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北京的刻书

    现存的印刷品实物及文献记载告诉我们，早在10至11世纪的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就已十分发达，既有政府和寺院刻书，又有民间私坊刻书。刻书工程最大的是《契丹藏》据考为辽圣宗时代（983—1031）所刻，全藏5790余卷，且有大字和小字两种版本。此外还有《燕台大悯忠寺新雕诸杂赞》、《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碟》、儿童读本《蒙求》等，均有实物发现。另据文献记载：燕都书肆还刻了苏东坡诗集《大苏小集》字书《龙龛手镜》医书《肘后方》、《百一方》等。辽道宗曾于清宁十年（1064）下令“禁民私刊印文字。”由此可见民间刻书之盛。重熙十三年（1044），契丹皇族志智和尚在燕都募钱三百万，造经一藏，用朝鲜纸墨印造，装表十分讲究。咸雍四年（1068）信士邓从贵拿出全部家资五十万，印《大藏经》579帙，藏于北京西山清水院（今大觉寺），大安五年（1089）燕京析津府刘惟极等建内藏一所，“内置千帙之教，后留万载之名”。保留至今的辽代印刷品实物十分罕见。
    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中绝大部分印刷品是在北京刻印的。据题记可知；辽代在燕京设立了“印经院”，有专人负责佛经雕印、是为官刻。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冯绍文曾“抽已分之财，命良工书写雕印《妙法莲花经》一部，印造流通”，是为私刻。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燕山仰山寺前杨家等，是为坊刻。最多的是寺院刻书，有大悯忠寺（今法源寺），大昊天寺、弘法寺、圣寿寺、弘业寺、仰山寺、天王寺等。印刷品中还记有刻工姓名，《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令新抄卷第二》“四十七纸，三司左都押衙南肃二十二纸，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成唯识论》等经，则每纸均题有施纸人，雕版人，校勘人。有些刻工来自同一家族。可见此时燕京已有不少从事刻书行业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