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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南海会馆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汤锦程

    南海会馆位于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据传说:清时南海县每次来京的会试者不下百人,为解决举子食宿问题,道光三年,吴荣光、李可端、邓士宪等人发起并筹措资金购得米市胡同黄邦达故居,尔后又购得南侧房一处,于是南海会馆雏形形成。光绪三年,又购得左邻右舍数院,共有13个院子,190余间房,各院落自成体系,院与院之间有门相通,房与房之间有走廊相连,布局整齐,环境幽雅,康有为曾在此领导了维新运动。
    康有为,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幼时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1879年,游历香港。始接触西方教育和文化,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痛感中国的落后,认为清政府的腐败就是缺乏“西方文明”和西方的治理方法,因而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和思想。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采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方法、措施和政治制度来进行社会改革。并提出:“西方人治国有法度,不应以古之夷狄视之”。并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是富强救国的真理”。
    光绪八年(1882年),24岁的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寓居于南海会馆东北小跨院内,因院中有七棵树,故康有为居室起名为“七树堂”。
    七树堂小院内有山石堆砌的假山,长廊壁间嵌有峰刻的苏东坡观海堂帖片石刻,院北屋犹如小船,窗上镶着西洋五色玻璃,康有为称之为“汗漫舫”。在这仙境一般的环境中,康有为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奏章曰:“强邻四通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并奏请皇帝及时变法曰:“变法成,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危亡。十年之内、富强可致,三十年即可‘雪耻’复兴”。但并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培植维新变法人才,并收揽了陈千秋、梁启超、麦超华、徐勤等一批得力的门徒,为变法维新积蓄了党徒。1894年学校被迫解散,康有为、梁启超于1895年转道北京,正逢各省举子云集北京各大会馆等待会考,传来了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与日相伊藤博文签定了卖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士庶之心益愤,日夕汹汹,康有为联络广东会馆、湖南会馆举子于4月22日至都察院上书,请清廷拒绝和约。当晚康有为回到南海会馆起草了一份长达1.4万字的《上皇帝书》,于5月1日联络18省应试举人集于达智桥胡同12号扬椒山祠讨论上书,签名者多达1300余人。慈禧后党孙毓汶得知消息,要各会馆对举子进行恫吓,以致谣言四起,人心动摇,甚至要求除去签名。康有为不为所动,按原计划于5月2日率领毅志坚定的举子再赴都察院上书,书中倡言:“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但被都察院拒绝呈递,虽然上书受挫,其变法主张却得到宣传,史称此举为“公车上书”。
    同年5月3日康有为考取进士。5月5日授工部主事。8月17日,康有为联络陈炽、梁启超、孟麦华及英国人李提摩在南海会馆内创办了维新派进步刊物《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宗旨以转载列强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清廷奏章,意在广开知识,宣传变法(因触犯了保守派利益于1896年1月20日查封)。
    在创办《中外纪闻》的同时,康有为等又成立了“强学会”为变法维新作好舆论和组织准备,强学会得到投机官僚的经济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各捐银五千两,李鸿章亦不甘后人捐献2000两,但被强学会拒收。强学会日益壮大,英、美等传教士也纷纷报名参加,袁世凯见有机可乘,也加入了强学会。而后康有为等分头至上海、南京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其弟康广仁至澳门创立《知新报》与兄长遥相呼应,有力的推动了维新运动。
    1897年底,康有为再次向光绪皇帝上书(1888年~1898年共上书7次)反复呈述变法主张,并于1898年1月5日在南海会馆内成立“粤学会”以壮声势。1月24日,光绪帝下诏命总理衙门大臣与康有为殿辩:
    荣禄道:“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辩道:“祖宗之法是用以治理祖宗的领土的,今天祖宗领土也保不住,哪里还谈得上祖宗之法呢?法律因时制宜,祖宗之法不得不变”!
    廖寿恒道:“变法应如何下手呢?”
    康有为答:“从改变法律和官制开始。”
    李鸿章道:“难道六部可以尽辙,则可以尽弃吗?”
    康有为雄辩道:“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再是以前大一统的局面了,现在所用的法律和官制,已经完全过时了,中国之所以亡,正是由于这些旧法律和官制所造成的,如今应该将这些旧法律和官制酌情作某些必要的修改,这样才能推行新政,变法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不变仍亡。”
    光绪帝听了康有为的殿辩,逐渐认识到变法维新的重要性。但保守势力很强大,光绪帝不敢冒然行事。为了坚定光绪帝的改革决心,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在宣武南横街粤东新馆后院戏楼召开了全国性的重要政治团体“保国会”,与会者达2000余人。康有为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号召国人奋起拯救民族危亡。
    光绪帝闻知痛下变法维新的决心,命康有为总署章京行走,负责辅佐新政,制定新法。同年6月11日颁诏:“明定国是,变法维新”。谕“废八股取士,皆改试策论,改各地书院为中西之学堂,裁辙各衙门,设立农工商总局,提倡实业救国,奖赏新著,准科学发明、专利等”。
    变法维新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更触犯了慈禧太后的神威,6月15日,慈禧太后首先逼光绪帝免去支持变法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和之职,而后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陛觐,以后党荣禄代其职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接管京师之钥。并密定10月底乘光绪帝赴津阅兵时举行政变,废掉光绪。
    康有为得到消息,即派徐仁禄赴小站,游说袁世凯入京勤王,袁假意应见,得光绪帝信任,于9月16、17两日密诏袁世凯杀荣禄而救帝于危难之中。袁世凯向帝保证:“杀荣禄如一狗耳”,帝予之除荣禄密诏,命其护驾新政。袁知后党势力强大,其区区一镇军旅根本不是保守派的对手,明则保身,返京后将内情报知荣禄,荣禄立即奏之太后。
    9月19日太后自颐和园起驾回京,21日幽禁光绪帝于瀛台(中南海内),发动戊戍宫庭政变,再出训政。颁懿旨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将其革职”,命抓捕康有为就地正法。荣禄奉旨率3000军马,大捕在京维新党人。康有为得英国人保护转往香港,其弟康广仁因在维新派中分管财务,住在南海会馆二进院南耳房内等一笔未汇到的银票,见马弁闯进会馆,急躲入会馆厕所内,结果被捕。并于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锐、杨深秀于9月28日一同在菜市口刑场英勇救义,时称“戊戌六君子”。菜市口原本是北京的蔬菜集散中心,因之东为虎坊桥,清时改菜市口为刑场,意为驱羊入虎口。后党并不死心,借机滥杀无辜,康有为电请英国干涉,10月2日,英军2000人进驻大沽,借口护侨,相继入京,保守派畏惧英军,维新派被捕志士才免遭屠杀。
    慈禧训政一个月内尽废新政,戊戍变法至此失败。
    康有为变法失败后,由香港逃入日本,后回香港组织保皇派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潜回北京协助张勋复辟,被宣统帝傅仪拜为弼德院院长,复辟失败后他无所作为。1926年8月,康有为最后一次来北京重游南海会馆,并至菜市口凭吊先烈,由于社会的发展,改良主义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康有为无力挽回失去的皇权,怀着壮志未酬之情1927年转道山东青岛,不幸病逝,终年69岁。其一生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传世于后。
    南海会馆1956年由市民政局接收,康有为的七树堂故居被市文物局列入重点保护单位,由市房管局接管保护,至今仍有人前去参观和凭吊,成为历史遗迹被载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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