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慈禧太后在中南海饽饽房修建发电厂，容量七十五瓩，专供宫庭使用。这是北京电力工业的开始，距今已五十多年了。其后，英商在东交民巷建瑞记发电厂，容量五百七十六瓩，主要供给公使馆及帝国主义经营的企业使用，中国人民无权问津。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当时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前内顺城街(现北京供电局)成立了华商电灯公司，即所谓“奏办京师华商电灯公司”，设机组三台，容量三百六十瓩，鍋炉是低压手烧炉，利用井水发电。随着用电量的增加，发电容量逐步增至三千瓩。资本家见有利可图，即于1919年在石景山广宁坆修建电厂，容量二千瓩。1921年10月正式发电。以后又陆续增添发电设备，截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共有发电机组五台，低压炉十二台，发电能力三万二千三百三十瓩。这些设备都是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购买来的，许多生产上的技术也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即使坏了一个机器零件，也必须靠外国进口并找外国技师来修理。沦陷后，华商电灯公司被日寇接管，改祖为冀北电力公司。在沦陷期间，日寇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加紧掠夺华北资源，在京津一带建立了一些工厂，因之负荷有所增加。1942年修建了京津唐电力网，并在石景山电厂增添二万五千瓩发电机一组，煤粉炉两座，到1946年部分发电。综上所述，从1905年直至1949年解放为止，这四十四年期间，北京地区电力工业的发电容量只有五万五千瓩(石景山发电厂原装的一号机三百三十瓩，二号机二千瓩，城内顺城街原装的发电机均于1942年—1943年间被日寇拆迁至密云、邯郸、易县等处)。此外尚有几个企业自备的发电厂：电车公司自备发电机三千瓩，门头沟煤矿自备发电机一千五百瓩，石景山钢铁厂自备发电机九千六百瓩，琉璃河水泥厂自备发电机四千二百五十瓩。以上共计一万八千三百五十瓩。这些发电机在解放前仅供这些厂自己用电需要，不与电力网并列。
在供电范围上，最早仅供应皇宫及前门外商户用电，其后，逐步扩展到城内其它地方。在抗日战争前只建立了北城、青龙桥两个变电站，供电对象多是商户及有钱人家，工业用电寥寥无几。沦陷时期，日寇为了掠夺资源，把供电范围扩展到丰台、长辛店、城子、圈门、良乡等处，并相应地修建了输电线路及变电站。至解放前夕，共有十二个变电站，容量四万九千二百千伏安；输电线路三条，长度一百二十七公里；配电线路四十一条，长度一千五百九十七公里；配电变压器五万九千七百一十九千伏安。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四十几年来，北京电力工业是完全处在支离破碎、苟延残喘的状态中。
从设备上看，发供电设备都是外国来的杂牌货，规格不一样，运行方法不一致，历年的统治者只管使用，不管维护。在这样条件下运行的设备，经常只能达到铭牌出力的70％，再加以官僚买办资本和反动统治者长期的剥削搜刮，技术极端落后，管理十分腐败。因此，发供电设备经常在“检修”“贴膏药”“打补钉”的状态下运行。北京地区天天拉路、停电，人们把当时的冀北电力公司称之为“黑暗公司”。
从电业历年用电负荷增长的迟滞情况来看，也反映了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1937年是北京电灯公司成立后的第三十二年，但北京地区最高负荷仅达一万六千一百六十瓩。日本统治八年，虽建立了若干工厂，但最高负荷仅达到三万二千七百瓩。国民党统治的三年，最高负荷仅达到三万八千二百瓩。并且这些增加的负荷又多半为国民党特权阶级所享受和由匪军窃电、抢电所造成的。
反动统治年代里，劳动人民是很难用上电灯的。勉强用上电灯的人们，平时用电既无保征，又须负担着其它特权阶级转嫁来的费用。在当时由于窃电使每月线路损失达30％—40％。据当时“冀北电力公司”业务报告称：“……一半系窃电及强用电流之损失。本公司力量有限，尤以强用电流，本公司虽竭力交涉，而多尚不能解决，又不便公开宣布。”可见当时抢电、窃电情况的严重。有些特殊单位虽然装表用电，可是不付电费，这样又有20％—30％电费不能收回。有的虽然三、四个月以后勉强收回电费，可是在物价一日三涨的年代里，已所值无几了因此当时勉强发出的电度要有50％—70％得不到经济补偿。但是，反动阶级是不会作赔本生意的，他们除剥削劳动人民以外，还采取了变卖设备的办法，拆卖石景山发电厂三、四、七号锅炉。同时对内拚命压搾工人，对外则尽量提高电价增加人民负担。据了解，1948年8月份电灯电价每度二万四千九百元，为抗战前六万七千五百倍(抗战前每度单价○·二二元)。因此，倒霉的仍然是广大人民。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外国资本输入中国，开办了工厂，采掘矿藏，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有所发展，由此工人阶级队伍也就同时形成了。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工人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泥坑里，电业工人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受着残酷的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生命得不到保障。托亲靠友找到饭碗，虽然是拚命地干，却仍然随时有被开除的可能。资本家说：“别看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可有的是。竹杆上插个窝头到天桥一晃，要多少有多少。”当时一名小工每月只有五、六元工资，可是一个外国人每月工资高达一千四百余元，等于二百八十多个工人的工资。在日本统冶年代，工人生活越发困苦，工作条件越发低劣。机房内温度高达60℃以上，推灰工人冒着火钻进炉道里，用手把800℃以上的红炉灰车推出，一天要干十来小时，个别的甚至连着干二十四小时，但吃的是煮黑豆、混合面，穿的是麻袋片。下班后不但没有适当休息的地方，的连睡觉的地方也找不到，只好睡在城门洞子里(供电工人在前门顺城街的城门洞里睡觉，称之为“顺城旅馆”)。有的搭个窝棚全家挤在一起。每当阴雨连绵，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担心着窝棚会被雨水冲倒。这种朝不保夕地狱般的生活，一直到解放才告结束。
电业工人也和其他工人一样，是不甘心长期被压迫下去的他们为了生存和自由，曾自发地起来斗争。1920年石景山电厂的工人开展了首次罢工，这次罢工虽然没有人来组织领导，但是电业工人深受“五四”运动革命浪潮影响，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生活逼得他们必须起来斗争。四十多个锅炉房的工人，互相商量了一下，用一张白纸铺在桌面上，中间扣一个碗，围着这个饭碗，转着圆圈写上自己的名字。一张转圈的要求增加工资的联名单子写出来了。这样，看不出谁是第一个签名，谁是领导者。一场斗争开始了，把联名单交给了资本家的管事人，向他们讲道理，要求涨工钱。由于工人们团结得紧，对资本家的压力很大，不答应就继续罢工。这样资本家不得不让步，给工人提高了工资待遇。这次罢工是胜利了。从而锻炼和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性。
石景山发电厂1921年正式发电时，厂内装的都是低压炉，操作笨重，特别是锅炉房工人的工作条件最为艰苦，可是每月只能拿到几元钱，生活无法维持。因此在1924年，锅炉房的二十多名工人，又开始了罢工斗争，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和组织积领导，结果这次罢工没有大闹起来。此后，在大革命的浪潮里，受到了上海工人三次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三七”大罢工的影响，电业工人的政治觉悟也有了提高。在1928年夏，城内电灯总公司发起组织“工会”，他们的目的是怕工人罢工、请愿、闹事，他们想通过“工会”组织来控制工人和分化工人队伍。但是事情和资本家所想的恰恰相反，石景山发电厂“工会”成立以后，资本家就掌握不了工会的命运。工人早看穿了资本家的阴谋鬼计。他们懂得资本家一向是看不起工人的，怎么忽然关心起工人来了?不用说，一定是别有企图。所以工人不听他们的，他们很信任自己选出来的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委员(工人)。这些工人出身的委员冒着危险，积极努力办了几桩对工人有利的事。在工会倡议和监督之下，电灯公司允许成立一个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和一个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和资本家进行算帐，吓得公司的蒋总办在这时候不敢露面。由于大伙的齐心，还赶走了每月拿二百八十个工人工资的“英国驸马”巴宁汉。这时工人渐渐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感觉到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才能得到胜利。
资本家在工会里插不进腿，感到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因此就暗地进行捣鬼，想法破坏工会组织，他们乘着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造成国共分裂，掀起反共反人民浪潮的机会，在工厂里采用了分化、收买、镇压……等办法，对付参加工运的活跃人物、积极分子。工会组织随被瓦解。与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在工人们心灵的土壤上撒下了斗争的种籽，只要机会一到便能生根发芽。1930年石景山发电厂锅炉房的工人们又起来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要求发给工作上需要的雨伞、裙……。但被拒绝了，所以又发生了第三次罢工。这次罢工的规模比过去更大，斗争也比过去更为激烈，锅炉房全体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工人们把烧火工具一扔，走出电厂，坚决不干了。这次罢工是工人的先进骨干分子来领导的，虽然，资本家勾结反动政权派来宪兵进行镇压，开除了三十多名工人，但是工人的斗争怒火并没因此而息灭，他们慢慢地从经济斗争走向了政治斗争。到了日寇统治时期，由于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使工人们的斗争逐渐发展成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斗争。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以及1945年8月24日，八路军先后两次夜袭石景山，他们得到电业工人有力的配合，取得了不小的战果。民党统治时期，地下党组织团结了进步工人及技术人员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斗争和活动，工人们了解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并学习了革命理论。在黑暗统治的年代里，党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苦难人们的心，使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团结在一起，随时准备着迎接自己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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