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是聚合的意思，“馆”则是供宾客居住的房舍，合意为“聚会寄居场所”。然而，会馆一名的演化并非易事，它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据历史记载，“馆”一名源自商、周时代的古燕国，因为燕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朝北端的屏障。为了保持与天朝之间的密切联系，自周代始，古燕国在通往各诸侯国及天朝的要道上修建了馆驿，专供邮役、使臣中途换马及休息之用。
馆驿发展至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明显的划分，燕昭王改馆驿为邮驿，专供邮差传送军令及文书之用，另辟有馆舍招待各国使臣。战国时期，燕国的经济十分发达，自秦开攻占辽东之后，燕尽得渔盐之利，中原诸侯国的商贾纷至踏来，促进了燕国的市场繁荣。为了解决客商的寄宿问题，燕国又曾设了专供商旅之用的客舍。另外还有燕国官方专为安置报效燕国的诸国精英服务的招贤馆，使馆的用途逐渐增多，各尽其用。
客舍中寄宿的客人不分三六九等，是商人专为盈利之用的店铺。正因为如此，各类人等无其不有，甚至外国间谍、社会犯罪分子亦隐匿其间，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危险。于是，秦国商鞅率先改革客舍制度，规定凡居者必须出示官样文书(政府介绍信)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客舍方准许寄宿，否则将被拒之门外或报官。凡私纳无证之人，一经查出，店主与寄宿者同罪。这一法令的颁布，有力的维护了社会的治安。然而，制定这一法律的商鞅本人却因罪外逃，无身份证明，被店主举报，自落法网，成为自定法律的牺牲者。
秦始皇统一中国，客舍制度被推广至全国，燕为秦上谷郡，又地处边垂，起着重要的国防作用，客舍制度保证了边防的安定。
汉时，中国再度统一，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加快了恢复战争的创痕。由于商人的迅猛发展，使好利者将资金纷纷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投入到商业竞争之中，牟取暴利，严重的危害了士农工的利益。为了整顿市场，加强对商人的管理和限制，汉文帝时，为商人规定了活动范围。商人的经济范围缩小，使商业活跃的区域商人比较集中，同业人或同乡人为了解决集会的场所，纷纷在大都市和重要的商镇兴建“郡邸”，这种郡邸虽然与今日的会馆有所区别，并且名称不同，但却是同乡会馆及商业会馆的原始雏形。
隋代兴起科选制度，至唐、宋两代有很大的发展。为了解决各地举子入京寄宿问题，在通往京师大道上，商人兴建了许多客舍，唐时称此为鸡鸣店，宋时戏称为状元店。但由于状元店是以经营为目的，以盈利为基础的客舍，大多寒庶穷儒仍然住不起，因此，只好忍痛放弃科举仕途之路。而中等阶层子弟，虽然暂时能解一时之需，如能考中进士，自然官运享通，足以弥补家用。而一旦落榜，将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科举制度虽然为中下阶层人士提供了入仕机会，但因忽视了其经济状况，使中下层人士视科举为险途。
宋代，北京为辽国南京，是辽科举文化的中心。为此，辽南京汉科举十分兴盛，汉中下层人士入仕多走科举之路，使辽国人才济济，强盛于中原宋国。
辽南京科举昌盛，馆驿也相当发达，除陪都殿东招待使臣的永平馆外，北门外有望京馆，至古北口，中途设有金沟馆。出古北口至中京，中途设有新馆、卧如来馆、柳河馆、打造部落馆、牛山馆、鹿儿峡馆、铁匠馆、富谷馆、通天馆。馆与馆之间距，少则20公里，多则40公里，为人所能承受。这些馆为往来使臣、客商、举子提供了寄宿条件，较唐、宋鸡鸣店、状元店有所进步。
元末明初，中国城镇革命蓬勃兴起，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成为四聚中心城市。城镇革命的成功，加速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农业剩余粮食的储备及加工能力不断增加，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因此，在全国各省出现了专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产地集中，名目繁多。如:苏州、杭州、南京、湖州特产是丝织业，景德镇、宜兴特产是陶瓷业；广东、台湾、四川特产是制糖业；福建、云南、安徽、浙江特产是制茶业；江西、陕西、山东、湖南特产是制烟业；福建、两广特产是铜矿业；广东佛山、安徽芜湖特产铸造业；陕西特产则是木材加工业。这种产业的分工，加速了区域间的商品流通，客舍、鸡鸣店已不足为商用，南宋时兴起的江南帮所，纷纷移入京师之地，成为各产业行帮的信息窗口，同时亦解决了行帮集会、社交、寄居的场所。这种帮业公所已初具商业会馆的雏形，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各种会馆则应运而生，遍及南城。
北京会馆兴起于明嘉靖(1522～1567)年间，由于明都北移京师，南商纷至踏来，商业竞争在京展开。明嘉靖二十三年(1553年)，明外城建成，南墙由元时的长安街一线，拓至今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
前三门外虽然是城郊，但其敞开的平原，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发展经济市场的最佳环境。明初，政府在正阳门外建房招商，使其逐步完善，成为北京最大的商贸集散市场。
外省行帮云集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外，开拓商市，进行商业竞争，以图垄断市场。为了维护同行业商业利益及堆聚货物，解决商贸洽谈场所，工商会馆率先在京兴起，成为南城最早的居民及建筑。工商会馆由正阳门向崇文门东南部发展，形成以河沿为基础的商业市场及商业会馆的街区。至清代在崇文门设税关，商业性会馆多聚居至崇文门东珠市口大街至花市一带，形成工商会馆区域。
自永乐十三年乙末科始，明都正式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每3年入京参加一次会试。会试后，富有的落榜举子有川资返乡，来年可再进京赶考，但贫寒举子因没有川资返乡，只好寄宿在亲友家中，面壁三年，等待下次会试。这些寄居他人篱下的贫寒举子，常受人冷眼或欺凌，心灵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当这批贫寒之士中弟高升之时，极难忘怀昔日的凄凉情景，为不使后学贫寒之士重蹈此难，他们联络同乡京官、旅京客商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修改成文人试馆。因会试举子出入宣武门，所以文人试馆多集中在宣外地区，形成文人试馆区域，基本上解决了各省举子寄宿的问题。
文人试馆多因同乡捐赠而成，所以亦成为同乡会、宗亲会聚会的场所。会馆除留京寄居的贫寒举子外，落榜者均回乡复习。因此，除大考之年门庭若市，其余时间，则十分宁静。
为了充分利用会馆的使用价值，同乡会堂而皇之的接管了会馆管理权力。由此，扩大了文人试馆的使用范围，逐步演化成同乡会馆。
同乡会为安葬旅京同乡遗体，在崇文区、宣武区购置了大遍的义地，改建成陵园，并在陵园基地建庙，以备乡民凭吊、祭祀之用。山东、山西、浙江等商人为解决同乡会春秋两季致祭义园及举行送葬、追悼大会所需，在南城偏僻的义园、义地一带修建了许多殡葬仪馆，专供同乡送殡、凭吊之用。
殡葬仪馆的兴建，使会馆家族又多了新的成员。同时，北京360行内又多了一个新行业，“殡仪业”。
清代，政府实行旗民分住制度，因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因此汉族官员多在正阳门外拓地建房。明代在城内所建的会馆亦责令迁出，今西单民族大世界址，原为明朝修建的常州会馆址，清政府强令该馆迁至外城，并将会馆改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官邸。
旗民分住后，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民谚曰:“官员出入正阳门(官府集中正阳门外)、士子出入宣武门(文人试馆集中在宣外)、商人出入崇文门(工商会馆集中在税关之外)”的入城规矩。
清末，中国资产阶级已初步形成，铁路运输取代了江河漕运，加速了商品流通的速度。清政府为了鼓励商业的发展，提高商业的社会地位，允许商人捐款买官。据安徽芜湖史志载:芜湖商会成立于1905年，由李仲杰、汤善福、翟寿芳等13帮会组成。李仲杰是李鸿章侄子，为二品衔职，任会长，汤善福与翟寿芳均为捐班四品衔职，任协办及常董。第二届汤善福当选会长，1928年，安徽成立省商会，汤善福因握中国四大米市之牛耳，被选为省商会第一任会长。由此可见，官商一体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过渡时期。
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行业会馆、商会会馆，相继诞生，使北京各种会馆多达700余家，仅江西一省会馆就多达70余家，冠会馆之首。江西会馆何以如此之众呢?据明代元白道人所著《广志绎》所载:“江西出外谋业者以抚州人为最，仅云南一省，抚人居十之五六。初犹以商贩，止城市也。土府土州不能自致有司者，均以抚人任之。而缅甸异国，地经万里，抚人移之，虽异域怪族，但一有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足见江西抚州人的迁徙能力与根植能力可谓诸族之上。另江西有句名谚:“隔河两宰相，十里一状元”江西文人荟萃，商旅众多，会馆位列诸省之首，不为怪也。北京南城会馆林立，被世人誉为会馆区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