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考据学家。一生著作甚多，在史学考据上所作的贡献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他最为著名的史学著作，是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北京地方史志的专著《日下旧闻》。该书为后世研究北京史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日下旧闻》成书之后，在其基础上有不少史学家作“补”，“增”，“考”，可见其史学价值之珍贵。目前，该书仍是研究北京史所不可缺少的一部著作。在文、史学界虽然无人不知朱彝尊，但他的一些具体情况，特别是他在北京的故居，却鲜为人知。本文对此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朱彝尊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住所几经变迁。他在京的主要居所——顺德会馆，座落在今宣武区海柏胡同16号，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院落。就在这里，朱彝尊完成了第一部关于北京地方史的巨著《日下旧闻》。这部巨作的完成，耗尽了朱彝尊一生的心血，但它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使后人不断地缅怀他。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醧舫、金风亭长，晚年时称小长庐钓鱼师。1629年(明崇祯二年)生于浙江秀水(今嘉兴)，是明代大学士国祚的曾孙。《清史稿》中记载朱彝尊是“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由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好学，他在少年时就已经博学多识，凡天下之书，无不披览。虽然他的家庭已经破落，比较贫困，但他为了增长更多的知识，不惜以饥饿的身躯爬山涉水，奔走于全国各地。对所看到的金石、丛祠荒塚、破炉残碣之文，他都要与史书、传记详加考证。广博的见闻、珍贵资料的积累，为其以后所著的文学、史学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79年(康熙十八年)3月，朱彝尊在体仁阁新开博学鸿词科的御试上，以布衣应试入选。在当时以一介布衣入选皇家翰林是非常不易的。朱彝尊被授与检讨，与所擢50人，共同纂写《明史》’开始了他在京的生涯。朱彝尊本来就酷爱古文辞、历史，让他参加编写《明史》，这无疑给了他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清朝为了编纂《明史》，在1645年(顺治二年)设立了明史馆。康熙十八年正式开始纂写，先后以徐元文，王鸿绪等为总裁，尤侗、方象瑛、朱彝尊等分纂各纪、传、志、赞等。朱彝尊在明史馆期间，为了《明史》的编纂诸问题七次给负责编辑的总裁上书，阐明自己的观点，从体例到内容都加以论述。他建议要广泛阅读史书，宽限写作期限，借鉴纂写元代史书时紧迫限时的弊病，防止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编撰历史。他辨析了明朝方孝孺、东林党两件史事，针对如何编纂《明史》，更进一步强调了作史要抱着严谨态度，不可以存在门户之见，也不可用观点的同异来划分邪与正，贤与不肖。这种卓越的学识和严肃的治学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于我们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朱彝尊的许多建议都是切实可行的，所以纂修《明史》的体例很多都依从了他的意见。
1681年(康熙二十年)，朱彝尊被授日讲起居注官，这是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职。1683年朱彝尊升任南书房当值，康熙皇帝在黄瓦门之东赐他一所住房，有赐居禁垣诗为证，“讲直华光殿，居移履道坊，经营倚将作，宛转绕宫墙……”。朱彝尊在南书房当值，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宫廷史料，这为他今后的写作积累资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期间，朱彝尊的渊博学识得以充分地显露，因而很得康熙皇帝的赞赏，多次被赐参加太和门、保和殿、乾清宫的宴会，而且还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元日，在南书房的又一次宴会后，康熙皇帝把肴果赐与朱彝尊的家人。由此可见，朱彝尊是深受皇帝宠爱的，朱彝尊曾用诗文把这些都恭敬的记载下来。这一年，朱彝尊开始编辑《瀛州道古录》，因私自带着他的学生入内廷抄录四方经进书，为学士牛钮弹劾，被降一级。住所也从黄瓦门移到宣武门外的海柏寺街。为此，朱彝尊曾作有一首移居诗，“诏许移家具，书唯定客踪。谁怜春梦断，犹听隔城钟”。在《曝书亭集》中还有首古籐书屋送人诗“我携家具海波寺，九月未槁青籐苗。夕阳倒影射柽柳，此时孤坐不自聊”。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人们的住所也是随着地位的变迁而变动的，从中我们多少还可看出朱彝尊当时被迫移居海柏寺的心情。
海柏寺，《顺天府志》记载为海波寺。明代在海波寺街上可能有个寺庙，名为海波寺，因久已倾废，无从考证了。但是街名则仍然以寺名流传下来。当时朱彝尊就居住在离海波寺街相邻一间不甚宽阔的南屋里。朱彝尊居住过的院子后辟为顺德会馆。
朱彝尊居住的南屋前，种植着两紫藤，每逢春夏之交，紫藤花盛开，使小院充满了生机。故此朱彝尊的诗中有不少吟咏紫藤的佳作，他还给自己居住的这间房子起名为“古藤书屋”。在书屋的对面，有一座亭子，名为“曝书亭”，亭子有柱无壁，是专为晒书用的。
据《顺天府志》记载的顺德会馆“庭有藤二本，柽树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赋诗。”这可以使我们想象出当时院中是多么清新秀丽、幽雅，文人墨客聚在一起，吟诗阔谈的生动景象。朱彝尊曾邀友人在古藤书屋边饮，边限以藤、柽两字作诗。迟汤右曾诗云:“柽叶绿如繖，藤花红满檐。”可见庭院中红绿相映，景色宜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王士桢来京，朱彝尊也曾邀请他在古籐书屋共饮，食鲍鱼半翅，观米海岳研山图经。这些只是朱彝尊在此居住时的偶尔活动，他更多的时间则是用来进行他所喜爱的历史研究。王原在《日下旧闻》一书的原跋说朱彝尊“日夕共卧一室，藤床竹几，架上藏书万轴，围列左右，先生目不停披，手不绝书。”冯博也曾说朱“僦居古藤书屋，风雨一编，青灯永夕。人见其萧然阖户，疑有牢愁羁旅之思，不知其搜拾旧闻，订讹辨误，与古人角胜于楮墨间也。”朱彝尊就是在这幽静的地方，不大的书屋里，编著了关于北京历史的第一部不朽巨作《日下旧闻》。此书成为研究北京的珍贵文献，朱彝尊为编写此书所居的古藤书屋或叫藤花书屋也因而大获名声，后人在书中、文中对古藤书屋多有涉及。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朱彝尊移居下斜街时曾作诗云:“不道衰翁天倚著，藤花又让别人看。”由此可看出他对海波寺街这处居所的依恋之情。
朱彝尊一生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在文渊史海之中，在清代初期是很有名气的大家。在四方学者文人云集的北京，康熙年间，王士祯以诗闻名，古文学家汪婉则以他对《易》、《诗》、《书》、《春秋》、《三礼》、《丧服》都有发明而著名，被授编修、纂明史。毛奇龄以考据称世，唯独朱彝尊集众家之长于一身，所以较他们就更负盛名。朱彝尊的学识渊博，不仅体现在他通经史上，而且在诗词古文上也很精通，尤其是他还擅长考据。在词上师法姜夔、张炎，并有所创新，以醇雅典丽为宗，字琢句练，精工隽永，被尊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与当时内阁中书顾贞观、陈维崧称清代词家三绝。朱彝尊的诗名与当时很负盛名的燕台七子之一，大诗人刑部尚书王士祯及查慎行齐名。有南朱北王两大宗之称，又有“王爱好，朱贪多”之诮。
朱彝尊一生的著作主要有《曝书亭集》、《明诗综》、《明词综》、《日下旧闻》、《经义考》等。
《曝书亭集》是朱彝尊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官复原职，引疾乞归故里后，殚心编撰的，共80卷。这是他集自己一辈子心血所作的主要作品，凡赋1卷，诗22卷，词7卷，各种散文50卷集成的。集中之文以题跋碑传之作居多，这是他游历半壁河山所得。卷42至55的题跋之作，辨订群书，考证碑牌，很具特色。
《明诗综》100卷，是朱彝尊感慨明代自万历年后，诗作零散又没有系统，而编撰的诗歌总集。书的体例略同于《全唐诗》，第1卷为明代帝王之诗，以后则以时代为序，收录了明代诗人3400余家的作品，有的是因诗而取人，有的是因人而取诗，略述作者生平，并有对诸家的评论。在《诗综》中附有朱彝尊自著《静志居诗话》，自述了其编辑的意图:“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乎得失之故。”书中收有大量明末殉节之臣及遗民作品，对社会政治多有涉及，对于研究明代诗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词综》30卷，后补遗6卷，这个词集是朱彝尊选录唐、宋、元词660余家，2200余首词合集而成的。采集内容广泛，去取严谨，鉴别、考证也很精确恰当。所选诸家，凡是可以考证者，均立有小传。后来王昶续辑《词综补遗》、《明词综》、《国朝词综》等合为《历代词综》，其后又有黄燮清辑《国朝词综选编》、丁绍仪辑《国朝词综补遗》等，都是在朱彝尊的《词综》基础上加以编辑的。
朱彝尊在他解甲归田后所编撰的《经义考》，很受康熙皇帝的赏赐，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南巡江浙时，还赐他一副御书“研经博物”扁额。此书三百卷，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自周迄清，各疏其大略，分存、佚、阙、未见四门。于十四经外，附以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乾隆四十二年(1778年)，乾隆皇帝亲制诗篇题识加在《经义考》的卷首，并命浙江巡抚加以刊行，朱家世代以此为荣。
《日下旧闻》是朱彝尊在康熙二十二年被免去史官后，留京几年中所著述的。朱彝尊在京期间潜心史学研究，尤其是北京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京这座弛名中外的历史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建都数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从轩辕黄帝邑于涿鹿(今北京西北)，周初始封于蓟，遂又为燕都，慕容氏又曾都燕，辽称南京，金改中都，元朝建立大都，从此成为都城。明改称北京，清朝因袭下来，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但是关于北京的历史记载却没有留传下来，朱彝尊认为实在是个遗憾。他看到北京宫殿井邑那样的繁丽，仓廪府库那样充实，是《诗经》中所说的四方之极的地方。作为几代帝都，文物、古迹很多，却缺乏专门记录北京历史，考订故实的典籍。为了弥补这一大缺陷，激发起他要完成一本关于帝都巨书的雄心。于是他潜心钻研，“迺采摭群书，自六经以至百家二氏，自国史家集以至海外之载纪，自百千卷以至残碑坏堨断楮零墨，靡不搜寻”。朱彝尊为此书可算是呕心呖血，他白天走遍京城，探索名胜文物遗存，宫殿宛囿，王公府第，梵寺古刹，对北京的风俗人情，陵墓坛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采访明代遗老，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晚上回到居所，点起灯火，对照史书记载核实白天所征集到的资料，直到两者统一后，没有遗憾才惬意罢休。由此可看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是北京的宫室城市位置变动了好几次，十分之九的琳宫庙宇更换了名额。历代城址，建置不断更改，变迁不小，而且“故老沦亡，遗书散佚，历年愈久，陈迹愈不可得而寻矣”。这无疑为朱彝尊搜集北京历史资料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彝尊在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正式收录、编辑，从1600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历史资料，再加上他几年来辛勤搜集来的点点滴滴第一手资料，经过二年的时间，编写成第一部北京地方志《日下旧闻》。刑部尚书徐乾学看见后，认为可以保存传世，于是捐资俾锓木，1687年冬天开始雕刻，次年九月出版。
《日下旧闻》共分十三门，四十二卷。十三门分别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
《日下旧闻》一书编著后，康熙年间的名士徐元文、徐乾学、姜宸英、张鹏、冯溶、唐梦赉、陈廷敬、高士奇为此书写了序言。姜宸英对《日下旧闻》的评价是“间以己意，辨论其是非，援据精确，辞雅义畅，前未有此书也。”负责《明史》总纂的徐元文对朱彝尊此书也是倍加推崇，说“竹垞于书无所不读，其才亦无所不通，而尤闳览能强识，长于考据。其书名曰旧闻，乃其采摭故书，于前人本文一字无有损益，而注其出处曰某书，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盖其慎也。”高士奇则对朱彝尊的治史态度大加赞赏“竹垞未敢自居于作者，曰吾述旧闻而已。竹垞遭际盛时，优游纂纪，成不朽之业，副在名山。”还评论说，历代著有关燕京之事，多有不详，《日下旧闻》一书远远胜过其他诸书。而张鹏，冯溥则对朱彝尊作此书所引用的史料加以肯定，“上自轩辕，下迄明季，所采辑经史与稗官家言千六百有奇。……读竹垞卷，叹为奇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因朱《日下旧闻》删繁补阙，援古澄今……详为考覈。……履勘遗迹，订妄以存真，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一书出版后，在自序中写道:“中间渗漏，随览随悔，復命儿子昆田以剩义补其阔遗，附在各卷之末。”《日下旧闻》一书收集保存了许多史料，由于辑录古碑残碣，许多文献可资考证。如:周秦的石鼓文、唐代悯忠寺的苏灵芝行书宝塔颂碑、辽御史大夫李内贞的墓志、宣和七年燕山府清胜寺慈慧大师碑、金大定中礼部令史题名记略碑等等，都是少见的珍贵资料。另外，不少古籍残失，也赖此书保留了史实。
但《日下旧闻》一书是朱彝尊以布衣著述的，所以除辽、金、元、明的旧迹外，很少著录宫殿御苑的建置设施。《日下旧闻》刊刻以后，清廷在北京开始大兴士木，尤其大规模地兴建园林。康熙四十八年建圆明园、雍正建雍和宫、乾隆时建万寿山等，城内大修三海，皇家内务府年年兴建工程，到乾隆三十年已距《日下旧闻》成书近百年，北京城池、宫殿、尤其是皇家园苑已有很大变化，朱彝尊所撰录的，已远远不够了。而且朱彝尊在宫殿御苑的建置著录的很少，这在乾隆皇帝看来也不满意。弘历在题词书缘起的诗中就说，“百年熙皞繁文物，似胜三都及两京。”近百年中改置添建的，为数不少。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宫殿壇宇，名胜古迹等都题过不少的诗，作过一些考证，这都需要著录下来。
基于以上原因，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命窦光鼎、朱筠等根据《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再收录康熙、雍正及乾隆皇帝的诗文，在乾隆五十年——五十二年刻版出书，这就是现在流传的《日下旧闻考》，也叫《钦定日下旧闻考》。是过去最大最完全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日下旧闻考》在《日下旧闻》四十二卷的基础上增加了3倍，成为一百六十卷。仍沿用《日下旧闻》的编次目录。但其中二十卷的国朝宫室(第九一二十八卷)，两卷的京城总纪(第三十七卷-三十八卷)，四卷的皇城(第三十九卷-四十二卷)，十四卷的国朝苑囿(第七十四卷-八十七卷)，都是新增加的。官署十二卷，原在城市门内，在《日下旧闻考》中独立出来；郊坰原六卷增加为二十卷，京畿也从十卷增加到三十七卷。书中有“原”、“补”、“增”字样。“原”为《日下旧闻》朱彝尊原有的。“补”是朱彝尊的儿子朱昆田补的。“增”是指的乾隆年间增加的。
《日下旧闻》一书在北京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著书的主人也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遗墨。在朱彝尊编写的《日下旧闻》一书的故居——顺德会馆，现已被列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的顺德会馆，住有七、八十户居民。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变迁，已然面目全非了。但大门及院内部分建筑的古旧风貌有的还依稀可辨，院内的空阔地带已经被割成若干小院。古籐在民国时期就已枯死，仅剩有一尺多长的根，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曝书亭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毁，现在古老的亭子砌上围墙成为一间间的小屋。古籐书屋饱经历史沧桑也已不存在了，原有“古籐书屋”字样的扁额亦不可问矣，只有它的后窗户还略能找出一些古老的痕迹。据说顺德会馆还有块刻石，现也下落不明。那清新幽雅庭院，吟诗晒书的书亭已成为过去。但朱彝尊严谨而科学的治学精神，以及他对北京史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激励着后人不断地探索、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