七七”以前，也只有一百余户，最大者仅有华盛、经纬两家，各有一百台布机。至于针织品则更显得微小了，几乎全是家庭手工户。北京纺织工业发展得不快，固然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国内军阀混战有关；但与北京长期是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受到封建经济制度的束缚，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染布业(尤其是染绸业)虽然有了较长的历史，但他们一直墨守陈规，不图改进，积累了资金，有的再开个分号仍然是手工业作坊，有的还将积累买下不动产(房屋、土地)，给自己预备下“铁饭碗”。所以在1923年以后由于高阳、天津发展了机器(染槽)染布，其质量、花色都较手工染的产品好，产品销到北京，手工染业受到排挤，手工织、染业从此开始衰退。到“七七”以前北京手工染坊仅有五、六十家，百人以上的虽然还有二、三家，但较之1918年时已减少多了。
    “七七”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北京，对纺织工业进行了残酷的压榨。在毛纺工业方面，日寇为了供应其侵略军的需要，首先占领了清河制呢厂，并将工厂发展到七百多人，每月生产军毯一万二千条。在民营工业方面，迫于形势的变化，在开始时大都缩减了生产，裁减工人，停开机台，以观望和恐惧的心理对待着时局；由于日寇企图想长期侵占中国，进一步剥削中国人民，还是要利用这些工厂，所以一、二年以后，各厂就又纷纷开工生产。并且由于这一时期盛行色织布、线呢，所以当时的花色品种达到了北京织布业的全盛时代。只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经济日趋紧张，棉纱与人造丝供应不足，各厂转向使用土纱，生产才陆续下降，至1943年土纱也为日寇统制起来，各厂原料断绝，除去不到四分之一的机台给日寇纤维公司加工外，其余四分之三全部停顿下来。
    针织工业方面，由于北京多是手工业家庭小户，根本不为日寇所“重视”，所以除去一些日寇军用被服厂本身发展了一些袜机而外，并规定工厂不到五十台袜机不配给棉纱，但当时北京根本没有超过五十台袜机的工厂。所以仅有二十多户间接地给被服厂加工一些军袜，有些工厂从黑市买点棉纱或土线维持生产。在土纱也为日寇控制后，残余的也大多停工倒闭，改行转业。有的小业主或工人转业蹬三轮、拉洋车、当小工以维持生活。惟一有发展的是一家德华织袜厂，织人造丝袜子不受原料限制，但也只发展到四十多人。这一时期新兴的工厂是裕华针织厂，该厂于1939年开业，有针织内衣机十台，职工二百五十余人，产品有棉毛衫裤及汗衫背心等，开始时每日用棉纱半件左右，以后也由于棉纱不足而陷于停顿，而以兼产面粉和跑单帮来勉强维持，到抗战胜利前，职工仅剩下三十余人。
    在日寇统治期间，由于日寇加工大量的军用布匹，机器染业有了发展。所以自1939年至1941年北京机器染业如雨后春筍，先后有由高阳、东北等地来京的资本家设立了大中、丽丰、慈华、燕京等染厂，由于得到日寇军用被服厂及纤维公司的利用，他们的营业真是蒸蒸日上。如大中公司在1939年成立时只有染槽八对、织机二十台，到1945年便发展到十二对染槽、四十七台织布机，工人达到一百七十人，织布月产达三千匹，染布月产达一万五千匹。当时北京的染布业受到直接排挤，至抗战胜利后，各手工染坊还保存有字号图章者仅三十余家，而开工的也仅十余家，最大的不过二十多个工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首先接收了清河制呢厂，并改名为华北被服总厂第一分厂，仍然生产军呢以供军用。工厂于1945年10月复工，并按军事制度将工人组织起来，还用工贼组织了“督导团”，强迫工人生产。在残酷的压迫下，1946年达到月产军毯二万条，但是，质量非常粗糙。
    民营工业的处境更惨了，胜利之初各厂纷纷复业，但还没恢复到全部开工；不久，由于通货膨胀，尤其是受到“八一九”的限价以后，经营工业不如经商，生产不如投机，物价一日数涨，卖出成品换不回原料，织布业仅有一些小户，由于目标小，周转快，可以作一些黑市买卖，勉强生产；较大的工厂，一小部分效法小户的作法，将工厂化整为零，大部分工厂遣散了工人，保存基本力量，靠现存原料坐吃山空，至1948年底大部分工厂都停顿下来，如恒德成织布厂有三十二台布机，胜利之前只开动一台，在1947年恢复到开动二十九台，至1948年底便全部停了下来。染布业只有一些小型手工染布作坊能染一些窄面布，大一点的工厂如大成、大庆、大有都在1947年前后倒闭。机器染厂也是没活可作，开工的不多，停工的不少，如大中染厂在1948年6月至12月仅有工人二十三人至四十人，生产最好的10、11两月，每月只织布二百三十匹至三百三十匹，染布一千五百八十四匹至二千四百四十匹，较之日伪时期已经一落千丈了。针织业的情况，生产不如存原料，这样倒可以不亏本。许多户都以生产为名，改作棉纱投机生意。在日寇占领时期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德华工厂(织丝袜)，在这时也因受美国玻璃丝袜的排挤而停业。
    1949年北京解放时，共有民营纺织业八百五十三户，职工五千四百五十七人，平均每户仅有六·四人。织染业四百四十户中，织布机仅有二千五百五十七台，其中人力机二千一百一十三台，占83％，普通电力织机四百三十四台。六户机器染厂就有三家停工。针织业中织袜占86％，其中90％又为家庭副业。当时整个生产水平非常低。棉布产量仅有二十万匹(约合七百万米)，印染布为九百○五万二千米，粗呢子七千米，毛线四吨，袜子四百三十四万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