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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的由来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汤锦程| 查看: 2224| 评论: 0

    “会”是聚合的意思,“馆”则是供宾客居住的房舍,合意为“聚会寄居场所”。然而,会馆一名的演化并非易事,它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据历史记载,“馆”一名源自商、周时代的古燕国,因为燕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朝北端的屏障。为了保持与天朝之间的密切联系,自周代始,古燕国在通往各诸侯国及天朝的要道上修建了馆驿,专供邮役、使臣中途换马及休息之用。
    馆驿发展至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明显的划分,燕昭王改馆驿为邮驿,专供邮差传送军令及文书之用,另辟有馆舍招待各国使臣。战国时期,燕国的经济十分发达,自秦开攻占辽东之后,燕尽得渔盐之利,中原诸侯国的商贾纷至踏来,促进了燕国的市场繁荣。为了解决客商的寄宿问题,燕国又曾设了专供商旅之用的客舍。另外还有燕国官方专为安置报效燕国的诸国精英服务的招贤馆,使馆的用途逐渐增多,各尽其用。
    客舍中寄宿的客人不分三六九等,是商人专为盈利之用的店铺。正因为如此,各类人等无其不有,甚至外国间谍、社会犯罪分子亦隐匿其间,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危险。于是,秦国商鞅率先改革客舍制度,规定凡居者必须出示官样文书(政府介绍信)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客舍方准许寄宿,否则将被拒之门外或报官。凡私纳无证之人,一经查出,店主与寄宿者同罪。这一法令的颁布,有力的维护了社会的治安。然而,制定这一法律的商鞅本人却因罪外逃,无身份证明,被店主举报,自落法网,成为自定法律的牺牲者。
    秦始皇统一中国,客舍制度被推广至全国,燕为秦上谷郡,又地处边垂,起着重要的国防作用,客舍制度保证了边防的安定。
    汉时,中国再度统一,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加快了恢复战争的创痕。由于商人的迅猛发展,使好利者将资金纷纷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投入到商业竞争之中,牟取暴利,严重的危害了士农工的利益。为了整顿市场,加强对商人的管理和限制,汉文帝时,为商人规定了活动范围。商人的经济范围缩小,使商业活跃的区域商人比较集中,同业人或同乡人为了解决集会的场所,纷纷在大都市和重要的商镇兴建“郡邸”,这种郡邸虽然与今日的会馆有所区别,并且名称不同,但却是同乡会馆及商业会馆的原始雏形。
    隋代兴起科选制度,至唐、宋两代有很大的发展。为了解决各地举子入京寄宿问题,在通往京师大道上,商人兴建了许多客舍,唐时称此为鸡鸣店,宋时戏称为状元店。但由于状元店是以经营为目的,以盈利为基础的客舍,大多寒庶穷儒仍然住不起,因此,只好忍痛放弃科举仕途之路。而中等阶层子弟,虽然暂时能解一时之需,如能考中进士,自然官运享通,足以弥补家用。而一旦落榜,将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科举制度虽然为中下阶层人士提供了入仕机会,但因忽视了其经济状况,使中下层人士视科举为险途。
    宋代,北京为辽国南京,是辽科举文化的中心。为此,辽南京汉科举十分兴盛,汉中下层人士入仕多走科举之路,使辽国人才济济,强盛于中原宋国。
    辽南京科举昌盛,馆驿也相当发达,除陪都殿东招待使臣的永平馆外,北门外有望京馆,至古北口,中途设有金沟馆。出古北口至中京,中途设有新馆、卧如来馆、柳河馆、打造部落馆、牛山馆、鹿儿峡馆、铁匠馆、富谷馆、通天馆。馆与馆之间距,少则20公里,多则40公里,为人所能承受。这些馆为往来使臣、客商、举子提供了寄宿条件,较唐、宋鸡鸣店、状元店有所进步。
    元末明初,中国城镇革命蓬勃兴起,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成为四聚中心城市。城镇革命的成功,加速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农业剩余粮食的储备及加工能力不断增加,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因此,在全国各省出现了专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产地集中,名目繁多。如:苏州、杭州、南京、湖州特产是丝织业,景德镇、宜兴特产是陶瓷业;广东、台湾、四川特产是制糖业;福建、云南、安徽、浙江特产是制茶业;江西、陕西、山东、湖南特产是制烟业;福建、两广特产是铜矿业;广东佛山、安徽芜湖特产铸造业;陕西特产则是木材加工业。这种产业的分工,加速了区域间的商品流通,客舍、鸡鸣店已不足为商用,南宋时兴起的江南帮所,纷纷移入京师之地,成为各产业行帮的信息窗口,同时亦解决了行帮集会、社交、寄居的场所。这种帮业公所已初具商业会馆的雏形,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各种会馆则应运而生,遍及南城。
    北京会馆兴起于明嘉靖(1522~1567)年间,由于明都北移京师,南商纷至踏来,商业竞争在京展开。明嘉靖二十三年(1553年),明外城建成,南墙由元时的长安街一线,拓至今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
    前三门外虽然是城郊,但其敞开的平原,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发展经济市场的最佳环境。明初,政府在正阳门外建房招商,使其逐步完善,成为北京最大的商贸集散市场。
    外省行帮云集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外,开拓商市,进行商业竞争,以图垄断市场。为了维护同行业商业利益及堆聚货物,解决商贸洽谈场所,工商会馆率先在京兴起,成为南城最早的居民及建筑。工商会馆由正阳门向崇文门东南部发展,形成以河沿为基础的商业市场及商业会馆的街区。至清代在崇文门设税关,商业性会馆多聚居至崇文门东珠市口大街至花市一带,形成工商会馆区域。
    自永乐十三年乙末科始,明都正式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每3年入京参加一次会试。会试后,富有的落榜举子有川资返乡,来年可再进京赶考,但贫寒举子因没有川资返乡,只好寄宿在亲友家中,面壁三年,等待下次会试。这些寄居他人篱下的贫寒举子,常受人冷眼或欺凌,心灵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当这批贫寒之士中弟高升之时,极难忘怀昔日的凄凉情景,为不使后学贫寒之士重蹈此难,他们联络同乡京官、旅京客商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修改成文人试馆。因会试举子出入宣武门,所以文人试馆多集中在宣外地区,形成文人试馆区域,基本上解决了各省举子寄宿的问题。
    文人试馆多因同乡捐赠而成,所以亦成为同乡会、宗亲会聚会的场所。会馆除留京寄居的贫寒举子外,落榜者均回乡复习。因此,除大考之年门庭若市,其余时间,则十分宁静。
    为了充分利用会馆的使用价值,同乡会堂而皇之的接管了会馆管理权力。由此,扩大了文人试馆的使用范围,逐步演化成同乡会馆。
    同乡会为安葬旅京同乡遗体,在崇文区、宣武区购置了大遍的义地,改建成陵园,并在陵园基地建庙,以备乡民凭吊、祭祀之用。山东、山西、浙江等商人为解决同乡会春秋两季致祭义园及举行送葬、追悼大会所需,在南城偏僻的义园、义地一带修建了许多殡葬仪馆,专供同乡送殡、凭吊之用。
    殡葬仪馆的兴建,使会馆家族又多了新的成员。同时,北京360行内又多了一个新行业,“殡仪业”。
    清代,政府实行旗民分住制度,因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因此汉族官员多在正阳门外拓地建房。明代在城内所建的会馆亦责令迁出,今西单民族大世界址,原为明朝修建的常州会馆址,清政府强令该馆迁至外城,并将会馆改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官邸。
    旗民分住后,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民谚曰:“官员出入正阳门(官府集中正阳门外)、士子出入宣武门(文人试馆集中在宣外)、商人出入崇文门(工商会馆集中在税关之外)”的入城规矩。
    清末,中国资产阶级已初步形成,铁路运输取代了江河漕运,加速了商品流通的速度。清政府为了鼓励商业的发展,提高商业的社会地位,允许商人捐款买官。据安徽芜湖史志载:芜湖商会成立于1905年,由李仲杰、汤善福、翟寿芳等13帮会组成。李仲杰是李鸿章侄子,为二品衔职,任会长,汤善福与翟寿芳均为捐班四品衔职,任协办及常董。第二届汤善福当选会长,1928年,安徽成立省商会,汤善福因握中国四大米市之牛耳,被选为省商会第一任会长。由此可见,官商一体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过渡时期。
    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行业会馆、商会会馆,相继诞生,使北京各种会馆多达700余家,仅江西一省会馆就多达70余家,冠会馆之首。江西会馆何以如此之众呢?据明代元白道人所著《广志绎》所载:“江西出外谋业者以抚州人为最,仅云南一省,抚人居十之五六。初犹以商贩,止城市也。土府土州不能自致有司者,均以抚人任之。而缅甸异国,地经万里,抚人移之,虽异域怪族,但一有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足见江西抚州人的迁徙能力与根植能力可谓诸族之上。另江西有句名谚:“隔河两宰相,十里一状元”江西文人荟萃,商旅众多,会馆位列诸省之首,不为怪也。北京南城会馆林立,被世人誉为会馆区域。
    第二节 会馆的规模
    会馆建筑主要分布在北京南城,今崇文区和宣武区境内,而以宣武区聚多。宣武区是古燕国至金代都城、郡治所在地,唐时坊市街巷已具规模。由于兵灾所至,金都惨遭破坏,至元代已成为蒿草遍地的荒城废区。
    元、明、清三代都城由京南移向京东北,现东、西城境内。因此,宣武区由金内城变成元、明、清的城郊。
    北京城西部是太行山脉,东北是燕山山脉,仅南面是平原,适合于商贸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民族的聚居。会馆的衍生及发展,使昔日荒凉的城郊,商市林立,街道纵横,为崇文区、宣武区行政区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会馆的兴建与选址均与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对城南古街道四川营胡同考证得知:四川营明时仍是城郊,万历47年,东北女真族侵略明疆,辽东将领纷纷弃城而逃,丢掉大片国土,女真族乘机南侵,震惊明都。四川石硅宣抚使秦良玉奉命率军勤王,并奋身拼杀,其兄战死,其弟、其子身负重伤,经秦家军的苦战,收复了失地滦州、遵化。
    川军曾驻军于今四川营胡同址,北京人民为纪念这位巾帼英雄,在其驻军遗址处建庙祀之,并为该地命名为“四川营”,庙前另辟四川义园,安葬死难的川民及阵亡的烈士。蜀郡旅京商民为纪念秦良玉,在其祠址创立了四川会馆,馆额上书“蜀女界伟人秦良玉驻兵遗址。”
    明末,李自成率大顺军攻打北京,亦曾驻军于四川营址,陕籍商旅亦在此地建陕西会馆以纪之。会馆建筑与民宅首尾相连,使昔日荒郊义地变成人口繁茂的胡同。
    会馆建筑群非一般官邸所能比,湖广会馆因殿堂、戏楼华贵,沈德符在《野获编》中盛赞曰“壮丽不减王公”。据考证:会馆建设规模并非一次性落成,而是经过多次合并、扩建、修缮而成。位于宣武后孙公园内的安徽会馆,原为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1592—1676)的寓所,内建有“万卷楼”、“研山堂”、“大戏楼”,规模已非一般官邸所能比。而后清大学士翁方纲、藏书家刘位坦先后成为后孙公园孙府的主人,每当新人入内,都将重新修缮一番。因孙府建筑群响誉京师,因其所形成的胡同被命名为后孙公园。
    同治八年(1869年),湖广总督李翰章与其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捐资购得孙府遗址,改建成安徽会馆。该馆占地9000平方米,现后孙公园3号、25号、27号均为馆址。安徽会馆有左中右三路大套院组成,各路套院又由5个四合院组成,共有房屋数百间。
    套院中新增建有“文聚楼”、“神楼(徽国文公祠)”、“思敬堂”、“藤闲吟屋”、“戏楼”、“看楼”等建筑。“戏楼”小巧玲珑,三面由看楼环绕,高雅、清丽,每至余音绕梁,使人颇感韵味。馆内另辟有花园,古木参天、花木繁盛、竹荫翠绿,别有风光,常使宾客留连忘返。李鸿章常在此联络淮军将领,有时也在馆内接待外宾,使安徽会馆独享盛誉,至今古迹犹存,成为历史的见证。
    北京700余家会馆大小不一,大的会馆多达十余套跨院组成,内有楼台、亭阁、水榭、园林,每至塑望之日,馆内可客纳数千人团拜、聚会。而小的会馆仅有1座三合院、10数间房屋组成,多为偏远小县所建。
    除会馆主产之外,会馆还辖有祠、庙、义园、义地及许多附产。附产来源有几个方面,其一:京官迁升外省将京中私宅捐给会馆;其二:商旅回乡将私产捐赠给会馆;其三:会馆集资另购置的馆外房产等。会馆规定主产不得租借,附产允许租借,为此,附产出租可为会馆增加修缮、活动等所需经费。
    会馆的增建和扩建,先还只是在自乡义地内建馆或改建乡祠所得。据考证:广安门外原是山东义园,为了便于对义园的管理,山东京官与商旅捐资在山东义园东侧占义地,修建了一座由三套宽敞大套院组成的会馆,定名为山东齐鲁会馆,隶属于济南会馆管辖。而福建会馆原址是一座财神庙,光绪初年改建为祭酒盛伯熙别馆。光绪三年,王可庄集资购得此址,改建为前后两院的福建会馆。会馆前院为同乡三品以上大员之行台,后院为福建旅京同乡公会,馆内设有“戏楼”、“乡贤祠”,原财神庙被改建成一座大厅。光绪二十八年,陈玉苍集资又购买了福建会馆北侧十余亩旧房址,改建为福建会馆讲舍,使福建会馆更为壮观,今宣外大街64号,仍可目睹到该馆昔日的风韵。
    由于南城被商民逐渐开发,商市成片连街,会馆形成街巷,罕有人迹的荒郊,已是楼堂馆舍,熙攘人群,几无空地可筑。因此,会馆则多由私宅改扩而成。宣外大街162号,原为南昌移民熊氏四代祖业,清雍正2年,熊直宗将祖宅改建为南昌会馆,并出资购买了临宅164号,融于南昌会馆之中。张勋得势后,捐资将164号老馆辟为“瑞园”,花园内建有假石山、礼堂和亭台,形成一组完整的园林建筑,后人称其为张勋花园。后南昌会馆又增扩至166号院,使3院并连成南昌会馆,在宣外会馆大街上享有一席之地。
    会馆除规模庞大外,亦有类似私宅别墅的雅园。位于宣武区韩家胡同内的广州会馆,具有独特之处。广州会馆原为浙江人、文学家李渔的府邸,由34间房和15间游廊所组成,结构精巧、环境优雅,被李渔定名为《芥子园》。但其与众不同之处,是园内刊刻有中国画技法图《芥子园画谱》。该谱是由李渔爱婿沈心友请人编绘,做为礼物献刻于岳丈大人别墅《芥子园》内,因此被世人称为《芥子园画谱》,并广为流传。
    乾隆年间,芥子园主易于大学者杭世骏,乾隆七年又售于工筠园,后改为广州会馆。
    会馆建筑艺术、园林艺术荟萃了天下精华,融汇了不同民族风格,形象各异,千姿百态,成为南城独特的建筑风格。而由会馆群落结合店铺、民宅所形成的街道、胡同,宛若棋盘,纵横交错,形成南城别具一格的胡同文化。
    南城最著名的会馆街有:宣外大街(会馆多达22所);珠市口大街(会馆多达17所);广安门内大街(会馆多达9所);福州馆街(会馆多达6所);南横西街(会馆多达6所);粉房琉璃街(会馆多达17所);保安寺街(会馆多达6所);南横东街(会馆有6所);官菜园街(会馆有6所);珠巢街(会馆有5所);前兵马街(会馆有7所);珠市口东大街(会馆有9所);西打磨厂街(会馆有8所);东晓市街(会馆有6所)。其余如冰窖斜街、远望大街、山西街、裘家街、永光寺街、永光寺西街、中兵马街、迎新街、上斜街、下斜街、五道街、樱桃斜街、铁树斜街、延寿街、棕树斜街、杨梅竹斜街等均有会馆2~5所。另有潘家河沿有会馆12所。
    著名的胡同有:烂漫胡同(会馆有7所);菜市口胡同(会馆有8所);北半截胡同(会馆有8所);贾家胡同(会馆有11所);米市胡同(会馆有12所);大外廊坊营(会馆有6所);前后青厂(会馆有6所);长巷三条(会馆有9所);长巷四条(会馆有9所)。其余如銮庆胡同、青云胡同、大席胡同、北芦草园胡同、小江胡同、大江胡同、新潮胡同、施家胡同、石头胡同、余家胡同、韩家胡同、百顺胡同、板章胡同、鹞儿胡同、西砖胡同、教子胡同、红线胡同、铁鸟胡同、海柏胡同、教家胡同及校场头条、校场三条、校场五条、教场六条、棉花七条、棉花头条、香炉营头条、椿树头条、椿树二条、椿树三条、长巷头条、长巷二条、长巷五条、草场头条、草场二条、草场七条、草场八条、草场十条、花市上四条、花市下四条、会馆路、香炉营四巷、香炉营西巷、北柳巷、南柳巷、北大吉巷、南大吉巷、小腊竹巷、前孙公园、后孙公园、达智桥、储库营、小沙土园、后铁厂、周家大院、顺德夹道、新革路、崇文门西河沿等均有会馆2~5所。
    南城会馆街道,内涵地名传说、会馆历史、古建艺术、民族风俗,综合成为会馆街道和会馆胡同文化,其文化艺术包罗万象,形同一座古文化博物馆嵌镶在南城的土地上,为南城建设发展史谱写了一曲丰富多彩的诗歌,这诗歌代代相传,永生不灭,直至被载入辉煌的史册而垂名千古。
    第三节 会馆管理制度
    历史上任何一种机构,民办也好,官办也罢,均应有其一套自行管理措施。会馆是民间公益事业机构,自然有其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因会馆又分工商会馆、文人试馆等,因此各种管理方法均因地制宜,各有不同。工商会馆是一种商业性质的会馆,其组织机构是建立在商帮基础之上,一般先由各商帮选出帮会主持,而后由各帮主持成立董事会,各帮主持任常董,公选出一人任会长,主持工商会馆馆务,其下另设一至两名帮办,馆内另雇用长班(传达)、勤务数名。馆费均来源各商帮捐助。
    文人试馆源自于京官与商贾的捐助,是一种同乡组织,其管理办法完全依赖于乡土观念、血缘关系来确定管理方法,因此较为保首,存在宗法意识,利用宗法观念将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其成员根据无法更改的自然血缘关系及地域概念,被深深的禁锢在宗法制度的约束下,成为不可愈越的界线。
    因宗法制度在文人试馆中的延续,确保了乡土主义利益,维护了封建统治,因此受到皇权的确认和支持。而文人试馆也因此而进化成同乡会馆,亦由名人负责制转化为会馆负责制。会馆馆长由同乡选举产生,一届任期三年。馆长下设3个部,为文牍、会计、庶务三部。会馆内雇有长班,专职传达、打更,籍贯不限,另设有勤务,专职庭扫及杂事。而这种组织完善、管理严密的会馆,多是省级会馆。
    同乡会馆因实行宗法制度管理会馆,其等级森严,不亚于封建专制。省级会馆下辖州(府、郡)会馆,州(府、郡)会馆又管辖县级会馆,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形成严密的同乡组织,以此保护同乡利益、会馆利益。因会馆管理发展而产生的同乡会,形同今日的社团组织,起到了团结同乡、保护同乡的作用。
    同乡会馆除迎接送往同乡举子、商旅外,还负责同乡春秋祭祀和团拜活动。现崇文区草场二条邵武会馆内,仍完整保存着清代馆规。
    《福建邵武会馆乡先辈公议馆规》
    一、入都应礼闱及赴引验请分发者,初到馆即往拜本馆董事,请其分咐守馆丁,采扫房间,备便桌椅凳,铺设卧榻,安置行李。
    二、入都应礼闱及赴验请分发者,初到馆时,本馆董事俟齐到时,设席扫尘,例定素菜数篮、白干酒数斤,费约二元左右。
    三、入都应礼闱及赴引验请分发者,各题芳名,于额并交喜金若干,喜金多寡之数,另立章程。
    四、凡在馆居住诸同乡,每月朔望于武帝前烧香致敬,礼毕,即于殿前公同团拜,行三揖礼,以联乡谊。
    五、武圣诞辰,由董事予备牲醴致祭,即请在馆同乡祝福。
    六、凡在馆同乡遇春秋二季致祭义园时,各宜亲到义园巡视,并祭先辈冢,回馆祝福。
    七、馆中庶务会计,概由公举正大驻都之京官经理。所有馆屋店居租金,除修补馆屋及义园祭费、神诞祭费及守馆丁工食外,余款留存,以为增置公产及大修馆屋经费。
    八、馆中董理庶务会计者,每年于二月内将先年收入租金及支出用费开具清册,请众核算,即将清册另抄一单,粘于馆内,俾众周知有无存积,以示大公。
    九、董经馆务者,本应设立薪俸,惟馆中出息无多,公议各尽义务。惟每年公俸车费银四两,聊为酬报。
    十、董理馆务者,所收租金,当代为积存,择可靠殷实铺户处生息,以免保存。董理者,不得挪移亏空。
    十一、守馆丁工食,自兴绪丁酉年起,经裘君少京手定议,每月工食一千二百文足钱。庚戌年,经丁君济生与从商议,以馆中无甚出息,守馆丁甚形苦瘠,议加给工食足钱八百文,并成每月二千文。癸丑年,又因守馆丁刘顺年老,难以谋生,又与丁君超五、陆君承箕酌意格外津贴六、八文,后手不得为例。
    十二、敬神每月香油,定给足钱四百文。
    十三、采扫各处,采帚毛帚等,每季给一百文。
    十四、守义园墓丁,每季致祭时,先期属令划草,春秋二季,各给守坟钱四百文。
    十五、春秋二季,致祭义园,例定买金、银钱纸一千文。
    十六、春秋二季,致祭义园,有同乡在京者,例定牲醴酒费香蜡钱一千二百文。如无同乡在京往祭,仅由守馆丁办祭,例定牲醴香蜡费五百文。
    十七、正馆房屋不得出租,其南院北院房屋则择其清白妥当,有家室或铺户租住,但须与议定,如遇考试年,应试者自用时,必当移往他处二三月居住。
    十八、喜金数目列后:
    (1)初次入都应礼闱者,交本馆喜金纹银四两,五贡应廷试用者。
    (2)甲榜及第者,交本馆喜金纹银五两。
    (3)钦点三鼎甲者,加交本馆喜金纹银十两。
    (4)请分发引验者,佐贰佐杂,各交本馆喜金纹银五两,知县交喜金纹银十两,府道交喜金纹银二十两,渖司交喜金纹银五十两,皋司交喜金纹银三十两,督抚交喜金纹银一百两,京官喜金与外官等级同。
    十九、喜金到馆后,于未出京时,即须清交不得蒂欠。
    二十、大修馆屋及增置公产如遇馆中公款无存积,请各随力量大小捐助,不拘成数。
    以上馆规,均属旧章,由惟守丁工食一条则因时更改,乃现时暂定之数。
    纵观邵武会馆公议馆规,对会馆收支基本上有所了解,并从捐金数额来看,同乡不分职务大小,一律按级各尽所能,以保证会馆的正常运转。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各类会馆寄宿对象亦由单一而变得成份复杂,不但会馆馆规难以约束,政府亦难以控制。1930年3月26日,警察总厅颁布了会馆管理规则。
    《北平市公安局管理会馆规则》
    第一条:凡在京城建有馆舍,用各省及各郡县名义为旅京同乡集合居住之所,均为会馆。
    第二条:各会馆应由旅京同乡人员就在京同乡中有正当职业而乡望素孚者,公举掌管董事一人、副董事一人管理之。
    第三条:会馆董事公举之法以用投票或用公推,可依各该馆之习惯办法办理,或由同乡议定之。
    第四条:被举为董事者,应报明警察厅备案。对于该馆一切事各担负完全责任并有执行报告调查之权。
    第五条:各会馆如无确立之董事负完全责任者,经警察厅查明时,应迳行管理或暂予封锁,俟举定董事后,再行发还。
    第六条:凡公共建筑馆舍,仅为各地方旅京同乡集议或商工团体会议之用者,应举有正当职业之管理人员,报明警厅备案,其责任与第五条同。
    第七条:各会馆本籍之旅京同乡,需在会馆居住时,须先报告董事,得其许可,方准迁入。
    第八条:住馆人员之迁移及死亡等事,应由董事责成馆役即长班按照调查户口章程,随时报告该管警察署。
    第九条:会馆董事察知或经人报告,住馆人员有妨碍同住安宁之举动及其他过当之行为者,应劝止或禁止之。
    第十条:会馆董事对于住馆人员有左列各事之一者,应责成馆役报告该管警察署。
    1.不受第九条之劝止或禁止者。
    2.携带违禁物品及枪支子弹者。
    3.语言动作形迹可疑者。
    4.违犯烟赌之禁令者。
    5.招致娼妓至馆住及贿酒弹唱者。
    6.患传染病者。
    7.察知为未发觉之匪人或犯罪之在逃者。
    第十一条:会馆馆役遇有第八条、第十条之情事,迟延不向董事声明,报告警察署者,由董事送该管警察署,按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处罚或驱逐更换之。
    第十二条:违背本规则第七条者,应由董事报告该管警察署勒令迁移,照违令罚第二条罚则令第×条第×次处理。
    第十三条:违背本规则第八条者,照违警律第二十四条处罚。
    第十四条:违本规则第十条者,照违令罚第二条罚则令第一条第四项处理。
    第十五条:会馆管理规则并关于公产公物之保存方法及执事人数名称,邀集同乡议订,其原有之旧章与本规则不相抵触者具适用之。
    第十六条:本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
    此规定一经公布,各省自定的规章制度及管理体系均随之变更,会馆馆长均改称董事,而会馆亦由政府监督管理,失去了原有的自主权。
    会馆自主权的缩减,北洋军阀政府的内乱,均严重危害及影响到商贸的发展,商人无利可图,纷纷归省或商业转移,给会馆收益带来巨大的影响。为了维持会馆正常运转,各省会馆均重新内定馆章,现实录邵武会馆捐金简章。
    第一条:本馆以征募捐金维持馆务的宗旨。
    第二条:凡邵属四邑同人到京者,不论寄宿馆内、馆外,均应恪守,绝对实行。
    第三条;本章程按输金之性质分为六种。
    第四条:凡受勋爵者,应捐番三百元以下一百元以上。
    第五条:凡受一等各项奖章者。应捐番一百元。
    第六条:凡受三等以上各项奖金者,应指番六十元。
    第七条:凡受五等以上各项奖章者,应捐番三十元。
    第八条:凡受七等以上各项奖章者,应捐番十元。
    第九条:凡在参政院参政当选者,应捐番三百元。
    第十条:凡在国会当选者,应捐番二百元(候补当选者不在此例)。
    第十一条:凡外洋毕业及国内高等学校毕业,获有学位者,应纳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捐金,不论何界何项位置,按其所得薪金之多寡,临时公议,以相当数目捐之。
    第十二条:凡受特任官职者,应捐番五百元。
    第十三条:凡受简任官职者,应捐番三百元。
    第十四条:凡受荐任职者,应捐番一百五十元。
    第十五条:凡受委任官职者,捐番五十元以下,十元以上。
    以上四条不论文法军警各界,凡授职归班者,即须交纳,存记及见习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条:凡在国立各大学毕业者,均应捐番八元。
    第十七条:凡在私立各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者,均应招番六元。
    第十八条:凡在京中学校毕业者,均应捐番四元。
    以上三条,不论军警法政农蚕工商等校均同。
    第十九条:凡在京女子中学以上各学校毕业,均应捐金四元。
    第二十条:凡入京应高等文官试验,均应捐金八元。
    第二十一条:凡留学外洋,回国初应试,均应捐番六元。
    第二十二条:凡入京初应普通各官及法官试验,均应捐番五元。
    第二十三条:凡入京初应大学及专门各学校试验,均应捐番四元(开学试验者,不在此例)。
    第二十四条:凡在京内外政学军警工商各界得有优差者,如遇馆内有修缮之宣告,应对于公益上,尽维持之义务。但金额各随其志愿而定,同人等须公送匾额褒崇之。
    第二十五条:凡工商到京营业或因他项目的者应纳馆捐三元。
    第二十六条:凡本章如有缺点或与他项相抵触者,得以随时捐益改良,但非邵属四邑同人齐集,公同会议,不得擅行变更。
    该简章颁行干民国初年,认捐金章程中已看出,会馆经济已到了衰败的地步,为了维持生存,对同乡捐资已由自愿改为强迫,甚至住馆外者,亦不放过。
    随着民国政府南迁,官僚富商随之移去,会馆制度亦随之土崩瓦解,会馆主产、附产纷纷被私人侵夺,据调查裘家街13号临川会馆及附产就曾被李炳芬倾吞,后在同乡学生的抗议下,方归还了会馆主产,但限产仍由其私占而未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的会馆管理制度被政府废除,并成立了由各阶层人士联合组成的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由管委会代行原馆长、董事权力,行使管理职权。
    1956年,北京各省会馆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规定,陆续移交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至此会馆及会馆制度全部废除,各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亦随之解散,会馆管理制度至此划上句号。
    第四节 会馆的衰亡
    俗话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事物有始必有终”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北京的会馆应运而生,因时而衰,这于战乱、科举废除、政府南迁等诸多历史原因分不开的。
    乾隆朝是会馆鼎盛时期,随着中国港口、商埠、市场对外开放,洋货肆溢横流,与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激烈的市场争夺。在外商的冲击下,咸丰年前响誉中国的芜湖钢铁之城,随着陈氏钢厂的倒闭而土崩瓦解。内河航行亦遭铁路和洋轮的打击而一蹶不振。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外国炮舰下屈服,开关、赔款,使国力衰竭。处于襁褓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与强大的洋商抗衡,商界势衰,商人纷纷返乡,会馆失去经济支柱,逐渐荒芜。据考证:江西永新县在京城有3处会馆,其中宣外教场头条8号永新北馆和广内大街西头路南的永新南馆均建于乾隆年间,由贺鹤汀等人捐金修建。由于永新商旅不堪洋商的打击及战乱的影响纷纷南迁,永新北馆仅存2户永新人,无力支撑会馆生存,则将会馆转租给一家首饰店,咸丰年间逐渐损坏。1867年,由龙筠圃将永新北馆卖与万藕舲。永新南馆亦未能逃脱噩运,于道光15年,永新南馆因荒废已久,无力修缮而倒塌。
    至会馆裁辙之前永新会馆仅存一所,是用卖北馆的钱,另购宣外兵马司中街房屋一所改建而成,有房29间,分东、西、前3院,起名为永新新馆。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帝、大阿哥弃城北逃,北京终陷敌手。7月21日八国联军纷纷入城,湖广会馆被美军占领,改成美军司令部,其余会馆因商旅逃尽,空无留客,财物遭到空前浩劫,一些不法之徒乘机侵夺会馆居为己有,使会馆一度变成民宅。
    据考证:宣武区板章胡同7号原为李文贞私宅,康熙五十四年,李文贞捐出私宅改建成福建安溪会馆。庚子年,北京遭兵燹,馆中寄宿同乡纷纷外逃,会馆已无主事之人。馆丁张开(德林)乘乱毁掉匾额、拨去界碑将会馆房产攫为己有。清末民初,安溪同乡相继返京,但馆已变成他人私宅,同乡无处寄宿安身,则由会馆董事扬廷矶、王经邦,律师朱北莘为同乡代表向外城警察厅上告。历经周折,直到1917年才将馆权及财产由张开手中夺回,并重镶一块汉白玉馆匾于门楼之上,以示胜利。
    戊戍维新之后,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对会馆曾为维新派活动场所十分不满,为除去后患,决定取消科举制度,一来可以安抚民间不满之怨;二来也可标榜自己是改革先锋;三来开设新学、中西教育合璧,讨外国人欢心,加之贡院毁于义和团之手,为取消科举制度提供了借口。1905年9月2日,先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立即得到慈禧太后的照准,自1906年丙午科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兴办学堂。
    科举制度的废除,举人无需来京会试,会馆一度沉寂,无形中断绝了会馆的经济来源。
    据考证:宣武区福州馆街2号的福建福清会馆,是乾隆五年响应清政府旗民分城而居的政策迁至今址的。清末科举制废,会馆由此萧条,馆前福建义园和泉郡义园因无人管理,民初已是荒草丛生,荆棘遍地,并被北侧湖广会馆侵占。
    福清人郑凯臣为夺回被湖广会馆侵占的义地,诉讼法律解决,但因找不到建馆时江西南安知府游绍安撰写的馆记石刻,无证可凭,案悬2年得不到解决。
    民国在京立都后,福清人陆续返京,重新修葺会馆,在拆改墙垣时,意外挖出了馆记石刻,并以此为凭,将湖广会馆侵占的义地夺回。同乡以此碑为荣,将其重新嵌在大门道西侧,以示纪念。
    另据考证,温州老馆亦因清末科举废除而衰败,不得不卖旧建新。温州老馆地处崇文区冰窖胡同,始建于清雍正年间,时名浙瓯会馆,嘉庆年间更名为温州会馆。清末科举废除,举子断绝来京,会馆空寂,房屋破旧不堪。后温州同乡将老馆变卖,改在宣武校场五条28号另建一温州新馆。因该馆建馆时间短,所以保存很完整。
    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民族危亡、为了自救,实行工商联合,外争国威,内争民权。工商联合会的崛起,冲击了同乡会、宗亲会、行帮所宣扬的宗法制度、乡土主义,使会馆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被拆除,融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如江西会馆、粤东新馆等馆均对社会敞开大门,成为北京市民宣讲革命的舞台。1927年4月18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在南京建都,京师被改为北平特别市,降低了商业中心的领导地位,商贾、官僚纷纷南迁,会馆再度衰败。
    为了维持会馆残存的局面,一些会馆将临街房转租给商人开店铺;亦有一些会馆将外乡人请进来居住,收取低廉的房费。社会上的房虫子乘机倒卖、倒租会馆空房,从中牟取暴利。据现居浙江绍兴会馆内的张老汉介绍,他是民国时期来北京当学徒,经房虫子介绍在绍兴会馆内租了一间6平方小屋居住此时会馆已破烂不堪,风水尽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中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了北平。北平民族资本家出于民族大义,纷纷弃家朝西南四川迁移,誓死不当亡国奴。西南陪都得这批爱国民族资本家的艰苦创业,兴建了一批民族工业,保证了八年抗战的军需、民用供应。
    北平商人亦随迁后方,北平会馆再度失去经济支柱。据考证:福建仙溪会馆原址在崇文门外草场五条,原名仙游会馆。清末,刘章天以其屋宇狭窄,集资在宣武西砖塔胡同另建新馆,叫仙溪会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移都北京,馆内人丁日渐兴旺,为了解决人满为患的紧张局面,黄裳元等将旧馆售出,在广内大街广安东里22号另辟新馆。该馆占地1333.2平方米,房40余间。七七事变后,日寇进占北京,仙溪人纷纷南逃回归故乡,昔日车水马龙的会馆,顿时鸦雀无人。会馆因无人照料,年久失修,抗战胜利前房屋破损倾圮颇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复迁南京,各省驻南京办事处纷纷成立,北京会馆虽多但已无力回天,至解放前夕,南方青年进京考学已多不知会馆为何用。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原记者翟其寅讲:“我世居安徽芜湖三代,曾祖父翟寿芳与祖父翟肇周均任芜湖糟酱同业公会主席、市商会常董,父亲翟本槐为糟酱同业公会主席、商会会长,可谓是商人世家。但1947年我入京报考中国大学法律系,当时找不到寄宿房子,后通过姐夫汤启鹏四弟汤启乾(临川会馆末任馆长)介绍,寄居在临川会馆内,并在此迎接解放,1949年初分配新华社当了记者。直到1991年才从《北京古迹辞典》中知道北京有家安徽泾县会馆,泾县水东是我翟氏祖籍。后又从《王灿识史志论文集》中得知北京另有一所安徽芜湖会馆,而这些会馆均与临川会馆相距不远,但在京几年从未听乡人说起,老辈人亦没有讲过。”足见会馆已在商人们心中消失。
    另据天津教育局离休高级教师汤启乾介绍:“1947年,我由南昌至北京报考中国大学经济系,另有2位南昌一中同学黄振华、陈瑾报考中国大学中文系,我们均被录取。当时因没有地方住,就寄宿在北方交大南昌一中同学万绍舫处。开学将近,我二哥汤祥临来信告知,他的老友李世璋(原民革中央副主席),早年来京读书时曾下榻在北京临川会馆内,会馆对同乡免费寄宿。我们听说十分高兴,立即分头去找,总算上天不负有心人,在袭家街5号(现13号)找到临川会馆。会馆因常年无人知晓,会馆董事李炳芬已将其占为私有,另还占有一处很大的附产。经谈判,总算同意我们居住在前院。临川会馆是由三套院落组成,有房23间,除传达王师傅与马亚平主事两家外,就是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
    因为会馆内情已无人知晓,李炳芬大权独揽,同学们处处受到限制。住久了,会馆馆规和同乡会选举制度、乃至主产产权问题我们都搞清楚了,学生们对李炳芬强占会馆产权十分不满,则联络青年军208师(当时住颐和园一带)同乡及在京同乡举行馆长选举。大家一致举我任馆长,李炳芬不服,青年军208师军需官陈某拔枪相威胁,李炳芬迫于同乡压力,交出会馆主产权,但乃占了一所附产不还。当时学生们不懂附产产权亦属于公产,夺得馆权已经心满意足,由前院搬至后院,大家乐不思蜀,所以李炳芬所占附产没有人去追究。北京解放,我们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会馆同学亦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分到祖国各地,会馆除传达王家及管事马家已无他人居住了。”
    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市人民政府将会馆空房分给了无房居住的流民,会馆居民逐渐复杂。为了做好会馆移交前的过渡准备,1950年北京市政府颁发了《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废除了旧有的会馆管理制度,成立了由各阶层人士及会馆居民参加的“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该管委会代行原会馆馆长职权,调定了会馆房租,以其所有统筹统支对会馆房屋全部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及养护,并对会馆财产进行了检查和重新登记。
    自1951年起,在京的各省会馆房产开始逐步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各局管理,至1956年初移交完毕。据广东省会馆移交过程资料证明:1956年1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市府有关规定,至函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其全部财产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要求,北京市民政局至函广东省人民政府对接管广东省在京会馆财产征询对方意见,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复函同意,1956年1月23日,北京市民政局作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广东会馆共有房产2908.5间,由市民政局接收,但其中袁崇焕墓和袁崇焕祠经文化局鉴定,有历史文物价值,拟交房管局保管;
    二、:广东会馆家具部分留市民政局办公之用,其余交市财政局接收;
    三、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原有工作人员11名,由市民政局根据他们的情况分别安置处理。
    为了妥善保护广东会馆文物古迹,民主人士蔡廷锴与叶恭绰代表广东会管财产管委会,于1956年1月30日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信中指出:“广东省各会馆房产颇多,20年来无人主持残废不堪,自前岁我管委会接管后,积极整修,每月收租可达7~8千元,规模渐复。现各省会馆产业已归北京市接管(广东省会馆移交为各省会馆移交之后),粤馆因故乃于2月4日移交。其中有明代袁崇焕墓、祠堂及南海会馆戊戌议政处所等,均与文化史迹有关,袁武墓祠且经前岁李任公与弟等请市府修葺,颇壮观瞻,此次一并移交市府接管。此为两粤在京特殊纪念物,至今乡人和华侨来京均前往探访,此如何由市政府特别管理,免于一般房产等,视望商市府同人速定办法,以慰众望”。
    王昆仑副市长接信后,非常重视民主人士所提出的意见,立即责令市文化局到现场勘察并提出解决办法。1956年4月3日,市文化局经对广东省会馆古迹实地勘察,向市政府提出如下保护措施:
    一、崇外佘家馆袁崇焕墓堂,为众所周知之所,具有历史意义,拟由我局文物组接管,该处计有房产23间,住户多家,只北房三大间空闲,可由我局通知文化馆、站利用,其余房屋商由市房管局动员住户迁出后,一并交文化馆、站,以达到又保护、又利用的原则;
    二、龙潭袁崇焕督师庙三间,墙上嵌有康有为、梁启超石刻,有文物价值,可由文物组接管;
    三、韩家潭甲14号李笠翁芥子园遗迹,现只存假山园亭,保留已无甚意义,且该地现已划为市教育局作建筑使用,拟于拆除后,于原地立一碑说明;
    四、宣外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原百余间,无全部保留的必要,我们意见曾为康有为议论作息之所的“七树堂”小院,可另辟门户由文物组接管,并将七树堂原有之观海堂15块石刻(现存粤东新馆)移回嵌于原处;
    五、龙潭东火桥广东先烈祠、本广东义园,现坟已迁移,已无保留价值,只叶恭绰所书《广东省民族先烈祠》横额仍悬于原地保存;
    六、宣外周家大院番禺新馆,有屈大钧石刻一块,宣外海北寺街顺德邑馆有嘉庆碑记两块,南横街粤东会馆有叶恭绰书《戊戍变法聚议之所》匾额一块及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有叶恭绰书《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匾额一块,拟由文物组通知市房管局负责保管,不得损坏。
    王昆仑副市长办公室接到市文化局报来的广东省文物古迹保护处理意见,经讨论于1956年7月16日批复如下:
    一、崇外余家馆袁崇焕墓堂由文化局文物组接管,并保留北房三大间,作一横匾,加以保护(市领导注:不必迁设文化馆,不动员居民搬家);
    二、龙潭袁崇焕督师庙三间,墙嵌康有为、梁启超石刻,由文物组接管保护;
    三、韩家潭李笠翁芥子园遗迹,现只有假山园亭,暂时保管,准备迁移龙潭公园或其他园林内,拆除后原地立一小牌加以说明;
    四、宣外南海会馆,将康有为议论作息之所的七树堂小院另辟门户,并将七树堂原有之观海堂15块石刻移回嵌于原处,由文物组保护;
    五、龙潭番禺新馆,有屈大钧石刻一块,顺德邑馆有嘉庆碑记两块,以及粤东新馆悬有叶恭绰先生所书的《戊戌变法前聚议所》及东莞会馆悬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纪念横额,均由文化局文物组通知市房管局负责保管,不得损坏。
    广东省在京会馆在民主人士及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的努力下,在市政府的关心下得以顺利接管,其文物古迹亦得到妥善的保护,通过广东省会馆移交过程,可纵观全北京市各省会馆移交全过程,至此北京各省会馆房产全部收归全民所有。
    会馆取缔以后,居民允许搬迁,虽然会馆房屋及古迹得到妥善保管,但新老居民相互更替,变化频繁,几十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会馆。甚至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的湖广会馆文物牌亦被杂物覆盖,除当院住户外,他人无法知觉。
    我走访了50余位60岁以上的长者,知道会馆者仅4~5人,而会馆内居民住龄30年者,无一人能道出会馆的原由和历史意义。会馆房屋依旧,会馆文化已经衰亡。
    会馆文化古迹,建国初期在市政府及政协人士的关怀下初步得到保护,但却未能逃过“文革”劫难。南新华街46号长春会馆,原名玉器行会馆,因玉器行供奉元长春真人邱处机为祖师爷,故又名长春会馆。邱处机生于1178年,金国山东百姓,后出家隐居龙门山潜修,若干年后创立了道教龙门派,金、宋均慕名召聘而被拒绝。1220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使臣刘仲禄携带重礼来聘,邱处机立即应召,率18名弟子跋涉万里至阿富汗境内成吉思汗驻地朝觐蒙古大帝,成吉思汗尊其为神仙,赐其元大宗师爵禄,至此邱处机成为成吉思汗顾问及掌管宗教界的领袖。
    邱处机法号“长春真人”东归后留居大都(北京),成吉思汗将唐玄宗开元年间修建的天长观赐给邱处机,改称长春官,长春官俨然成为道教中心和宗教界总部。邱处机80余岁仙逝葬于今白云观第四进丘祖殿香案下石座内。
    每年旧历正月十九日是邱处机诞辰日,白云观前有“燕九节胜会”至今不衰,玉器行拜邱处机为祖师爷,取其法号更会馆之名,以保佑同业兴旺,财源日隆。民国大元帅吴佩孚应邀亲为长春会馆题写一块横匾悬于门楼之上,以壮其观。文革时,红卫兵涌进会馆破四旧,同院住着位玉器厂技术科科长吴玉霖,是全国著名的玉雕工艺大师,他深知石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了保存这块古文物,吴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蹬高用水泥将石匾上篆刻有吴佩福等字样盖上,才使石匾得以保留下来。当原院内居民史致广先生带笔者来致现已改建为青岛市场的长春会馆遗址,只见长春会馆石匾被施工单位拆下扔在马路边上,碑石上沾满泥土,十分凄凉,这块由吴玉霖先生用生命保护下来,躲避过万般劫难的历史文物,如此处置,吴先生若九泉有知,何以冥目安眠。
    1976年7月28日,唐山、北京发生了大地震,市民们被余震搞的惊魂不定,不敢入屋居住。加之北京人口历年递增,人类生居空间极为紧张,于是房震棚、简易房应运而生,遍及大街小巷,胡同旯旮。北京会馆内均是亭台楼阁及园林式建筑,倾刻之间若大的会馆竟被违章建筑所充实,几无立足之地,会馆风水全部被当四旧砸烂破坏,古迹几无存遗。
    米市大街64号安徽泾县新馆中的北房是编印《每周评论》的所在地,是共产党早期创业者陈独秀、李大钊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而今门前空地拔地而起一座建筑物、遮住了摄像机的镜头,使之历史遗貌无法得以保留。由此可见,被取缔称号的会馆仍在超负荷的为北京市民做出巨大的奉献,而其历史价值已寿终正寝。
    现在城市现代化革命兴起,会馆古建筑已失去北京市民的宠爱,被视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阻碍。会馆古建筑散尽余热在轰鸣的机车声中倾覆于尘埃之中,代之而起的是摩天大楼,豪华的别墅。昔日的会馆踪迹全无,只能在历史记载中查到其蛛丝马迹,北京的各省会馆经五百年沧桑,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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