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记叙的街头艺人，相当一部分是农村破产的农民，他们被生活所迫，学得一技，赖以为生；还有一部分失明的残疾人，别无他技，靠卖唱为生；他们流浪街头，所得甚微，仅能糊口而已。如遇雨雪季节则更为艰难。他们当中有单独一人走街串巷，也有几个人组成的小集体，形成了老北京城街头的贫苦艺人队伍，在那时的北京大街小巷中时时可见。
耍耗子
当今的青年人一看这个题目，可能认为是笑谈，可是五十多年前在北京街巷中确实存在驯鼠艺人。那时我们都叫他们“耍耗子的”。《明清风物百图》中，就有耍耗子的民俗图。
艺人身背一只小木箱，箱内装着驯过的小白老鼠和应用的道具，吹着唢呐沿街卖艺。孩子们听到唢呐声，便知道是耍耗子的来了。蜂涌似的往门外跑。艺人看到有相当数量的小观众，场地也合适，便演一场。如果吹了会儿子唢呐，街上没什么人，他便转道而去，这是孩子们最扫兴的事了。
演出时，艺人打开木箱，将一块一米见方的厚粗布铺在地面，在布的左边，将一根镶有铁钎子的木棍钉入地面，木棍的顶端装一个木制的刷白漆的佛塔，塔肚上有一个两面可通的小圆洞，塔下约三十公分处，几根与立棍交叉的平行成“米”字形的木棍，插在一起，每根棍的一端，装有各样的道具，如西瓜、桃、金蟾、鱼，以及小线吊着的木桶等等，这些都是木制的，涂有相应的彩色油漆，做工很精细。在佛塔顶上，装着一个平顶的小伞，而且能够转动。与立棍交叉的横棍一端系上两个小软梯，那软梯像火柴棍排在一起，用线拴得很牢固，另一端与地面相接，形成一定的坡度。
艺人准备妥当，又敲了一阵锣，希望招来更多的人，只见艺人在箱内取出一个个小木匣，拉开匣盖，请出一个个“演员”——小白老鼠，放在软梯前。艺人边唱边念，边打着锣。所唱的内容，都是与道具模型相应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如《白蛇传》、《刘全进瓜》、《白猿偷桃》、《李三娘打水》、《刘海戏金蟾》、《姜太公钓鱼》等等。那艺人唱的民间小调煞是好听:“云蒙山倒有一个水帘洞，洞在高山，洞里有仙……”。那一只只小白老鼠，按照艺人所唱的故事，各自爬到那模型前，钻进洞内，一动也不动。当时我很纳闷儿，那几个小白耗子怎么那样听话?最使人惊奇的是，那一只小白老鼠爬到吊有小木桶的一端，按照艺人所唱的“李三娘打水”的故事，用两只前爪，抓住吊桶的细绳，晃动晃动，表示打水。每当演到这里，孩子们都惊呼不已。最后一个节目是艺人将一只小白老鼠放到平顶伞上面，老鼠在原地不动跑起来，那伞自然很快地转动起来，伞边缀着一串小铜铃，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观众赞叹不已，孩子们像起哄一样，拍着手“噢！——”，这就是演出结束的标志。使人久久不能忘记的是，当一只小白老鼠，走错了路，爬到已有别的老鼠占据的地方，孩子们便大声喊:“走错喽！”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了。
听大人们讲，白耗子通人性，艺人需下很大的功夫才能驯出来。孩子们当中有人说:“赶明儿我也逮几个耗子，教给它们耍玩艺儿，准比他们耍得好！”另一个孩子说:“不行，咱们家的灰耗子，见人就跑，还咬人哪！非得白耗子才行哪！”
耍耗子演出一场，约半小时，演出当中还插两次“打”钱。您有零钱就给几个，谁混碗饭吃也不容易。看完了溜之大吉，北京人管这个叫做“看蹭儿”。
耍猴
那时耍猴的艺人和现在影视中出现的有所不同。艺人肩扛一根有拳头粗细、约三米长的毛竹筒，在距尖端一米处，绑一根约一米长的横竿，横竿的两端吊一根粗麻绳，拴到竖竿的顶端，自然成了“伞”字形，另背一只木箱，箱上坐一只小猴，瞪大两眼东张西望，艺人还牵一只哈叭狗。一路行来一路筛锣。表演的节目有后空翻、倒立行走、钻罗圈、骑狗、狗拉猴车、猴拉车等。小猴身穿一件红坎肩儿。在所有的节目中，以猴戴面具最吸引人了。艺人打着锣，牵着小猴，绕场一周，念念有词，半唱半说地演唱民间故事。小猴走到木箱前，打开木箱，拿出一顶盔头，像戏曲舞台上帝王将相所戴的盔头一模一样，做工极精巧，只是尺寸小了许多。艺人根据小猴戴的盔头样式，唱出不同的故事。如果小猴戴顶八棱倒缨盔(戏曲中叫“八面威”)，双手握住一根棍的两端，将棍横放在颈后，艺人就唱“负荆请罪”的故事，那面具很似戏曲中的脸谱。小猴走到箱前，拿出一个面具，往脸上一扣，其实它根本不会戴，在脸盔嘴部里面有一根横棍，小猴用嘴咬住那横棍，两只眼透过两个小孔。最使人发笑的是有时猴子将脸盔戴颠倒了，那假脸的下颏向上，猴子的脸还露在外面，眼睛一眨一眨，东张西望，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那盔头在一场里要摘戴多次，所以老北京有句俏皮话:猴的帽子——戴不坏，摘坏了。它比喻一个物件还没派上正经用场，便折腾坏了的意思。
最后一个节目是艺人让猴子爬到毛竹筒的顶端，那猴子呲牙咧嘴，说什么也不往上爬，艺人手拽着绳子说:“每天好好儿的，今儿怎么不练啦！怎么喳！”那猴子眨眨眼，纵身一窜，到了艺人的肩膀上，用手扶着艺人的耳朵，把嘴放到艺人的耳边，做耳语状。那艺人听着不住地点头:“噢！噢！”然后冲观众说:“它说肚子饿了，跟诸位讨个烧饼钱。”便开始“打”钱了。那猴子也跟着艺人绕场打钱，有人将钱扔到小猴拿的帽子里，那猴子便敬个礼。孩子们又是一阵欢笑。不知哪个孩子淘气，将一个小石子扔进小猴的帽子里，那猴子照样行个礼，那淘气的孩子笑得前仰后合。“打”完了钱，艺人对猴子说:“这回有了烧饼钱啦，该练了吧！”那猴子便快速地爬到竹筒顶端，将身一伏，一动也不动，艺人双手紧握竹筒，底部戳地不动，将竹筒划圈似的转起来，两三圈后，就收场了，演出到此结束。
艺人收拾道具走去，有几个孩子依然尾随其后，还想到另外的场地再看一场。有个孩子用小石子投向猴子，嘴里还不停地喊着“猴屁眼儿着火！”猴子被逗得不耐烦了，瞪起两眼，想窜过来，孩子们高喊一声，向四外散去。
类似这样开心的场合，差不多得一两个月才能遇到一次。所以孩子一说起话来，那小猴便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说起来眉飞色舞，即便是将石子投入小猴帽子里的讨嫌举动，也当作一件美事来炫耀，这种情绪少说也得持续两三天。如果有的孩子没赶上看耍猴的，那才叫真的后悔哪！
耍狗熊
耍狗熊是街头比较大型的驯兽表演。艺人牵着一只黑熊或棕熊，沿街筛锣，观众聚起一定数量，表演便开始了。节目比较简单。有狗熊耍叉、扛叉、倒立、打滚儿、摇串铃、作揖等。狗熊体态拙笨，因而作出一些动作颇能引人发笑。“打”钱的时候，狗熊捧着盘子，绕场向人行礼，鼻腔还发出哼哼的声音，看样子着实叫人喜欢，有人爱看狗熊行礼，就给几个钱，那熊便抬起左蹄往头上一举，哼哼两声，人们哄堂大笑。艺人靠它获得微薄的收入，赖以糊口。
跑马卖解
就是人们口头说的“跑马戏”。解(jiě)是武术用语，指“套路”而言。解，也是矫弓的工具。这部分艺人多是小集体，一般五六人不等。他们肩挑道具，扛着兵械，牵着马，沿街招揽观众，有时赶一辆骡车。演出的节目有武术、马术、对刀、对枪、徒手夺刀，以及类似杂技、魔术的小节目。这种演出节目之大，人数之多，为街巷艺人队伍之最。40年代初，我在住家胡同的北口空场上，只看到一次，后来再也没有看到类似的演出了。
“小孩钻坛子”，这是个很简单的魔术节目，可那时看来颇有兴趣。道具是一个约一米高的小口坛子，那坛口看上去只能伸进一条腿，人根本无法全部进去。表演时用比坛子略高的四块木板遮挡住坛子，四块木板之间有合页相连，可以折叠。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站在坛口上，只露上半身，只见她突然一蹲，将木板打开，那女孩却不见了。旁边站着一个人叫着女孩的名字，只听坛内有人答应，还伸出手来不停地晃动。接着再将木板围住坛子，那女孩突然一跃，仍在坛口站着。这时木板打开，女孩跳下。为了表示那坛子不是破的，那人用手拍打着坛子，用声音证明，当时我们看了这个节目觉得奇怪。有人说那女孩有真功夫，她会解骨法，把骨节卸开，就钻进去了。有的说那坛子口是活的，能取下来，要不为什么那坛子还用木板围起来呢？
“吊辫大回环”，这个名称是现在这样叫它。记得当时叫什么“车轮大摆”，具体叫什么名堂，早已忘记了。演员是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小衣襟短打扮，腰系绸巾子，足下穿花薄底快靴，前额刘海发，脑后一条乌黑粗长的大辫子，在场中丁字步一站，颇有巾帼的气派。道具与现在的体育竞技场上的单杠差不多，只是略高些，也简陋得很，两旁的竖竿用粗绳子拴着四根铁钎子，楔入地面。少女从一根立柱攀缘而上，身手矫捷，利落。双手紧握横杆倒换至横杆中间，将脑后的辫子牢牢地系在横杆上。这时锣鼓声大作。一阵锣鼓声过后，便开始“打”钱了。那两个人不停地吆喝着:“各位请上眼，这场表演吊辫子车轮大摆！我们几个人混口饭不容易，各位帮个钱力，多谢多谢！”“打”完钱后，只见那女孩双手脱杠，旁边有人像是助人打秋千那样，这时那女孩大幅度地上下摆起来，像是单杠项目中的大回环，锣鼓声也紧紧地敲打起来，当时我的心快要跳出来，可围观的人却大声叫好。这要是把辫子揪下来，还不得把头皮揭下一层。转了两三圈后，少女停了下来，解开辫子下杠，又有不少人喝起彩来。
使人更为目不忍睹的节目是钻坛子的小女孩拧胳臂。她双手横握住一根棍的两端，然后在胸前下垂，双脚从棍中迈过，双臂向后，再往上举过头顶，使双臂的关节处拧了180度，女孩满脸通红，两鬓处的血管突出可见。就这样举着棍直直地站在那里，筛锣人又开始“打”钱。“打”完了钱，那女孩才脱手恢复原状，我才长吁了一口气。
这一场演出中，还穿插刀棍武术、马术等节目。听大人们说，那个小孩是马戏班主花钱买来的。练功受罪，挨打受气，为班主挣钱。难怪他看着孩子双臂前后拧了一圈，嘴里还喊着让看节目的人帮个钱力，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怜悯之意。
耍猴傈子
这个名堂是当时人们都这样叫，也有人叫它是“耍乌丢丢的”，这个词至今也找不到出处和确切的字眼儿，可人们在当时都这样说。有可能是根据艺人口里含的小哨吹出的声音，拟声的叫法。实际是布袋木偶，演出的节目很简单，可是却极能吸引我们这帮孩子。
艺人独自一个，肩挑一副担子，一边是个三层的大圆笼，另一头是用粗蓝布裹着一个大包袱。演出之前，艺人先筛一阵锣，像是要把前街后巷的人都招来，才可他的心。围观的人逐渐多了。艺人便将担子靠墙边放好，打开那个大包袱，原来是个很大的口袋。一端与布相连处是个四方木制框架，像一个二尺多见方的镜框镶在口袋嘴上。木架中间有一道木横梁，横梁中间有一个小方孔，艺人在这个框架上用几块木制的布景，像是搭积木，各个交接处都有榫。不大功夫，这个框架上便出现了一间像小舞台，又像小庙的房间。高一尺多，前面有两根台柱，屋檐、瓦垄、后幕布，出将、入相的上下场门以及台帘，整齐干净，做工精细，最后艺人将扁担一头插入框架中间的木横梁上的小孔中，往起一举，一座小舞台背靠墙，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艺人钻进口袋里，敲打着大锣、小锣，口里吹着竹哨，就算是开台了。演出的节目总是那么两出，《猪八戒背媳妇》、《王小二打老虎》，这是每次必演的。至今回忆起来，好像除此而外，再也没演过别的节目。可是每次演出，孩子仍旧聚精会神地望着舞台。尽管看过几遍了，可每次看演出都那么有滋有味，饶有兴趣，真可谓“百看不厌”。
《王小二打老虎》表演的是一个少年到山中打柴，遇到老虎的故事。木刻的小男孩，身穿兰上衣，腰系褡包，身后掖一把斧头。边唱边走上了场。他唱的是什么词儿，当时听不准确，现在也琢磨不透究竟是什么，好像本来就是木偶哑剧，只听见艺人在幕后吹哨子的吱吱声。极为可笑的是，那木偶向后转身时，不是身子转，而是木偶的头来个180°大转弯，再继续往前走，逗得孩子们嗤嗤发笑。这时突然蹿出一只老虎，小孩一见大惊，全身抖动，用扁担与老虎搏斗起来，最后小孩体力不支，被老虎一口一口吞了下去。老虎便趴到台口一动也不动。随后一个大人上场，像是找孩子，看到老虎，便知不好，只好与老虎打斗。那人用木棍不停地敲打着老虎头，将虎打死，还使劲地用脚踢老虎。那虎确实死了，那大人累得气喘嘘嘘的，然后从虎口里一下一下往外掏，终于将孩子掏了出来，大人抱着孩子大哭，突然，那孩子又活了，这出戏就算完了。
艺人从口袋里钻出，手拿铜锣“打”钱:“求口饭吃，帮帮吧！”对孩子们说:“去，回家拿钱去，呆会儿看下出《猪八戒背媳妇》！”
《猪八戒背媳妇》与现在木偶剧团演出的情节相似。八戒边唱边走上场来了，身后背着一个美貌女子，走几步突然一晃，舞台上什么都不见了，这时台帘一掀，上场的还是猪八戒，不过身后背的却是孙悟空。这样变换三次，艺人模仿三个人说话，独自一人钻在口袋里，永远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神态，粗嗓、细嗓来回变，锣声不断，倒也够热闹的，为了混口饭吃，真怪难为他的。
大鼓书
所谓大鼓书，就是当时人们说的盲艺人说唱鼓书，它是曲艺形式中的说唱表演节目之一。流落街头的盲艺人大多是仨一群俩一伙，有唱的有伴奏的。在我居住的街巷中，经常看到的是一男一女。二人手拉手，男的身背大布袋内装的三弦和鼓，女的手拿鼓架子，二人手拿“马竿”，点着地面，走街串巷，相依为命。人们都说这二人是夫妻，女的唱，男的伴奏。他们当中多是先天失明，生活无着，被迫学得一技之长，靠在街头卖唱所得的少许收入，以维持最低的生活。
盲艺人在街巷中说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胡同中找一块较宽绰的地方设摊，住户中有爱听鼓书的，便拿出小板凳，人多了便围成一个圈，盲艺人支起鼓架子，男的伴奏，唱一小段，“打”一回钱；另一种是街巷中的那几位好听鼓书的热心肠，他们出面到各户攥点钱，找来盲艺人。一般的是在夏秋之际，盲艺人可以来五六个人，听书的老人们，拿一把芭蕉扇，沏上一杯茶，搬个小板凳，花钱不多，听起来倒也自在，这就是我们的父辈们的消闲娱乐。
盲艺人会的段子很多，有成本大套的，也有小段，他们还很客气地让听客点段子。一般的有西河大鼓、乐亭大鼓、河南坠子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盲人，她是唱河南坠子的。那拉弦的将一个小梆子捆在桌牚上，梆锤上拴有一根小绳，绳的一端拴一个小皮套，把它套在脚上、那脚一点一点，梆子便发出清脆的声响，女艺人手拿两根像镇尺般的木板，交错长短地握住，用手一甩，也发出响亮的击木声，与丝弦、木梆的节奏配合成协调的乐声，那丝弦像是三弦，但有弓子，名叫坠胡。
一阵伴奏之后，那女艺人便唱起来“王二姐绣楼泪双流哇，思想起(那个)二哥哥赶考没回头，……你进来吧，你进来吧，从小的夫妻你害的什么怕?……”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王二姐思夫摔镜架》的唱词。当时我却被盲艺人的演唱吸引住了，我觉得那唱词、曲调，听起来亲切、和谐，因而对这些曲艺的说唱形式，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听起来入神，甚至姐姐来叫我吃饭，也顾不得。由此在初中毕业后，我对曲艺、戏曲偏爱到如醉如痴的地步，这与我幼时的生活环境是有莫大关系的。
在所有的街巷艺人中，盲艺人是最苦的了，他们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但为了生存，只有走街串巷，依靠仅有的谋生手段，维持起码的生活，可以说他们只比乞丐强一些。
说到盲艺人，使我记起了40年代，在北平广播电台上每天定时播放翟少平、王少清两人的拆唱八角鼓，很受听众的欢迎。他们二位都是盲人。他们的演唱能上电台播演，挣些演唱费，自然较走街串巷卖唱胜强百倍。50年代初在某报纸上偶然看到翟、王二位的消息，说他们被邀至上海曲艺团任教师。盲艺人当教师，在解放前这是闻所未闻的事。
捏面人
那时称捏面人的为“捏江米人的”，是说那面是江米面粉，现在叫做面塑艺术，它是我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所有街巷艺人中，唯一称为“艺术”的就是面塑了。
捏面人按技艺档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走街串巷的匠人，他们捏的面人，不管是工艺和造型都比较粗糙，供孩子们把玩，价格低廉，适合街巷里出售。所捏的面人不外乎孙悟空、猪八戒、穆桂英、大公鸡等等。这类面人称不上艺术，那艺人也只是工匠罢了。
另一类是庙会集市上，有固定摊位的面塑艺人。当时北京每天都有庙会、集市活动。是依照日期顺序排列的。逢“三”是土地庙庙会，土地庙原在现在的宣武医院一带，今已不存。逢“四”花市集，今花市大街花市上四条一带。逢“五、六”是白塔寺庙会。逢“七、八”护国寺庙会，逢“九、十、一、二”是隆福寺庙会。
有固定摊位的面塑艺人，是真正的工艺师。他们技艺高超，手下的人物造型优美，神态逼真，色泽艳丽，小巧玲珑，栩栩如生。他们将捏好的面人粘在纸托上，或放在玻璃罩内陈列，而不用苇杆插放。面塑工艺师捏的人物多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如《桃园结义》、《断桥》、《负荆请罪》、《司马光砸缸》以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大西天十八罗汉堂》等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完全是按原著中的描写、故事情节设计的。人物造型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色彩斑斓，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说到捏面人，我回忆起一位面塑艺人(注)事隔半个多世纪，但那老人给我的印象极深，令我终生难忘。
那是1941年春季，在西单北大街槐里胡同西口外迤南，便道上有一位面塑艺人，边捏边出售面人。一只小木箱放在大马扎上，箱下有一块长板，老人坐在箱子后面，聚精会神地操作着。他二目炯炯有神，花白胡须，戴一副椭圆形直腿眼镜，穿一身砖灰色粗布裤袄，老人那神态吸引了我。
在那小箱子上面的横板上摆着一个一寸多高的小面娃娃，头戴粉红色绒线帽，身穿湖色童装，手里拿着一个小皮球，面带微笑，我仔细一看，那眼球中闪光的白点，如同照片一样。我放学回家路过这里，看到老人操作，舍不得离开，站在摊前，又向那个小娃娃旁边看去，原来是硬纸托上粘着半个核桃壳，破面向外，那里边好像有什么，我好奇怪，这半个核桃皮摆在这里干什么?我仔细地往桃核壳里看，大吃一惊，嘴都闭不拢了。壳内有蓝天白云绿竹。我好奇地问:“爷爷，这核桃里边是什么人啊？”那老人从眼镜上面瞟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说:“南海观世音！”我重新缩短了视线盯住了那核桃壳:远山，碧海，竹林，蓝天，正中站着一位身穿素白衣衫满头黑发的女人，赤脚，左手打问讯，右手拿柳树枝。这个人的模样，和我家供桌上的佛像一模一样。奶奶说:“他是南海观世音菩萨，而且是男身女像。”这核桃壳内莫非塑的就是他?在他的左下方有一个小男孩，身着浅湖色衣衫，双手合十，跪在水面的荷叶上，在观世音的右侧，立着一个身穿浅粉色衣衫的少女，双手捧着一个白瓷瓶，右上方空中飞着一只小白鸽，嘴里衔着一串牟尼珠。这三个人物的神态如生，服饰线条清晰，颜色淡雅，就连观世音的脚趾，也都历历可数。我张着嘴看呆了，平时我最爱搜集小手工艺品，摆在桌上，一天看几遍，我的手工劳作课在全班名列前茅。今天见到这个观世音面塑，比我所有的收藏品都高级多了。我得买下它，可又不敢问价钱，再说我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哪！终于胆怯地问道:“爷爷，那个观世音，要多少钱哪？”老人又瞭了我一眼:“三毛。”我把手伸向衣兜，拿出钱来一数，只有两毛五，这还是奶奶每天给我五分早点钱攒起来的。我低着头不好意思地又问道:“我……这儿就有两毛五……您看？”老人摘下眼镜，望着我:“你给多少钱？”我把全部的钱递给他，老人又瞅了我一眼，拿起那半个核桃壳，说:“好好收起来，那面人干了也不要紧，裂不了，不磕不碰没个坏。”我顾不得听这些话，接过半个核桃，好像有几斤重。我心里乐开花啦！双手捧着走回家去，一进门，姐姐就问我:“什么事那么高兴？得了一百分？”我小心翼翼地将这半个核桃壳，放在西屋供桌的花瓶后边，生怕被人拿去。后来虽几经迁居，我都将它安全转移。
说起来也真奇怪，我开始将那面塑观世音当佛像供奉了。一次在正通奖券行，买了一张彩票，回家后将彩票压在那核桃的底托下面。还对观世音祷告了几句，结果也没中彩，尽管如此，可我还是像爱护珍宝一样收藏它，一直伴我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那年夏季我不得不含着泪砸碎了这个被人称作是封建迷信象征的偶像。二十五年来，虽然它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福份，但这次我确实真怕它给我带来祸事。
80年代初，街巷和农贸市场又见到了面塑艺人，多是年轻一代。他们只能捏一些大路货，一个猪八戒要两元伍角，稍精致点的要价伍元。可是比起我那半个核桃壳来，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出于爱好，我便和青年艺人攀谈起来，才知道他们是苏、皖一带工艺中专的学生，利用假期旅游，靠手艺收入，可补贴一些路费，同时还观赏了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有利于创作。这又使我想起了四十年前西单北大街那位面塑老艺人，他那时靠手艺养家糊口，如今这辈艺人是靠手艺收入外出旅游，这两者怎么比啊！世道就是变了，变好了。
日前在西单中国书店看到一本汤夙国编的《汤子博面塑画册稿》，第二页有一幅汤老先生与其次子汤夙国的合影。我几乎喊出了声:“啊！就是这位老艺人，没错儿！”事隔五十多年，我在照片上又见到了他。那本画册中有一幅南海观世音画稿，与我当年在他的摊上买的半个核桃内塑观世音，不差分毫。汤老先生于1971年仙逝。
[后注]
注:此书部分章节，在市政协文史办编辑的《文史资料》第50辑发表不久，1994年底，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汤夙国来访。他对我说:“您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老北京的街头巷尾》中，提到的捏面的老人，就是先父汤子博，人称‘面人汤’。”
浪迹街头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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