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前海西岸，新盖的什刹海业余体校白色楼群的西侧，一条清静的柏油路由南向北。路的名字叫前海西街。街南口和北海的乾隆小花园相对，街的另一头通向恭王府。从南口进去，路东一面虎皮石墙基的大照壁的对面就是18号——郭沫若故居。
郭沫若是四川人。四川不愧天府之称，不仅物产丰丰，而且人材济济。自汉代而降的文才，郭老作过这样的列数:
文翁治蜀文教敷，
爰产扬雄与相如。
诗人从此蜀中多，
唐有李白宋有苏。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
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利州江潭传是金轮感孕处，
浣花溪畔尚有工部之故居。
郭老的归结一点不错:
足见江山自古不负人，
人亦未肯江山负。兼史学、文学、书法、翻译、社会活动诸家于一身的郭沫若本人更给今日的天府增添一份骄傲。现在，他的家乡——乐山沙湾的旧居已被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常年开放。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天官府、赖家桥两处工作生活的地方也成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场所。回顾他的一生，在四川一共生活了28年；在东邻日本先后度过了20年。所以人们常说，四川是他的第一故乡，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然而，这里想提醒人们的是，不该忽略了北京和这位文化巨人的关系。须知他一生居住年头最久的，不是四川，而是北京。他在北京居住了将近30年。可以说，北京是郭沫若伟大生涯的归宿，又是郭沫若辉煌成就的一个起点。
在步入前海西岸的郭沫若故居之前，不妨先去追寻一次21岁的郭沫若初次进京时住过的地方；再去探访一回建国以后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寓所。
“吹箒胡同”在哪儿
1913年秋，初出夔门的郭开贞(郭沫若的原名)北上天津，参加天津军医学校的复试。发榜前三天，他竟然因为考题的荒唐而愤愤放弃了入学的资格，乘上火车来北京找他的长兄郭开文。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踏进京城的大门，这一天是1913年11月10日。
郭开文比郭开贞大14岁，曾经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了四年法政。回国后，在清朝被推翻的前一年考取了法科举人的头衔。辛亥之后，作为川边经略使的代表驻在北京，当时恰好在国外游历。突如其来的郭开贞被人带到一个在“吹箒胡同”的小院儿里。他在《少年时代·初出夔门》里描述过这个住处:
我被引到的是住在吹箒胡同的一位同乡京官的寓所。……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就寄寓在他那儿，是在正院外的一座南屋子里面。一列三间，正中是客堂，左边是内客厅，由花格门与一道折腰红布帘，和客堂隔着。右侧是书房，京官的一位在法政学堂里念书的兄弟住在那里。进了内客厅看见在靠墙的一张木炕上陈着大哥所留下的寝具。那儿暂时便成为我的下榻处了。”
这“吹箒胡同”在北京的什么方向呢?郭沫若在《初出夔门》里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京官的兄弟带他去看看万牲园(今动物园)、颐和园、或者圆明园的废迹，又或者象天坛、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可是所有的请求都被天冷没意思的理由拒绝了。“因此”——郭沫若写道——“我虽然到过一次北京，而且滞留得也相当久，除开由吹箒胡同走出正阳门，由正阳门走回吹箒胡同之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栅栏附近的茶园里去饮茶，落子也跟着去听过一两次，但在去过一两次之后，觉得百无聊赖，因此就在礼拜日也多是一个人留在寓里了。”
不用说城外的名胜，连城里的天坛、陶然亭都没去成，可见去正阳门、大栅栏，从“吹箒胡同”出来是何等的近。位置该在宣武门、前门、崇文门附近。查找这一带的地图，打听熟悉地名的老北京，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倒是另一条名字极相近的“笤帚胡同”不能不引起人的注意。它不仅离正阳门不远，而且从胡同东口出去不远便是大栅栏。难道这“笤帚胡同”不象文章的所指吗?
确切与否暂且不论。郭沫若在“吹箒胡同”住了50天。而这50天的生活成为他一生中一个异常重要的转折点。这年年底，从国外回来的郭开文终于凑出维持半年留学生活的费用，决定送弟弟东渡日本求学。启程前夜，郭开贞从北京给远在家乡的父母写去一封辞行的明信片:
“男离家半载矣。都门蜀道，道路几千。年节匪遥，恨不能随双鸽乘风归来也。京地学风坏极，酒地花天，歌台舞榭，青年子弟最易陷落。大哥决计命男东渡，兹已定明日搭京奉晚车同张君次瑜(大哥同学)由南满、朝鲜、漫游赴日。十日为期，未为茹苦，请无挂念。” 12月30日他从正阳门东站出发了。几年之后，在异国的博多湾边即以郭沫若的笔名，掀起突进的狂飙，震撼了中国的文坛。郭沫若曾经说，他日后的成就离不开当年他长兄的赐予。我们可以进而言之，“吹箒胡同”的50天是获得这成就的不可缺少的启机。
“大院胡同5号”的小楼拆了
1949年2月25日，郭沫若取道东北解放区进入北平，和第一次进城的时间相隔35年。真是历史的重合，郭老从香港乘华中轮北上先抵安东，复乘火车到沈阳，遂又从沈阳赴北平。安东-沈阳-北平，完全按照35年前出国求学的路线原道返回。路线是原来的路线，时代却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当诗人乘着速度渐渐放慢的列车驶入熟悉的正阳门车站时，早已热泪夺眶，谈笑失声。——是多少人民的鲜血才换来如此的光荣。
郭沫若和同期到达的各界知名人士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住下。等不及与家人团聚即率代表团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投入建国前夕繁忙的工作。直到这年秋天，郭老才和夫人于立群及孩子们一起正式落户在西四大院胡同5号。
大院胡同处在西四丁字路口和缸瓦市之间，胡同口不远就是缸瓦市基督教堂。5号院子里有座两层小楼，开间是完全对称的。房前有个不大的阳台，正中一间是客厅，客厅东西两侧以玻璃隔板为墙，东边一间是郭老的书房，西边一间是家人的起居室。这两间屋子的后面各自是郭老和夫人的卧室。顺着木制的楼梯上去，二楼南边是平台，后边并排着四个房间。房间很紧凑，只可惜不隔音也不隔热。夏天，烈日当顶的时候，郭老常搬到小楼对面的南屋去工作。院子的正中原来是个小水池，因为不好收拾，郭老和夫人便把它改成花坛，填上土，种上了牡丹。
郭老在这里住了整整14年，他建国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儿完成的。史学方面的《奴隶制时代》、古籍整理方面的《管子集校》、《再生缘(前17卷本)》、文史兼论的《雄鸡集》、《读<随园诗话>札记》和《文史论集》，还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潮汐集》、《东风集》，这些诗集都从这里问世。郭老后期的两部著名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以及他尝试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虽然没有在这里执笔，但也曾带回来，在这里进行过修改。大院胡同5号实在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不能不遗憾的是城市需要建设，但是由于彼此制约，经常拆了好的，留着次的；把有特色的，换成千篇一律的。大院胡同5号的小楼便是如此的经历。郭老一家搬到什刹海前海以后，这儿的房子差不多全拆了，加上旁边一块空地，变成两个方方整整的火柴盒。仅剩下那排南屋和南屋外的槐树，也被一串高低不齐的小厨房围得水泄不通，连门窗都看不见了。倘若有人有兴趣去实地看看，那么请记住它现在的门牌是大院胡同9号。
小楼虽然拆了，但是郭老和夫人于立群栽种的牡丹，还有别的花木却跟郭老一起搬进新址。在前海西街的郭沫若故居里尚可看到它们今日的容颜。
前海西街18号——
郭沫若晚年的寓所
郭沫若从1963年11月到1978年6月与世长辞，在前海的寓所里生活了最后15年。不过这寓所的门牌号数在郭老刚搬来的时候还是“西河沿8号”。说起“西河沿”，这个路名的确惹过些麻烦。以前的北京不光什刹海这边有“西河沿”，前门一带也有一条同名的路。于是，事先弄不清要找的是南城的西河沿还是北城的西河沿，便免不了兜上个大圈子。1965年全市统一调整路名门牌的时候，什刹海的“西河沿”才改为“前海西街”；“8号”也改成了“18号”。
前海西街18号的院子是民国初年兴建的，最初的主人是达仁堂乐氏。更往早，这一带据说有过乾隆宠臣和珅的花园，以后又作过恭王府的马号。但是和珅也好，恭王府也好，并未留下任何建筑。在院子南头和干竿胡同相倚的地方有两块乐达仁堂的界石砌在墙根里边，字迹至今可辨。据乐氏后人介绍，院子里的两座小山是建房时用挖地基的土堆起来的。再看四合院的建筑，也带着民国的痕迹。这些都足以证明，这院子不是前清的遗物。建国以后，这里一度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驻华使馆。50年代中期使馆迁出，院子一割为三，西院另作它用，东院就是如今的郭沫若故居。在郭老搬来以前，有段时间是宋庆龄的寓所。
自从郭老成为这个院子的主人，最大的变化就是花木逐年增加，有从大院胡同移来的，也有以后新栽的。最好的时节是春天的四、五月间和秋天的十月。春天，满院的色彩变换不停，猩红的铁杆海棠，华贵的牡丹。特别是满山满地的二月兰，年年自生自长，开起花来一片淡淡的紫色。不光好看而且味道极佳，每逢春天，都是郭老一家顿顿不少的时令野菜。秋天的色彩不在于花而是靠叶。全院九棵银杏，秋阳之下金光灿灿，浑如九只金色孔雀展开了它们华美的尾翼。银杏是郭老最喜欢的一种树。它们是中国的特产，而且是古代孑遗生物中仅存的遗迹，郭老称之为“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这九棵银杏中，有一棵是从大院胡同5号移来的，种在草坪中央最突出的地方。它叫“妈妈树”，是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那是1954年的春天，于立群因为患极度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需要去外地治疗。在她离开北京的第二天，郭老带着孩子们从西郊大觉寺移回一棵只有手腕粗细的银杏树苗，种在大院胡同5号院里。作父亲的郭老为它起了“妈妈树”这个名字，希望妻子能象孑遗生物的幸存者一样顽强地经受住疾病的磨难，早些回到孩子们身边，回到自己身边来。经过长时间的医治，于立群的身体逐渐好转。她一边调理精神，一边潜心于书法，练就了一手浑浑厚厚的篆隶，令须眉为之叹服。1979年2月，郭老逝世未满一年，身体一直虚弱的于立群不幸也相继病故。或许真是草木有情?第二年“妈妈树”便大病一场，树皮整片整片地暴裂，濒临枯槁。缓了好几年，才又生出新树皮来。可是想不到10年后竟然又遭劫难，在一场暴风雨里被刮断了主枝。如果草木确实有情，这“有情”应是懂得种树人的心意，——不为此生，而为后人。但愿院里的树木年年枝繁叶茂，切莫有负种树人。
草地上另有一处小景令人觉得新奇:一对雕刻生动的石狮子蹲在海棠树下。照理，它们本该站在大门外去象征吉祥，显示力量的，现在多亏主人的巧心设计，而得以在草地上嬉戏绣球和小狮子。与狮子遥遥相望的是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一左一右，和门前两株古柏相伴为伍。稍高一点的一只铸于明天顺丁丑年；另一只铸于乾隆甲子年。狮子和钟，还有大门口的石洗，都是郭老生前的收藏品。这些别致的点缀给传统的四合院添了几分新气，也显得更古拙。如果说院儿里还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就是垂花门前那座小山上的亭子在大修人防工事的年月里被拆了，为了在下面修防空洞。防空洞修好了，亭子却没再复原。山比原来高了，坡比原来陡了，没有当初那么自然，老人走上去也不免有点危险。
走进垂花门，穿过两株枝叶交错的西府海棠，北房正中是郭老的客厅。沙发摆成马蹄型。钢琴前面的单人沙发是郭老接待外国朋友时习惯的坐位，主客则坐在他左手的位置上。因为郭老重听，左耳倘比右耳多少有些功能，即使用助听器，也得带在左耳上，所以只好打破以右为上的常规。沙发后面的背景是中国著名的山水大师傅抱石的巨作，写郭老游九龙渊诗意:远处山云相吻，近处瀑布飞泻。画下端的山石之上站立着几个人物，那不是古代的游客，而是画家特意绘制的当代文豪郭沫若和他的同行。在这幅丈二山水的下面，郭老陈列了一排他所喜欢的石头，造形自然各显神韵。郭老曾有诗自述说:“我亦爱石人，爱石之性坚，纵使遭磨砻，以方寓于圆。”
客厅西面耳房是衣帽间，也是为客人备茶的地方。东面与郭老办公室相通。一排双层书柜倚西墙而列，书柜上方横挂着毛泽东的真迹《西江月·井冈山》。对面是于立群的隶书中堂，录毛泽东词《沁园春·雪》。中堂两侧墙上，以前嵌着两扇多宝格，放着各国朋友赠送的纪念品。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堵墙严重受损，为了加固，多宝格被去掉了。中堂下面的长沙发和茶几上，往日总是堆满报纸、文件。晚上，郭老常在这里看书，为了节约，用的是一台日光灯管的落地灯。
房间的东南角上放着一个没有油漆的日本式木匣。木头的颜色已经变成棕灰色了，须得走到近处才能看见上面有郭老的手迹“沧海遗粟”四个楷书。左边几行小字记述了木匣的辗转经历:
余以一九三七年只身回国后，此箱手稿遗留日本者垂二十年，自以为不可重见矣。直至今年四月始由陈诚中同志携回，实属喜出望外。题此以志始末。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
郭沫若取下匣盖，内侧有郭老流亡日本时书写的手稿篇名: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一帙二册
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原稿
一帙一册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一帙三册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一帙四册
古代铭刻汇考
一帙三册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一帙一册
金文丛考
一帙四册
金文馀释之馀
一帙一册
卜辞通纂
一帙四册
右鼎堂十种之九，共九帙二十三册，馀甲骨文字研究一帙二册，又废稿一帙三册，因箧小未能装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沫若自识
通览篇名，足知此箱手稿无价可比。这是郭沫若大革命失败后身陷异国，以金石之志精研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结晶，也是我国古文字研究的经典之作。“自识”中提到的另外两种著述的手稿，当时也从日本取回来，和此箱内的全部手稿一起物归原主。
靠南窗的地方面对面放着两张书桌，郭老常用的是东边那张。黑电木的墨盒，北京牌的蓝黑墨水，普通的极品狼毫……都是最常见的文具。郭沫若在这里写成的文章有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辨、《李白与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还有他去世之后成集的《东风第一枝》和平生最后一部译作《英诗译稿》。数量不如在大院胡同的时候多了，是因为年事高了吗?或许是，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的一半以上的岁月处在是非颠倒的动乱里。
“文化大革命”中间，郭沫若受到周总理的保护没有遭到皮肉之苦。可是左的疯狂却不会放过、绕开他的家人。1967年4月，1968年4月，接连两个4月带来两个儿子的死。先是民英，23岁；然后是世英，25岁。尤其让人心肺俱裂的是世英的不幸，分明是非法关押，惨无人道。然而在那种年代所有的死都是“畏罪”。年迈的父亲难道没有泪水吗?可是他必须克制，竭力地克制。只有当他独自坐在案前时，泪水才能涌出。他从两个孩子的遗物中，找出他们的日记，逐字逐句地抄下去，倾听着孩子们真诚的独白。密密的小字抄录了八本，直到去世，一直放在他的案头。那是慈父的哀思，是为儿子们竖立的纪念碑。郭老病逝后，组织上根据于立群的要求重新调查他们的死因，更正了结论。民英为因病而死，世英是迫害身亡。可惜郭老和夫人于立群生前都没有来得及听到更正的结论。
郭老办公室东边的小门通着他的卧室，这是东耳房。一张棕绷床，床上铺着绿格子的床单，床前是他平时穿的内联陞的黑面布底鞋，窗前排着一部百纳本的《二十四史》。
1974年“批林批孔”开始了，郭老成为“尊儒反法”的典型。周总理在自己的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意关照晚上要有人值班照顾好郭老的起居。但是郭老不愿打扰服务员休息，夜里起来吃药连床头灯也不肯开。值班的同志只好给郭老提意见，请求配合、支持他们的工作。郭老终于听从劝阻，夜里起床时打开床头灯。现在那只普通的紫红烤漆的床头灯，仍旧夹在郭老的床头上。
前排北房和后罩房之间隔着一个南北窄、东西长的小院。主人每年都在这儿种瓜点豆。特别是长得颇似真蛇的蛇瓜最能引起客人的兴趣。郭老爱吃的丝瓜、苦瓜也可以自给自足。穿过瓜架’后罩房中间是于立群的写字间，郭老常在这儿和夫人一起写字读帖。三面墙上挂着他们的杰作。左边是于立群的大篆条屏；右边是一幅青铜器的拓本，于立群在题额上写“夆叔为季妃作盥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晨题于北京前海”。器形、器铭之间是郭老雋秀的行书，左面一首长句写得绘声绘色:
夆叔当是周卿士，为妻季妃作盥器。
器形分明鉴与匜，铭文作盘不足异。
自来盘匜本相将，盘今不知落何方。
无盘有鉴却可异，何以解之殊茫茫。
器上龙文甚生动，铭文秀整韵可涌。
■■熙熙期借老，万年眉寿永宝用。
人生须臾谁不老，吉语辞绵空自好。
匜中盛水盥者谁，鉴中不复见窃窕。
忽闻纸上似有声，乃是鉴与匜争鸣。
鉴云万年乃我汝，匜云非我亦非卿。
劳动精神长不朽，使我与汝得永生。
惜哉铸工不可详，徒使夆叔留其名。
鉴云留名何足道，夆叔僭狂殊可笑。
请匠作器已书名，何异自供为大盗。
匜云自古皆如此，劳心者贵劳力鄙。
鄙者宇宙之真宰，贵者万年遗臭耳。
纸上争鸣顿寂然，新阳杲杲照东轩。
宇宙真宰今异昔，一样万古空云烟。
郭老说他自己是有历史癖的人，而且尤其爱作翻案文章，这首长句也可见其一斑。写字间正中挂着另一幅郭老书为立群的墨宝，果然又是一篇翻案文章——《咏武则天》，笔墨酣畅，神采飞扬。郭老的书法功底深厚，加上浪漫的诗人气质，确有神工鬼斧之力。正如郭老在一首题自诗中所说:
有笔在手，有话在口。
以手写口，龙蛇乱走。
心无汉唐，目无钟王。
老当益壮，兴到如狂。超越汉唐文化，胜过书祖钟王，这样的豪言，真把诗人自己狂放的心魄写得透彻极了。
郭老在前海西街寓所的15年里，经受了晚年丧子的重创，目睹了“四人帮”的肆虐横行，无知霸道，染上老年性肺炎，终于一病不起。但可以告慰的是，这位通晓古今的历史学家，终于在有生之年经历了又一次“我今真解放”的喜悦。1976年10月，“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诗句，从前海西街18号唱出，传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郭沫若故居已经开放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医院101病房逝世。郭老曾给101这个数字作过一个富有哲学意义的解释，说其中含有“既济未济”的味道，万事万物在不断演进，永远没有完了的时候。是的，郭沫若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下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永远不会消失。
10年后，1988年6月12日，座落在什刹海前海的郭沫若故居正式开放了。这天下午，一尊郭沫若的全身铜像在这里落成。这尊铜像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竖立。像的作者司徒兆光为人们塑造了一个曾在这里生活了15年的学者兼诗人的形象，他似乎重新回到了他所喜欢的松柏与银杏中间。郭老的女儿郭庶英代表子女们在父亲的像前宣布，按照母亲生前的嘱托，把父亲的手稿、书信和上万件有关文物交给国家，由郭沫若故居保存。
郭沫若故居是在1982年8月由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这年11月，为纪念他的90诞辰，郭沫若故居正式定名。邓颖超题写的匾额悬挂在大门上方。郭老的两位挚友成仿吾、李一氓的题字分别制成了里院的木匾和大门右侧的文物保护标志。
现在，郭老的客厅、办公室、卧室和于立群的写字间都保留着昔日的陈设，一切如常。东西两厢郭老子女的住房和后罩房西头于立群的卧室改成了郭老的生平陈列室；后罩房东头的房间是内容不断更换的专题陈列室。展室中的陈列会把人们带到上个世纪末大渡河与岷江合流处的一个小镇——沙湾。雄奇的山河，变幻的风云，在中国现代史上造就了这位多姿多采的文化伟人。他从五四时代中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一跃而为北伐途中的一个军人，南昌起义部队的总政治部主任；随后他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他的历史剧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之作；建国以后的30年里他又为科学、和平和人类的进步树立了丰功伟绩。现有的几间陈列室绝对无法包容他这样广博的生活经历。但是它会给人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让人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人生:——“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这是郭沫若青年时代立下的志向，他全部身心为实现这个夙愿奋斗了一生。
郭沫若故居在前海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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