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采煤业，远自元代开始，即集中于西山门头沟一带，当时曾出现过封建官府征工开采的煤窑，也有寺院经营的煤窑。在元代诗人所写的诗中即有“地穴玲珑石炭红，土床芦簟觉春融”，以及“暖炕煤炉香豆熟”等句。到了明代中期以后，这一带开始出现民间采煤业，而且为数众多的民窑，大大超过了当时的官窑。从那时开始，门头沟一带所产之煤，也就成了供应北京地区民间用煤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据《明一统志》载:“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清一统志》载:“宛平房山二县出煤”，它所指的主要是门头沟一带几个相连的采煤地区。又据朱彝尊的《日下旧闻》载:门头沟附近村民“皆市石炭为生”，可见当时的民间采煤业已相当发达。《顺天府志》说:截止乾隆年间，门头沟民窑不下百余座，这是封建时代北京地区民间自发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清两代私人开采的民窑，一般都是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也有“伙本落尾”作窑的，即几家从邻近拥有煤窑的地主手里，包下来旧有的几座煤窑，进行联合经营，然后按股份大小分成。
这些民窑开采的办法十分简陋，技术水平很低，挖煤工人只要懂得一些简单的操作方法，就能作工，因此，附近农村中以及外地来的大量闲散劳动力，不断向煤窑集中；有的是农忙期间种地，农闲期间作工。那些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更把下窑挖煤作为他们的谋生出路。据有关文献记载:有一家庭十一代都作窑工。那些民窑业主，开窑采煤，需要大批劳动力，这些贫苦农民也就成了他们的剥削对象，任其宰割。当时挖煤工人每人每日按挖煤五百斤计算，只给工资五十文；拉煤工人每人每天约给二、三十文不等。那些为生活所迫出卖劳力的窑工，每天在毫无安全措施的井下采煤，经常发生伤亡事故。
当时这些民窑除业主之外，设有管账、帮账等等，下窑采煤主要由大作头、小作头指挥，工人食宿的地方叫作“锅伙”。门头沟一带由于民窑集中，此地的村庄也就逐渐由农业村演变为工业村，立了许多“锅伙”，拉骆驼的运煤脚夫和其它商贩也大量向此地集中，使其成了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小市镇。
矿区的“锅伙”名义上是工人食息之所，实际上形同黑狱。窑主同开设“锅伙”的业主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为了防止窑工逃跑或中途不干，锅伙矮房的周围筑起高墙，遍插棘刺，只留一小门，以通出入。锅伙内设有烟酒货摊，任昂其价，每遇窑工买用，即将应付工资克扣，新陈拖累，越滚越多，严寒盛暑，不得脱身，只有甘当窑主的牛马。至于身患重病的窑工，往往不等身亡，即被抬出抛之荒野，任野犬残食。连当时的清政府都不得不承认锅伙“积弊已久，残害多命，一经诓入，即同黑牢”。据有关史料记载，京西矿区每天亡命于“锅伙”内的窑工不下数十人。
明清两代的封建官府设有专管西山煤矿的太监，他们主要是管为数不多的官窑，对于民窑，他们除趁机大肆勒索诈取煤税之外，至于如何开采，则不闻不问。在明万历年间，曾因民窑业主拖欠税款，明朝官府派京营军队以武装催索矿款，激怒了民窑业主，联合了采煤工人、运煤脚夫等劳动者，进京向明王朝官府请愿示威。这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算作一次比较重大的事件。《神宗实录》曾有一段记载:是日“激变窑民，填街塞路，持揭呼冤”。事件发生以后，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撤换了那个原来的主管太监。
不过，这些民窑毕竟是较小资本的联合，在当时强大的封建势力统治下，遭受到种种欺凌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民窑业主虽有反抗，但也有一些业主不得不拉拢封建势力，以维持自己的企业。那时“凌虐窑夫，短克工价”的事情经常发生，因此，在京西矿区“窑夫聚众滋事”在封建时期就已出现。
明清两代的民间采煤业，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严重压迫下，民窑资本的活动遇到许多困难，因此，它的发展过程非常缓慢，许多民窑忽开忽停，一直以基本不变的规模、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行开采。
到了清代末年，门头沟中英煤矿公司建立，挤垮了许许多多民窑。它并且依托封建官僚势力，扶植官僚资本，排斥和打击民窑业主。使这些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发展起来的民间采煤业，逐渐走向了下坡路。
中英门头沟煤矿的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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