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秀丽的未名湖畔，浓阴覆郁的花神庙上面的慈济寺遗址，安葬着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骨灰。墓地周围松柏青翠。汉白玉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在未名湖畔长眠，是斯诺生前的愿望。斯诺夫人在斯诺先生骨灰安葬仪式上曾说过:“我的丈夫在他的遗言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并表示，他在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希望死后也将他的一部分遗体留在中国。现在，我正是把他这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的土地下，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过去他在北京大学教过青年，现在他安息在北京大学，而这里另外一些年轻人正在享受着前辈学生的牺牲与斗争的成果。愿现在和将来到这里来的各国青年本着给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带来解放的同样的精神来利用这块园地——在这里休息、游玩、学习和劳动，这将是他所希望的。”斯诺先生本人在生前也曾深情地说:“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象我生前一贯的那样。”“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地同中国的褐色的群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雾掩映的岛上庙宇留在一起，同它的一些曾信任过我，爱护过我的儿女留在一起……”
斯诺为什么如此强烈的热爱中国，热爱燕园这块土地呢?
这要从遥远的年代谈起。
斯诺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22岁那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不久，他在华尔街做买卖得到一笔钱。他想用这笔钱作一年极度俭省的旅行，到世界各地方历险；在30岁前再发一笔财，往后就悠闲地从事研究和写作，以终余生。他真的开始了旅程:取道巴拿马运河，经夏威夷，绕道日本，到达上海。他打算在中国停留六个星期，然后离去。然而，中国广大的国土、壮丽的山河、悠久的历史和璀灿的文明，深深地吸引了他，不仅改变了他的旅游历险计划，也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道路。他在中国生活的几年间，曾涉足南京、北京，哈尔滨、呼和浩特，直至广东、云南、福建、台湾，当然还有闻名于世的陕北延安之行。
他非常热爱北京，热爱海淀和燕园。192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这样描写对北京最初的印象:“我到了北京，后来我称之为‘故家’，这个城市有着金色的屋顶，大理石祭坛，青澄澄的墙壁，绿树掩映的寺庙和宫殿，高大的刺槐，以及完美的树景。”1933年初春他第二次来北京时，认为“北京是亚洲最壮丽、最有趣的都城。它是一个具有差不多三千年连绵不断历史的文明中心，它的内王城有着若干宽敞之美，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古宫殿建筑，给人以一种古代风习感。”此后的五年，斯诺就定居在北京，其中有两年居住、工作、生活在海淀和燕园。
1934年1月，斯诺应燕京大学之聘，兼任该校新闻系讲师，开始了他的“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的生活”。为了就近工作，斯诺把家从城里迁到海淀军机处八号。斯诺后来回忆说:“我们在燕京大学和西山附近找一座新房子”，房子外面是一个一英亩大的花园，种上了果树，甚至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房子的修建:一半美国式，一半中国式，呈“U”字形，建于高地上，因此走近居室的窗口，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的景色。房子本身簇新，两边厢都各有一个浴室和书房。斯诺自己描绘的他的这所住宅所在的军机处，如今还是海淀镇上的一条小胡同，长不过数十米，只住几户人家。原来军机处胡同已经在五十年代被新修的西颐公路截断，并拆除了大部分。后来胡同的北半部又被北京大学占用为校园，成为燕园的一部分。斯诺的住宅，大致坐落在如今北大西南门一带。当时八号院坐西朝东，是一个黑色铁栅栏门。庭院宽阔敞亮，栽种着不少果树和几丛翠竹。斯诺和他的夫人尼姆·威尔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说“我们在这个理想的环境里居住了将近两年时间，接触了大学里的中国现代青年和思潮，并且骑着脚踏车，可以很容易地游遍中国最富于历史性和最美丽的名胜地区之一，那里有大钟寺、玉泉山、白塔寺、西山八大处，以及颐和园等”。
斯诺所以喜欢这座海淀住所，还因为这里便于学习标准的北京话。他写道:“海淀本身并不属于燕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它是旗人的居住之所。海淀的居民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操优美的北京话，因此，这里是外国人学讲中国话最理想的地方。”他专门延请了一位满族老教师指导他的学习。经过认真和艰难的学习，他终于认得了1500个方块汉字，能够阅读一些白话作品，并且会说适度流利的北京话，能“在简单的交谈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了解别人的意思”。他欣喜地说:“我给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有一天，他在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请人刻了一枚阴文铜印。人们看了图章上用隶体汉字书写的“施乐”二字，还以为这是中国人的印章呢!他曾经用中国话无限深情地告诉别人:“中国真正是我第一个家乡。”
斯诺住在海淀的时候，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当时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的重要堡垒。许多青年常到斯诺家来拜访。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龚澎就是这里的常客。“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黄敬同志，去斯诺家也“十分频繁”(斯诺夫人语)。斯诺藏有很多中文和外文的书籍以及各种刊物，青年们不断地来借阅这些报刊和禁书。于是这里成了学生们“真正的课堂”，成了他们“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燕大学生肖乾曾认真阅读了斯诺推荐给他的史沫特莱的自传《大地的女儿》，并向一位自称“布朗太太”的妇女谈过他的读后感。后来才知道，这位布朗太太就是史沫特莱本人——她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盯梢，才化名来北平斯诺家小住的。她的《中国红军在行进》等描绘红色根据地的书籍和文章，也是青年们爱读的作品。
斯诺夫妇非常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斯诺夫人还曾建议青年们“在街上举行模似性出殡——尸体代表华北，象征它正被日本人和国民党官员埋葬”。在“一二·九”运动的高潮中，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青年学生从海淀出发，呼喊着震天的反帝爱国口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撞开了被国民党军警紧紧关闭的城门，与城内的青年战友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斯诺动员了另外一些外国记者，到示威的现场去采访，并向全世界作了客观报道。斯诺写道:“国民党在这个困难时期没有能起一点指导或鼓舞的作用，这是极大的失败，使它自己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在以后具有决定性的年代里，这种情况把数以百计的最能干、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成为中国最后希望的共产党的旗帜周围。”
1936年6月，由宋庆龄精心安排，斯诺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着极大危险开始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陕北之行。他先后在延安、保安等地会见并详细采访了周恩来、毛泽东以及众多的中共领导者和各阶层人物，走访了广大的红色根据地。返回北京后，斯诺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一书，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这本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传布到世界上许多地区，使无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了解到中国革命鲜为人知的真象。他还经常向来他家作客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甚至在燕园未名湖畔的临湖轩，放映他摄制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记录片，展示他拍摄的照片，使与会者第一次看到数位红军领袖的风采及苏区生活欣欣向荣的景象，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1941年初，斯诺乘飞机离华返美。他恋恋不舍地注视着飞机底下碧波上的舢舨和帆船，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他想:“亚洲看起来的确好象是我实际的家，而美国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象呈分裂状态，我的躯体是在飞机上，但我的精神却留在中国。”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在1960年、1964年和1970年，斯诺三次重访中国，而且每次必定重游燕园。他不知疲倦地重游了多年前到过的一切地方，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巨大变化，描述了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自力更生地进行着建设。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偕夫人洛伊斯同行。斯诺以向导的姿态，带领夫人在自己呢称为“可爱的小湖”——燕园未名湖畔树荫覆盖的曲径上漫步，在花神庙旁摄影留念，并在临湖轩小憩。他对燕园寄托着多少深沉的热爱!
1971年冬，居住在瑞士埃善小镇的斯诺先生，被发现患了癌症。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曾多次派当时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同志和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同志去慰问探望，后来又派去医疗小组协助医疗护理。但他已病入膏盲，无法挽救，1972年2月15日，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停止了呼吸。在临终时，他用毕生的感情喊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斯诺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就是这句临终遗言最好的注脚。从1933年到1972年，他陆续写作、编辑并发表了《远东前线》《活的中国》《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红色中国杂记》《复始之旅》《今日红色中国》《漫长的革命》等书，用他执着的深情和犀利深刻的笔触，描述了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介绍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和革命业绩，报道了解放区的创建和新中国的成就，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要讲话，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斯诺先生的部分骨灰安葬仪式，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墓前陈放着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周恩来以及有关单位和斯诺生前友好献的花圈。斯诺的夫人和孩子及其亲属献的花圈也放在墓前。周恩来、郭沫若以及北京大学的代表和斯诺的亲属参加了安葬仪式。仪式由邓颖超同志主持，廖承志和斯诺夫人讲了话。廖承志说:“斯诺夫人及其家属秉承斯诺先生的愿望，把他的骨灰送来中国安葬，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友好的表示，我们对此非常珍视，并且深为感动。”“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这就是中国人民对斯诺的公正的科学的评价。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长青，就象未名湖畔斯诺墓前的苍松翠柏一样。
未名湖畔斯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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