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绒线胡同内有一座清代的府宅，此宅“壮丽崇闳，为西城甲第”，是典型民族风格的四合院。整座建筑庭院错落有致，古朴典雅，布局严谨，曲径回廊，古树浓荫，厅堂轩敞，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朱红的大门坐北朝南。这座古色古香的庭院，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成五进院落，至今已有370多年的历史。
据记载，这里原为清圣祖康熙第二十四子诚珞亲王之后溥霱的府第，光绪二十八年被册封为“勋贝子府”。清定都北京后，这里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孙杜度后代的府宅。杜度因作战英勇，屡建功勋，在1624年被封为贝勒，因此当时称此宅为杜度贝勒宅。同治八年(1869年)康熙皇帝第六代孙溥霱，由安定门内宽街迁至此，将杜度府宅院的西路和中路大部分宅院交给溥霱居住，人称勋贝子府。1924年溥霱以5000元大洋，将此宅卖给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新中国成立后，周先生将此宅交给国家使用。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建议下，在这里办起了四川饭店。
一、实业救国 创办银行
周作民是著名的银行家，他为创办金城银行并为这家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经历了30年艰辛曲折道路。他以非常的魄力和灵活的手腕，与政界交往周旋，以谋求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在银行业务方面，他从大处着眼，勇于开拓，又善于稳健经营，被誉为长袖善舞的银行奇才。
金城银行创建时，总经理处和北京分行都设在西城西交民巷，直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总经理处始南迁上海。此后十几年时间周作民常驻北京金城行址办公。
周作民又名维新，1882年生于江苏淮安，早年受知于乡前辈罗振玉(甲骨文专家)、刘鹗(《老残游记》作者)。1906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肄读于日本京都帝大。1908年回国，在南京政治学堂担任翻译。辛亥革命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科长。1912年南北和议，政府北迁，周随往北京，为先后任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和周自齐所赏识，提升为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兼部派驻交通银行国库稽核，由此而结识了交通银行当权人物任振采、胡笔江。1915年财政总长易人，周离开财政部转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旋又调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
周作民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去日本留学，目睹明治维新后其国力日渐强盛，而激起自己爱国情绪。同时，三井、三菱等日本金融贸易集团经营管理的新模式和方法，也给他以启发，增强了他的事业心。回国之后，他不留恋于官职升迁，而热衷于创办事业，力求探索一条通过金融资本来振兴国家实业的途径。于是积极联络军阀官僚倪幼月(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子)、王祝三(安武军后路局督办)、吴达铨(天津造币厂监督)及交通银行协理任振采、北京行经理胡笔江等，共同发起创办一家私营银行，采金城汤地、永久坚固之意，取名“金城”，于1917年5月正式成立，周作民任总经理。
二、放款投资 支持企业
周作民怀着实业救国理想，通过放款和投资热心支持民族工商事业。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金城银行的放款对象，以1919年——1937年为例，工业、商业两项合计在50%左右，工业一般占25%，个别年份1923年曾达31.94%。这在旧中国银行业中是比较突出的。在工业放款中，主要投放于四个行业，即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矿工业、面粉工业。1927年这四个行业放款占整个工业放款的比重分别为46.08%、19.04%、10.4%和8.52%。
金城银行对化学工业放款，主要是对永利化学公司放款。永利1926年试制洋碱，金城曾予60万元的巨额放款支持。周作民与永利公司范旭东交往颇深。当天津永利公司制碱成功，拟在南京设厂开制尚属空白的重要产品硫酸铔，面临资金严重困难之时，得到金城银行(并联合上海银行、中国银行)的放款和投资支持，而使外国资本攫取在华制造硫酸铔权利的企图未能实现。
金城银行采取放款与投资紧密结合，参与或直接对企业进行管理的方式，实现对民族工业的支持，同时保证资金安全。以1937年6月的统计为例，在对工矿企业放款中，贷给有投资关系的企业之数额占76.6%。金城银行在支持民族工业发展方面，除帮助解决资金困难外，还遴选专家帮助企业在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进行改革和发展。在旧中国，金城银行曾经投过资的企业总计为238个，它对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民生实业轮船公司的投资，分别占这两大企业资本总额的9.73%和15.66%。由此可见，周作民想把银行资本渗入到产业资本中去的愿望是强烈的，其作法也是比较成功的。
三、稳健开拓 经营有方
周作民主持金城银行在放款业务中，强调多做抵押放款。在放款掌握上，按照是否稳妥和获利厚薄区别对待。把利厚而稳妥者列为第一类，视为极优主顾；把利薄而稳妥者列为第二类，认为这类户利息虽薄，但可循市场利率的趋势，或于营业上具有特殊关系，不违背放款原则，可认为适当。周作民深知存款是商业银行的生命线，以千方百计争取大户存款。其经营作风特点是，不惜花钱，讲求排场，以期得到顾客的重视和信任，密切业务往来。金城银行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自建大楼，经理室经常招待大户，所有交际费用，实报实销。周作民在北京驻行时，常常亲自接待大户。当时这些大户讲求面子，不愿直上柜台，而愿在经理室洽谈存款事宜，由此往往拉牢一些大户存款。金城银行同时注意吸收中小户存款，于1919年开办储蓄业务，可算银行中办储蓄业务之较早者。1929年冯玉祥部驻扎南苑，冯在官兵中提倡勤俭节约，金城银行就举办军人储蓄，一元起存，吸收存款50万元。其后又派员到张家口、绥远、包头等地设立办事处吸收冯部军人存款。“金城”存款利息是比较高的，在1917年至1927年之间，定期存款利率高达9%，甚至10%。但也不主张以滥加利息为手段吸收存款，而强调从多方面提供服务，以图顾客欢迎，谋求交往的亲密。
金城银行在同业竞争的同时，很注意与“北四行”的盐业、中南、大陆三家银行的联合，以谋求与当时中国、交通两行相匹敌，而在金融事业中占优势地位。如1921-1922年间组成四行联营事务所，形成“北四行”联合集团。1921年中南银行以侨资银行身份取得银行券发行权。1922年金城决定与盐业、大陆一起参加建立四行准备库，变中南独家发行钞票为四行联合发行钞票。1923年四行合办四行储蓄会。1931年建立四行企业部和四行信托部，并联合兴建国际饭店大楼。1948年四行储蓄会和四行信托部合并，改组为联合商业储蓄银行。
金城银行是一家大银行，分支机构林立。但他们在机构设置上讲求经济核算，不搞铺张浪费。其设置原则，可以概括为根据业务需要，力图发展，机动灵活。建行三十多年，在大中城市及香港先后建立分支机构100余处。金城银行设置机构不论城市大小，均视业务需要逐步调整规格。如1917年先派人到上海办寄庄业务，1918年筹设分行，汉口也是先设寄庄后改设分行。已设行处随条件变化，失去存在的必要，则予以迁移或撤销。如在陇海沿线设立的潼关办事处，随铁路西进，潼关汇款收解事少，即于1935年迁至西安。抗日战争胜利后还采取迁地复业或迁地营业的作法。如焦作行迁至无锡，平凉行迁至兰州，道口行迁至北平门头沟，广州一个办事处迁至汕头等。
周作民遴选行员的标准，重在品格和常识(这里的“识”，可理解为“见识”，如远见卓识)，而才学次之。他认为“银行为信用事业，工作人员多与钱币收付有关，故品德至关重要。行员必须具有忠实、勤勉、忍耐的品德，此种美德唯有常识丰富者才能具备。具备此种美德，则品格自必争上游，才学亦能活用与增进”。金城银行对工作人员训练尤为注重。试取员生需经指定学校加以深造，或指定高级职员经常予以指导。还注意采取若干办法提高人员素质。如随时邀请名人演讲，延聘良师补习，从而提高行员学识、技术水平；同时派员前往各地考察商场、工厂、农村，以了解经济实际情况；还选派人员赴海外游学，加以深造。金城银行任用分行经理等高级人员，均由任总经理的周作民亲自遴选，向董事会提出任用与调配意见，一些主要分行的经理大多由留学日本或留学欧美的大学毕业生充任。
四、风云变幻 生存发展
金城银行建立，资本来源主要是军阀官僚的投资，作为一个银行家周作民本人股本额很小。但自创立起他任总经理历时32年，并兼任董事长十多年，始终掌握该行经营管理大权，该行一切业务、事务都受周本人的思想言行的影响。
金城银行创立后的三十余年，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敌伪政府等不同政局，又遇到银元(含银元、银行券)、法币、“中储券”和“中联券”、金圆券等不同币制变化，不断受到反动政权的迫害和官僚资本的剥夺，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走过了曲折起伏的过程。但总的说来，周作民领导的金城银行其业务经营保持不断发展趋势，机构和业务扩展到全国，社会信誉日臻提高。金城银行在抗战前，总分机构已达50余处，成为全国性的民族资本大银行。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城银行除在沦陷区撤迁部分行、处外，在重庆另设总经理处，以统辖大后方营业，增设西南、东南、西北三个管辖行及所属分支机构23处。
周作民作为一个代表民族资本的银行家，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多年历史过程中，在国内外局势动荡的背景下，为保全金城银行的事业，在各个时期同各个政权都有明来暗往的联系，借以拉拢关系，疏通关节。他虽然极力躲避出头露面担任政府要职，但也免不了接受一些有关财贸组织委员一类的虚衔，其目的主要为保全金城之地位和他个人的金融资本家身份。由此曾两度陷入窘境。一次是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留于香港饭店，后日本想利用他的留日关系，让其为敌伪效劳，遂释放返回。另一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初期，被国民党特务软禁于上海海格路，后经友人斡旋，以事出误会，被送返寓所。因处境艰难，精神身体俱感不支，遂于1948年申请经董事会批准赴美国疗养。
五、追求进步 奔向人民
周作民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即与其有了联系。他由美回港时，获得机会与进步人士接触，思想转变更大。全国解放前夕，周作民在上海组织“行务委员会”，由行方和职工代表参加，共撑危局，保护行产，为迎接解放作准备。为躲避国民党的逼迫，他暂时赴港。在港时曾同银行家张公权、卢作孚等人合写一份金融方面的建议书，送交人民政府，表达其爱戴与关心。同时，以重金包租一艘外轮开往天津，为华北解放区装运一批药品及小五金等急需物资，并护送许多民主人士返回国内。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周先生在港给金城全体同仁发来贺电，电文为:“庆祝解放，安心工作。”
全国解放后，周先生率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促进金城银行公私合营。195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联席会议，商讨如何调整金融业，使之适应新形势。周作民明确指示金城银行在会议期间，率先申请公股参加，并要求指派公股董事。中国人民银行同意这个要求，派陈穆、曾凌二人为金城银行公股董事，并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周先生在香港还积极促成了五行的联营联管和进行公私合营。
1951年6月，周作民受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邀请，由港回京。他是在海外最先回归祖国的金融界老一辈人士。周先生回京后，谒见周总理，对周总理的照顾表示衷心感谢，并几度与南汉宸行长会晤。南汉宸对他的爱国行动，给予很高评价。全国政协以特邀代表身份请他参加，并经陈叔通带领谒见毛主席。
周作民在担任公营合营银行副董事长期间，常在上海居住。1955年3月8日突患心脏病在沪逝世。
周作民一生收藏的名贵文物、书画颇多。1955年逝世后，他的家属秉承其遗志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协助，于1957年全部由香港运回北京。计有美国证券30余万美元和金城银行股票约人民币100万元，以及图书5300册，名人书画碑帖、瓷器铜器等文物计1405件，全部捐献给国家，受到国家文物部门的褒奖，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
周先生的一生，有抱负、有魄力、有眼光，是一位为金城银行事业奋斗不懈的银行家，又是一位热爱祖国，能够跟着时代潮流前进的银行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