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担任巡警厅厅丞时，谋划设立公安消防布局，首创了北京警察的市政基础建设；担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期间修筑的津浦铁路，现在仍然是我国运输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他避居天津时出任濒临倒闭的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长、总经理，通过扩充资本、技术改造，使该矿一跃成为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他在上海创建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首家以民族资本兴办的远洋轮船公司，解放后，有9条轮船滞留于香港，经他号召毅然起义，成为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基础力量。
正阳门俗称前门，是明清两代内城的正门，虽规模宏大，却因为四周店铺林立、街道狭窄而使交通严重受阻。1914年，朱启钤担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决定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由于谋划得当，当年年底工程便全部完工。现在正阳门箭楼中西合璧的独特建筑风格，就是那时的成果。该工程打通了京城的东西中轴线，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建设基础。他还主持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建造了拱形街门，成为东、西长安街上独特的景致。
兴建北京的第一家公园——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是朱启钤又一造福后人的善举。他对园中的千年古柏逐一登记造册，安排妥善管理。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就改造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征求朱启钤的意见。他提出广场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特别予以保护，尤其天安门西侧的华表在庚子年间曾因战火受损，更要注意；广场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可能不要拆等等。建议基本都被采纳，三座门也是后来为拓宽道路才予以迁移的。
1919年他发起成立北戴河地方自治公益会，自任会长，通过聚义募捐筹集经费，用于筑路修桥、整修古迹、植树绿化、兴办教育、开设医院，不仅有效抵制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野心，还极大促进了北戴河旅游事业的发展。当时西方人主办的《邮报》也称赞他“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
1919年应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所邀，担任南北和谈的北方总代表，路过南京时于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古籍《营造法式》的手抄本。朱启钤大为惊喜，如获至宝，立即主持刊印发行，这本宝书给了他很大启发，由此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该社是中国最早研究建筑科学的学术团体，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粱启超之子)曾为该社研究员。中国营造学社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建筑方面的专业著作，并对国内许多古代建筑进行实地考察，为我国古建筑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1931年，朱启钤和女婿朱光沐合资买下北京东城区赵堂子胡同的一处宅子，他亲自设计督造，完全按照《营造法式》的方法进行建筑，所聘请的木工、彩画工都是参加过故宫施工的老工匠。建成后，前半部分为营造学社使用，后半部分为朱氏眷属居住。日寇统治北京期间曾再三威逼他出来担任伪职，他推托有病拒绝出任。日本人就借口住在赵堂子胡同的大汉奸王克敏需要加强警戒，强迫朱启钤搬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受大员认为他家宅地下埋有珠宝，竟将所有地板撬开搜寻，一无所获才发还朱家，但后来又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马汉三占用过一段时间。
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启钤寓居上海，他的挚友章士钊来北京参加国共和谈时，周恩来总理托章士钊劝他留在大陆，不要去香港或台湾。上海解放后，周总理特地派朱启钤的外孙章文晋把他接到北京，住在东四八条的住宅中。朱启钤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及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兼古建筑修整所顾问。
朱启钤的这处故居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宅院的大门远高出胡同路面，左右两座石墩把门，颇有气势。院内建筑风格甚为特殊：一条长廊将东西八个院落分成两部分，又联合结为一体。这八个院落自成格局，屋外均有回廊环绕，用料考究，工艺精细。廊子西面的各进院子，主要是供居住的生活用房，都是由北侧的正房、西厢房及南面前一进院子的正房形成三面环绕之势，加上东面的廊子，形成独立的空间，既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又不等同于普通的四合院。廊子东面的房屋主要是厅房，较为高大，据说第三进院子还有地下室。刚解放时有人误以为东堂子的房屋属于“敌产”，曾经予以没收。周总理知道后，决定支付房款，但朱启钤自愿将其捐给国家，先是作为外交部招待所，后来又成为职工宿舍。如今院内居住着数十户人家，颇显杂乱，但仍可依稀看出当年的气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