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的故居，坐落在北京市西四北三条39号(原为报子胡同18号)，是一座坐南朝北的两进院落，一进大门迎面是影壁，前后两院由月亮门(西侧)和垂花门相连。前院北房四间，是程砚秋生前的会客厅和书房，命名为“御霜簃”。另有倒座四间半，西厢房三间。后院北房六间，(堂屋两间，西里间一间，东里间两间乃是程氏夫妇生前的卧室。最东头的一间是媬姆的住所。)还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周围有抄手廊相连。院中央是个大天井儿，左右辟有花坛。按北京的说法，是个四合院。此外，还有一个东小跨院，其中有房数间，饭厅就在这里。程先生在世的54年中，曾迁居多次，现在的故居是他生前最后的寓所。
程砚秋先生为了京剧事业，一生奋斗，道路坎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革命取得胜利，程先生才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历经苦难，大义凛然
1.惨痛的童年
程砚秋原不姓程，他是满族正黄旗人，1904年生于北京，原名承麟，后改旗姓“承”为汉姓“程”。最初艺名为程菊侬，后改艳秋字玉霜，再改砚秋字御霜，其最后改名砚秋，并非为改名而改名，其中有一定的涵义，此为后话。
程砚秋幼年丧父，六岁时，家贫如洗。为了生计，其母程老夫人眼含热泪，将他写给当时的著名京剧旦角演员荣蝶仙为徒，签订合同为八年，而言明病死逃亡，师家概不负责。那时是封建师徒关系，徒弟要绝对受师父的控制。所以幼年时的程砚秋，除学戏、演出外，还要为师父一家做繁杂的家务劳动。那时，他一天到晚绑着“跷”(舞台上的跷工，即模仿古代妇女的小脚)干活，有时连睡觉都不让卸“跷”，且经常遭受打骂，真是苦不堪言。程先生把这段生活经历，称之为:“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一页。”①
程砚秋在荣家，先从荣春亮学武生，后改从陈桐云学花旦，接着又从陈啸云学青衣。11岁开始登台，经常在南城浙慈馆(北京前门外，东大市著名票房——“春阳友会”所在地)唱堂会。因他幼功扎实，扮相秀丽，嗓子也好，时人夸他的唱像“陈石头”(即著名老辈京剧青衣陈德霖先生。他的嗓音清脆、腔调简洁，向以唱功著称)，从而引起行家注目。12岁以后，曾与著名京剧老生刘鸿声、孙菊仙合演。颇博好评。13岁“倒呛”，声哑，然而荣蝶仙却在此时与上海戏院签了每月银元600元的合同，命程赴沪演出。因事关程砚秋的艺术前途，在具有古侠之风的广东顺德诗人罗瘿公帮助下，经筹措700银元，把程砚秋从荣家提前赎出(未满八年)，即所谓“买满师”。此后，程砚秋在罗瘿公的关怀下，得以休养和深造。
2.得益于良师的培育
自14岁起，罗瘿公为程砚秋延师学艺，以求深造。先从阎岚秋(九阵风)学刀马；并从乔蕙兰、谢昆泉、张云卿学昆曲；15岁时，在罗瘿公主持下，拜梅兰芳先生为师，执弟子礼；同时又受教于王瑶卿先生。在此期间，罗瘿公还亲自为程讲解诗词，教授书法，每周还安排他看电影、看戏。经过三年苦学，技艺大进。这时罗瘿公已把程砚秋全家从天桥的一个大杂院，搬到北芦草园9号，与梅先生为邻(当时梅家也住在北芦草园)。程每天都去梅家学戏。程砚秋后来在京剧艺术上能获卓越成就，是与罗瘿公的精心培育分不开的，所以程砚秋终生不忘恩师。
值得提出的，还有王瑶卿先生对程砚秋的教导和帮助。程砚秋“倒呛”期间，王瑶卿先生帮他练嗓，这是他后来能形成独树一帜的“程派”的关键所在。60年代初，京剧前辈——程砚秋的老搭档吴富琴先生曾撰文说，程砚秋在“倒呛”前，嗓音近似陈德霖，故有“小石头”之称；“倒呛”后，嗓音甚差，特别是由于变声而带来“脑后音”，京剧界称之为“鬼音”。王瑶卿先生也曾一度为之婉惜!但程先生没有向这种恶运低头，决心改变现状。于是在王瑶卿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把旦角从未用过的“脑后音”这个不利因素，变为有利条件，创造了一套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程派的发声和演唱方法，也就是寓刚于柔、若隐若现、幽咽婉转的悦耳动听的腔调，即后来渐渐发展成的“程腔”。程砚秋衷心感谢曾经为他的成长而出过力的良师益友，他说:“尤其深感罗瘿公、王瑶卿两位老师苦心善意的培养，使我终身不忘。”②
3.第一次赴沪演出
程砚秋于15岁拜梅兰芳先生为师以后，梅先生给他说了一出《贵妃醉酒》。1919年，南通伶工学社成立典礼，欧阳予倩邀请梅兰芳前去参加，梅因事不克前往，遂请程砚秋代表他赴南通致贺并演出。这次演出的剧目就是《贵妃醉酒》。这是程倒呛后第一次登台演唱。16-17岁，曾先后搭余叔岩、高庆奎的班社，与他们合作演出的剧目有《打渔杀家》、《御碑亭》、《汾河湾》，《审头刺汤》等。在搭高庆奎的“庆兴社”时，高挂头牌，程挂二牌，除与高合作演出外，还贴演了自己创编的《梨花记》、《龙马姻缘》等新戏。这些新戏虽仍是老法制曲，但由于程砚秋的唱法新颖，所以深受观众欢迎。从此艺事大进，声誉日隆。不久即在罗瘿公主持下，独立组班，着重演出罗瘿公编写的新戏。
1922年，即程砚秋18岁那年，罗瘿公带程第一次赴上海演出，一炮打响，程声名大噪。程夫人在《追忆砚秋生平》一文中，对此次成功演出谈到:“这就为以后多次赴沪献艺打下了基础。砚秋这最初的成功，确是罗瘿公、王瑶卿先生花费几年心血的成就，也是许伯明、袁伯夔、周梅泉、樊樊山、陈叔通诸位前辈好友多方爱护的结果。”据程砚秋的老搭档——京昆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先生说，具有特殊风格的“程派”唱腔，“首先被运用在《贺后骂殿》中，砚秋同志初次到沪，此戏一唱而红；第二次来上海演出《金锁记》，更受欢迎。”③
在“程派”艺术中，具有独特风格的“幽远哀怨”的“程腔”的形成，固然是由于程砚秋特有的嗓音条件，同时与其制曲方法的革新也是密不可分的。当年在罗瘿公的主持下，成立了“和声社”，在大约两年时间内，演出了罗瘿公编写的《花舫缘》、《红拂传》、《玉镜台》，《风流棒》、《鸳鸯塚》、《赚文娟》、《玉狮坠》、《青霜剑》、《金锁记》等多种独创新戏，在艺术上全部由王瑶卿先生把关指导。当时王瑶卿先生在这些新戏中，结合程砚秋的嗓音条件，采用“以腔就字”的新法制曲。用这种新法制曲，较之“以字就腔”，即用旧腔填词的老办法，不仅能新腔叠出，且能更加充分地表达剧中人的思想感情，增强舞台效果(有人说“以腔就字”是“程腔”的核心)。从此逐渐形成风靡大江南北的程派新腔。
4.励精图治，难苦奋斗
1923年3月11日，程砚秋与果素瑛结婚。程家由北芦草园9号搬到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居住。此事系罗瘿公一手操办。
1924年8月罗瘿公病故，这对年仅20岁的程砚秋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当时程砚秋将罗公安葬后，停演数月为恩师志哀。罗公故后，程砚秋遇到种种难言的困扰，如社会上有人幸灾乐祸。原来冲着罗公的面子而帮扶程的某些朋友也渐渐疏远……。这是程砚秋艺术生涯中的一段极为困难的时期。然而，程并没有被困难吓倒，相反却激励了他的创业决心。面对这艰难的景况，他说只好“另起炉灶了”。他很快又成立了“鸣和社”。这个重组的班社，阵容相当整齐，如侯喜瑞、郝寿臣、李洪春、芙蓉草、曹二庚、郭仲衡、金仲仁、慈瑞泉、张春彦、文亮臣等著名京剧演员，均为该社的艺术骨干。后来又有俞振飞参加，并有由受托于罗公的金仲荪先生继任编剧。“鸣和社”成立后，接连不断地排演新戏。第一出新戏，即金仲荪根据越剧《三盖衣》改编的《碧玉簪》。此剧从制曲创腔到身段设计，完全由程砚秋亲自动手。他在创腔过程中，除按王瑶卿先生所采用的“以腔就字”的新法制曲外，并大胆地吸收了梆子、大鼓等曲调，揉和到自己的唱腔中来，听来清新悦耳，且符合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思想感情，演出后，深受观众欢迎，尤其是得到王瑶卿先生的赞许。此后，上演的《梅妃》、《文姬归汉》、《荒山泪》、《春闺梦》等剧，在唱腔、身段的设计和人物刻画等方面，也都是在王瑶卿先生的帮助下，由程砚秋亲自动手的。这些戏后来都发展成为脍炙人口的程派名剧。
1927年，在北京《顺天时报》举办的“首届京剧名伶评选”中，年仅23岁的程砚秋以《红拂传》一剧当选，从此与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并称京剧“四大名且”，更加扬名剧坛。
从1924年鸣和社成立，到1937年改组，前后13年中，由于程砚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再加上王瑶卿和金仲荪等先生的帮助，从而把程派艺术推向一个新阶段。
5.萌生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30年前后，程派艺术不仅在表现形式上愈益显示出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而且在剧目内容上，也随着时代风云变幻而出现新的高峰。如1930年至1931年，连续编演了《荒山泪》和《春闺梦》两剧，旨在反对军阀混战，诅咒不义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无限疾苦；揭露不义战争“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的惨酷罪恶。这与程砚秋先生萌生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20年代末，年轻的程砚秋目睹封建军阀连年混战使民不聊生的惨状，此后他在《荒山泪》一剧中，通过剧中人张慧珠这一备受兵燹和战乱苦难的农家妇女，喊出了:“我不如拚一死向天乞请，愿国家从此后永久和平。”(后改“和平”为“太平”)，这是何等挚切的呼吁啊!而《荒山泪》、《春闺梦》两剧，编演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绝非偶然。1953年3月15日，程砚秋在《新民报晚刊》发表的《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一文中，回忆上述这段往事时曾说:“在解放前的一段戏剧生活中，虽然获得了一些微小成就，一直感觉它是血和泪的结晶。……那时我的心情是消极的。……后来交往渐广，朋友中不乏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我渐渐受了感染，从消极中生长出一线希望，从而开始向兄弟戏剧艺术学习，编演一些社会问题的戏剧，发泄个人胸中的不平和愤懑，这样才演出了《春闺梦》、《荒山泪》等剧。”当年他演出《荒》、《春》两剧以后，曾于1931年12月11日，在《北平新报》发表题为《检阅我自己》的文章，较为详细地剖析了自己以往所编演的新戏。他说:“从《斟情记》和《硃痕记》到《荒山泪》和《春闺梦》，犹之乎从平阳路上突然转入于壁立千丈的山峰。”这就清晰地看到当时程砚秋先生在进步思想的感染下，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有意识地用戏曲创作和演出，抨击旧社会的不平和丑恶。
6.御霜傲雪，奋发自强
程砚秋思想的飞跃发展，以及因此而激励起的奋发精神，不仅表现在他演出的剧目上，而且在生活节方面，也清楚地显露了出来。1932年元旦，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苟慧生先生之子荀令香向程砚秋先生行拜师礼(按，荀令香是程先生的开门弟子)。就在这次拜师会上，程砚秋当众宣布改名“砚秋”(原名艳秋)——“砚田勤耕为秋收”④，同时易字“玉霜”为“御霜”。显然，程先生的改名易字，有着深刻的内涵，是他思想升华的具体体现。正由于当时他受到进步思想的“感染”，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痛切地喊出:“任何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同时，还呼吁戏曲界:不能“没志气”，不能作“贱骨头”。我们“不否认靠职业吃饭穿衣，却也不忘记自己对社会所负的责任。……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费用之外，还对社会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戏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玩艺给人家开心取乐来吃饭穿衣。”⑤
我们从程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改名“艳秋”为“砚秋”，易字“玉霜”为“御霜”，绝不是为改名而改名，而是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态度。他要以战斗的姿态演戏。他要通过演出抵御严霜般的恶势力。他要经砚田的“勤耕”、顽强地磨练，取得更大的收获。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表现了“御霜傲雪的情操，奋发自强的斗志”，也表达了当时黎民百姓的愤懑心声!
程砚秋先生的创作和演出，虽不免受时代的局限，也上演过一些所谓“迎合士人心理”的剧目，但有不少程派名剧如《青霜剑》、《金锁记》、《荒山泪》、《春闺梦》等等，都起到了惩恶扬善，针砭时弊，唤起人们美好感情的作用。在旧社会，程砚秋先生从思想感情上就与社会下层人民相接近，同情他们的疾苦，深悉他们的激愤之情。所以他从不满足于演戏糊口，而是不断地致力于戏曲艺术改革，通过演出与恶势力和社会不良现象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改革当时戏曲界的现状，他曾满怀忧国忧民之情，于1932年自费赴欧进行戏剧考察，然而，在旧社会的反动统治之下，又有谁能真心理解和支持他去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呢!
7.创办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
在旧中国，戏曲演员被轻视、被摧残、被践踏，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程砚秋先生对此深恶痛绝，他时刻幻想着培养出一批新型的京剧人才，以改变现状。然而，在黑暗的旧中国是根本做不到的。尽管如此，程先生还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于1930年办起了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简称中华戏校)。当时程砚秋任南京戏曲音乐研究院北平分院院长，中华戏校附属该院。他以中华戏校校董的身份，聘请焦菊隐、金仲荪二位先生先后担任中华戏校校长。同时还邀请了对戏曲深有造诣的俞振飞、曹心泉、齐如山、陈墨香、杜颖陶、翁偶虹、吴晓铃诸先生经常到校讲学。戏校的师资力量也相当雄厚，郭际湘(水仙花)、阎岚秋(九阵风)、律佩芳、吴富琴、诸如香、李洪春、高庆奎等教师均系京剧名家。校外教师还有王瑶卿、苟慧生、杨小楼、尚和玉、马连良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本人也不时到校授课，他教育学生正确对待自己的事业，懂得做一个京剧演员的社会职责。他经常对学生说:“你们要自尊，你们不是供人玩乐的‘戏子’。”⑥还说:“不是为了混饭吃而唱戏，不是供人取笑而唱戏。唱戏的重要品格，是教化听戏的。”⑦这就是程先生的治校思想。
中华戏校的办学方针，确与旧科班大不相同。据该校的学生李玉茹、张金梁等同志在追忆程砚秋先生的文章中说:程先生主张把中华戏校的学生培养成“新型的唱戏的。”从而该校不仅废除了供奉“祖师爷”的旧规，和残酷的体罚。与旧科班显著的不同，就是校方为同学开设了文化课，包括语文、古文、历史、地理、算术、音韵以及英文、法文、日文等课程。此外，还鼓励学生学习书法、绘画，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该校还有严格的校规和月考、大考、年终评奖制度。凡学戏、文化及操行均优者，被评为优秀生，均可得到一定数量的奖金和奖品。“这种制度培养了以学习好为荣，学习不好为耻的风气，促进了大家的学业进步。”然而，中华戏校却被那些保守分子视为一座“邪门歪道”的学校，说他们的戏“不通大路”。其实在上述那些名家、艺术家严格训练下，之所以产生“不通大路”之讥，“正是由于程、焦等先生勇于革新、解放思想，对演出剧目进行去芜存菁所招致来的……。”试想，五十多年前，程砚秋先生对京剧艺术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所革新和发展，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中华戏校自1930年至1940年底，先后十年，在程砚秋、焦菊隐、金仲荪等前辈艺术家的治理下，按德、和、金、玉、永等字编为五班，共培养出二百多名学生，其中如宋德珠、傅德威、李和曾、王和霖、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侯玉兰、高玉情、陈永玲等都是驰名全国的京剧演员。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七七”事变后，中华戏校经费发生困难，因无力交付房租，程先生就把自己坐落在沙滩椅子胡同的一所七进院落的大房子献给了中华戏校。但在日伪统治下，终因经费佶据，被迫于1940年底停办。
8.坚持民族气节，从“三闭”到“三开”
1957年，周恩来总理介绍程砚秋入党，在看了程的入党志愿书以后写道:“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⑧
据程夫人在《追忆砚秋生平》文中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程砚秋正奔波在从祖国大西南北上的途中，等他率程剧团经太原回京时，北平已是一座被日寇占领且充满恐怖氛围的城市。当时程家还在东城什锦花园居住。不久，日伪当局通过北平梨园公会，请程演唱捐献飞机的义务戏。程砚秋严词拒绝，宁死不从。他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屠杀自己的同胞，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他对梨园公会的来人说:“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因此惹恼了日寇，遭到日伪政权的嫉恨。
日寇占领北平以后，原来经程砚秋创办的中华戏校，以及他主编的《剧学月刊》等一概停办，他自己也毅然息歌舞台。这时程家已由东城什锦花园迁至西城报子胡同18号(即现在的程砚秋故居)。前此，曾应上海黄金大戏院之邀去演营业戏(据著名丑角演员刘斌昆先生说，此次演出，时在1940年秋，京剧《锁麟囊》首次演出，盛况空前，订了四十天合同，只《锁麟囊》一剧就连演25场，演出非常成功。程先生载誉北上半年后，再次应黄金戏院之邀，赴沪演出，合同还是四十天，绝大部分场子仍是上演“锁”剧，期满回平，从此就卸装归田，不再唱戏了。⑨。俟他由沪取道天津返京，当火车进入前门火车站时，伪警务段的警察和便衣特务，还有日本宪兵队借口检查，说程砚秋态度不好，便把他拉到站内一间小屋。进得门来不容分说，几个敌伪特务就围拢来一阵拳打脚踢，意欲捆绑捉拿。程砚秋临危不惧，挥拳反击，由于程从小就练武功，后来又从武术名家高紫云先生学太极拳，所以他一人力敌七八个特务，直打得他们纷纷倒退。程瞅了个空子冲出小屋，迅速闪入车站内的人流之中得以脱身，遂径直跑回家中。程砚秋知道日寇决不会善罢甘休。他斩钉截铁地说:“特务们还会来找我的，我程某就是不给日伪唱戏，到底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吧!”从此，他洗净粉墨，荷起锄头，隐居京郊青龙桥畔务农，先后达数年之久。
1944年旧历二月的一天深夜，日伪宪兵、特务、伪警察跳墙闯进程宅来抓程砚秋。其中一个鬼子闯入程的卧室，用手电乱照，一眼看到挂在墙上的一幅程砚秋的画像(据说是一位德国友人给画的)，立即喊道:“就是他!就是他!”然而，这群鬼子和狗特务把程宅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到程砚秋的踪影。当程夫人搞清鬼子的来意以后，遂果断地、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程砚秋就住在西郊青龙桥。当时程夫人及其子女共四人，被关在后院西厢房，由荷枪实弹的伪警察看守，听候发落，直至次日中午11时，日伪宪兵等全部撤走，程夫人等才被放出。
后来得悉，那天夜里日本宪兵队在整个沦陷区大搜捕“政治犯”和爱国人士，程砚秋也被列入黑名单，因其隐居青龙桥才幸免此难。
上述程砚秋先生拒绝为日伪演出献机义务戏，和在前门火车站痛击日伪特务的两件事，曾经轰动一时，不少戏曲界同行，赞扬“程砚秋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程砚秋实行“三闭主义”(闭心、闭目、闭口)的说法。这话不错，据程夫人说，程先生在青龙桥务农期间，“他除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当地农民同甘共苦，每日仍坚持练功，闲暇时读史、学画，似乎是‘其乐融融’”。实际上他满怀忧国忧民之心，何尝稍有淡漠!显然，所谓“三闭主义”，正是程砚秋先生对日伪血腥统治的无声抗议。这与梅兰芳先生于同一时期蓄须明志，拒绝演出，恰是相互辉映的艺坛盛事。
在日伪统治的八年中，程砚秋先生无时不在忧国忧民，无时不在感到亡国奴的生活难以忍受。所以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无条件投降后，他兴奋异常。他曾代表国剧公会在广播电台发表庆祝抗战胜利的演讲，一吐八年沦陷中积压在胸中的愤怒。从此公开宣布要实行“开心、开眼、开口”的“三开主义”，开始出山演戏。
1946年春，程砚秋应宋庆龄先生邀请为中国福利会义演而到达上海。当时，抗战胜利的气氛仍在，程先生情绪高涨，兴奋异常。先是在上海“湖社”接受由重庆北上寻师的赵荣琛(1940年经许伯明先生由重庆推荐拜程砚秋先生为师。只因抗战时期，关山阻隔，师徒无法谋面，于是就产生了京剧史上罕见的“函授”，先后达五年之久)补行拜师礼。接着就开始了先后三期的公演。程先生在沪客居一年半，演出虽不算多，但上演的剧目却非常丰富。“不仅有《荒山泪》、《春闺梦》、《碧玉簪》、《锁麟囊》、《金锁记》、《文姬归汉》、《青霜剑》等程派名剧，就连多年不演的别具风格的传统老戏《玉堂春》、《御碑亭》、《桑园会》等也演出了……”⑩这一方面是由于抗战胜利，程先生异常高兴，故全力以赴地尽情演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学生们进行示范，使之多看多学。所以当时程氏另一衣钵传人王吟秋也赶到上海观摩学习，随侍程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恰好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大师都在沪上，由于上海友人热心建议两位大师合作演出，梅、程遂决定合演《四五花洞》。此次合作演出，阵容相当整齐，真假潘金莲由梅兰芳携徒杨畹农，程砚秋携徒赵荣琛饰演。梅的琴师徐兰沅，程的琴师周长华俱是一代著名琴师。再加马连良饰张天师，袁世海饰包公，堪称珠联壁合，给上海观众以极大的艺术享受，一时传为佳话。还有1947年初，梅、程两位大师，再一次各带弟子在上海同台合演义务戏。戏码是《法门寺》和《龙凤呈祥》。参加演出的均系著名京剧演员，《法门寺》有萧长华、杨宝森、袁世海参加；梅氏弟子杨畹农饰宋巧姣，程氏弟子王吟秋饰孙玉姣。《龙凤呈祥》由谭富英、纪玉良、叶盛兰、李少春、王玉让分饰刘备、乔玄、周瑜、赵云、张飞，孙甫亭饰吴国太，梅、程和赵荣琛三演孙尚香。程演“别宫”，梅演《回荆州》，把唱工吃重的场子“洞房”让给赵荣琛饰演，充分体现了前辈对青年的扶植、相携。这场大合作戏，在上海也极为轰动(上述两场大合作戏的简况均见赵荣琛《师事程门记》一文)。
1947年夏天，程砚秋先生怀着满腹心事由上海回到北平。后来据程夫人和程氏弟子们说，程先生于抗战胜利后，再度出山演戏，满以为苦尽甘来，万象更新。可是他在客居上海一年半的时间里，却亲眼看到国民党大员的胡作非为和腐败劫收；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给黎民百姓带来颠沛流离，和社会经济紊乱。他亲身经历了兑换金元券、银元券所加给人民的损失和破产。眼见时局日非，致使他“心灵上蒙罩上一层阴影”“这就使他从最初的振奋，又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于是他再次到青龙桥居乡务农。
9.创办功德中学
程砚秋再次回到青龙桥务农以后，无时无刻不在为祖国的命运和黎庶的苦难而忧思。当时他目睹青龙桥地区只有一所农村小学，附近几十里的农家子弟都赶到这里上学。结业后，因左近无有中学，多半回家务农，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于是程先生就想在当地筹办一所农村中学。经多方奔走，选定了颐和园和玉泉山之间的一所房子(一座名功德寺的破庙)，经与有关方面谈妥，订了租用十年的合同，随后着手筹办。因虑及山后冷泉村走读生路远的辛苦，遂又在董四墓买下一座占地十八亩的金家花园，经修缮作为学生宿舍。学校定名为“功德中学”，并规定农家子弟入学一律免费(包括书本笔墨等费用)。功德中学的开办，旨在为农民子弟谋些福利，岂料，开学后从北平城里来了一群流氓学生三青团员，他们成天打架斗殴，欺负女同学，吓得当地的学生不敢露面，把个功德中学搞得乌烟瘴气。再加那时“法币”连连贬值，教员不断要求调整工资(论多少袋白面)，结果，校方没完没了地向董事长伸手要钱，却没实现原来办学的主旨。程先生为此吃尽了苦头。最后听有识者的劝告而停办。董四墓金家花园遂改名程家花园。程砚秋先生自1947年再次到青龙桥隐居务农，直至北平临近解放。
(二)“喜神”莅临，换了人间
1.预感新时代将至
“料得喜神将莅止，毫端先放几分春”，这是程砚秋先生于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在“故居”——“御霜簃”书斋为陈叔通先生所画梅花的题句，后由叔通先生补书于画。程夫人果素瑛(全国政协委员)曾就此事言及:“这多少反映了他(指程砚秋先生)对即将来临的社会大变革的预感和对旧社会的憎恶。”程氏亲传弟子赵荣琛同志，也曾在《师事程门记》一文中提到这段往事:“1948年秋，北京临近解放，那时，程师已由青龙桥回居报子胡同旧宅。从隆隆的炮声中，他好象听到了旧时代的丧钟，昭示着一个新中国即将降临。他满腔兴奋期待的感情，熔铸笔端，绘出那幅情深、含蓄的报春梅花，并提有‘料得喜神将莅止，毫端先放几分春’豪迈诗句，表现了程砚秋老师双手高举，欢迎人民的新时代将至的喜悦心情。”程砚秋先生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喜神”莅止，换了人间。
2.周恩来总理来访
1949年北平解放后，整个古都春光明媚，万众欢腾。这时，饱尝了旧社会艰辛岁月的程砚秋先生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焕发!当时有一件大喜事使他终生不忘，那就是北京刚刚解放，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登门来访。程砚秋为此深受感动!八年后，曾将此事写进了他入党的“自传”之中。
关于周总理这次亲临程宅访问程砚秋一事，戏曲界曾传为美谈。当年接待周总理来访的程氏另一位亲传弟子，即在程家受业六年的王吟秋同志，曾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就此事作了较为详尽地叙述:“一天师父格外高兴，原来晚上他要去怀仁堂演出《锁麟囊》，这是师父解放后的首次公演，怎能不使这位杰出的艺术家欢欣鼓舞呢!当日下午，师父于午睡后外出洗澡理发。师父走后，师母在上房(按即“故居”后院程氏的卧室)里屋料理家务，我在外屋温习师父昨晚教我的《文姬归汉》中‘胡笳十八拍’的第十四拍的二簧慢板:‘身归国兮儿莫之随，…’我正一遍遍小声唱着……忽然师母喂养的小狗海利尖叫了起来，叫声冲破了深院的寂静，也打断了我学习的思路。师母从里屋走出来，我立刻走到她的身边，一起从玻璃窗望出去，只见屏风门旁的走廊上站着三个身穿灰色制服的人，我不禁脱口而出:‘糟糕!又是来占房的’……师母叫我出去看看，我开门出去，把他们让到饭厅(按，即后院东厢房的里侧)，其中一位身体魁梧，黑发浓眉，双目炯炯的长官，问我:‘程先生在家吗?’我回答:‘我师父出去了。’长官对身边的一位年轻人说:‘给他留个条吧。’年轻人马上打开手里的黑皮公事包取出了一张小白纸条。这位长官欠身在饭桌上写了几句，便交给我，说:‘程先生回来，请把这纸条交给他吧。’我接过纸条，便把他们几位送出大门。关上大门以后，回来把条子一看，啊!我惊呆了。我贪婪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张纸条。三十多年来，我常常反复默读着这张纸条，因此能正确无误地记得上面写的:
砚秋先生:
来访未晤，适公外出，甚憾!此致 敬礼
周恩来
师父回来，看了这张条子，笑得嘴都合不拢来，接着就怪我:‘你怎么连茶都没有招待招待?’我吞吞吐吐地向师父坦白承认:‘我还以为他们是来占房子的呢!’师父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实在的，我那时对中国共产党并无了解……”(11)
后来，当程夫人回忆上述这段往事时曾说:“砚秋看了周恩来同志亲笔便笺之后，深受感动。沉吟了半天才说:‘我见过多少国民党的大官儿，我看不起他们。象解放军这位大首长如此礼贤下士，少见少见啊!可惜没能亲自会会。”
另据王吟秋同志说，1960年8月17日，周总理在紫光阁请程夫人果素瑛吃饭，在座的还有梅兰芳先生和齐燕铭同志等，部分程门弟子和某些私淑程派艺术的著名演员也应邀出席。饭前大家演唱助兴。令人兴奋的是邓颖超同志欣然而至，并兴致勃勃地唱了一段戏。在这次午宴上，周总理对梅先生谈到程砚秋极为尊重梅的情形，还提起程在入党白传中曾谈到家里人对他第一次来访发生误会的事，并问程夫人当时他留给程的便条还留着没有?程夫人回答:“留着呢。”(12)如今，这张周总理亲笔便条，已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物。
3.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
据程夫人在《追忆砚秋生平》一文中说，北京和平解放后，程先生一直精神振奋，喜事接二连三，就在周总理来访后不久，他又接到出席巴黎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邀请书。但由于政治局势关系，未便到巴黎去。当年3月至5月初，程随代表团访问了捷克和苏联。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互用无线电传播，彼此听得都很真切。程在布拉格见到了分别已十五年的长子程永光(抗日战争前，永光约10岁时，被送往日内瓦世界学校读书)，父子相逢欣喜异常。程先生说:“十五年未见，他变成个瘦高个子，也没学什么外国的坏习气，我对他很满意。”当时，永光给出席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洪深、丁玲、徐悲鸿和程砚秋等口译大会发言，帮了许多忙。
程砚秋出访归来，感慨万千，1957年10月，他在入党自传中，提到在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情景时说:“我过去也出过国，那时别人看到你是黄脸皮，连坐都怕和你坐在一起；看你穿着得好一点，就说你是日本人，现在所有国际朋友一看到我们就叫‘中国同志，中国同志!’对我们也特别热情。这一切，不能不使我深思一些问题: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就一切会变了，国际地位这样空前提高了?也使我逐渐认识到党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和党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起来。”(13)
4.西北之行
① “四大名旦”合影留念
1949年初夏，程砚秋一直在想:“我们有了共产党的领导真是太好了，但建设国家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应当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我下定决心要为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14)当年冬天，从西安来了一位专门邀角的赵先生，以往他与北京戏曲界有联系，此次来京与梅兰芳、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人先后会面，拟邀约四位中的一人赴西安公演，并提议“四大名旦”相聚一堂合影留念。四人欣然同意，于是就在王府井中国照像馆拍摄了一张具有纪念意义的便装合影。后来，这张“四大名旦”的合影曾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发表，程家则一直把它挂在会客厅内。
② 撰写《西北戏曲访问小记》
据程夫人说，上述西安来的那位赵先生，本意是想邀请四位中的一位赴西安公演，当时梅、尚、荀三位均有约定之事，所以这次西北演出，就由程砚秋考虑。前此，程先生就有赴西北进行戏曲调查的打算，经赵某邀请后，随即同意率“秋声社”前往。当年11月，“秋声社”一行人马由京启程，10天后到达西安。西北文艺界举行大会，热烈欢迎程砚秋的到来。程在西安除了演出，并作戏曲调查。他把此次西安之行，称之为“求学之行”。通过调查访问，他深为当时京剧艺术的现状忧虑。他说，各种地方戏曲中，都有好多京剧所不及的独特长处。这就更加激励了他致力于京剧艺术改革的决心。
1950年2月9日，程砚秋把西安之行的戏曲调查情况，写成《西北戏曲调查小记》，送周扬同志指教。周扬同志于2月20日复信“关于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工作——致程砚秋先生的一封信”，予以赞扬，并表示尽力给以帮助。之后，程砚秋又根据周扬同志的要求，将他的“关于地方戏曲的调查计划”，于1950年3月18日送周扬同志审阅指示。(以上的来往信件，分别发表于1950年2月25日和4月16日《人民日报》)周扬同志的支持与赞扬，给程砚秋再一次的西北之行以极大的鼓舞!
③ 贺龙将军 慨赠宝刀
程砚秋从西安回京后，昼夜筹划再次赴西北作较大规模的戏曲调查，首先思虑的是经费开支的筹措问题。他想，建国初期，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此次戏曲调查绝不能向上伸手，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旅行剧团，就是说经费靠自己筹措。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1950年4月起，程砚秋率程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第一站是青岛。以往出外演出跑的是大码头，这次在山东几乎跑遍全省，奔的却是博山、潍县、周村等小地方。程剧团的某些演员说:“跟旧社会唱野台子差不多。”然而，对程砚秋这样一位驰名中外的大艺术家来说，在演出码头上这个小小的变化，正可使人们窥见他当时在党的哺育下，逐步地建立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
此次巡回演出，从山东各地起，先后到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远达喀什等地，历时七个月，跨越六个省区，行程三万里。用程先生的话来说:“这叫作从青岛到帕米尔，横贯中国大陆的破天荒旅行调查”。此次西北之行，有一件事使程砚秋终生难忘。那就是他在西安时，贺龙同志临去西南之前，到他的寓所辞行，并特赠宝刀一柄，作为西北相聚的纪念。当时程砚秋想，宝刀乃贺老总的心爱之物，自己如何收得?故再三推谢。贺老总笑着说:“‘宝刀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砚秋你当然受得喽!”贺老总情意殷殷，程砚秋只得收下，视若至宝。程先生由西北返京，边解行装，边对夫人说:“让你看一件珍贵的玩艺儿”，随即拿出一个用丝绦系着的杏红缎的长形包裹，褪去红缎套子，赫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柄泥金红底色鞘，带有华丽馏金饰件的日本战刀。程先生哈哈大笑地对夫人说:“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呀!这是日本将官的指挥刀，是贺龙将军打了大胜仗的战利品。贺老总把它珍藏多年。它是老总赫赫战功的历史证明。”又说:“贺龙将军人家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英雄，这样看得起我程某人……”在与贺老总分手之后，程砚秋想了四句题词:“新国肇造，西北壮邀，贺龙将军，慨赠宝刀。”回京后即派人将题句刻在刀上。这柄战刀，是贺龙与程砚秋真挚友谊的最可珍贵的纪念品。
5.捐献抗美援朝飞机的义演
程砚秋先生赴西北考察回京后，经过短暂休整，随即投入赴西南地区的旅行演出和戏曲调查的准备工作。1951年1月中旬，程砚秋连春节都没在家过就出发了。按戏班旧制，春节期间是不能外出的，但程剧团的演职员工都不在乎这些，在程砚秋的率领下，兴致勃勃地登程了。他们途经上海，乘船赴武汉，在汉口公演三天，将演出收入作为路费抵达重庆。当时正值重庆开展镇反运动，在这里演出十场，即准备赴昆明。由于西南地区刚刚解放，贺龙将军对程的安全不放心，于是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在昆明，程剧团走到哪里，解放军就护送到哪里。一路上，程砚秋本人和剧团的演员都与战士们相处得亲密无间。程砚秋深深感到:解放后，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和旧社会跑码头是无法相比的。程剧团在云南巡回演出三个月，为了表达爱国热忱，程砚秋先生将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献给国家购买抗美援朝的飞机。
回京时，路过武汉，听说当地同志们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还差几个“螺丝钉“，于是程砚秋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决定在汉口停留，再唱五天义务戏。五天中，黑白天另加一场，共演出十一场，场场爆满，票价每张五万元(合新人民币五元)。其中除另加的一场是为了慰劳解放军伤病员外，余者全部收入用以补足当地同志们捐献飞机的差额。这次义演，程砚秋虽然很累，但他自觉心情舒畅，因而也就不觉累了。其爱国热情之高，演出工作之紧张，是不言而喻的。
6.赴朝慰问祖国亲人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不久，我国就组成了以贺龙同志为总团长的，声势浩大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程砚秋是以代表的身份参加慰问团的，并担任华北分团副团长。由于条件的限制，程先生只带了琴师和鼓师等三四个人，准备参加慰问演出。据悉，总团部为满足志愿军指战员们的要求，决定请此次赴朝慰问的代表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几位京剧艺术大师，临时组成一个剧团，除在朝鲜几个点巡回演出外，还准备回国后在东北地区慰问志愿军后勤机关。程砚秋在各个巡迴演出点，曾主演过《三击掌》，与马连良合作演出《龙凤呈祥》、《三娘教子》、《桑园会》等。虽说这些传统老戏程已多年不演，但演来竟非常娴熟。
此次赴朝慰问，给程砚秋留下深刻的印象，1957年10月，他在入党“自传”中谈到:“……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只允许我带三四个人参加演出，……虽然困难很多，但为了能对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一些微薄的贡献，我克服了一切困难，很高兴地完成了祖国人民所赋予我的光荣任务。同时在朝鲜短短几个月中，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也受到很大的鼓舞与教育”(15)。
7.入党前后
1957年10月，程砚秋在入党“自传”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解放后几年来，由于我亲身的体会，深刻地认识了党的伟大，……我体会到真正好的党员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认清楚了党就是好，所以我热爱党，我决心入党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6)
据程夫人果素瑛在《追忆砚秋生平》一文中说:“1956年冬，砚秋随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返国途中正巧与敬爱的周总理同乘一列火车。总理是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取道莫斯科回国的。他回到家里兴奋地对我说:‘这次出国我个人有两桩喜事，一是在列宁格勒见到了三儿子。……第二件喜事恐怕你就猜不到了。’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慢条斯理地说:‘总理在火车上找我谈话了!总理问我怎么不入党啊?我说我缺点太多，不够资格。旧社会养成的个人奋斗，嫉恶如仇，容易得罪人，加上生活散漫……。总理鼓励我说，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嘛。总理还说了好多，他对我程某人是太了解了，连我自己没有想到的细小进步，他都注意到了。我说没有介绍人，总理当即表示愿意作我的介绍人。我要好好努力才对得起总理对我的爱护和信任呀。在北京站下车的时候，贺老总来接代表团，周总理把火车上谈的事情告诉了他，贺老总高兴地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砚秋，入党要两个人介绍，我愿意作你的第二个介绍人。这真是我平生最激动的事啊!’”
1957年10月，程砚秋同志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程砚秋终于由一个爱国主义的戏曲艺术家，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党在戏剧事业建设上的得力助手。程砚秋同志1958年3月9日因心肌梗塞症逝世后，经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委批准，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当年，周总理看了程砚秋的入党志愿书后，曾于1957年11月13日给程砚秋写信，把自己作为他入党介绍人，向党组织表明的意见抄告本人。程砚秋深受感动和鼓舞!遂于当年12月3日恭恭敬敬地用毛笔给周总理复了信。复信全文如下:
“您的珍贵指示和对我的愿望感到兴奋极了，想了多日，真不知应用何语言来回答，您再三说三十年没有介绍人入党了，请放心罢，我永远忠诚遵守党的一切，有信心为人民去工作，不会使您失望的。专此，敬复
周恩来总理同志台鉴。”
上述周总理给程砚秋的信，以及程的复信，还有贺龙同志为程入党写给程的信，均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1949年7月，程砚秋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同年9月，又与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一起应邀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人曾合影留念。建国后，曾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委员。1951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1952年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文化部授予他荣誉奖。
(三)“御霜簃”书斋纪事
程砚秋先生自1937年后半年，由东城什锦花园迁至西城报子胡同18号(即现为西四北三条39号的“故居”)，至1958年3月9日逝世，他在这里居住先后达21年之久。在这所深院中，位居前院的“御霜簃”书斋，以及会客厅还有后院的饭厅，与程砚秋的艺术活动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书斋、客厅和饭厅在“故居”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具历史意义。
1.“御霜簃”书斋原貌
从程砚秋先生的旧日照片中得悉，“御霜簃”书斋早年名曰“玉霜簃”，后来随着程砚秋易字“御霜”而改名“御霜簃”。据程先生的老朋友著名老剧作家翁偶虹先生说:“我和程先生交往多年，他为人恬静、谦和，与之相处，使我油然而生钦敬、愉快之感，正所谓‘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俱化矣。’而他的戏更是如其人散发着深谷幽兰的清香。”翁先生从程的人品、戏品进而谈到程的居室环境:“他家的书房里，挂着一块题为‘雅歌投壶弹棋说剑之轩’的横匾，绿色的沙发，映衬着周围的书橱，也是一派恬淡的气氛。”(17)
另据自1945年至1951年，曾随侍程砚秋先生左右，学艺六年的王吟秋同志说:“自1945年冬，经王瑶卿先生介绍来到程师家学艺。……直至1986年8月程师母逝世前，书斋的摆设始终没有大的变动。”
书斋窗前，有一株高大的柿树，院中植花草数坛。清雅的院落，映衬得“御霜簃”分外幽静。据程氏儿媳张启华同志说，书房前的柿树乃是程先生亲手所栽，多少年来，一直是枝繁叶茂，每当金秋季节，杏红色的柿子挂满枝头，累累果实，煞是喜人!
早年，程先生还在这个大院中养过鸽子。这是为了用它练眼神。
2.“御霜簃”里群贤毕至
程砚秋先生生前，在“御霜簃”书斋和会客厅里，不知会过多少志同道合的亲朋至友和戏曲界的同行。他们一起切磋技艺，相互交流经验，真可谓群贤毕至。据王吟秋同志说，北京解放初期，程先生曾在这里先后接待过周扬、田汉、洪深、夏衍、马彦祥同志等文艺界的领导人和著名戏剧艺术家；还在这里宴请过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李济深等著名民主人士。这次便酌，就是由王吟秋同志下厨做南方菜招待客人的。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57年秋天的某日下午，邓颖超同志请程氏夫妇去中南海吃螃蟹。程先生告知有关方面自己乘车去。不料，过了一会儿周总理竟亲自来接。仓促间，程去换衣服，遂请总理在“御霜簃”书斋待茶。就是这天晚上，周总理和贺老总在中南海与程砚秋作了一次关于程入党的重要谈话。这件事使程氏夫妇终生难忘。
3.在“御霜簃”的艺术创作活动
① 编演《锁麟囊》
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独具艺术风格的“程派”即已形成，并且达到成熟时期。在这个时期，如《荒山泪》、《春闺梦》、《青霜剑》、《红拂传》、《鸳鸯塚》、《碧玉簪》、《金锁记》、《贺后骂殿》、《文姬归汉》等等程派名剧，即已风靡大江南北，为广大观众所赞誉。而《锁麟囊》的出现，则把程派声腔艺术推向又一个新高峰。据翁偶虹先生在《淡极方知艳，清疎亦自奇》一文中说:《锁麟囊》剧本是1939年，他受程先生的委托，根据焦循的《剧说》卷三上引自《隻尘谈》的一段故事编成的。原故事中没有锁麟囊的情节，只说富女解荷包赠与贫女。经与程先生商量，为了舞台形象的鲜明，根据南方某些地方嫁女绣锁麟囊以期早产麟儿的习俗，将锁麟囊作为贯串全剧的关目，故取名《锁麟囊》。剧本脱稿后，得到程先生的首肯。在《锁》剧中，“程先生突出地以唱为主，辅以表演、身段来塑造薛湘灵的人物性格，表达其思想感情，创造了一个完整的音乐形象。”《锁》剧不仅在唱腔上有丰富的创造，在表演方面较京剧原有程式也有所突破和创新。
解放后，首都文艺界对《锁》剧内容提出一些意见，程先生生前，曾对个别情节作了修改(参见《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
② 编演《女儿心》
继《锁麟囊》之后，翁偶虹先生又于1941年为程砚秋编写了另一出新戏《女儿心》。《女》剧与《百花公主》为同一题材。据翁先生说:“程先生排演此剧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丰富他的戏路子。程先生在戏中扮演百花公主，扎大靠，戴翎子，使双戟，不同于他演的其它剧目。”(18)只是翁先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在上海看到程先生演出的《女儿心》。他记得:“剧中用了十六面百花旗，场面很大。”(19)
熟悉程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历来是每排一出新戏，从内容到形式，必有其新的追求。《女儿心》当然也不例外。据当年扮演江六云的俞振飞先生说:“舞台艺术的不断改进，是砚秋同志一贯关心的问题。在上海排《女儿心》，因为昆曲有《凤凰山、传花、赠剑、点将》，砚秋同志打算演皮簧而用昆曲身段，载歌载舞，加强气氛，他要我一同研究，按照昆曲的路子，再加以变化，从此定下了京剧《百花赠剑》的新路子。”(20)
③ 编演《英台抗婚》
程派声腔艺术在表现悲剧情调上，是堪称“独步”的，所以程先生晚年演出的剧目，绝大多数是悲剧。据程夫人说，1949年时程砚秋先生就想把歌剧《白毛女》改编成京剧上演。程先生认为《白毛女》是一出好戏，适合他演出。他说:“我喜欢演悲剧。”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的这一愿望。后来，在他去西南旅行演出，考察中，看了川剧《梁祝》很中意，回京后，就找来《梁祝》剧本仔细研读。1952年从打提纲、改剧本、写唱词、设计唱腔、编排身段，直到服装道具的制作，全是程先生一手操持。接着，就开始说戏，随后进入响排，直到正式公演，程先生紧张劳动了整整四十个日日夜夜。这出以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改编的新戏，程先生将它定名为《英台抗婚》。在为这出新戏取名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据程先生的一位老朋友胡天石同志说:“《英台抗婚》是御霜晚年就《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改编的戏，重点在‘抗’字上，这也表明他本人的性格。陈叔老闻此剧名大惊，认为这是御霜思想上的突出个人的表现，是个人主义的反映，认为使不得，要不得。陈老找我去劝说御霜改用《梁山伯与祝英台》原名。我未同意，认为封建家庭包办婚姻是不合法的，就故事的内容说，用‘抗’字恰当，能突出英台的性格，并无不妥之处。”(21)剧名遂未改。1953年，程砚秋先生赴沪演出，《英台抗婚》一剧一连演出了26场，足见上海观众欢迎此剧的热烈程度。上海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的郑大同教授每场必到，一连看了26个晚上，把程的每个身段、唱腔、念白中哪怕是细微的变化，都点滴不漏地记录了下来，以便深入研究程派艺术的发展过程。(按，郑大同教授乃是研习程派艺术的专家，与程砚秋先生是艺术交往上的至友，他擅长演程派戏，对程腔的吐字、行腔、收声乃至擞音、气口素有研究，且运用得颇有功力。程对他甚是器重。早年程与郑经常促膝谈心、切磋技艺；程还曾让自己的学生学习郑的咬字、行腔和用气方法。
《英台抗婚》是程砚秋先生一生创作的最后一个剧本，也是他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所进行戏曲艺术改革的一次大胆地实验，可以说是集其艺术大成的一部不朽之作。然而，谁又想到《英》剧竟成了程砚秋先生的绝唱呢!
④ 整理《窦娥冤》剧本
《窦娥冤》是程派代表剧目之一。多少年来，六月雪斩窦娥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可谓家喻户晓。早年程砚秋按照王瑶卿的传授，只演《探监》和《法场》两折。它在京剧传统剧目中名叫《六月雪》。后来因程想把这一故事演得完整些，遂由罗瘿公先生参考明传奇《金锁记》的情节，改编成一个整本戏，亦名《金锁记》。程先生在《谈窦娥》一文中说:“我所演的窦娥，基本上是以关汉卿笔下所创造的典型形象为依据的；她的善良、正直、舍己为人的品质，基本上都是和原著相同的，但是在具体处理上，特别是在这个人物个性的某些具体方面，却有些不同。……最大的不同处是:关作窦娥的个性比较更泼辣和外露一些，而我所演的窦娥的个性则是比较端压和含蓄一些。至于通过这两个形象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程派《金锁记》的结尾，没有完全走明传奇的路子，而是由人们公认的清官——海瑞来了结此案，窦娥终于得救。所以程先生说他所演的《窦娥冤》与关汉卿原作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已有所衍变了。程先生在《谈窦娥》文中说:“时代是永远在不停地飞跃前进着，人们的观点，对古典戏曲的看法也不断地在提高着。”因此决定对《金锁记》作进一步地修改。1953年，他把《金锁记》改名为《窦娥冤》，并去掉《金》剧中的赶考、遇难、团圆的套子，改成为一出完整的悲剧。经过几次试验演出，结果引起人们一些争论。但程先生认为斩窦娥本来就是个冤狱，把它处理成一个完整的悲剧，在意义上则更深刻一些。只是他觉得个人的想法还不够成熟，从而希望能与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们共同研究、共同整理，以期把这个戏改好，“让关汉卿所始创的这个剧目——《窦娥冤》永远在我国剧坛上放射着灿烂的异采!”
经程砚秋先生亲自删订的《窦娥冤》剧本，于1958年11月收入经著名戏剧家马少波同志审订的《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
⑤ 摄制舞台艺术片《荒山泪》
京剧《荒山泪》是一出脍炙人口的程派名剧。自1930年首演于北平中和园，到1956年由著名戏剧家吴祖光整理并导演而拍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程先生曾是不断演出，不断修改，使之逐步臻于佳境，成了一出思想性、艺术性都甚完美的程派代表作。前边曾谈到，程的演出剧目以悲剧居多，其内容大都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人民的痛苦。《荒山泪》就是通过对张慧珠一家的悲惨遭遇的描写，表现了“苛政猛于虎”的主题。这与程先生在解放前极为关切和同情黎民百姓的疾苦，痛恨旧社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现象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他“嫉恶如仇、坚强不屈的品格，决定了他的艺术中健康的基调。”所以程派悲剧虽令人热泪沾襟，却决不使人悲观失望。过去程先生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卓越的表演艺术，而“程腔”竟达到迷人的程度。80年代初，赵荣琛同志曾在《说程派》一文中谈到:“‘程腔’最大的特点是柔中有刚——虽幽咽婉转，曲折低回，但并不纤弱无力；在那如泣如诉的哀怨声调中，却蕴含着一股锋芒逼人的力量。这股刚健清新的气势，充分表达出程师塑造的身遭不幸而又宁死不屈的古代妇女的思想感情，使程腔具有强大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深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荒山泪》，其唱腔则尤能显示程腔中这种可贵和突出的特色。《荒》剧在表演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令人痛惜的是程先生中年早逝，彩色影片《荒山泪》竟成了他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的一部最为珍贵的艺术音像资料!
⑥ 与杨宝森合灌《武家坡》唱片
1957年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邀程砚秋与杨宝森合灌《武家坡》唱片。确定后的第二天，杨宝森先生就来程府和程先生对戏。由于杨先生身体不好，程对他主动登门对戏，甚是感动。于是程即召集他的琴师、鼓师等相商，决定由次日起，按时到杨府对戏，足见程先生对同志和朋友是何等谦恭和体贴。
程、杨两位艺术家情谊深厚，早年曾同台演出过《武家坡》，堪称“相得益彰”。
有一次，程、杨合演《武家坡》，那天杨的嗓子出了毛病，大家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当杨唱到“八月十五月光明”，“明”字刚一出口，程先生立即就接上夹白“住了!”瞬息间化险为夷，取得了良好效果。因而，杨宝森先生非常感谢程临阵解围的美德，予以很高的评价。(程、杨合演《武家坡》的情节，见《御霜实录》，任志林:“与砚秋先生同处的时光”一文)
程、杨合灌的《武家坡》唱片，风格别具，造诣精深，听者有口皆碑。遗憾的是，灌完这部唱片仅仅半年，两位艺术家则相继去世。从此，他们合演的《武家坡》就成了千古绝唱!
⑦ 著书立说，昭示后学
程先生晚年身体发胖，演出不多，主要精力放在戏曲研究、总结艺术经验方面。所以很多时间，他是在“御霜簃”书斋埋头写作，著书立说。在他逝世前的两三年中，曾在《人民日报》、《戏剧报》和《戏曲研究》、《戏剧论丛》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略谈旦角水袖的运用》、《谈戏曲演唱》、《我的学艺经过》、《与青年演员谈如何学艺》、《戏曲表演艺术的基础——“四功五法”》、《谈窦娥》、《丰富多采的中国戏曲艺术》、《创腔经验随谈》等多篇论述戏曲表演艺术的文章。田汉同志曾在《悼党的戏曲战士程砚秋同志》一文中赞道:“…他的文字创作正如他舞台上的艺术创造一样精湛和富于独创。”梅兰芳先生在《程砚秋文集》序文中说:“砚秋同志自从学习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对艺术的看法理解、分析都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他发表的《与青年演员谈如何学艺》……等几篇文章里可以显著的看得出来。”梅先生还说“文集”中搜集的二十几篇文章，“大部分是他从事戏曲艺术劳动的可贵经验，所以昭示后学，继往开来，影响至巨。”
在上述的一些文章中，程先生曾提出在继承传统方面的“守成法，要不拘泥于成法；脱离成法，又要不背乎成法”的观点。用程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个论点“就是推陈出新的意思”。所以优秀的程派继承者，都把它视为继承与发展程派艺术的理论核心和基本法则。
⑧ 为言慧珠辅导出国演出节目《百花赠剑》
“精忠真出语言外，尽瘁何辞疾病中。”这是田汉同志在《程砚秋文集》序中的诗词。这是说程砚秋先生“热爱党难以言语形容”，在患病“入院前一日还替上海京剧院排演出国节目《百花赠剑》”。
记得那是1958年初，文化部决定派程砚秋率京剧团出访北欧几国，在出国演出节目中有言慧珠、俞振飞合演的《百花赠剑》。当年1月，言、俞联袂来京，程先生不辞辛劳，每天三班，一连多日为言慧珠辅导此剧。是时，程先生已显现倦态，程夫人劝他节劳保重，他总是淡然一笑，说这算不了什么!岂料，京剧团尚未出国，程砚秋先生就于3月9日，骤因心肌梗塞而溘然长逝了!
王吟秋同志曾经感慨地说，自他来到师家以后，从未见过程先生在“御霜簃”书斋说戏或排戏。一般如吊嗓、练功、说戏都是在后院饭厅。唯有这次给言慧珠加工出国节目《百花赠剑》是在书斋进行的。这是他所见到的程先生第一次在书斋里排戏；也是程先生一生中最后一次的艺术活动!
4.吊嗓、练功、说戏及其它
程砚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练功和业务活动。他始终秉持“艺无捷径，业精于勤”这一课徒的规矩，亦即律己的格言。坚持每日黑早儿起床，在院中打拳、练剑，进行各种基本功训练。早八点准时到饭厅开始吊嗓，而且和在舞台上演出一样，一招一势都随着唱腔表现出来，直到午饭时为止。王吟秋学艺期间，也和师父一起吊嗓、练功。一年四季天天如是。早年，程先生和鼓师白登云，琴师周长华(中期琴师)、钟世章(后期琴师)，以及二胡任志林等，经常在饭厅内夜以继日地研讨技艺、创制唱腔或说戏、排戏。程剧团的这些艺术骨干，在程砚秋的艺术创造中，都曾起过重要的辅佐作用。而程先生那种待人善良宽厚和体恤下情的高贵品格，也使他的老搭档以及所有的合作者深深感动，念念不忘。
再有，多年来程先生在书斋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每日除从事学术研究、文字创作外，就是读书和作画。陈叔通先生在《程砚秋文集》序中说:“……曾见其书斋内有自习课程表，窃叹其读书有恒。最近又见其平日阅读过的书藉，都记出一些心得，始知砚秋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文、词典，曾下过一番功夫……。”还说:“砚秋先生又有绘画天才，曾从武进汤定之先生学画，虽不多作，但下笔即独具风格。喜画梅、菊，题句有其特殊意义，不是为画画而画画，为题句而题句。”前面所谈“料得喜神将莅止”的画梅题句，就是最好的例证。
“御霜簃”书斋乃是程派艺术的发祥之所，它也象征着程砚秋先生人品和戏品的高洁。俞振飞先生说的好:“御霜，是芙蓉花的别名，又称拒霜。……当初程砚秋同志以御霜簃名其书斋，是具有深意的。不论以砚秋同志的身世和为人说，以砚秋同志的艺术成就说，确是切合于这个别署的；也就是说，砚秋同志的人品和戏品，都象芙蓉一样，高洁、坚强，在迎着寒霜激烈搏斗之中，更见其艳光四射，迥出尘表。”(22)
(四)程派艺术发扬光大
程砚秋先生逝世后，由于党和政府的极大重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以及优秀的程派继承者的共同努力，遂使“程派”这一犹如“霜天白菊”般的艺术花朵，一直在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中竞相开放。
1959年3月，当程砚秋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除由文化部等单位举办盛大的纪念演出外，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指示文化部成立了以程门弟子赵荣琛、王吟秋为主的、旨在继承并发展程派艺术的剧团——北京青年京剧团。同时还组织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著名程派演员，如李世济、李啬华、李玉茹、江新蓉、林玉梅、张曼玲等经常演出程派戏。根据各自的条件，参照程派艺术的创造法则，编演新剧目，以促进程派艺术的蕃息发展。
此后，某些著有成就的程派演员，除经常上演程派名剧外，并本着精益求精的主旨，整理上演了一些如《梅妃》、《文姬归汉》、《谐趣缘》、《亡蜀鉴》等程派代表作外，还遵循程先生关于“艺无止境”和“守成法，要不拘泥于成法；脱离成法，又要不背乎成法”的遗教，分别编演了许多具有程派特色的新戏。如赵荣琛的《火焰驹》、《苗青娘》、《生死牌》、《风雪破窑记》等；王吟秋的《小忽雷》、《平地风波》等；李世济的《王昭君》、《陈三两爬堂》、《刘三姐》等；李玉茹的现代戏《审椅子》等。近几年来，程派再传弟子张曼玲还编演了《大明魂》和《甘棠夫人》。以上这些新戏，均博得各界好评。
诚然，十年浩劫中，程派也和其它流派一样，遭到无情摧残。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它在艺苑中，又不断地放出绚丽夺目的奇葩!
1983年3月，文化部、中国剧协、北京市文化局、剧协北京分会、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在京联合举办了程砚秋逝世25周年纪念演出。程派演员云集京都，济济一堂，演出了丰富多采的程派名剧，堪称盛况空前。在那些日子里，程氏的学生和私淑弟子，纷纷登门问候年近八旬的师母果素瑛。一时，“御霜簃”书斋也热闹了起来。果素瑛老人谆谆教导学生:“程派艺术还得往下传……千万不要保守!”
在此次纪念演出中，程砚秋的老搭档、81岁高龄的著名京昆表演艺术家俞振飞，特地由沪赶来与赵荣琛合演了程派名剧《春闺梦》。王吟秋、李世济、李啬华、新艳秋、赵荣琛五位著名的老、中年程派艺术家，以他们的精湛表演，合演了一出《锁麟囊》。更为可喜的是，刚刚崭露头角的程派再传弟子多人参加纪念演出。评论界纷纷盛赞程派艺术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还有人特别提到:“五位著名演员同台演出，虽然师承一绪，却又各抒所长，别具风格，说明程派艺术既得到了继承，又正在向前发展。”尤其赞美他们“团结合作，不计名位，互谦互让的精神，是对程砚秋先生高尚品德的发扬。”这正如叔通老人在《程砚秋文集》序中所说:“砚秋先生的品德，及其艺术上的成就，终于得以流传；花虽凋谢，卖花声将永留人间。不是在今天共产党的光辉照耀下，怎能得到虽没犹有的幸运。”假如程砚秋先生在九天有知的话，也当颔首微笑了!
(①撰写本文参考了程夫人果素瑛:《追忆砚秋生平》一文。②本文撰写过程中，多承王吟秋同志给予帮助，并提供宝贵资料，这里特致谢意。) [后注]
①见《程砚秋文集》:“我所走过的道路”一文。
②见《程砚秋文集》:“我所走过的道路”一文
③见《御霜实录》俞振飞:“御霜簃的人品和戏品”一文。
④见《御霜实录》，荀令香:“程门砚田秋实累，亮节高风树楷模”一文。
⑤见《程砚秋文集》:“我之戏剧观”一文。 [后注]
⑥见《御霜实录》:张金梁“忆程砚秋先生同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一文。
⑦见《御霜实录》:李玉茹“锐意改革旧制的戏曲教育家”一文。 [后注]
⑧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彩图插页”第25面。 [后注]
⑨见《御霜实录》:刘斌昆“情深谊长忆砚秋”一文。 [后注]
⑩见《文化史料》从刊第一辑，赵荣琛:《师事程门记》一文。 [后注]
(11)(12)见《文化史料》从刊第一辑，王吟秋:“难忘的回忆”一文。 [后注]
(13)(14)见《程砚秋文集》，“我所走过的道路”一文。 [后注]
(15)(16)见《程砚秋文集》，“我所走过的道路”一文。 [后注]
(17)见《御霜实录》，翁偶虹:“淡极方知艳，清疏亦自奇”一文。 [后注]
(18)(19)见《御霜实录》，翁偶虹:“淡极方知艳，清疎亦自奇”一文。
(20)见《御霜实录》，俞振飞:“御霜簃的人品和戏品”一文。 [后注]
(21)见《御霜实录》胡天石:“在欧洲考察的日子里”一文。 [后注]
(22)见《御霜实录》，俞振飞:“御霜簃的人品和戏品”一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