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海后门北面，什刹海西侧，矗立着一座高等学府建筑，碧瓦灰墙，层檐翘角，青砖对缝，狮柱栏栅，气宇恢宏壮丽。这就是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辅仁大学的旧址。辅仁大学于1952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旧址成为北师大的一部分，称为“师大北校”。
原辅仁大学是一所综合大学，办学时间不长。1925年名辅仁社，1927年起改为辅仁大学。与北师大合并时，也仅27年。而这27年的时间内，培养知名学者为数甚多，有些毕业生直到现在仍活跃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并成为骨干。
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在辅仁与北师大合并后，仍担任北师大校长。与定阜大街平行的一条街名兴化寺街，街东口内路北五号，现改为兴华胡同13号，就是陈垣校长的故居。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的会址，现在就设在里面。
通过对陈垣故居的介绍，谈谈陈垣先生的生平、学术成就和贡献。
一、青年时代在广州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后来他的书斋名励耘书屋，故有人称之为“励耘老人”。
陈垣幼年在家乡新会，五岁(实年，下同)随父来广州求学，进入私塾、学馆读书。十三岁时，偶在学馆冯老师书架上发现一本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书里都是经史子集分类的书名，每书下注明作者、卷数、版本优劣等，他读后非常高兴。因为在私塾中只读《四书》《五经》，从这本书里了解到《四书》《五经》以外的各种书籍，眼界大开。这一年正赶上广州大疫，为防止蔓延，学馆放假一年。从这年起，陈垣就按着这书的指引，买书、借书、读书，从此开阔了做学问的视野，浏览四部书籍，学问大有进步。后来又读到《四库简明目录》，自学更勤，熟读文史，为而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陈垣少年时，就经常听到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迫使清廷割地赔款，订立不平等条约，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埋下立志报国救民思想，痛感清廷腐败，关心民族振兴。虽然他仍然是按着当时家长给安排的，大多数读书人所走的道路，参加科举，考中秀才，补为廪生，同时自己也教蒙馆授徒。但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他的思想也随着时代在急剧变化，不久他就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的斗争行列。
1904年，陈垣和朋友们共同创办《时事画报》。他不断撰文抨击清廷，宣传反清思想，参加了农工商会，与同志们上街演讲、宣传。次年，全国掀起反美拒约运动，他积极参加广州人民反对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爱国斗争，所写的反清、反美的时论文章，笔调锐利，战斗性强，久已被当局注意，并对他监视，他常因此离家暂避。一次风声紧迫，只得离开广州回到家乡新会，曾在新会篁村小学教课，暂避半年多。
1907年，陈垣回到广州，仍参加反清活动，宣传、讨论时事，撰写文章。此外，他还在中学代课，并热心于科学救国。当时西医尚是初创时期，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次年，因博济医学院的美籍教师歧视、诬蔑中国师生，他不堪忍受，愤而与友人集资另创办光华医学院，自己也转学到光华继续学习。1909年曾利用暑假赴日本，访求医学史的书籍，次年在光华毕业。因此，陈垣是光华创办人之一，也是该校的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等课。
自从考入医学院后，陈垣除仍写时论文章外，还撰写宣传创办学校、发展教育、加强医药卫生工作等方面的文章，如提倡兴办女学、宣传西法接生、普及卫生知识等，并开始注意医学史的研究工作，撰文在《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刊载。这些文章对我国近代西医的建立和传播，对医药卫生的宣传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1911年，陈垣兼任广州《震旦日报》编辑，主编该报《鸡鸣录》副刊，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以配合并迎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1913年春，陈垣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离开广州，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定居。
二、初到北京
1913年春天，陈垣告别广州北上。临行前，医学界同仁开会给他送行。同行都认为他“邃于古学，资于事故”，原来认为他是“以著述医史自任”，看到他在工作中的改革，知道他为国为民的抱负，认为他是“高瞻远瞩”，将要为“治国”作出一番大事。他自己对国事也满有信心，认为帝制已推翻，民国已建立，必然能逐渐走向国富民强的道路。于是他收拾起反清战笔，放弃正在从事的医务和医史的研究，满怀信心地离开故乡，将要为新的理想献出自己的力量。18年之后，他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曾写下“英年橐笔走京师，自诩长才不易羁”的诗句，以形容对国家的兴旺发达的无限向往。
到京后，住在宣武门内象来街，亦即国会街(今新华社地址)，住址就在议会旁侧。初时，他非常认真地参加议员的活动，积极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设计前景和蓝图。但这些想法实在太天真了，这只是年轻人的美好愿望。现实和他的想法差距很大，他逐渐了解到议会的一些情况，看到有些人在争权逐利，互相倾轧，结团集伙，各立山头，勾心斗角。很多事是这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所想象不到的，议会竟成了政治派系斗争的场地，新官新贵，花天酒地，尔虞我诈，互不相让，竟置国事于不顾，各自占领地盘，明里暗里，拉拢活动。开会时你嚷他喊，丑态百出。天真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逐渐破灭，是他始料所不及的。恰在这时有了新的契机，他很快把时间和精力转向了另一个天地中。
陈垣到北京不久，清乾隆时编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原放在承德避暑山庄，现在运来北京，放在京师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前身)。《四库全书》共收书3400多种，36000多卷。文津阁本是当时所抄七部中的一部，初运到京是放在大方家胡同，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建成后，移入其中。这条街取名文津街，就是因为文津阁本放在这条街的北京图书馆中。由于他在广州读过《四库简目》和《四库提要》，当时就极想能读到原书，但自己远在广州，以为一时没法看到，不想在来京不久，书运北京。书刚运京，未经整理，亦未接待读者。他便想方设法，入馆借阅。久已向往，一旦亲自看到，使他惊喜万分，他便如饥似渴地每天到馆里阅读，很快便沉浸在这部书海里，不能自拔。每天早去晚归，午间自带干粮，潜心研读这部大书，前后陆续读阅了十年之久。他在政治上的失望，在书籍里完全得到寄托，对书籍的投入与探索，开辟了他新的视野，他的注意力已转到文史研究的道路上。从此他与文史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文史典籍了如指掌，终于在文史研究的道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陈垣在广州时，由于接触到教会办学校、办医院等事，对基督教的研究，曾感兴趣，他很想搞清基督教的历史。到京后，因借阅基督教史书籍的关系，与天主教知名人士马良(字相伯，在上海创办复旦学院和震旦公学，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和英华(字敛之，《益世报》创始人)相识。英华在京西香山静宜园创建辅仁社，这是为教会子弟进修、培养人才的学社，课程有国文、历史、英文等课。一次，陈垣去香山拜访英华，看到他为学员出了许多课题，贴在教育室壁上，陈垣很感兴趣，选了一个《元也里可温教考》题目，回家试作(也里可温是元朝基督教各派总称)。三天后文章写出，送交英先生阅看，英先生看后，非常惊讶，因为不但当时社中学员无此水平，就连他自己也自愧弗如。甚至送到长陈垣40岁的马良去看，马先生也惊叹陈垣的奇才。不久，英先生将此文排印成单行本出版发行。这年，陈垣去日本访问，应日本学术界要求，在会上宣读此文，得到学术界广泛的称赞，认为是一篇杰作。
这篇文章是陈垣研究史学的第一篇论文。从此他更深入钻研，刻苦治学，终于成为我国20世纪卓越的史学大师。
三、走向教育岗位
1920年，华北大旱，赤地千里。农民大量逃进北京，携儿带女，流落街头，很多孤儿无家可归，缺衣少食。陈垣看到这种惨状，便与朋友们商议，创办一所孤儿院，收容孤儿，定名为“北京孤儿工读园”，陈垣任园长，并负责教务。孤儿们入园后，上午学文化，下午分别学习技术，设有印刷、装订、刻版、木工、铁工、缝纫、刺绣等组，按年龄大小参加各组学艺，半工半读。园中免费供应食宿，不收任何费用。陈垣为该园撰写了对联，悬挂校门，作为师生做人的准则。联文是:“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作游民”。孤儿们学文化，学技艺，掌握劳动本领，离园后可找到工作，自食其力。同年9月，陈垣又与友人创办“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41中学前身)。除招收小学毕业生外，大部分是灾区青年。校中免学杂费，清寒学生有补助。陈垣任校长，并讲授国文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1921年，陈垣曾任教育部次长(副部长)，代理部务。主要是他仍抱着教育救国思想，希望能在教育部办些实事，以为对国家教育事业或能有些帮助。这时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北京各高校已有数月、甚至一两年发不出工资，各院校职工无法生活，8个院、校到教育部“索薪”请愿。陈垣认为教师职位本就清苦，不能枵腹教书，部中虽无钱，但他还是多方奔走联系，总算在交通部拨来一笔款项，补发了部分拖欠的工资，救了各院校教职工燃眉之急。
不久，政府又拟撤裁教育部的附属机关。陈垣据理力争，上书说“附属机关，不过十处，每月开支甚微，且所管多是平民教育的调查，教育材料的采集，以及有关社会教育等，大都是关系教育前途的事”。他并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教育一事，应逐年扩张，因困于经费，不能如愿，已属抱歉，万不能再为缩小范围”，坚决抵制裁撤教育部的附属机关。
在教育部期间，陈垣所遇到的都是这些克扣教育经费、不发教职工薪金、裁撤教育机构等事，与他原先想能利用执掌教育机构的机会，在发展教育事业上有所建树，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全不符合。事与愿违，报国无门，于是在就任几个月后就提出辞职，从此与政府机构脱离，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就在这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长，由此走进高校教学大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后，成立了李煜瀛(石曾)为委员长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聘请陈垣和蔡元培、沈兼士等10人为委员。次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他任理事、文献部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后来奉系军阀要以武力接收故宫，派兵驻守形势紧张，李石曾离开北京。理事会共推陈垣与对方交涉。他代表善后委员会多次与之谈判，极力抵制军阀接管，提出必须将宫中文物逐一清点，才能交接，以延缓时日，因此遭到军阀忌恨，被宪兵司令部逮捕。获释后还派宪兵二人驻在他家中监视，禁止出入，五个月后才撤去。
1925年辅仁大学成立，初名辅仁社，英华任校长。次年1月英华逝世，临终前以辅仁大学校长相托。陈垣在辅仁任校长20多年，直到1952年辅仁与北京师大合并，而改任北师大校长。在辅仁期间，他曾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又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陈垣在大学教学50年中，桃李遍及国内外，多少文史专家都是他的学生，在全国各大学各研究机构工作，活跃在学术界几十年，有些学生，一直到今天仍是科研教学的骨干。
四、学术上的卓越成就
陈垣在史学研究上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以几十年的辛勤工作成绩，为我国史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份遗产是珍贵的，是丰盛的，我们后辈应当很好的继承、研究和总结，使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陈垣研究范围广博，内容深邃，所写专著和论文约200余篇。他为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填补了空白；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起坚强的基础；对元史研究的成绩更为突出。这三方面的研究也是互相交错，互有联系，左右相关的。宗教和民族往往相联，文献学的研究中，也常常突出元代文献的内容和特点。
陈垣自写了《元也里可温教考》后，开始对各朝代的很多外来宗教都进行研究，也都写了论文。几年间，先后完成了开封一赐乐业教、摩尼教、火祅教的研究，对各教分别自南北朝、唐朝、明朝从波斯等地传入中国的流布与兴衰的历史过程，都写了专著。这些著述在中外学术界都引起极大注意，得到很高评价。
在宗教史方面，他对伊斯兰教和佛教史的研究更为突出。关于伊斯兰教史的传世之作是《回回教人中国史略》，虽然这篇文章写在几十年之前，但其内容一直到现在对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还把过去书籍中，回历和中历每经30年就积差一年的谬误扭转过来，为学者第一次提供了确切可信的历法书籍，撰写了年代学著作《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两部巨大著作。他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是功不可没的。
研究外来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必然涉及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为了写中国各族的融合，为了研究中国文化与外来民族及其文化的交往，为了宣扬中国文化的优秀和魅力，陈垣怀着赞扬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撰写了《元代西域人华化考》这部巨著。在这部书里，陈垣写道元西域人“百年之间，作者三十余人，著述至八十余种，经史、词章、老庄、申韩、舆地、艺术、阴阳、医药之属，无不具，且皆华法，非西法，与徒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不同”。全书用大量历史材料，有力地说明中华文化的优秀和雄厚。这就是他对在当时中国最被人看不起的时代，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的日子里作出的响亮的回答。
早在治学之初，历史文献研究就是陈垣特别注意的内容。由于他治学的信念，就是一切都从确实的材料出发，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证实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治学又是从目录学入手，是潜心研究《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提要》入手，因此他特别注意目录书籍，不但自己多方面使用目录学材料，而且自己常常编写备用的目录书多种，在很多大部头书还没有编制索引时，他自己编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库元代文人集六十种子目》、《全唐诗》等索引、检索，出版了《基督教史目录》、《敦煌劫余录》、《道家金石录》和《释氏疑年录》，以及体裁独创一格的佛教典籍目录书《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书，为目录学丰富了体制和内容。
陈垣将分散的避讳内容，系统的概括、提高、总结，撰写成《史讳举例》；把繁复的校勘工作分析、类统、归纳，撰写成《校勘学释例》。两书都用类例的研究方法，读者可在二书中获得有条理、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并可有举一反三的效果，使用二种学科的知识考史，可获益非浅。自此两书问世，史讳学和校勘学才建立起各自的学科体系。
关于时代、年月的记载，是读史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所以年代学也是历史文献学研究中的主要课题。年代错乱或不清，甚至有一年、一月、一日的差错，有时都能够影响其内容的推论。中历纪年多种多样，有夏、殷、周的三正岁首差异，有年号的变化，有三国时三个国家、南北朝时南北纪年的不同，有朔闰的推算，有干支的变异等等，又有过去典籍中回历纪年的推算上的差谬，头绪纷繁。但自从前面已提到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两书出版后，七十多年来，嘉惠士林，学者称便。
《中国史料的整理》更是陈垣集中讲文献学的论文，文中所提的史籍整理的八个内容，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很重要。他曾为争取内阁大库档案归入故宫，出过很大力量。这篇文中提到的“整理档案八法”，就是他在故宫工作时对档案馆同人所讲的内容总结，今天仍有参考价值。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还不在于仅仅提出具体的若干条办法，而在于文中反映了他对历史文献工作的看法和他对整理古籍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搞历史文献资料和整理，过去历来不被人重视，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他说这类工作是“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工作，工作的成果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可以为后人长期利用。这论点在《中西回史日历·序》中也有所反映。序中说到《日历》的编撰时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没有人做，就没的可用，“智者”不肯做，他肯做，他就是为“考史者之助”。因此这部书，他写了四年，稿凡五易，终于完成，读者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种大度的、有识见的主张和做法是他一贯的思想，且是他身体力行的。这是使人方便的工作，是为人服务的工作，是作历史研究工作不能缺少的工作。这思想是他对历史文献工作的主张，是十分可贵的。
五、搬到兴化寺街前后
陈垣1913年到京，住象来街共八年，搬到西安门大街住五年，后在翊教寺(今改名育教胡同)、丰盛胡同、米粮库，居住时间都不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米粮库房易主，搬到南官坊口，刚好早定的搬家日期是7月7日，匆匆忙忙搬了过去。只住了14个月，又被房东通知要用房，只得又急促找房，搬进李广桥西街(今柳荫街)，这所房倒是离辅仁大学很近，房子布局也很好，没想到刚安置好，住了11个月，房主又通知让腾房。他有藏书几万册，书箱、书架很多，搬动一次，费力费神，非常困难。学校考虑及此，乃腾出定阜大街学生宿舍的前院，截断成一独立四合小院落，请他住进去，从此才免去频繁搬家之苦。这里就是他后半生住了33年的宿舍，兴化寺街5号院(今兴华胡同13号)，这里也就成了他的书房励耘书屋最后所在地。
这座房子街门开在兴化寺街东口里路北，门并不大，门楼上檐有砖雕“松竹梅”花饰，门旁左右有小石台，上面各雕小狮子伏卧。门上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楹联。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北京小四合院较普通的建筑方式。
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标准四合院。陈垣搬进去时已较陈旧，只略加修理清扫，未作装修。房分前后两个院落，前院东西长、南北短，与正院隔有短墙，中间为垂花门，上有四扇绿色屏门通到正院，门上四个斗方，写“斋、庄、中、正”四个大字。正院北房三间，有廊，东西各有耳房一小间，无廊。北房二明一暗，但各与耳房相通，耳房通院里的门各与东西厢房北山墙隔一小空地相对。东西厢房各三间，亦都有廊。东厢房在作学生宿舍时，将三间隔成两间。外院南房三间，无廊。东西亦各有厢房一间，与里院东西厢房隔墙相连。外院垂花门两旁各有海棠树一棵，每到春天，花繁叶茂，清香扑鼻，秋季果实累累，煞是喜人，但果味酸涩。
北房三间，两明一暗，东面的是一间，有木雕窗格相连。西耳房为卧室。若干年后，又从后面学校院中划过一小间为卫生间。他的励耘书屋的书案，就设在北屋三间最西边临窗。北屋两明间虽然相通，但用书籍和书架隔开，只留一人宽的门，里面读书，外间就是他吃饭的地方。
西厢房南墙有门与外院的西房相通，这就是他的书库，中间用书箱背对背叠起成为一条走道，和图书馆书库相似。走道共8条，陈垣名之为“胡同”，找书时在第几胡同北面或南面，一找便得。书籍的放置，他自己心中有数，虽然有几万册书，他大体都能说出是在第几胡同的哪一面的第几书箱。他的书箱从来不用盖，远看与书架相似，但对书籍可减少灰尘，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厢房北面一间也是一个小书库，多放杂志刊物；南面一间是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
住进兴化寺街时，陈垣已是60岁的老人。在这里，他仍是耕耘不辍，写作未停，仍是读书、教书、写书。
北平沦陷时，国立高校迁移内地，最后只余辅仁大学在北平，其余各校虽仍用原来的校名，但都已被敌伪接管，校门悬挂日伪国旗，师生出进必须敬礼，课程都有改变，各校师生心情抑郁。有些老师想出各种办法，离开北平，但卡口特紧，离平也并不容易。陈垣也曾一度想离开北平，他的一位学生写的诗句中就有“黄昏斗室话时艰，相约联吟到巴山”之句，但最后终因种种原因，又因辅仁大学能继续办下去，需人主持，为了全校几千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未能离去。
辅仁大学在世界风云变化之中，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又因为学校教会由美国改为德国当值，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未被日伪接管，尚能继续办下去。既然未被接管尚能开学，陈垣就苦苦支撑着学校，苦苦支撑着岁月，维持辅仁局面。为使学校能上课，他多方斡旋，费尽苦心。为学校不挂日伪国旗，不用敌伪编写纂改的课本，不以日文作必修课程等事，多次和敌伪周旋斗争。
在敌人统治下，环境空前严酷，处境异常险恶，学校师生遭迫害，行动受监视。陈垣自己更是时常受威胁逼迫恫吓，时时在黑暗危险之中，精神极端痛苦，生活非常艰难，真可以说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他独守枯城，内外无援。他杜门谢客，不与外界来往，决不接见日伪官员，不顾生命安危，抵制了敌人多次威逼利诱。敌伪许以高官、厚禄，他不理会；送他厚礼、重币，他不接受。他不怕死，不投降，坚贞不屈，凛如冰雪。
在这几年里，更磨炼了他对敌斗争的意志，锻炼了身处逆境的能力，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都在变化，他的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产生了意义重大的飞跃。在这强敌压顶、人民涂炭的时刻，他悲愤之余，在沉思，在考虑，他必须调整原来的教学和科研计划，作出新的安排和应敌对策。他利用课堂授课的机会，借论史事，讲述历史上抗敌不仕，爱国复国思想，以激励同学抗战意识；他利用笔墨，陈古论今，写出历史人物和仁人志士的爱国精神，表彰忠于故国、坚持斗争的忠义事迹。他不得不用隐晦的笔法，不使敌人监视、察觉，才能出版，才能存在，才能宣传，才能达到抗敌的目的。
几年间，陈垣讲授未停，写作不辍。他写出《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论》、《通鉴胡注表微》等八部专著，或则表彰西南明末遗民的民族气节，或则利用大量道家金石碑刻等材料，以称颂南宋初河北抗节不仕的遗民，或则借写佛门内部政治斗争，以表扬抗战派的爱国，抨击投降派的无耻，或则写注释《通鉴》的宋末胡三省入元后的爱国思想。这些著作都是在日寇疯狂侵略、凶残统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形势危迫，个人心情悲愤的艰苦环境下写撰的，也都是在兴化寺街的励耘书屋里写出的。这期间，他的家人都去了外地，励耘书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和一位看门的老工友。住所里虽是静悄悄的，但他的心血都在沸腾。窗外有时传来敌伪军警在他们强占的辅仁大学大操场的打靶操练声，恶喊狼号，阵阵使人不寒而栗；有时耳畔响着尖厉的日本宪兵巡逻的警笛声，或军犬的狂吠声，不知是谁家又要遭到殃祸。
在这四面楚歌声中，陈垣强压怒火，伏案疾书。他要在沦陷区写出“抗战史学”，他要用笔和纸作为武器和敌人战斗。这时他的思想感情与国家命运、与民族兴亡融合在一起，绝不是这小小的书斋，这寂静的励耘书屋所能限制，而是以天下为己任了。
抗战胜利的喜讯，响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陈垣欢喜若狂，盼了八年，盼到了胜利，他也随着胜利的喜讯走出了书斋。久别的朋友、学生、亲人，纷纷回到北平，他也走出学校，走出书斋。后来，因看不惯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看不惯新贵们的骄横跋扈、欺压百姓，他又走回励耘书屋，他又沉默了。
三年后，也是住在这座兴化寺街院落时期，陈垣欢快地迎来了全国解放，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又焕发了精神。他积极参加了人民政权的政治活动，参加了北京市的人民代表会议，被推选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为特邀代表，被推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人大常委会常委。
他领导着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为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北师大为国家培养、输送出千万毕业生走向全国的教育岗位。这些同学继承了他的事业，有的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行政、教学骨干，他们正在一代一代的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为祖国不断的培养人材。陈垣对国家的贡献，对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成就是卓越的。
每当陈垣的学生们走过兴化寺街他的故居时，总会想到这里曾是励耘书屋所在地，总是想到这里曾是励耘老人陈垣老校长读书、著书、战斗过的地方，这位热爱祖国的老人永为人们钦佩，道德文章永为人们景仰。他是20世纪的著名学者，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正在大力宣扬他的爱国精神、敬业精神、励耘精神，因为“励耘精神”是他们做人的准则，将一代代传下去。
辅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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