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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的由来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汤锦程

    “会”是聚合的意思,“馆”则是供宾客居住的房舍,合意为“聚会寄居场所”。然而,会馆一名的演化并非易事,它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据历史记载,“馆”一名源自商、周时代的古燕国,因为燕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朝北端的屏障。为了保持与天朝之间的密切联系,自周代始,古燕国在通往各诸侯国及天朝的要道上修建了馆驿,专供邮役、使臣中途换马及休息之用。
    馆驿发展至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明显的划分,燕昭王改馆驿为邮驿,专供邮差传送军令及文书之用,另辟有馆舍招待各国使臣。战国时期,燕国的经济十分发达,自秦开攻占辽东之后,燕尽得渔盐之利,中原诸侯国的商贾纷至踏来,促进了燕国的市场繁荣。为了解决客商的寄宿问题,燕国又曾设了专供商旅之用的客舍。另外还有燕国官方专为安置报效燕国的诸国精英服务的招贤馆,使馆的用途逐渐增多,各尽其用。
    客舍中寄宿的客人不分三六九等,是商人专为盈利之用的店铺。正因为如此,各类人等无其不有,甚至外国间谍、社会犯罪分子亦隐匿其间,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危险。于是,秦国商鞅率先改革客舍制度,规定凡居者必须出示官样文书(政府介绍信)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客舍方准许寄宿,否则将被拒之门外或报官。凡私纳无证之人,一经查出,店主与寄宿者同罪。这一法令的颁布,有力的维护了社会的治安。然而,制定这一法律的商鞅本人却因罪外逃,无身份证明,被店主举报,自落法网,成为自定法律的牺牲者。
    秦始皇统一中国,客舍制度被推广至全国,燕为秦上谷郡,又地处边垂,起着重要的国防作用,客舍制度保证了边防的安定。
    汉时,中国再度统一,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加快了恢复战争的创痕。由于商人的迅猛发展,使好利者将资金纷纷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投入到商业竞争之中,牟取暴利,严重的危害了士农工的利益。为了整顿市场,加强对商人的管理和限制,汉文帝时,为商人规定了活动范围。商人的经济范围缩小,使商业活跃的区域商人比较集中,同业人或同乡人为了解决集会的场所,纷纷在大都市和重要的商镇兴建“郡邸”,这种郡邸虽然与今日的会馆有所区别,并且名称不同,但却是同乡会馆及商业会馆的原始雏形。
    隋代兴起科选制度,至唐、宋两代有很大的发展。为了解决各地举子入京寄宿问题,在通往京师大道上,商人兴建了许多客舍,唐时称此为鸡鸣店,宋时戏称为状元店。但由于状元店是以经营为目的,以盈利为基础的客舍,大多寒庶穷儒仍然住不起,因此,只好忍痛放弃科举仕途之路。而中等阶层子弟,虽然暂时能解一时之需,如能考中进士,自然官运享通,足以弥补家用。而一旦落榜,将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科举制度虽然为中下阶层人士提供了入仕机会,但因忽视了其经济状况,使中下层人士视科举为险途。
    宋代,北京为辽国南京,是辽科举文化的中心。为此,辽南京汉科举十分兴盛,汉中下层人士入仕多走科举之路,使辽国人才济济,强盛于中原宋国。
    辽南京科举昌盛,馆驿也相当发达,除陪都殿东招待使臣的永平馆外,北门外有望京馆,至古北口,中途设有金沟馆。出古北口至中京,中途设有新馆、卧如来馆、柳河馆、打造部落馆、牛山馆、鹿儿峡馆、铁匠馆、富谷馆、通天馆。馆与馆之间距,少则20公里,多则40公里,为人所能承受。这些馆为往来使臣、客商、举子提供了寄宿条件,较唐、宋鸡鸣店、状元店有所进步。
    元末明初,中国城镇革命蓬勃兴起,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成为四聚中心城市。城镇革命的成功,加速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农业剩余粮食的储备及加工能力不断增加,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因此,在全国各省出现了专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产地集中,名目繁多。如:苏州、杭州、南京、湖州特产是丝织业,景德镇、宜兴特产是陶瓷业;广东、台湾、四川特产是制糖业;福建、云南、安徽、浙江特产是制茶业;江西、陕西、山东、湖南特产是制烟业;福建、两广特产是铜矿业;广东佛山、安徽芜湖特产铸造业;陕西特产则是木材加工业。这种产业的分工,加速了区域间的商品流通,客舍、鸡鸣店已不足为商用,南宋时兴起的江南帮所,纷纷移入京师之地,成为各产业行帮的信息窗口,同时亦解决了行帮集会、社交、寄居的场所。这种帮业公所已初具商业会馆的雏形,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各种会馆则应运而生,遍及南城。
    北京会馆兴起于明嘉靖(1522~1567)年间,由于明都北移京师,南商纷至踏来,商业竞争在京展开。明嘉靖二十三年(1553年),明外城建成,南墙由元时的长安街一线,拓至今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
    前三门外虽然是城郊,但其敞开的平原,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发展经济市场的最佳环境。明初,政府在正阳门外建房招商,使其逐步完善,成为北京最大的商贸集散市场。
    外省行帮云集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外,开拓商市,进行商业竞争,以图垄断市场。为了维护同行业商业利益及堆聚货物,解决商贸洽谈场所,工商会馆率先在京兴起,成为南城最早的居民及建筑。工商会馆由正阳门向崇文门东南部发展,形成以河沿为基础的商业市场及商业会馆的街区。至清代在崇文门设税关,商业性会馆多聚居至崇文门东珠市口大街至花市一带,形成工商会馆区域。
    自永乐十三年乙末科始,明都正式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每3年入京参加一次会试。会试后,富有的落榜举子有川资返乡,来年可再进京赶考,但贫寒举子因没有川资返乡,只好寄宿在亲友家中,面壁三年,等待下次会试。这些寄居他人篱下的贫寒举子,常受人冷眼或欺凌,心灵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当这批贫寒之士中弟高升之时,极难忘怀昔日的凄凉情景,为不使后学贫寒之士重蹈此难,他们联络同乡京官、旅京客商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修改成文人试馆。因会试举子出入宣武门,所以文人试馆多集中在宣外地区,形成文人试馆区域,基本上解决了各省举子寄宿的问题。
    文人试馆多因同乡捐赠而成,所以亦成为同乡会、宗亲会聚会的场所。会馆除留京寄居的贫寒举子外,落榜者均回乡复习。因此,除大考之年门庭若市,其余时间,则十分宁静。
    为了充分利用会馆的使用价值,同乡会堂而皇之的接管了会馆管理权力。由此,扩大了文人试馆的使用范围,逐步演化成同乡会馆。
    同乡会为安葬旅京同乡遗体,在崇文区、宣武区购置了大遍的义地,改建成陵园,并在陵园基地建庙,以备乡民凭吊、祭祀之用。山东、山西、浙江等商人为解决同乡会春秋两季致祭义园及举行送葬、追悼大会所需,在南城偏僻的义园、义地一带修建了许多殡葬仪馆,专供同乡送殡、凭吊之用。
    殡葬仪馆的兴建,使会馆家族又多了新的成员。同时,北京360行内又多了一个新行业,“殡仪业”。
    清代,政府实行旗民分住制度,因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因此汉族官员多在正阳门外拓地建房。明代在城内所建的会馆亦责令迁出,今西单民族大世界址,原为明朝修建的常州会馆址,清政府强令该馆迁至外城,并将会馆改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官邸。
    旗民分住后,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民谚曰:“官员出入正阳门(官府集中正阳门外)、士子出入宣武门(文人试馆集中在宣外)、商人出入崇文门(工商会馆集中在税关之外)”的入城规矩。
    清末,中国资产阶级已初步形成,铁路运输取代了江河漕运,加速了商品流通的速度。清政府为了鼓励商业的发展,提高商业的社会地位,允许商人捐款买官。据安徽芜湖史志载:芜湖商会成立于1905年,由李仲杰、汤善福、翟寿芳等13帮会组成。李仲杰是李鸿章侄子,为二品衔职,任会长,汤善福与翟寿芳均为捐班四品衔职,任协办及常董。第二届汤善福当选会长,1928年,安徽成立省商会,汤善福因握中国四大米市之牛耳,被选为省商会第一任会长。由此可见,官商一体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过渡时期。
    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行业会馆、商会会馆,相继诞生,使北京各种会馆多达700余家,仅江西一省会馆就多达70余家,冠会馆之首。江西会馆何以如此之众呢?据明代元白道人所著《广志绎》所载:“江西出外谋业者以抚州人为最,仅云南一省,抚人居十之五六。初犹以商贩,止城市也。土府土州不能自致有司者,均以抚人任之。而缅甸异国,地经万里,抚人移之,虽异域怪族,但一有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足见江西抚州人的迁徙能力与根植能力可谓诸族之上。另江西有句名谚:“隔河两宰相,十里一状元”江西文人荟萃,商旅众多,会馆位列诸省之首,不为怪也。北京南城会馆林立,被世人誉为会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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