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国五大故都之一，一向是帝王将相、官僚贵族等统治阶级菌集的地方。为了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要，曾刺激了手工业，特别是工艺美术品生产的发展。到解放前夕，北京的现代工业寥寥无几，手工业一直居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的特种工艺渊源久远，可追溯到二、三千年以前。殷代的象牙雕刻、秦代的铜器、汉代的玉器、宋代的雕漆、明代的景泰蓝均驰名中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北京是全国特种工艺荟萃之地，产品类型极多，丰富多彩，全市有三十五个类型，二百多个品种。象牙、玉器、景泰蓝、雕漆、花丝、金漆镶嵌、刺绣、绒绢纸花、地毯、宫灯、挑补花等工艺品，作工精湛纤细，华丽别致，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水平，明末清初极为兴盛。今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即因当时王公大臣喜爱绒绢纸花在那里设立花市而得名，当时的纸花有“宫花”之称。清朝同治十三年，有喇嘛僧携徒弟二人从西藏到北京设地毯传习所于报国寺，招集贫寒子弟教授技术，是为北京织制地毯之始。清朝康熙年间官厅设有造办局，专门制造和收买名贵的工艺品供皇帝欣赏。清朝乾隆帝酷好玉，当时官吏亦多用玉，官服、妇女装饰亦无不以玉为尚，官厅并设有琢玉作坊，专门招揽各地巧工能匠从事玉器生产。当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时，网罗珠玉之多，不可胜计，是为玉器行业全盛时期。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及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短短的一段时期内，各个行业都呈现过繁荣景象。1919年至1937年为北京市特种工艺最繁荣时期。如景泰蓝的从业人员曾达到二千七百余人，玉器曾达到八千余人，地毯曾达到四千人，年产一百多万平方米，花丝曾达到三千人，刺绣曾达到二千人，挑补绣曾达到三千五百人。当时北京特种工艺品的生产，大部分为王公贵族专门享有，很少成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外人开始在京设立商行，收购玉器。光绪年间，北京的景泰蓝、地毯等曾参加过万国博览会，荣获一等奖，从此打开国外销路，大量出口，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信誉，当时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各地。1924年至1930年每年外销价值达一百多万美元。地毯在1912年至1922年输出价值按照海关银两计达八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四十五两。
“七七”事变日寇侵占北京以后，由于进行经济封锁，特种工艺品出口逐渐下降，营业开始衰落，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海运断绝，外销锐减，作坊纷纷倒闭，人员四散转业。如玉器在1942年后有90%以上的户停止生产，剩下不到三十户。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继续统治，出口虽有部分恢复，但由于手工业者资本微薄，经不起反动统治的残酷压榨和商人买办的重重盘剥，一蹶不振。及至解放前夕，停止生产的户数占80%以上，全市仅剩下一千六百余人，生产萎缩，内外销路奄奄一息。许多技艺高超的艺人迫于生活，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艺术创造，流散转业，有的当摊贩、茶房、卖烤白薯、蹬三轮，甚至沦落街头，遭遇极为悲惨，有的人亡艺绝。
解放前，特种工艺不仅在生产上呈现凋蔽状态，在艺术上也日渐衰退。为了点缀少数统治者的生活，迎合帝国主义者的口味，严重地脱离我国原有的艺术传统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以繁琐、杂乱、病弱无力的古怪作风代替简朴、自然、生动有力的风格，在图案上也是循规蹈矩，师守成法，偏向无原则的繁琐工巧。
北京市的其它手工业也都起源很早。手工造纸、手工织布、缝纫、日用木器、刀剪、金银锡箔、农具等行业在明朝就有生产。磨刀、补锅、尚鞋、修理笼屉等服务性行业从那时候起也渐渐出现。但发展都很缓慢，技术极端落后。如织布业用手抛梭及手拉梭来进行生产，弹棉花使用人力弓。一般到清朝中叶才有起色。当时发展较快的是为皇家服务的一些行业，如生产王公大臣所穿戴的软皮货，制宫服的成衣业，供他们玩弄笔墨的“文房四宝”，宣传封建迷信的香蜡业，为修筑宫殿、陵寝的石材业和金银锡箔，以及金银首饰业和果脯业等。当时手工业中行会组织已很盛行，会有会首，行有行规，纪律森严，违者受罚，还设立有集会的公所——会馆，经常祭祖。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侵入，手工业品受到排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舶来品减少，北京的手工业径济稍有发展，其中日用品手工业发展较快。随着民族工业的兴起，出现了一些新兴行业，主要有电机和机器修理、机械零件和医疗机械的制造、电镀、西式木器家具和木箱制造等，但规模都很小，机械零件制造全市不到十户。当时为资本主义工业服务的家庭手工业普遍发展，尤以织线毯、糊盒、针织等行业中较多。他们从工厂那里取得原料，在家中依式制造，制成后交费领取工资。也有的自备资本、原料，从事生产，到市场设摊出卖或售于批发商人。
“七七”事变前，手工业较为兴盛，从业人员达十万人以上。较发达的行业有织布、毛巾、皮毛皮革等。日寇占领北京后，严格控制了北京的棉纱、羊毛、皮毛皮革、铜、铁、粮食等大部分手工业原料，禁止中国人自由买卖，日货又大量倾销，除了日人需要的一些行业外，大部分手工业都遭到致命的打击，很多作坊倒闭，手工业者四散转业。铜锡器业因日人以其廉价的铝制品倾销于北京及各大城市，同时又提倡“献铜”，凡铜质品都被搜罗殆尽，致使该业歇业转业者达90%以上。皮毛皮革业也因日寇管制了皮革，划为军需品，并成立了“皮毛株式会社”严加掌握，而使该业营业衰落，户数、产量迅速下降。北京有名的刀剪业因日人限制金属品出城，倒闭很多。食品业作坊也因原料被日人成立的“华北小麦协会”统一掌握而纷纷被迫停工。当时整个手工业受到的摧残是十分严重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虽有部分行业稍见恢复(恢复甚微，1946年统计，铜器业仅恢复三十余家，销货总值及工人数均仅达战前九分之一。锡器业营业额仅达战前最盛时期的百分之一)，但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对手工业肆行敲骨吸髓的搾取掠夺，商业资本的控制，美货大量倾销，以及“八一九”限价的沉重打击，手工业生产日渐萎缩，至解放前夕已陷于窒息状态，当时生产水平不到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十分之一。
本市手工业户规模小，生产分散，一二人即构成一个生产单位，有些行业集中在一街一地保持着手工业行会的残迹(如毛巾业70%集中在崇文区南河槽、南岗子等地，电镀业70%集中在原前门区)。手工业者因资金小，没钱购买原料，也无力推销产品，因此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商业资本，靠包买商购买原料、推销商品，为大企业主加工订货或靠高利贷来维持生产。这些人则用抬高原料价格，压低收购成品价格，旺季包销，淡季杀价等办法把手工业者控制在自己的魔掌中。北京著名的“王麻子”并不生产剪刀，“盛锡福”也不生产鞋帽，他们从手工业者那里低价收购产品，冠以自己的商标，转手就获利二、三倍，而手工业者则无利可图甚至亏了血本。手工业的设备非常简陋，劳动条件非常恶劣，一间东倒西歪阴暗潮湿的小作坊，师傅带上一、二个徒弟，一天劳动十四、五小时，所得仅足以糊口。既无动力设备，工具也残缺不全。技术上墨守成规，袭用着世代相传的老方法，户与户之间技术从不交流，学徒三年零一节学不到技术诀窍。“同行是冤家”、“留艺保身”、“传媳妇不传闺女”等谚语正是这种落后保守情况的反映。因手工业本小腿短，无法克服季节性影响，“旺季胀死，淡季饿死”，到了淡季停产转业，到了旺季则加班加点，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手工业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非常严重，本市资本主义作坊大多为少数手工业者分化出来的，不少产品质次、价高、品种少、规格不一，因滞销赔本而倒闭者不在少数。
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重重包围下的手工业趋于衰败、破产、毁灭的深渊，手工业劳动者受尽了反动统治的摧残和压迫，过的是饥寒交迫不见天日的生活，走的是一条痛苦漫长的道路。虽然在解放前，在雕漆、景泰蓝、电器、服装、挑补花、缝纫等手工业中曾出现过一些“工业合作社”(系当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北京办事处”组织的)，但这些改良主义的合作社，只是发展了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手工业劳动者的悲惨命运，到解放前夕，也相继瓦解，所剩无几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