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故居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后海北沿，背依雄姿挺健的德胜门箭楼，门前水天相映，碧波涟漪，堤岸上杨柳轻飏；院内有湖水环绕，山石嶙峋；古树浓荫，芳草萋萋；小桥曲径，游廊迴折；楼堂亭榭，错落有致；鸟语花香，洋溢其间，充满着诗情画意，是一处雍容典雅的庭园。
宋庆龄故居占地两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近五千平方米。这里原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花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就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处住所，但是她以国事为重，一再逊谢。后来，周恩来总理受党和政府的委托，亲自筹划，决定藉此王府花园，精心设计改造，葺旧更新，并在原有主体建筑迤西，接檐筑瓴，新建一幢两层主楼，作为宋庆龄的住所。宋庆龄自1963年4月乔迁于此，一直工作、学习和生活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当年10月，这里被中央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同时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在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对故居进行了全面修整，保留和恢复了宋庆龄生前工作、生活起居的部分原状，筹办了“宋庆龄同志生平展览”。1982年5月29日，由邓颖超亲自揭幕，故居开始对外开放，供人们参观瞻仰。
故居里的主要建筑是清一色的灰筒瓦卷棚式顶，大部分保留着原王府花园的布局和风格。其中有:前厅“濠梁乐趣”(这里原名”益寿堂”，对面是座戏台，“濠梁乐趣”匾原挂在戏台后台的南面，前临南湖，故借用庄子《秋水》篇里知鱼之乐的典故而名。在改建宋庆龄寓所时，拆除了戏台等建筑，将此匾换在“益寿堂”上。)后厅“畅襟斋”，东厢“观花室”，西厢“听鹂轩”(因原“听鹂轩”接建主楼，而将此匾移到“畅襟斋”的东耳房上。)与新建的主楼相接。这一组前厅七间，后厅五间两进，两厢各三间的四合院，由一条蜿蜓的游廊与隔湖对立的“南楼”相连。南楼两侧的假山上，东有扇面形的“箑亭”，西有角形的“听雨屋”，左右呼应。在南湖的东北角上，一座六角攒尖顶的“恩波亭”翼然俏立在游廊当中。这些建筑上的匾额现在都完好地保留着。这不仅说明宋庆龄对祖国历史文物的爱护，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宋庆龄的爱护。在十年动乱之初，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宋庆龄是第一位重点保护对象。在那“大破四旧”的动乱年月里，有人曾鼓动冲击宋庆龄的住所，是周恩来总理挺身而出，把宋庆龄比作“国之瑰宝”，竭力保护，使宋庆龄以及她的住所免遭劫难。
这里建筑上完好保留的匾额，也是追溯这里建园历史的佐证。早在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开始在此建府造园。如今，在“畅襟斋”的后面，依旧悬挂着康熙御笔的“五峰挺秀”匾额。按照清朝的规制，皇帝为王公大臣的题字是不得私自转赠的，可见“五峰挺秀”当是明珠府第的遗物。在《啸亭续录》中记有边袖石的诗云:“平泉花木翠迥环，相国楼台占此间。鸡头池涸谁能记，渌水亭荒不可寻。”正是对明珠府第的怀叹。到乾隆年间，明珠后代成安时，权相和珅垂涎明珠的府第和家藏，勒索未成，便罗织罪名，抄没其家产，以充大内；霸占其宅园，作为和珅花园的别院。到嘉庆四年(1799年)，皇帝顒琰赐和珅自尽，将此地赐给他的兄长永瑆，是为成王府花园。同时还破例准许成王府引玉河水入园，这在清朝的北京城内，是除了皇家宫苑之外，唯一引用玉河水的王府宅园。永瑆为此建了“恩波亭”，以感皇恩。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皇帝载湉亲政，由于原太平湖的醇王府是载湉的出生地而为“潜龙邸”，不得再作王府；又值成亲王的后代因袭降爵，到毓■（左木，右肃）时已降为贝子，应交还府邸，于是，遂将此地赐给其生父奕譞改建为醇王府。“箑亭”的匾额就是奕譞所书。“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为缪嘉玉(载沣的老师)所书。“南楼”和“听雨屋”为载洵(奕譞之六子、载沣之弟)所书。因此可知，这些建筑大多是1888年以后所重修、改建或新建的。1908年，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这里又称摄政王府花园。新中国诞生后，这里收归国家所有，直到1962年才改建为宋庆龄寓所。
宋庆龄生前，“濠梁乐趣”是她的大会客厅，“畅襟斋”是她的大餐厅。宋庆龄在这里曾多次与国家领导人共同商议国家大事；曾多次会见和宴请过许多国外贵宾、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大会客厅也曾作为放映电影、或举行舞会的场所。现在，这里是“宋庆龄同志生平展览”的展厅。
“宋庆龄生平展览”展出和陈列着历史照片近400幅，珍贵的文物300多件。这些文物和图片资料，向人们展示了宋庆龄伟大光荣一生和丰功伟绩。她从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先生开始献身革命起，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矢志不改，威武不屈，富贵不移，不断进取，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文教福利事业，为祖国的统一事业，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殚精竭力，奋斗不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展厅的序厅，迎门竖立一幅两米多高的宋庆龄半身像，像前摆着鲜花和松柏，显得宋庆龄更加俊美和庄重。来访的人们无不为之敬仰。这张照片是1956年，宋庆龄收到了刚刚出版的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迹线装本的时候，非常高兴，特意双手揽着这本心爱的书拍摄的。
走进展厅，对面是宋庆龄和孙中山并肩站立的巨幅绒绣，即他们在日本结婚后的合影。展厅里按年代顺序展示了宋庆龄的生平事迹。
宋庆龄祖籍海南岛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诞生于上海一个富裕而又开明的家庭。父亲宋嘉树(字耀如)，早年飘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随后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支持者和战友。母亲倪桂珍也是中国较早接受西方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他们先后把六个子女(蔼龄、庆龄、美龄、子文、子良、子安)送到美国留学，旨在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改造和建设祖国的人才，宋庆龄是其中的佼佼者。1907年，十五岁的宋庆龄同姐姐蔼龄、妹妹美龄一起，远涉重洋，赴美求学。1909年，她们考入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读书。宋庆龄于1913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她在留学期间，敏而好学，温文尔雅，表现了中国青年的聪明才智。她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歌颂现代中国妇女，关心祖国的命运，热情欢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展厅里陈列着宋庆龄父母的照片和宋氏全家的合影；陈列着宋氏三姐妹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宋庆龄的三篇文章，以及美国朋友送来的绘有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景的瓷盘等。
宋庆龄毕业后，满怀革命理想，毅然回国投身革命，在归国途经日本时，她见到了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随即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后，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果断地从上海的家庭出走，重返日本，于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宋庆龄漠视名利、权势和阔绰的家庭生活，而甘心情愿为孙中山分担流亡之苦。她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为求中国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运动。在反袁斗争、出师北伐、反对军阀陈炯明的叛变，以及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斗争中，她一直忠实地与孙中山一起，在长期流亡和艰苦动荡的战斗生活里患难与共。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当叛军包围并炮轰总统府和孙中山住所的紧急关头，孙中山要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宋庆龄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让孙中山安全撤离，自己留下来吸引敌人火力，然后几经危难才死里逃生，旋于永丰舰上与孙中山会合，脱离险境。
1924年年底，宋庆龄随同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而北上，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她始终陪伴着孙中山。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昼夜守候在病榻旁。孙中山签署遗嘱时，是宋庆龄把着他的手签的名。那支签字的钢笔已成为故居的珍贵藏品。
展厅里，陈列着经宋庆龄鉴定为“此系真品”的她与孙中山结婚的“誓约书”；孙中山和宋庆龄当年佩戴的手枪，用过的手杖和袖珍望远镜；还有宋庆龄率领红十字会会员随从孙中山到韶关督师北伐的照片；孙中山和宋庆龄为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在永丰舰上与官兵一起的合影；孙中山等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图片；黄浦军校开学典礼照片；以及孙中山应邀北上的二十余幅图片。这些都再现了宋庆龄跟随孙中山奔走国内外，辗转祖国南北的情景。
一幅宋庆龄坐在一架单螺旋桨老式飞机上的照片，以及这架飞机的模型，常引起人们的兴趣。那是在1923年7月的一天，在广州大沙头机场，宋庆龄陪同孙中山观看这架由杨仙逸等中国人自行组装的第一架飞机试飞，宋庆龄勇敢地登机参加试飞表演，当场欢声震动，之后就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罗莎蒙德”(ROSA MOND)为这架飞机命名。
展柜里还陈列一些宋庆龄的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精美的钻石胸针，五彩瓷咖啡具，绣有“百子吉庆有余”图案的软缎被面等。这说明母亲是非常痛爱她的，尽管家人在起初不支持这桩婚事，但在婚后，母亲率先送给庆龄许多礼物表示祝贺。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内背叛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革命群众。一时间，在神州大地上，乌云密布，血雨腥风，高涨的革命形势跌落到了低潮。就在这严峻的历史时刻，宋庆龄大义凛然，当即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宁汉合流”决裂，“暂时引退”。同年8月，宋庆龄为了表示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决心，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赴苏联访问。其间，她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声明、文章和演说，高举起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帜，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宋庆龄在访问苏联和旅居欧洲期间，还积极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在1927年12月于比利时和1929年8月于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仍坚持不与蒋介石政权同流合污。她在对戴季陶的谈话中，严词拒绝要她赴南京做官时说:“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了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并针对当局极力压制她的正义呼声的企图，无所畏惧地宣告:“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这次谈话的笔记陈列在展厅里。
这里还展出有:宋庆龄和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邓演达、宋子文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代表的合影；宋庆龄和何香凝、毛泽东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委员签名的声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宣言；宋庆龄在抵达莫斯科时受到热烈地欢迎等等珍贵的照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再度从欧洲回国，在上海无情地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对内镇压爱国人士，对日妥协的消极抵抗政策，高度评价十九路军在上海顽强抗日的爱国行动，不遗余力地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把保卫人民的正当爱国权利，营救被捕的革命人士的斗争作为主要任务。她以自己崇高的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各种形式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许德珩、邓中夏、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丁玲等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在营救陈赓时，宋庆龄亲自去南京当面指责蒋介石说:“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说得蒋介石哑口无言，不得已才放了陈赓。
宋庆龄在长期斗争中同鲁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展厅里陈列着一封宋庆龄在鲁迅病重时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当鲁迅病逝的时候，宋庆龄非常悲痛，亲自主持办理了鲁迅的丧事。
在营救“七君子”(李公朴、王造时、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史良)时，宋庆龄和何香凝等救国会的成员发动了“救国入狱”的斗争。宋庆龄说:“如果爱国有罪，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亲自到苏州法院去自请入狱，使当局狼狈不堪。
1933年9月，宋庆龄在阴霾笼罩下的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她曾亲自去码头迎接国外来的代表。
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为促成统一战线的实现而竭力奋斗。“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她把支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1938年6月，她邀集宋子文、克拉克、艾培、法朗斯、爱泼斯坦、廖承志、廖梦醒等中外人士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药救济和儿童的福利工作。她通过各种途径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还利用自己特殊的影响，并通过精心安排，冲破重重封锁，把从许多国家和爱国华侨那里募集的资金、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运往抗日根据地。
展厅里陈列一台X光透视机，就是当年华侨集资购买，捐给“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知道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很需要一台X光机和其它物资。为此，她在重庆会见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使他同意用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盟”向延安等解放区运送救济物资。在运这台X光机时，飞机舱门小，装不进去，又特别改装了舱门才运去的。
宋庆龄广泛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马海德、米勒、巴苏华、布朗等许多记者和著名医生，都是经宋庆龄的介绍和安排才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先后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斯诺访问陕北而撰写的《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介绍了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影响很大。
1941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他们发动“皖南事变”。是年12月，宋庆龄由于坚持“保盟”的工作，直到香港沦陷前六小时，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到重庆后，她不顾处境的险恶，继续“保盟”的领导工作。还对在政治上与她分道扬镖的亲属做了大量有利于团结的工作。展厅里陈列有好几幅宋氏三姐妹慰劳抗日将士，慰问伤病员，视察儿童保育院的照片。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一心向往和平建国，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等福利事业。当蒋介石重新发动内战时，她身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却力排万难，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运往解放区，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为缔造新中国建立了特殊的功绩。展厅里有一幅图表，介绍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他的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从1938年至1948年间，在八个解放区资助建立了八所国际和平医院，四十二个分院，一万一千八百多床位，还组建了几十个巡回医疗队，为当时拥有一亿四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军民服务。这一时期，宋庆龄在上海创办了三个儿童福利站和一大批专为贫苦儿童开办的幼儿识字班。她还经常到识字班检查工作，教孩子们识字读书。她已经着手建设新中国的准备工作，迎接全国的解放。
展厅里还陈列着丰富的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展现了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卓著功绩。
展厅里陈列着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来北京共商国是的亲笔信。1949年9月，宋庆龄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邓颖超陪同离沪赴京，参加了第一届新政协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在会上的讲活中指出:“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的和平。”她言行一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一如既往，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经常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筹划建国大计方针，在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宋庆龄谦虚正直，平易近人，不辞辛苦地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各方面、各层次人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和全国各族人民心连心。
她热心并毕生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和儿童福利事业，长期领导“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她在一至四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从1951年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直至逝世。1951年，她将自己荣获的“加强国际和平”奖的全部奖金捐赠给中国福利会，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笔奖金的汇款单就陈列在展厅里。汇款单的背面有宋庆龄亲笔的捐赠批示。宋庆龄还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福利会的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以及《儿童时代》杂志等各项儿童福利事业。这里还展出许多宋庆龄与少年儿童一起欢度节日的照片；宋庆龄为少年儿童的题词，以及很多孩子们为送给宋奶奶而精心制作的礼物。宋庆龄无愧为孩子们最慈爱的祖母，无愧为中国妇女的杰出领袖，无愧为国际上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宋庆龄还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保卫世界和平，增进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多次组织和参加国际性的保卫世界和平的会议和工作。她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家，维护和推进亚洲和世界和平，促进我国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用七种文字印刷，发行到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她还经常为《中国建设》撰文，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传播中国人民的伟大声音。
在展厅里，陈列着宋庆龄出国访问时穿过的衣服，带过的各种手提包；陈列着各国送给她的礼物，有印度的木雕人物，有巴基斯坦卡拉奇市的“金钥匙”，达卡大学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证书；有缅甸的银器等珍贵的礼品。还陈列着1981年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的证书和博士服，这是该学府第一次向外国授予这样的学位，这也是宋庆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展厅里还陈列着一套绣服。这是宋庆龄的母亲结婚时的礼服。宋庆龄曾把它作为怀念母亲的纪念品而珍藏着。抗战胜利后，当宋庆龄得知曾在抗日战争中支持中国革命的美籍日本朋友有吉幸治等人，在美国遭到迫害而被捕入狱的消息，就把这套珍藏了三十多年的绣服送给有吉幸治的亲属去变卖，以资营救。但是，有吉幸治的夫人更珍视宋庆龄的高尚情谊，舍不得变卖而精心收藏。在宋庆龄逝世后，有吉幸治的儿子小有吉幸治在美国一家电视台展示了这套绣服，以表示对宋庆龄的悼念。美国的古董商闻讯后竞相出重金收买。可是小有吉幸治丝毫不为之所动，他把友谊看得高于一切，毅然在1982年来华访问期间将这套绣服送还中国。在这套绣服的漫长经历中，凝结着宋庆龄对父母的爱，凝结着宋庆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更凝结着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宋庆龄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故旧友朋和海外侨胞，关怀台湾的前途，殷切期待国共两党再度和谈，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
宋庆龄对身边工作的人员，无不关怀备至。凡是在她身边工作过，对革命做出贡献的人，她是从不忘怀的。她待人胸怀坦荡，正直不阿，又特别看重友情。展厅里有这样两件文物:一件是宋庆龄在“文革”初期，为路易·艾黎写了一封证明信。信中写道:“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宋庆龄当时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上海，她父母的墓地曾遭到歹徒的破坏，但是，她更关心象艾黎这样的中国朋友，为艾黎书写了权威的证词。另一件是宋庆龄与李燕娥在1980年的合影。李燕娥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是宋庆龄的服务员，她从1928年年仅十六岁时就来到宋庆龄身边，直到1981年1月去世。她们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正如李燕娥经常对人们讲的:“老说民主民主，我看最讲民主、最讲平等的是夫人。我虽然叫她夫人，可她比我哪个亲人都亲。我虽然是个保姆，可夫人对我象姐妹一样平等，一样亲。”李燕娥去世后，宋庆龄亲笔给秘书写了指示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指示中同时也明确安排了自己的后事，说:“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这表现了宋庆龄毫无等级观念，甘做人民的公仆。她不葬在中山陵，不借助孙中山的名望、地位来提高自己，这是多么高尚的思想境界，而且要葬在自己父母的身边，这又是无声的召唤，召唤自己的姐妹兄弟不要忘了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也是宋庆龄渴望祖国统一的遗愿。
在展览的最后部分，展示了宋庆龄伟大光荣一生的光辉的最后一页。她在病重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她的亲朋好友纷纷来探望她。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连续发布了十一号宋庆龄病情公告。各种慰问信、慰问电和献医献药的函件象雪片似的从国内外飞来。
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在主楼的卧室里长眠了。党和国家为她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并根据她的遗言，将她的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
“宋庆龄的名字，象征着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七十年革命的历程。”(邓颖超语)“宋庆龄同志生平展览”是学习和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生动课堂。她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她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发上进。
在故居的主楼里，一楼的小会客厅、小餐厅，二楼的卧室兼办公室和书房，室内的主要陈设仍保持着宋庆龄生前的原状。
小会客厅和小餐厅，是宋庆龄接待和宴请外国政府首脑，以及她最亲密的朋友的场所。小会客厅的东墙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像，像前终年放着鲜花。这幅孙中山像是宋庆龄亲自选定的。她每次会见客人，总是坐在孙中山像前南侧的沙发上，把正位留给客人。这一来表示她对孙中山的崇敬和忠诚，二来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十年动乱期间，一些老干部刚刚得到解放，都来看望她，其中有邓小平和卓琳同志，彭真和张洁清同志等，宋庆龄都是坐在这里和他们促膝交谈。她还在这里会见过李宗仁夫妇，会见过宫崎世民、西园寺公一等日本朋友，会见过格兰尼奇、罗森夫妇等美国朋友。如今，这里还播放宋庆龄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的录音。在小餐厅的东墙上挂着周恩来的油画像，这是在周恩来逝世后，宋庆龄要求画的，并指定挂在这里，为了让来宾在就餐时能够看到他，想念他。宋庆龄在这里设宴款待过斯诺、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艾黎、马海德等许多国际友人。宋庆龄的朋友遍天下。
在卧室内布置着一些简朴的家具。一张普通的床，在床头柜的玻璃板下压着孙中山为培元中学的题词“共进大同”的照片。一个梳妆台和一个大衣柜放在床的两侧；几个小书架上摆满了她经常翻阅的书刊；北墙前放置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墙壁上挂着几幅外国朋友赠送的绘画；在床头的西墙上挂着一幅刺绣的“安多利恒花”，这是宋庆龄根据美中友协夏威夷主席有吉幸治所赠送的鲜花描绘设计，由工作人员绣制的。宋庆龄特别喜爱这种花，把它看成忠诚和友谊、幸福和吉祥的象征。她更喜爱这幅刺绣，因为它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卧室里有一张极平常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宋庆龄日常办公用的书籍、文件、纸笔和老花镜。十八年的日日夜夜，她不知在这里批阅了多少文件，书写了多少文章和信函，题写了多少题词，鼓励千千万万青少年健康成长。“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忧国忧民，心情沉重，苦思不解，就是在这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由于她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爱好，酷爱音乐和美术，工作和学习之余，她经常欣赏《黄河》交响乐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也时常弹奏贝多芬的乐曲，描绘各色各样的鲜花，借以排忧解愁。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恢复了国内外的活动和工作，她以更充沛的精力和忘我的激情，加倍紧张地工作。直到5月12日清早，她应邹韬奋纪念馆的要求，移动着重病的身躯，艰难地来到办公桌前，用颤抖的手题写了两份“韬奋手迹”，以供选用。之后，她愉快地说:“我现在放心了。”完成了她应允的最后一幅题字。
在书房里，宋庆龄生前的藏书和杂志，依然摆放在书架上。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是她多年来经常使用的，仍然放在书桌上。在东墙的中间挂着一幅拓片，是由宋庆龄撰文、何香凝书写的为武昌九女墩所题的“无名烈士”碑文。拓片的右侧挂着鲁迅手书的一首诗，其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早已是有口皆碑的名句。西墙上挂着苏加诺赠送的印度尼西亚名画。就在这间书房里，宋庆龄经常用打字机用英文打印文稿，手指上磨出了老茧。
走出主楼的西门往北，在后湖的岸边有一个鸽子房。那里如同宋庆龄生前一样，仍然饲养着欢乐的鸽群。它们有的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有的栖在树枝上，有的在草坪和路旁觅食，过往的观众也惊动不了它们，使故居更增添了自由、和平的气氛。
宋庆龄喜爱花草和树木，因为她把少年儿童看作祖国的花朵和树苗。她在生前最后的一篇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中亲切地对小朋友们说:“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起你们，我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象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宋庆龄就是用这种善良的慈母之心爱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院里有一架龙眼葡萄和十颗盆栽石榴，都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刚刚来到北京之后种植的。她几次迁居，迁到那里就把它们移到那里。每逢中秋和国庆节，她经常亲自采摘，招待亲朋来客，还要挑选又红又大的石榴分送给邓颖超、康克清、艾黎、马海德等亲密的朋友。
在主楼的一些主要房间里边，一年四季都有鲜艳的花朵和长青的花草。在主楼的前边，有一排宋庆龄所钟爱的各色月季花，散发着沁人的芬芳。在主楼与南湖之间，有一片开阔的草坪。草坪周围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花木盆景，不少是国家领导人、中外朋友送的，其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送的石榴树，陈毅送的榕树、廖承志送的凤尾葵、傅作义送的腊梅、斯诺送的梅花等等。在草坪里，有棵古老的国槐，主干的围长3.5米，是原王府花园的古树，树冠阔如巨伞，枝垂匐地，浓荫蔽天。宋庆龄常在楼上临窗眺望，看它象一只回首展翅欲飞的凤凰，就形象地称之为“凤凰”。
在南湖西边的小桥旁，在一块刻有“岁岁平安”四个大字的太湖石的后面，有一棵不大的马尾松。这棵松树是宋庆龄迁来此居的第一年年底，为在圣诞节招待外国朋友和孩子们，派人从西山苗圃选来用作圣诞树。翌年早春，宋庆龄就让植在这里，还时常关心它的成长。在西山的南面，还有一棵宋庆龄很喜欢的石榴桩。这棵老石榴原是清朝皇宫的遗物，种植在明代的紫砂盆里，已有二百多岁了，却显得老当益壮，被誉为“国宝盆景”，人们也称颂它是“老寿星。”
由于宋庆龄的关怀和园林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满园的古树和新苗，花卉和盆景，都得以茁壮地成长。据一些园林专家说，象这里能保存这么多这么好的高柳古榆的地方，在北京是少有的。在这里，逢春是嫩芽争萌，百花吐艳；入夏是浓荫含幽，层层叠翠；金秋是瓜果满园，硕果累累；隆冬是松柏戴雪，千树银花，春夏秋冬都洋溢着迷人的风采，使人留连忘返。
中国有句古语:“触景生情，见物思人。”在宋庆龄故居里，到处都能感受到宋庆龄的精神和品格，到处都仿佛看到了宋庆龄那端庄大方的仪容，好象宋庆龄就在你的身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