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土法采煤始于宋末元初。门头沟地区在元朝已经有了封建官府征工开采的“官窑”。据“明一统志”记载：“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明朝万历年间，这一带开始出现民间采煤业。清朝乾隆年间“民窑”大盛，“官窑”逐渐衰落。据光绪“顺天府志”卷五十七“经政志”记载：“宛平民窑九十九座。”民国初年约有一、二百家，到1934年间有百余家左右。
近代采煤工业是从1872年通兴煤矿开始的。1896年以后通兴煤矿先后被美(施博)、德(兰士、礼雅士)、英(毕克计、哀基·纪马尔)等外国资本家所经营，资本从七万银元增到1907年的六十二万五千银元。在通兴煤矿成立以后，相继出现了1897年的中、德天利煤矿(资金二万八千银元)，1907年的杨家屯中、日矿(1928年停采)，1913年的中、比裕懋公司(资金十四万银元)。
这三个矿名义上是中外合办，实际上为外国资本所操纵。
1918年通兴、裕懋合并为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资本增加到一百五十万银元，1920年开凿两个立井(1923年完工投入生产)，这是北京解放前生产能力最大的矿井，主要设备有四百二十五马力和一百二十马力的绞车各一部，以及水泵、压风机等。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的成立，标志着英帝国主义战胜了德、比、日、美等帝国主义在京西矿区的势力，而处于垄断地位。
随着煤炭产量的增长，从1907年到1920年12月间，高线公司(资本二百五十万银元)在房山境内修建了坨里至清港、周口店至长沟峪、前山至红煤厂的三条高线①，共计四四·二五公里，每条高线配有几千瓦的绞车，每日可运煤三、五百吨左右。高线公司最初收购沿线各矿窑的煤炭，运销京、津获利，后来高线公司也在沿线自营土采煤窑数十座。煤矿公司成立，先后集资达九百万银元(官四成、商六成)，于1924年建成门头沟至板桥的铁路三十三公里，于1931年建成落坡岭至斋堂窄轨铁路三十八公里(沿河铺设，雨季拆掉)，专门购运沿线土窑煤，外销获利。在土采煤窑较多的门头沟，于1923年出现了“煤业治水公司”(资本二十万银元)，用一个立井专为门头沟土采煤窑排水，各土采煤窑按产量多寡向煤业治水公司缴纳排水费，1926年以后，煤业治水公司自己也采煤，因而改组为宏福窑。1931年前后又有利丰矿、中兴矿、协中公司、兴宝公司、广丰公司等矿开始出煤。
帝国主义资本侵入京西矿区后，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资本的发展，虽然先后出现的几个矿中有兴宝、宏福、中兴、协中、广丰、利丰六矿是本国资本(大部分被官僚政客所操纵)，但在1934年这六个矿仅占当时煤炭总产量的26％，而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却占到38．6％，百余家的土采煤窑总计才占35％。本国资本由于资金薄、设备简陋、产量少，无法与英国资本竞争。1936年中英门头沟煤矿的英国资本家麦边进一步垄断了销售市场，成立了“联合售煤处”，规定所有矿窑的产煤都必须经过该处销售，如果自行销售，一经查出每千斤罚款三十元。麦边还曾停止排水，故意淹窑，制造煤荒，以利囤积居奇，高抬煤价，获取暴利，摧残土采煤窑。各土采煤窑为了竞争，很早就纷纷组织了“联合组织”，如在1934年有“南同意”(二十九家)、“北同意”(十四家)、“协成”(二十一家)、“公益”(四家)、“同成”(三家)、“长远”(二家)等，但都因资本小、产量少以及资本家联合的局限性，仍然受外国资本家的威胁。
1872年到1937年六十六年间，京西矿区虽然陆续出现了上述十个机械提升的煤矿，但由于帝国主义资本的摧残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到1937年维持生产的只剩下中英、利丰、宏祸、广丰、平兴、协中等六矿。其中以门头沟煤矿为最大，最高产量1934年曾到四十三万八千吨，宏福窑、协中公司最高年产量为十万吨左右，其他各矿最高年产量不过二、三万吨。1934年是抗战前产量最高的一年，经铁路运输的就有一百一十二万吨，加上用牲畜驮运到北京和产地自销的，总产量估计在一百二十万吨左右。
“七七”事变后，日寇代替英帝国主义控制了京西矿区。日寇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于1939年10月在大台成立了“大台采炭所”，开凿了九个坑口，又于1942年凿成了大台平硐和清水涧平硐。同时在设备上，用电动的绞车、水泵逐渐代替了蒸汽的绞车、水泵。在日寇统治期间，先后有中国资本开办的宏顺(1938年)、永定(1942年)、福泰、四维(1943年)等四个小矿出现。但是，日寇千方百计地限制和摧残中国资本开办的矿窑，日本战犯白鸟利用他控制的门头沟煤矿、京津铁路运输，以及为他所垄断的京津煤价和市场，成立了“煤炭组合”，规定所有矿窑都必须低价卖耠“煤炭组合”，因此，不少矿窑被其吞并。到日寇投降前，开工生产的只有门头沟、宏福、中兴、协中、宏顺、四维、永定、福泰、大台等九矿。在日寇统治的八年中，日寇疯狂备战，加紧掠夺，使煤炭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连门头沟煤矿井筒的部分保安煤柱也采掉了，因而造成井筒歪斜、危险的后患。因为这样，才使1942年煤炭最高产量达到一百二十万吨左右(其中门头沟五十五万吨)，其它各年，不过几十万吨。
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继承了日本的衣钵，继续掠夺资源，压榨矿工，并把中英矿改组为“门头沟煤矿公司”，隶属于“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同时军警、宪兵、特务纷纷以劫收所得的钱财，大量开办土采煤窑，几个月的时间，仅在城子、黑山、大峪三角地带五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就开办了二百五十座以上的土采煤窑，到1945年底，在门头沟地区就有五、六百家土采煤窑。各窑地下互相沟通，犹如蜂窝蚁窠，地面陷坑裂缝触目皆是，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资源，加剧了门头沟一带各矿的水患，这就是门头沟“十年九淹，雨来散”的原因。腐朽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它统治时期，只在一亩九分三的土地上，利用一个小窑筒，开了一个城子一号斜井，从1947年断断续续施工，于1948年10月开始出煤，除此以外无任何新建工程。煤炭总产量始终没有恢复到1934年的水平，到1948年，最高才达一百万吨左右。
1872年至1048年间，京西矿区先后出现的十八个机械提升矿井，不论产量、能力大小、技术设备、劳动条件和安全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军阀、汉奸等反动派对资源的掠夺破坏，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七十七年间，采煤方法几乎没有改变，一直采用着野蛮落后的“高落法”、“残柱法”，有的甚至乱采滥挖，巷道部署凌乱、低窄、空顶距离很大，大部分不用支柱，回采率不到50％。工人用的是明光灯、黑炸药。井下自然通风，风量不足，空气混浊，使工人呼吸短促。采煤用手锤打眼，运输是背筐拉斗，工人从事着笨重的体力劳动。由于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工人患职业病的很普遍。在安全方面，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只知拚命掠夺、压榨，对工人生病不重视，造成很多责任事故，矿工伤亡率很高。
这些所谓“现代化”的矿井，在管理上则采取了封建把头制,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封建把头层层压在矿工的头上。他们采用包工柜的形式，明目张胆地尅扣工资、罚款、发工资取利息、勾结粮商放高利贷，并任意打骂工人，开除工人，还说：“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在吃人的黑暗社会里，矿工们不仅经济上受着残酷的剥削，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甚至连生命也都掌握在资本家和把头们的手中。工人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绝大多数的工人住在风雨不能避的、挤得翻不了身的“鍋伙”里②，大部分工人没有被盖，“铺席枕砖”而眠。工人们的血汗变成的洋钱不断地流进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大把头们的腰包中，他们身不动，膀不摇，从不下井，但可以置房买地，过着美酒大肉、嫖妓蓄妾、荒淫无耻的生活。
日寇奴役时，矿工们在残酷的压榨下，生活更是穷困不堪。1942年中英煤矿工人工资五十元以上者三人，三十元以上者一百○三人，三十元以下者三千三百一十九人，而当时玉米每斤八、九角钱，高梁每斤六角四，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三十斤左右的玉米。日本强盗对矿工们实行了超经济的剥削，到1943年“五次强化治安”时，连玉米、高粱也买不到了，矿工们吃的是发了霉的“混合面”和野菜树叶，就这些在当时也不易获得。不仅如此，各矿窑还广泛地使用童工，小的只有七、八岁，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他们和成人一样受到国内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
土采煤窑，比起上述各矿就更差了，开采极为落后，每家仅有个窑筒，几圈破房，无任何机械设备，完全是笨重的手工操作，谈不上采煤方法，兄煤就采，无煤弃之，一般采地表以下几十米以内的煤，深者可以达到三，四百米，全是人工背上来，全员效率在0.25吨/工左右。每户窑工人少则十几人，多则百十人，日产数吨到几十吨不等。每年一般采六至七个月，雨季就大部停采。土采煤窑的工人，除当地工人及因灾荒逃亡来的外，其他多是半工半农的季节性工人。窑主对廉价劳动力进行残酷剥削，当时窑的土地所有权是“山主”(地主)，开采权是“窑主”(资本家)，他们豢养了一批帮凶爪牙，疯狂地压榨小窑工人，通过“抽分制度”③对工人进行直接、间接、公开、变相的剥削。此外，当时的各级反动政府和驻军，在矿和用户之间设下了无数道“税卡”，走公路、过桥梁、穿城门，到处都有狗腿子等着收税，这些苛捐杂税，最终还是落在矿工和用户头上。经过层层盘剥以后，工人渴望的一点可怜的工资，仍不能按时拿到手。
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矿工们常常起来反抗，最初仅限于自发的斗争，如怠工、破坏。1930年左右党就开始派干部到门头沟地区从事工人运动，通过出版“小工报”、“矿工小报”，贴标语，发传单，秘密开小会等方式，向矿工进行革命教育。启发工人明确斗争目标。从此工人斗争就跨入新的历史阶段。1933年在党的领导下，门头沟煤矿的矿工举行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大罢工。日寇占领北京后的军事恐怖统治，使党的活动更为艰苦，但党不断领导工人对日寇进行各种斗争。1943年党就领导工人进行了三天罢工。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门头沟工委再次成立了，由张鸿舜同志担任书记。在中共门头沟工委领导下，门头沟煤矿工人曾进行过争取“煤金”的罢工。此外，党还在1945年9月、11月和1946年春领导了中兴窑矿工的三次罢工。在中兴窑矿工三次罢工的影响下，门头沟矿的矿工在党的领导下，也掀起了为期三天的罢工。这次罢工表面上是要求增加工资，实际上是配合全国解放，削弱国民党的反动力量。在门头沟解放前夕，党又派了不少干部到矿区领导工人进行“护矿斗争”，保护矿山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同时于1948年8月在察哈尔省人民政府领导下，成立了“平西煤矿办事处”，作好京津解放后供煤的准备工作和接管各矿的调查准备工作，以便迎接解放。 [后注] ① 高线是架空运输线路。 ② 鍋伙是工人宿舍。 ③ 抽分制度是经济剥削的一种形式，其内容有“山主抽分”、“作头抽分”、“山主烧煤”等剥削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