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四百二十六年前冬十月的第一天、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京城上空乌云密布，一位年仅四十、铮铮铁骨硬汉被权倾一时、祸国殃民的权相严嵩罗织罪名杀害于西市，他就是明朝著名的直谏名臣杨继盛。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人们尊称他为椒山先生，明朝赐谥忠愍，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河北徐水容城镇)人。他年幼丧母，家境贫寒，终日放牧。但读书刻苦勤奋，根底扎实，学业优异，在国子监深造期间，受到祭酒徐阶的赏识。嘉靖二十六年他三十二岁时中进士，授官南京吏部主事。在南京曾向学识渊博的兵部尚书韩邦奇学习音律知识，一时名声大振，很快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并举家迁居京师。
廉正为官 直谏勇士
杨继盛于嘉靖三十年(1551)迁居北京达智桥(据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此地当时为宣北坊接待寺东南；乾隆京城图上名为松筠庵)。那时正值北方俺答挥师东侵，围攻北京，京师告急，执政的严嵩不但不采取抵抗行动，反而认为“寇饱自扬去”①。嘉靖皇帝竟委派贪生怕死、只求保全禄位的咸宁侯仇鸾为平掳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企图依靠他击退入侵之敌。事实上，仇鸾早在出镇大同、俺答寇边时，为避战计、通俺答义子脱脱，约定母犯大同，允许通市，并赂金银军器。及至俺答进犯京师时，他根本不想抵抗，于是上疏主张与其通贡，向他们购置马匹，以为他们从卖马中获取了厚利，自然就会不对明朝入掠，与严嵩主张如出一辙。当时受到一部分只求苟且偷安的臣僚们的支持，而一味求长生不老、顽固昏庸的嘉靖帝也赞同这种卖国投降的行径。但杨继盛如同当年于谦捍卫京师一样痛斥这些奸佞之辈，认为“有辱国体”，不顾自己势单力薄、上疏弹劾仇鸾妥协投降的主张，极陈其不可，申明“十不可，五谬”②，坚决主张采取抵抗。为此，仇鸾对他怀恨在心，极尽诬陷之能事，他挥臂詈曰:“登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③。执政者将其投入狱中。出狱后被贬任陕西临洮府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典史。任职期间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后俺答数败违约入寇，鸾奸露，遂伏诛，被戮尸。这时嘉靖帝才又想起杨继盛之忠言，下旨从提升他为诸城县知县。月余后调南京户部主事，三日后迁刑部员外郎，后改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达“一岁四迁”④。严嵩也乘机想利用杨继盛为他效力。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他抵京赴任，仍旧住在他的原宅——达智桥胡同。此时，虽然仇鸾已被戮尸，但有明一代能在内阁担任首辅达十五年、狡诈陷媚、残忍专横、迫害忠良的奸臣严嵩正独揽大权。凡弹劾其罪孳者皆遭灭顶之灾，杨继盛“恶嵩甚于鸾”⑤刚到任一个月，就要上书弹劾严嵩，夫人张氏和亲友多方规劝不要再冒风险，但他冒死上《请诛贼臣疏》、要“为百姓兴利除害，虽丛怨冒罪亦有可不暇顾”，弹劾其“十大罪、五奸”⑥，并要求早加诛戮，以清朝政。疏入，嘉靖帝大怒，认为继盛之所为，是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再次将他下诏狱。因上疏中提到满朝官员畏惧严嵩专横，并请嘉靖帝向祐、景二王和诸臣询问确否。世宗问他为何要牵连二王，他答“不是二王，谁不害怕严嵩”，故被投进特别监狱，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严嵩死党刑部侍郎王学益遵照严嵩密令，要诈传亲王令旨处杨以绞刑，遭刑部郎中史朝宾的抵制，严嵩迁怒于史，将其贬为泰州通判，令刑部尚书何鳌判处继盛死刑。但此时世宗无立即处死他的意思。于是严嵩对设法营救继盛的义士亦不放过，并想利用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受诬陷入狱朝审时，将杨继盛的名字一并附上呈批。面对严酷现实，继盛早已将死置之度外，在狱中拒绝别人赠送的中药蚒蛇胆，从容不迫地为子留书，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的气概。临刑时，口占一绝:“浩然还大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成为千古绝唱，被“天下相与涕泣传颂之”⑦。其夫人在他被害前曾伏阙上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严嵩扣压不上奏。同日，她自缢殉夫。杨继盛从第一次举家迁居达智桥，被奸臣迫害离开，返京后仍居于此，直至被杀害。这时人去屋空，满门忠烈，令人敬佩。
浩气长存 忠魂犹在
松筠庵的前身是廉洁清正的杨氏寓宅。杨氏夫妇遇难后，庵内“不祀佛，塑幞头神像，相沿为城隍神”⑧，属京师名刹长椿寺管辖。
在杨继盛被害后七年，严嵩罪恶败露，罢官而死。1567年，朱载垕继承皇位，为死难忠臣昭雪，恤直谏诸臣，杨继盛名列第一，被追赠中顺大夫，太常少卿，■（左讠，左盆）忠愍。在其故乡容城、保定等地先后建“旌忠祠”，以表彰他的气节。到了清代，人们依旧对其忠烈十分景仰。先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给谏杨寿楠和都谏李融视察城畿时，访得松筠庵原本是杨继盛故居，于是宗丞曹学敏、司寇胡季堂、阮葵生、侍御郑澂等“会诸僚友，醵金立祠”。从此对其故居进行过多次整修与扩建，并勒石铭记。从《乾隆京城全图》上可见到当时院落的布局。整修中寓宅内大堂改为祭祀他的祠堂，称“景贤堂”。祠堂座南朝北，前有山门，门额为曹学敏题“杨椒山先生故宅”七字。东北角门嵌“松筠庵”三字石额。山门后经过一个院落可抵景贤堂；堂檐下悬“景贤堂”木匾，内正面挂杨继盛画像、立牌位。堂外置祭祀用的铁香炉。堂南后堂三间改作祭祀杨夫人张氏的处所，内供牌位，在墙上镶嵌着她请代夫诛的奏稿刻石。此外为厢房和花园。园中有他的书房和手植古槐，整座院落显得“地甚湫隘”⑨，足见其为官之清廉。清嘉庆二年(1797)时，在“景贤堂”内置杨继盛古衣冠彩塑像一尊，代替了原画像。道光二十七年(1841)松筠庵住持僧心泉募捐修整松筠庵，主要扩建了当年杨继盛书写弹劾严嵩奏疏的书房，易面阔三间为五间，增进深至两间，内部宽敞，可作为容纳百人以上的大堂，称为“谏草堂”。何绍基为该堂篆书匾额。还整修了堂前堂后的花园、假山，使院内花木扶苏、肃穆深邃。次年，在堂西南侧建八角攒尖顶“谏草堂”一座。经过此次修葺，松筠庵面貌焕然一新。
在修葺的同时，还先后镌刻了多方碑碣刻石。一方面纪事，同时也在字里行间表达了人们对杨继盛的景仰和深切怀念。据目前可访得的金石拓片有⑩:
1.清嘉庆二年(1797)八月立，胡季堂撰文、刘墉书丹“杨忠愍公塑像纪事碑”(景贤堂外立)。
2.清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立，曹学敏撰文、陈希祖书丹“杨忠愍公故宅记”(景贤堂外立)。
3.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摹刻“杨忠愍公临米之章议十八侯铭”(嵌于景贤堂西墙)。后附王文治等题跋五则和李宗昉纪事一则(嵌于景贤堂东墙)。
4.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受之临杨继盛弹劾仇严谏草稿”八幅。尾刻宋荦、钱阵群、李光庭、僧明基等人题跋四幅(嵌于谏草堂东西墙)。
5.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科道公捐松筠庵祀典记”碑，碑末附制定祭祀条规。
6.清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藻摹刻卧碑二石“杨忠愍公手书遗嘱”附题跋(已被宣武区文物主管部门移地保护)。
7.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万撰文、胡景桂书丹“重修松筠庵景贤堂记”(立于景贤堂)。
8.宣统二年(1910)重刻“松筠庵条规”五条(嵌于景贤堂后墙)。
9.1918年“明杨椒山先生狱中手植榆树题名”。
这座一代忠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其后日益被士大夫们敬慕，经常在此集会，或议论时政，或吟诗游宴，从清朝至民国年间在此还成立过慈善机构、助账局、平■（上山，下米）局等，救济河北及其它地方的灾民。但最值得一书的则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就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30在谏草堂内奋笔疾书而成的。从此松筠庵的名字更被人们注目，永载史册。
今日经历了400余年历史沧桑的达智桥胡同旧名、杨氏寓宅的基本格局、部分建筑依然存在。但是，十年动乱中，这里也不能幸免被洗劫。其中杨椒山彩塑像被砸毁，香炉，祭器及石碑“杨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景贤堂”、“谏草堂”等匾额亦被毁。只有原嵌在景贤堂和谏草堂墙壁上的刻石幸免于难。院内花园，假山被平毁。谏草堂和回廊改作住房。院内大部房屋改为宿舍。为使这处重要文物不被淹没，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5月24日将其列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愿不久的将来，这里能成为人们参观、学习和纪念的地方。 [后注1]
①《明史》卷204《丁汝夔传》 [后注2]
②《明史》卷97《杨继盛传》
③《明史》卷97《杨继盛传》
④《明史》卷97《杨继盛传》
⑤《明史》卷97《杨继盛传》
⑥《明史》卷97《杨继盛传》 [后注3]
⑦《明史》卷97《杨继盛传》
⑧戴璐《藤荫杂记》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 [后注4]
⑨昭梿“啸亭朵录”卷9
⑩1-9北京图书馆芷金石拓片
杨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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