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坚持革命，英勇奋斗的一生。他从青年时代起“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1913年冬，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此期间他广泛地阅读了中外政治、经济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使其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参加讨袁，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1916年5月李大钊毅然缀学，从日本回国，6月迁居北京，直到1927年4月28日慷慨就义，其间十年时间几乎全在北京度过的。
李大钊在北京居住期间，由于军阀和统治者的疯狂迫害，曾迁居五处。
李大钊初来北京时，曾先后办《晨钟报》及《甲寅日刊》，生活比较动荡，直到191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系教授，生活才比较安定，这时他把家室接来北京，租了西单回回营二号的房屋住下。当时正值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李大钊不顾反动势力的镇压，积极著文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曾先后写作和发表了《青春》、《今》、《新的、旧的！》、《庶民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论文，庄严而豪迈的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同时他还积极领导少年中国学会等爱国社会团体活动，并创办了以抨击反动军阀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批判封建思想及文化，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报导世界革命动态为宗旨的杂志——《每日评论》。为此他被反动政府看成过激派、赤化分子，对他进行迫害，他不得不携妻室回到乡下去避难。在避难期间，他仍坚持革命立场，与反动文人胡适之流作斗争，直至和胡适彻底分裂。
1920年形势稍有好转，他又回到北京，租了西单石驸马后宅35号住了下来，直到1923年春天，才被迫迁移，这是他在北京时期住得时间最长的一所故居。
石驸马后宅35号，是一所三合院，正房三间作卧室，正房东西各有耳房一间，西厢房三间作书房和客厅，东厢房三间为亲戚朋友和临时来往的人居住。院内有三棵海棠树，院子的南面是花畦和盆花，每当春夏之季，花香四溢。据说，刚搬进的头二年，李大钊亲手栽植了不少花木，以后由于工作和斗争的繁忙紧张，就无暇顾及了。
李大钊在此居住期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他积极从事成立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初，李大钊与邓中夏、陈独秀等蕴酿建立中国共产党，于3月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他又发起成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为该小组每月捐助80元（为其月薪的三分之一）的活动经费。同年3月，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来中国，据说李大钊就是在西厢房接待他的。6月，李大钊又与维金斯基和马林多次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济南、天津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大钊在此居住期间，为发动北方工人运动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加紧马克思主义宣传，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通俗教育的《劳动音》周刊；1921年1月，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5月成立了长辛店工会，七月创办了我国最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刊物《工人周刊》；1922年在《晨报》副刊五一纪念专号上发表了《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给工人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他身体力行地领导了有名的开滦大罢工和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
李大钊在此居住期间，利用教学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担任政治、史学两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九月与陈启修教授合作，在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中国劳工状况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及各国工运情况，10月又在北大开了“唯物史观研究”课，法律系开了“社会主义”等几种课程。
李大钊在此居住期间的工作与斗争日益繁忙，1922年8月他到杭州参加中央全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原则。之后受党的委派和林伯渠及苏俄特使越飞一起，与孙中山多次商讨国共合作问题，积极帮助孙中山接受党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慌，特务经常去李大钊家进行搔扰，并下令要逮捕李大钊。李大钊被迫另辟新居，搬至西城铜愰子胡同甲三号居住，并化装成商人到昌黎避难。
1924年冬，李大钊参加第三次国际会议回京后，在西安门内朝阳里三号住了下来，一家人又重新团聚，他仍继续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毅然参加了“三一八”群众游行示威，与群众站在一起和段祺瑞政府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三一八”惨案后，他和北方区党组及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一起搬进东交民巷庚子赔款委员会院内居住，从此足不出户，但用一切办法逐步开展了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和内蒙等地的农民运动，支援北伐。
在北京的五处李大钊故居中，居住时间最长的是石驸马后宅35号，如今已改名为文华胡同24号，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李大钊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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