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业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之前，它是一种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趁人之危，投井下石的行业。它的起源曾有这样一段传说:在封建社会某朝，有一罪犯王某，经刑部科得永远监禁的罪名，在囹圄中熬了多年，后来成了管辖犯人的一个头目，王遂在狱中勒索银钱，买卖食品百物，复令众犯赌博，输钱者以物抵款。日久，王积资颇多，后又遇赦出狱，即开了个“小押当”，门前挂了一块招牌，上书:“指物借钱，无论何物均可抵押，物值十而押五，坐扣利息，几月为期，限期不赎，变卖折本”。后生意发达，遂逐渐扩大，而成为一种行业。
因典当业始于囚徒，所以，过去当铺的栏柜及门栅，与一般行业不同，仿佛监狱的形式，典当人站在下面而看不见柜台上边。当然，这不过是传说而已。据史料记载:我国典当业从南北朝时期延续到解放前，历时一千五百余年。
北京的典当业在清代已有十数家。当时鼓楼西大街有一“典当王”开设的“天顺当”，即开业于清康熙年间，据说，这个当铺可能就是红楼梦第五十七回里面所说的那个“恒舒当”。
封建社会的当铺都有官发的“当贴”(即执照)，每年需向清政府提交当税若干。由于当铺与官府利益均沾，因此，它也有些半官方的性质，再加典当人不是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就是家庭破产或遇有急事，手中无钱，因此，当铺的老板，以及下面的伙计，都不同于其它行业，从不笑脸迎人，有如凶神恶煞，神气十足。有时借仗官势，欺压平民。直到解放之前，北京几家较大的当铺，与当地官绅也有所勾结。有的是由某个官绅入股，从中渔利，同时成为这个行业的“后台”；有的是从“死当”(即典当者到期无力赎出的物品)中，踞取珍宝衣物，当铺老板甘当“孝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
这个行业的内部组织与其它行业也有所不同。经理称为“当家的”，下有“头柜”、“二柜”，一般作价、看货都要经他们之手；管库人称为“包袱褡”或“朝奉”。
在当铺内部所用的语言，外人也很难听懂，多用徽话。如一至十，即呼为“摇、按、瘦、扫、尾、料、敲、奔、角、杓”，老太太称“勒特特”，东西称“端修”，什么东西称“杨木端修”。所以用这些“行话”，目的是便于他们捣鬼，外人无从察觉。
当铺剥削和坑害典当人的手段很多。首先是利用当票作鬼。过去的当票上面印有兰色模糊字迹，然后在上面填写所当物的名称，以及当价多少。当业有它专门填写当票的草字，外人难以辨认，而且所用之字仅写一半，如“衫”写“彡”，“袄”写“天”，“棉”写“帛”，“皮袍”写“毛夭”。初进当铺学徒，首先要练习此种怪字。
其次，故意降低原物成色。典当业有句行话，叫作“当半价”，无论新旧衣物，甚至名贵的文玩珍品，只要一进当铺，马上降低身价，贬得甚至一钱不值。那时的当价一般是原价(原物所值)的20-30%。所当衣物，即使是新衣，也必须写“油旧破孔”、“油旧破补”，皮服必写“光板无毛”、“缺襟短袖”、“虫蛀鼠咬”。任何贵重手表，也只写“铜马表”，玉器写“假石”，硬木梨檀写“柴木”。
这样贬低原物成色，其目的也无非是为了压价，明值十元的东西，也只能当三元。典当者因急于用钱，不暇较量，只得听其任意折合。当时“死当”很多，典当人到期无力赎出，当铺贱价收进，高价卖出，从中大量渔利，对典当人进行残酷剥削。
第三，坑人的“阎王利”。解放前，北京的当业一般的利息是五分，最高曾达到八分，即使朝当夕赎，也须扣息一月；至下月过五天，则加利一月。一般以二十四个月为满期，到时不赎，即为“死当”，当铺可作价变卖。
解放前，北京的当业向有“春添本，秋回利”之说。据伪北平社会局一份档案记载:1939年，北平87家当铺，一年即盈利五十余万元，相当资本额的35%，其实这里还有不少以多报少的虚假。即使如此，剥削程度也已相当可观了。
当铺除了经营典当，有的还放高利贷，囤积居奇。无利不图。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北京的当铺可以签发银票，在市面上流通。可见那时的当铺不仅是宰割穷人的一把刀子，也是与官府上下勾结，压榨人民的一伙奸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