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生涯中，在古都北京有多处住所。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曾两度来京。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一起迁到北京，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谢世。在漫长的岁月里，毛泽东同志先后在北京居住过的地方，已经成为很有意义的革命纪念地。
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
北京有名的风景盛地景山迤东，有条极普通的小胡同称吉安东夹道(现名吉安所左巷)。它曲折狭长，清洁幽静。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期间，曾在这条胡同的7号(现8号)居住。
那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第一师范毕业，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与新民学会的伙伴们正在谋划“向外发展”，“去求世界的学问”，“从中加以研究、抉择”，①决定前途的命运、去向。正在这时，他的老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伦理学教师杨怀忠先生自北京寄去一封热情扬溢的信，告知毛泽东等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蔡元培、吴玉章等乘法国政府来华招募工人的机会，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蔡、吴还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该会的组织机构叫华法教育会，会长由蔡元培兼任。这对毛泽东及其新民学会的成员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欣喜若狂。认为到法国去，可以了解世界革命的情况。于是，他们决议发起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并选派办事认真、极有魄力和才干、深得大家信赖的蔡和森先来北京打前站。
6月25日，蔡和森受大家的嘱托来到古都北京。他把了解到的情况迅速函告毛泽东等人，并敦促毛泽东速来北京，主持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指出只有毛泽东最适宜担当此项重任。
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肖子昇、陈绍休、罗章龙等25位朝气勃勃的青年，由长沙乘船到武汉，再转乘火车往北京。当火车行至河南郾城时，遇附近河水上涨，铁路被堵，无法前行。大家焦急万分，一时没了主意。毛泽东却镇定自若，一边安慰大家，一边找本地老乡详细打听，得知河水涨得快，退得也快。水退了就可以行车。于是，他们三五成群去附近村寨，调查北方农村的生活状况，风土民情。亲眼所见，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深感拯救祖国的历史重任不容推卸。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这是他渴望已久的地方。
刚到北京时，毛泽东暂住在杨怀忠先生家里，与先来北京的蔡和森同寓。杨先生先于同年5月应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举家迁京，住鼓楼东豆腐池胡同9号(现15号)。杨宅是一所南北长的三进居民院，座北朝南，院门开在东南角，门外悬挂“板仓杨寓”的牌匾，表明主人是书香门第。毛、蔡住在靠院门的一间南屋里。同来的其余人散居各处。为了便于学习、商讨问题和开展活动，毛泽东、罗学瓒、蔡和森等8人搬到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居住。这是一座极普通的居民小院。院门向西开，门楼具有古朴的风貌。院内迎门有座土影壁。有正房三间，左右各有耳房一间。还有东厢房两间，所有房屋都矮而小，但自成一体，顺其自然。毛泽东他们住正房的西屋。这里的房东是位勤劳忠厚的满族旗人。为了生计，把仅有的三间正房租了出去。租金低廉。每人每月食宿费共四、五元。而当时普通旅馆伙食一项则需10元以上。这样低的生活标准，对这些穷学生是很合适的。
毛泽东他们在三眼井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住房矮小，总共不过十来平米。设备极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蓆。一张白皮连三桌子，和几张白皮单人橙子。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只有挂在墙上，它的弱光才能“充满”房间。他们的简单行装——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了。北方的生活使他们诸多不便。首先是对北方的气候不适应。他们多为衣裳单薄，被褥不足、又无钱生火炉取暖。在隆冬季节，他们只好把几条被子叠在一起盖。“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②是毛泽东所作的形象记载。时过近20年后，毛泽东回首这段生活时，仍饶有兴味地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③同住者肖子昇也回忆道、“在那严寒的冬天，我们在炕上挤在一起睡。因为就是烧炕这点燃料也买不起。”“我们只有一件长大衣，外出的时候，大家只好换来换去的穿。不久，长大衣增加到3件，可是，毛泽东仍然还是没有长大衣。”④再就是饮食的不习惯。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北方是面食挂帅，他们又不会做。多亏有位山东籍的厨师，主动为他们做饭，才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毛泽东必须找个工作，解决生活费这个燃眉之急。三眼井的食宿费虽如此低廉，但毛泽东也难于筹划到。这时，经他的老师杨怀忠先生的介绍，他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每月薪金8元大洋。工作地点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第一院一层西头第2阅览室，亦称新闻纸阅览室。毛泽东每天早上由三眼井步行到这里，上午负责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下午在李大钊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帮助李大钊拆看公文、信件。工作虽平凡、琐碎，毛泽东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毛泽东在完成图书馆工作的同时，就抓紧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宜。湖南青年对留法勤工俭学热情很高，先后进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有五六十人，居全国各省来京人数之首。当时负责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华法教育会”还没有为青年们出国做好准备，旅费没有筹划到，在法国的食宿及学习等也没安排妥当。他们不能马上启程，为此，大家都有些急躁，难免有怨言。毛泽东一面热情安慰大家耐心等待，一面主动找人商量办法。在蔡元培等人的帮助与支持下，开办了留法预备班。预备班分设在保定育德中学、北京大学和河北蠡县布里村。前两处为高级班，后者为初级班。预备班主要学习法文，为留法作语言准备。还学制图和数学等，为进法国工厂操作打基础。布里村的班叫留法工艺学校，还有一铁工厂供学员们实习。蔡和森在布里村负责预备班的工作。他一面学习，一面兼教国文。后来，长辛店铁路工厂也办了个半工半读预备班。何长工等当年就在那里学习。毛泽东曾去看望他们，并在教室前合影留念。当时，毛泽东还来到工人中，调查了解工人的疾苦。工人们紧张而繁重的劳动，生活的极端贫困，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在此期间，毛泽东和蔡和森曾同去保定预备班，了解大家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毛泽东把这些青年们安排到预备班学习后，又为解决他们赴法的经费等问题，继续奔忙。他多次去华法教育会多方联系湖南在京知名人士及其他有关人员，与他们协商旅费事宜。。他应华法教育会之请，在三眼井住处的土炕上，拟写了赴法勤工俭学计划。计划写得详细、周到，颇为华法教育会赞赏。在计划里提出应先派人员去法国的建议，也得到华法教育会的同意，于是派了肖子昇先行赴法。在大家出国之前，毛泽东又帮助他们准备行装，安顿家庭，所有这些都赢得了大家的赞誉。罗学瓒在吉安东夹道7号写的家信中称:“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京，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⑤在毛泽东的具体组织和安排下，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终于实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
在京期间，毛泽东利用北京大学这个极好的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抓住一切机会旁听他所喜好的课程，广泛猎取各方面的知识。他尽可能地参加北大各种学术团体的活动，研究各种新思潮。他的学识水平、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各种社会思潮聚会的场所，是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发展有决定的影响。李大钊在《新青年》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见解新鲜，阐述精辟。许多青年非常佩服，纷纷前往求教。李大钊在红楼的会客室常常门庭若市。李大钊对渴求真理的青年，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答疑、解难，有时竟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使在迷雾中探索真理的知识分子顿感豁然开朗，带着满意的微笑离去。当时的毛泽东感受极深，受益非浅。他曾赞扬李大钊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之一。李大钊积极为北大图书馆购置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尤其是像原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这类难得见到的马克思的著作，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也占有席位，在少数青年学生中辗转传阅。在北大学德文的新民学会会员把其中的很多段落译成中文，晚上回到三眼井的住所，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向大家介绍、讲解，帮助大家理解其意。对某些难懂的词句，还进行热烈的争辨。罗学瓒在家信中写道:“学业除习各科功课外，惟喜翻阅杂志，报章及最近新学说。”⑥毛泽东也在这时开始学习、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⑦
毛泽东在京时，广泛结交社会上各方面的名流学者，汲取多方面的知识养分。北京大学由于蔡元培校长倡导学术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名流学者齐聚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很活跃。毛泽东常在星期天由三眼井步往豆腐池胡同去拜访和请教杨怀忠先生，听杨先生讲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和伦理学。毛泽东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也交往甚多，陈对他的影响也颇大。毛泽东还和他的伙伴们，在北大红楼就学术及人生观等问题，分别请蔡元培、胡适之、陶孟和等座谈，气氛十分融洽，收获不小。
当年北大的学术团体尤兴盛，青年学生组织的各种学会不下十几种。毛泽东以极大的兴趣参加了哲学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他很早就对新闻产生了兴趣，养成了每天必阅北京、上海、湖南等重要地区的日报的习惯，并且“细看，剪下好的材料。”他从报纸上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接受新鲜事物，掌握国内外的时事动态。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又是别开生面的，它请《京报》主笔邵飘萍担任讲师，主讲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毛泽东真是机会难得。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专门拜访过邵飘萍，向邵求得新闻学方面的知识。“五四”后，毛泽东主办的湖南学生报《湘江评论》，办得很出色，影响很大。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报纸这种舆论工具的作用。这都与邵飘萍的传授很有关系。同时邵飘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他的优良品质给毛泽东留有深刻印象。毛泽东一直很怀念邵飘萍，曾无限深情地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毛泽东在京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孜孜不倦的学习，兢兢业业的工作。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同伴们完成了出国的一切准备工作，但他自己并没有出国。为什么呢?他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⑧毛泽东有许多迫切的事情要做。对中国的国情，他要去做实际的调查研究；对古今中外的各种学术问题，必须有个大概的了解。他留下来也是新民学会会员们的意愿。因为毛泽东是大家最信得过的领导人，有他做后盾，大家可以放心出国。尤其是生他养他的湖南，正在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残酷蹂躏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要团结广大热血青年和各界人士，向压榨湖南人民的张敬尧进行斗争。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了生活半年多的北京，告别了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他去上海码头亲自送别第一批放洋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后，回故乡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解放后，党和政府曾对这里进行维修和保护。几十年来，房屋的变动较大，旧貌仅存无几。1979年8月21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长街99号福佑寺
位於北京西城北长街99号(现20号)的福佑寺。相传为雨神庙，清世宗雍正元年敕改为福佑寺。正殿恭奉圣祖康熙“大成功德”佛牌。民国以后，福佑寺为班禅驻京办事处。1919年12月，毛泽东冒着严寒，踏着积雪，带领驱张请愿团来到古城北京，住在福佑寺。
在“五四”之前，毛泽东已开始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张敬尧是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忠实走狗。在段祺瑞的庇护、怂恿下，张敬尧于1918年4月爬上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宝座后，伙同其三个弟弟在湖南实行残酷统治。老百姓恨之入骨，怨声载道。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歌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百姓称张督为“张毒”。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于是湖南人民奋起开展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掀起了湖南历史上一个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组成了湖南学生代表团、教职员代表团和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团。三个代表团总称湖南驱张请愿团，总主持是毛泽东。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作宣传鼓动工作。毛泽东率领公民代表团直接前往北京。
张敬尧对各界都起来造他的反，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法西斯白色恐怖更加厉害，特务密布，爪牙成群，驱张请愿团的成员只得秘密分途前往各地。来北京的代表们，在毛泽东的周密安排下，于1919年12月6日先分头去武汉。在武汉停留的几天里，经大家讨论，由毛泽东主持并执笔撰写了一份驱张宣言。宣言把张敬尧的祸湘罪行暴露得淋漓尽致。12月18日，湖南驱张请愿团一行40人顺利抵京。
毛泽东到京后，和新民学会会员陈赞周、张百龄、陈绍休、罗耻迁等同寓福佑寺后配殿。这是间宽敞明亮的殿堂，陈设极为简单，一条长香案，几把红硬木椅子，此外就是用木板架起的通铺。这间殿堂处于该寺的僻静处，无闲杂人员出入，很是幽静。
毛泽东他们以福佑寺为大本营，在北京城大张旗鼓地进行驱张的宣传活动，揭露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他们组织在京湘籍学生会同驱张请愿团，多次到总统府、国务院请愿，递交撤张檄文，召开驱张大会，编印驱张刊物。这些宣传活动，很成功地争取了舆论界与社会人士的同情，扩大了驱张的影响，给军阀政府施加了压力，加速张敬尧的倒台。
在福佑寺后配殿，毛泽东创办了“平民通信社”，并自任社长。这是专为驱张作宣传的机构。在殿堂的中央，一张长长的香案作为他们的工作台。白天，他们调查访问，晚上回到住处，伏在香案上整理材料，编辑、撰写、油印稿件。从12月22日开始，“平民通信社”向京、津、沪、汉等地的报纸发布新闻稿件，每天约150余份。内容大多为揭发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罪行、张敬尧拼凑保张团为其打气壮胆等丑闻，以及驱张请愿团在京活动的情况。当时，这几处的重要报纸纷纷争相转载。其中有的稿件，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并署名。1919时12月27日“平民通信社”印发的“《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稿件，是毛泽东亲自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在福佑寺写成的。文稿发出的第二天，即12月28日，北京《晨报》以“《湘人力争水口山铅矿事件》呈府院部文”为题，全文转载。该文揭露了湖南省矿务局长张荣楣和张敬尧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不惜将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指出“名为合资办矿，实系抛卖矿权”的祸心，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电告张督将协约取消，严惩张荣楣。最后署名为“湖南旅京公民毛泽东、张百龄、陈绍休、吴其琳、王运均、赵先璞、柳无惠、黄笃祜、宾作师、左都等”。文章言简意赅，极有鼓动性，至今墨迹尤存，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又如，22日第一次发稿的《湖南请愿团出发详记》，北京《晨报》23日立即转载。诸如《湖南驱张请愿团到京后之活动》、《张敬尧罪状大纲(甘五条)》、《张敬尧私运烟种一万斤》、《湘人又组保张团》等等文稿，当时在各地的报纸上屡见不鲜。一时舆论哗然，驱张运动的形势极好。“平民通信社”推动了驱张运动在全国的深入开展。
毛泽东还把通信稿件寄往法国，在那里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们，阅后极受鼓舞。罗学瓒在信中曾写道:“前日润之兄寄平民通信社稿及附信，都已看过。我当时生了许多感慨。中国好象深山穷谷豺狼横行的世界，又是一个悽风悽雨黑暗沉沉的景况，真令人痛恨者也。”表示愿与同胞共同铲除这黑暗的世界。⑨
驱张请愿团在京的活动，得到北京学联的热情支持。12月21日，北京学联在北京大学召开慰劳湖南代表大会。到会的有各校旅京湘籍代表、湖南请愿团代表约200多人。与会者争先恐后发言，慷慨激昂地控诉张敬尧的罪行。会后递交的“旅京湖南学生上府院书”中，列出张敬尧8条最主要罪恶，请求北洋政府“当机立断，明令查办”张敬尧。”1920年1月初，北京学联在北大再次召开大会。湖南学生在会上详尽痛诉了张敬尧的种种暴行，激起北京学生的无比愤怒，纷纷表示誓与湘人共同奋斗。
毛泽东他们把张敬尧的罪恶及驱张的消息源源不断地由福佑寺传到各地，造成驱张声势。同时，毛泽东还由福佑寺走遍京城，联络湘籍在京的上层名流、学者、议员、绅士，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驱张运动迅速发展、扩大。1919年12月28日，驱张请愿团在宣武区烂缦胡同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商讨驱张的办法。湖南旅京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在京的10名国会议员也前往赴会。经大会讨论，一致通过了驱逐张敬尧的7条办法。当场让10位国会议员签名，并推举熊秉三、范静生、郭同伯三位议员见呈总统、总理，表达湘民驱张的决心。
湖南会馆的大会后，驱张形势一派大好。正当此时，赴汉口的驱张代表易礼容急速进京，到福佑寺向毛泽东报告，在武汉发现张敬尧私运鸦片种子的罪行。这消息犹如一桶汽油泼洒在雄雄燃烧的烈火上，驱张声势越加高涨。请愿团的彭璜、张百龄前往北洋军阀的总统府、国务院，痛告张敬尧私运烟种，毒害人民的罪行，要求严厉惩办。在京各界湘民，纷纷愤怒声讨张敬尧。全国各地各界正义人士怒斥张敬尧的电文雪片般地飞向北洋政府。张敬尧声名狼籍，处在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但由于北洋当局置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不顾，继续庇护张敬尧，激起人们更大的抗议行动。
1920年1月10日，《晨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无更换张敬尧意”的消息后，请愿团的成员们更是愤怒之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决定用更大规模的行动向北洋政府请愿，迫使反动当局拿出解决湘事的办法。1月28日上午，驱张请愿团全体成员，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皑皑积雪，前往北洋政府的国务院请愿。虽然气候恶劣，但代表们个个斗志旺盛，举着旗帜昂首前进。“湖南公民代表团”、“湖南教职员代表团”、“湖南学生代表团”三面大旗，高高地排在请愿队伍之首。队伍中间又有几面中型旗帜。其余的人手执小旗，每旗书一条张敬尧的罪状。威武雄壮的请愿队伍一起涌向北洋政府的国务院，要求面见总理靳云鹏。请愿队伍被卫兵拦阻，他们推说总理不在。愤怒的请愿者一面向卫兵控诉张敬尧的罪行，一面向围观的人群散发揭露张敬尧罪状的宣传品。数小时之后，才允许派代表进去。于是每团推两名代表，即毛泽东、张百龄、罗教锋、杨遇夫、柳敏、李世安6人，由靳云鹏的秘书王某接见。代表们不见总理不罢休，决定全体去棉花胡同靳宅请愿。靳云鹏得知后，令卫兵请6位代表入内，由其副官接待。代表们向副官表明他们几十人来京，为的是求政府惩撤十恶不赦的张敬尧，解救湖南人民。副官秉报靳总理后，回话说，总理对大家深表同情，准备开国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代表们向全体请愿团宣布了总理的意见。这时，夜幕早已笼罩着京城，饥寒交迫的请愿者拖着疲备的身躯，离开了棉花胡同。
各地驱张代表团的不懈努力和坚持斗争，张敬尧滚出湖南已指日可待。这时，毛泽东转而着重考虑“赶走张敬尧后，湖南怎么办?”为此，他和新民学会的成员在福佑寺展开讨论，并写信与在沪的彭璜商量。彭璜由京去沪后，组织了一个“湖南改造促进会”，提出“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方案(草案)，寄往福佑寺。毛泽东收到这个“方案”后，向在京的关心湖南问题的人士散发，征求意见，请他们去福佑寺座谈，开“神仙会”。毛泽东还把这个“方案”寄给他在京的老师黎锦熙先生，请黎先生“将各条斟酌。”为此，黎先生专程去福佑寺与毛泽东商讨。当年4月，毛泽东把征求的意见带到上海与彭璜共同修改后，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为题，发表在上海驱张刊物《天问》上。
在京期间，毛泽东与先进知识分子接触甚多，特别是与李大钥、邓中夏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联系更紧密。他们集中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等问题。这时，毛泽东对苏俄有了更多的了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了赴俄勤工俭学的念头。在福佑寺，在隆冬的夜晚，毛泽东精神振奋地伏在香案上给新民学会成员陶毅写信，介绍自己在京的情况。说“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儿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我们的人应该向外发展”，“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大纲弄个清楚……。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也谈了留俄的打算，“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留俄队。”⑩富有革命理想的毛泽东，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抱着热诚的希望。
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邓中夏的联系就更频繁了。在福佑寺，他们一起精心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在思想理论上得到了充实。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1)毛泽东和邓中夏等一起游览古城的名胜，漫步在陶然亭畔，说古论今，憧憬未来。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和“辅社”的部分成员在陶然亭聚会。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豪情满怀，畅谈理想、志趣，预示着驱张斗争的胜利，憧憬着未来湖南的新生。然后，他们兴致勃勃地在慈悲庵前大槐树下留影。这张纪念照片至今完整、清晰，是十分珍贵的革命史资料。
在湖南及全国主持正义人士的一致声论中，1920年6月底，张敬尧终于滚出了湖南。毛泽东在当年的4月20日，带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京城，结束了福佑寺的生活。
解放后，福佑寺仍为斑禅驻京办事处，并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其后配殿，曾一度改做某单位宿舍，近几年又恢复殿堂原样。1979年8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福佑寺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香山双清别墅
座落在北京著名的风景区香山公园内香山寺南面山坡上的双清别墅，原名松雾云庄，建于清朝乾隆十年。这里有两股清泉自山岩中潺潺流出，水质清亮，甘甜爽口，传说是金朝章宗梦感泉的故址。清高宗乾隆来此游览时，挥笔题下“双清”二字，镌刻在西面的石崖上，故又名“双清”。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荒乱岁月里，松雾云庄前后两度惨遭劫难。1920年10月，直隶水灾督办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同时，在双清修了座漂亮的私人别墅，取名双清别墅。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到北平香山。毛泽东就生活和工作在双清别墅。
那天，毛泽东乘坐的火车奔弛在华北的原野上，当看到北平的城墙时，他思绪万千，无限感慨地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12)当天中午，毛泽东暂息颐和园，下午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入城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了香山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是座极为宁静幽雅的庭院。院门向东开。门额上“双清别墅”四个大字镶嵌其间。院内山水相映，岩山错落有致，参天葱郁的银杏树遮阴蔽日。一排平房座北向南，高大明亮，客厅宽敞洁净。房前一池甘冽的泉水，清澈涟漪。池边有围栏、凉亭。毛泽东经常绕池漫步，或独坐凉亭思考问题。有时与其爱子岸英相对而坐谈家事、谈人生，或和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拉家长，十分亲切。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冲破长江天堑，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在客厅的北墙上，一幅10万分之一的军用全国地图，几乎复盖整面墙壁。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经常在地图前研究战事，用蓝、红两色笔在地图上标出敌、我军态势和我军前进的路线及被我军解放的城镇。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言而无信，明确提出和谈的8项条件，得到尚未解放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中主张和谈人士的拥护和承认。4月1日，国民党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抵达北平，和中共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受到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的干扰，和谈中讨价还价，争吵不已。幕后的蒋介石还在加紧备战。4月4日，毛泽东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一重要文章，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丧钟。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21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薯名发出，人民解放军遵照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我军英勇奋战，捷报频传。4月23日一举攻克南京，宣布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覆灭。这天下午，毛泽东午休后，兴致勃勃地来到双清别墅的六角凉亭下，喜读《人民日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摄影师抓拍了那个珍贵的瞬间，留下了永久的纪念。毛泽东读完号外，兴奋异常，欣然挥笔写下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朽诗篇。南京解放后，毛泽东和朱总司令又指挥大军向南挺进，相继解放了杭州、南昌、上海等重要城市及南部、西南部的大片国土。
在打败蒋介石之后，在双清别墅，毛泽东又为如何管理和建设好新中国而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在这里，毛泽东和党中央其它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多次召开重要会议，研讨建国的方针大计。在这里，毛泽东撰写了大量的论著、文稿及评论，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精神财富。在筹备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泽东草拟了《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历史性的光辉著作。在解放中南和大西南中，毛泽东亲自草拟了多份关于优待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的政策的电文。毛泽东还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重要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在双清别墅，毛泽东接见过许多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都在此受到毛泽东的亲切会见。毛泽东在会见这些民主人士时都十分讲礼节，每次都是穿上整齐干净的衣服，走出屋门，在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毛泽东亲自上前搀扶这些先生下车、上台阶。这些老先生一见到毛泽东总爱竖起大拇指，夸耀毛泽东“真伟大，”、“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等等。毛泽东对这些夸耀的话，总是表现出不安和谦虚。一次，在双清别墅的院子里，柳亚子一边拉着毛泽东的手，一边竖起左手大拇指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解放军伟大!”毛泽东马上说“人民伟大!包括你我”，十分亲切、和谐。在这里，毛泽东还接见过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等人民团体的代表。
双清别墅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地方。1949年10月，毛泽东离开双清别墅，迁到中南海办公。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香山接见全国电影界人士时来到双清别墅。他无限感慨地对大家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毛主席发布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命令的地方。大家要记住这个地方。中国革命只有在毛主席的领领下，才走上了正确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并明确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这一重要革命遗址。1974年，北京市政府批专款，对双清别墅重修、复原，派专人保护。1979年8月21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双清别墅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双清别墅办了“毛主席在双清展览”，再现了当年毛泽东在此工作和生活的生动场景，吸引着广大游客。
丰泽园 菊香书屋
位于中南海内南海北岸的丰泽园，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每年春播时节，清朝皇帝来此作演习耕耘仪式，以表示皇帝亲民务本，预兆农桑大吉，五谷丰登。那时，园前有“稻畦数亩”，园后有桑树数十棵。1949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领人及其办事机构，由香山转入中南海后，丰泽园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同志议论国家大事，制定重大决策的场所。丰泽园的东跨园菊香书屋成为毛泽东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丰泽园是座朴素、典雅的木结构建筑。座北向南，环境清新、幽静。它的门前一片阔地，松墙，挺拔的雪松和高大蔽阴的梧桐，错落有致，郁郁葱葱，极为雅致。向南眺望，碧波荡漾的南海尽收眼底。南海中央有四面环水的小岛瀛台。岛上林木葱笼，殿宇起伏掩映其间，景色如画。它的两边紧挨“园中之园”的静谷。东边有乾隆题名的“流水音”。丰泽园门厅五间，三启朱红大门，门额彩绘协调。走过门厅，通过一条不长的甬道，来到一座垂花门。垂花门为楠木构成，本色无彩，微风下阵阵古木清香扑面而来。垂花门北面是方形庭院。院内花、木四季繁茂。松柏、海棠、梨树和白、紫玉兰等观赏植物，排列有序，左右对称，把院子点缀得恰到好处。院内的北房称颐年堂，原名崇雅殿，乾隆时期改为惇叙殿。慈禧祝寿时，为讨吉利，又改为颐年殿。民国时因避宫殿名，改为颐年堂。
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它阔五大间。门、窗、隔扇、屏风、均为楠木，雕刻得极精致细腻，古朴典雅，素色无彩。中间3间为会议厅，东屋为餐厅、西屋为警卫、工作人员活动室。在这里，毛泽东和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们，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决定重大问题，有时通宵达旦，甚至连续几昼夜，累了就稍事休息，在院子里观赏花木，以消除疲劳。喜爱兰花的朱老总有时给大伙儿介绍兰花的品种和趣事，逗得毛泽东等畅怀大笑。会开晚了，就在东屋就餐。大家围坐在一张圆桌旁，边吃边谈。在这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多次会见知名人士和外宾，招待国际友人。50年代印尼总统苏加诺和苏联的伏罗希洛夫元帅来华访问，都在颐年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还在餐厅招待了伏罗希洛夫一行。在国庆10周年的头天晚上，毛泽东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双方争吵激烈，不欢而散。第二天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通知毛泽东苏联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毛泽东听后，若无其事，仍谈笑风生。
沿着颐年堂的前廊往东走到尽头，有两座小四合院，都是丰泽园的附属建筑。南面的称松寿斋，为毛泽东的亲属、子女及警卫、工作人员居住。北面的称菊香书屋，为毛泽东工作和休息的场所。
菊香书屋是座小巧别致的庭院，绿草如茵，古柏苍翠。清朝时，这里是藏书的地方。院内陈放着千姿百态的盆菊，故称菊香书屋。当时的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霏清净香”，(13)为其命名的由来作了佐证。
毛泽东在这所幽雅清静的四合院里工作、生活了17个年头。1949年10月1日的下午，毛泽东就从这里出发，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在那历史性的时刻，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自操纵电钮，让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万众翘首仰望中冉冉升起。晚上，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仍沉浸在盛典的无限回味之中，久久不能平静。他激动无比地说:“刚才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以后的岁月里，菊香书屋经常聚会着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共同决策重大问题，研讨国家大事。各大行政区党政军的首长们，也经常在此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
菊香书屋的7间北房，为毛泽东的会客室、办公室和卧室。室内陈设均极为简朴。它的门开在中间，进屋是客厅，占两间，放一张四方桌，几把硬木椅和几张普通的单人沙发，三面墙前立满书柜。西边两间为藏书室。毛泽东个人藏书十分可观。50年代，他常去逛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些喜爱的书，还有专人为他购买、管理图书。读书是毛泽东的一大爱好。他的藏书，品类繁多，有线装的，有平装的，有中文的，有西文的，有社会科学的，也有自然科学的。还有史地、文学、艺术、小说和笔记等。书成了毛泽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这仅仅是他的部分藏书。东边的3间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室内的家具、书籍等视取用方便而摆放。毛泽东的生活一贯十分俭朴。他居室里的用具都是不配套的，参差不齐的。有的家具破旧了，不经他的同意，任何人不许随便更换。有一次，工作人员见他办公坐的椅子旧了，便擅自给换了一把，毛泽东批评了他。衣服、铺盖都已穿用了多年，没有他的允许，也不得更新。办公室兼卧室里，南边西窗口下放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它是这里比较象样的家具。写字台上笔、墨、纸、砚具全，摆放自然。桌前一把旧藤椅，已多处断藤。在这里多少个日日夜夜，毛泽东挥笔泼墨韵诗、题字，或伏案疾书，写下了大量的论著。南边的东窗口下放一张简朴的双人木板床。床上铺着本白布旧床单。枕芯上铺着条打了3块补丁的枕蓆。两条用了多年的补丁连缀的毛巾被随意地摊在床上。一条有29块补丁，另一条有53块补丁，连原样都难辨认了，然而却被缝补得很平整。毛泽东平时爱靠在床栏上阅文件、看书报。每次休息后，总要先阅读书刊后起床。所以，他的床多半边摆着各类书报杂志，有工作用的，有娱乐用的，随看随取。看书时，想到什么就随时记下来，或写份简单材料。为此，他的床前放一张特制的简易台子，一米见方。除去三面墙前放的书柜，室内余下不多的空间，放几张普通的沙发，几把藤椅和一张小方桌。各方面的负责同志来此请示汇报工作，或老战友、老乡亲来看望时，毛泽东便招呼他们随便就坐。人多时，就到会客厅去。有时，需决策重大问题，毛泽东就把政治局常委们请到菊香书屋。遇上夏天，炎热的夜晚，在院子里的西北角，各自搬张藤椅，围坐一圈，一边纳凉，一边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饮食上也很简单，多少年来，他常用麦片粥代替正餐，吃些简单的饭菜。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工作时，别人不得打扰，也不能让他进餐。待他工作告一段落，工作人员送去饭菜，就十分高兴。毛泽东有时也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客厅里和他同桌进餐，请他们吃家乡的辣子菜。只有节假日，毛泽东和家里人在客厅里聚餐。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遭受困难，毛泽东要求身边的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自己身体力行，带头不吃肉，减少伙食费开支，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
菊香书屋有东西房各5间。毛泽东初进住时，办公室和会客室都设在东房里。不久，全并到北房去了。西房的中间屋为通道，往西可经颐年堂的后檐去静谷。西房的北屋仍为藏书室。书架林立，直到屋顶。整齐地摆放着各类图书。西房的西屋为活动室，内有乒乓球台和其他部分体育用品。这使人想起毛泽东与徐寅生打乒乓球的那张历史性的照片。毛泽东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徐寅生则虎虎有生气。
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日理万机。他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的机会很少。菊香书屋和松寿斋只一屋之隔，他也不准孩子们来打扰。但毛泽东对孩子既严格要求又十分疼爱，工作闲暇时，只要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就了解他们的思想，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非常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为毛岸英的婚姻大事，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和儿子促膝谈心，谆谆善诱耐心开导。有一次，他的女儿在院子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被毛泽东听到了，他马上纠正女儿说，应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进一步解释道，“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共产党建立的是新中国，”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专门提出来讨论。此后，这首有名的歌曲的词也改过来了，一直唱到现在。
1966年8月，毛泽东离开了丰泽园菊香书屋，搬到怀仁堂东北面的游泳池办公和生活，直到逝世。1980到10月，中南海对中外游客开放，丰泽园菊香书屋按毛泽东居住时的原貌陈列，供中外宾客瞻仰。1957年10月28日，丰泽园菊香书屋随中南海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注]
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②《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③《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28页。
④《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⑤罗学瓒给叔祖父信1918年10月16日。毛润之即毛泽东。
⑥同⑤
⑦《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32页。
⑧《西行漫记》1979月版第126页。
⑨《新民学会通信集》。
⑩《新民学会通信集》。
(11)《西行漫记》1979年第131页。
(12)访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同志。
(13)《三海见闻录》。
毛泽东同志在北京的故居
毛泽东同志在北京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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