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小时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待长大了在外边一闯荡，知道些世道艰难，了解点人情世故，再回到生我育我的北京时，已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一切留侍追忆，所以老年人好怀旧，总想回忆过去。
就拿米市胡同说吧：在菜市口一带也是一条著名的胡同，里面有很多人和事，值得一记，一进北口不远，对着大吉巷西口街西的便宜坊，就是颇为有名的烤鸭店（那时，全聚德尚未著名）。便宜坊两开间的门脸，青条石的台阶，门口上方挂的幌子，是木条的，三寸多宽，一尺多长，黑底金字，书写菜名，下面缀以红绿绸条，当时是很别致的。烤鸭是焖炉，香酥肥嫩，颇具号召力，引得一些吃客前往，门庭若市，后来因地处偏僻，生意逐渐没落，只好迁地为良了。
再往南走，就是南海会馆，康有为曾在那里住过，这位在满清末年谋划公车上书，深得光绪赏识的名臣，一生事迹，知者甚多，不再赘言。
继续南行，就是大大有名的“潭家菜”所在地，它的对面，也就是街东，有个恒春轿子铺，当时也是赫赫有名。二、三十年代，北京城的西南角，也就是现在的宣武区，居民大多民风淳朴，守旧成风。儿女大了，嫁娶是人伦常规，那个时候，一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家儿一句话说了算。所谓包办式婚姻，双方家长看看小人儿，没有残疾，没有不良嗜好，小伙身体结实强壮，姑娘规矩大方，家底过得去，再经媒人一撮合，就算乾坤定矣。真正当事人还蒙在鼓里，彼此从未谋面，这也不算希奇事，然后经过问名、纳采、放定等过程，就谈钟鼓鸾之。碰到好日子口，轿子铺生意兴隆，真有应接不暇之势。老北京人的规矩，娶媳妇的正日子头一天，要在自家门口晾轿，头水的轿围子，刺绣精致，鲜艳夺目，与大门两边贴的大红喜字，相映成辉，附近街坊，群往围观，途为之塞。后来经过八年沦陷，百姓生活日益艰困，市面萧条。再加上流行文明结婚，青年男女为了赶时髦，老式轿娶改为马车迎聘，以致轿子铺生意一落千丈，终于关门大吉，被时代浪潮所淘汰。现在空留一个高高的圆形拱门，改为民居了。
在紧挨着恒泰轿子铺北边的一个狭窄的小巷里，曾经住过一位后来红遍大江南北、颇有名气的坤怜，那就是中华戏曲学校四块玉之一的李玉茹。那时还是“奴家整二人，生长在贫家，绿窗空寂寂，辜负貌如花”正是学戏年龄。梳着两条辫子，穿着竹布长衫，一对骨碌碌的大眼睛，透着灵气，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终成一代名伶。现在是曹禹大师的夫人。
在胡同中间路东的一个小黑门里，住的是当时小有名气的须生王少楼，给程砚秋的秋声社唱过二牌老生，灌有两张唱片，脍炙人口。一是《珠帘寨》，一是《盗魂铃》，噪音圆润，挥洒自如。只是不求精进，未能大红大紫。抗战期间，机关布景戏大行其道，他在广德楼与黄玉麟、王永昌等唱《八仙得道》，如此而已。
米市胡同西边没有一条横街，东边却有数条横胡同与果子巷相通，最北边是大吉巷，住有李砚秀、李凤翔姐弟，一唱旦，一唱武生，还住有武生世家李万春，这位从小就红，一直唱到老，扮像英挺俊俏，武功扎实边式，一出《战马超》，红遍京城。二、三十年代，堂会戏很多，当时有三大件一小件之说，不如此，就不算名贵，三大是指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一小就是李万春与兰月春（二人同堂学艺，由其父李水利教导），穿着同式样的长袍马褂，给主人一贺喜、施礼，认为无上光荣，少不得一个大红包赏下，所以把戏名《战马超》改为《两威将军》。李万春所办鸣春社科班也设立于此，培育出不少人才，给梨园行传接香火。
保安寺街住有名须主高庆奎，排过不少新编剧目。曾经红极一时，一句《斩黄袍》中的“孤王酒醉桃花宫……”街头巷尾，被人传诵学唱，可惜后来嗓子塌中，竟一字不出，其子高盛麟也是有名的杨派武生，红遍大江南北。
南端平坦胡同，东通前兵马街，里面住有名须生奚啸伯，旗人。味正音醇，字眼考究。与马连良、谭富英等名家号称马跳檀溪，名噪一时。他的孩子奚中璐是当代的名武生，武功扎实，身手矫捷，一出《挑滑车》看了令人过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