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著名北京保卫战的指挥者于谦，不仅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率领北京军民保卫北京的英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至今还被人们传颂着。他的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既显示了他的坚定意志和不平凡的抱负，又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后人为了缅怀他，把他在北京、杭州、山西、开封等地居住的地方都修成祠堂，供奉着他的塑像。
北京的于谦祠，是由他的故居修改而成的，在今东单西裱褙胡同23号。这是一处不大宽阔的庭院。祠宇仅殿三楹。于谦生前作到太子少保，像他这样的高官，居处却如此的简陋，仅蔽风雨，不由使人们联想到他那高尚的民族气节与他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高贵品质。
于谦，字廷益，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他的祖父于文，曾任洪武时的兵部主事及工部主事。父亲于仁，为人正直，一生未曾作官。于谦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尤其祖父对他的薰陶，有着极大的作用，七八岁时就有了神童之称。曾有个僧人说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后来果然应验了。他少年时在文学才华上，颇负声誉，15岁就考取了钱塘县儒学生员(秀才)。他敬慕苏武、诸葛亮、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并以他们为榜样，锐意进取，刻苦自励。在他的书房中悬挂着他祖父保留下来的文天祥画像，并为此撰写了“千古英雄共一心”，“丹心报国是男儿”的赞词，放置在自己的座旁，作为一生的座右铭。
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年仅23岁，就在北京考中了进士，旋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这时正是明朝国势鼎盛的时期。永乐二十一年他被调到湖广地区去犒赏官军兼“安抚”川、贵等处瑶民和僮民。于谦到任后常身穿便服，深入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去查访，询问疾苦。第二年回京后，他就弹劾了官军在湖广、川、贵等地贪功妄杀的罪行，迫使明朝政府限制官军对瑶、僮族的残暴行为。于谦初入仕途，显示了为民除害的决心，崭露头角，在短短的四年内，就以“廉干”著名了。
1426年宣宗朱瞻基即位，于谦被授江西道监察御史。他廉明奉公，不徇私情，特别对刑狱审察，对冤案错案加以判明，平反释放了被枉判死刑的数百人。二年后，又在江西查办了南昌宁王府的违法官僚。他在江西做巡抚的时间虽不长，但王府的官属被他斥革褫夺的达15人。因于谦为官清正，在任何场合都能“节操自持”，所以从人品、才干上都得到了宣宗的赏识。凡是他的奏章，往往朝报夕准。
宣德六年(1431)于谦迁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河南山西，任期长达19年。在这19年中，他“威惠流行”，甚得民心。他巡视各府州县，访问父老，在各州县设置“预备仓”(平准仓)，贷粮赈救饥民。又屡次捐纳自己的薪俸，赈济灾民。并在黄河沿岸，厚筑堤岸，修缮河防。疾病流行时，又设立“惠民药局”，救治各地人民的疾病。民间有冤狱枉屈的事，人人可以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正统十年(1445)，山东、陕西饥荒，灾民流入河南多达20多万人。于谦特为奏请发放河南怀庆的食粮60余万石，减价卖给饥民，并置给土地、贷预耕牛、种耔，让他们从事生产，安居乐业。于谦的这些勤政爱民的措施得到山西、河南官吏的普遍赞扬，人们称他为“于龙图”，有的地方还给他立生祠。于谦在仕途中充分表现了品行端正、不攀扶权贵的性格。他把名节看得重如泰山，权利看得轻如鸿毛。任巡抚时，每次进京议事都是两手空空，从不对权贵豪门交际馈赠，“独不持土物贿当路”，在《入京》诗中写道“手帕磨菇和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他的这首诗远近传诵，一时传为佳话。
于谦任巡抚兢兢业业，唯恐“上无以黼黻皇猷，下无以泽润生民。”因此他的声望日渐提高，引起朝廷权贵的不满。太监王振此时正擅权专政。王振原是宣宗时宫里侍奉太子读书的宦官。宣德十年(1435)宣宗驾崩时，由9岁太子朱祁镇继位为英宗。皇帝年幼，许多事都由担任司礼太监职务的王振处理，他可替皇帝批处奏折。明朝太监的官制，司礼太监居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草拟办法，上达皇帝，更由太监批硃，又称“批红”。这种制度给宦官弄权造成了极方便的条件。明朝的宦官专政就是从王振开始的。尤其是在正统五年(1440)，人称“三杨”的明朝顶梁柱杨荣死了，杨溥老病。1442年杨士奇又因儿子犯法判处死罪而不管事后，王振的势力更加膨胀起来。他大权独揽，控制皇帝，跋扈专断，勾结奸臣，树立党羽，把持了朝政。英宗称他为先生，公侯勋爵们叫他翁父，有的大臣望风而跪，可称是威风十足了。对这样一位显赫之人，于谦却不巴结。王振不仅对他不满，更嫉恨他的倔强严正。别的大臣进京都带有贡物，唯有于谦两手空空，这使得一些贪婪的权贵大失所望，他们想尽办法要铲除这个眼中钉。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到北京奏事，遭到王振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消息传到河南、山西，两省百姓一万余人到京请愿。河南的周王、山西的晋王也上书替于谦伸冤，于谦才得以释放，但被贬为大理寺少卿。后因山西、河南两省百姓的强烈要求，仍任河南、山西巡抚。正统十三年(1448)迁为兵部左侍郎。
1449年7月，北方蒙古族中的瓦刺部在首领也先率领下分四路入侵明朝。明代的蒙古族分为三部:一为鞑靼部，居住在戈壁大沙漠北部；一为兀良哈部，居住在鞑靼部的东南；另一就是瓦剌部，居大沙漠西面。这三部在明成祖时，臣属于明。到了正统年间，瓦刺部首领也先控制了三部，势力范围东及朝鲜，西抵中亚细亚，北达西伯利亚，南逼明朝长城一线。表面上对明朝仍维持着朝贡关系，实地里积极准备军事进攻。首先，他们增加“贡使”的名额。明洪武时规定员额每年不超过50名，正统末骤增到2千人。而且这些贡使们还时常在塞内劫掠挑衅，大量购买弓箭，夹藏在衣箱里，冒滥出塞。这时由于明朝内政日趋黑暗，瓦刺南侵也愈加猖狂，以至演变成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1449年瓦刺部来明朝的2千名贡使中混杂了许多的特务，他们刺探军情，并虚报千人，向明朝索要赏酬，礼部按照“贡使”的实际人数给了赏品，又减了马价的五分之四。也先以此为借口，大举南犯，进攻明朝。
这时，明朝的军政大事，全由王振代理。他不仅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广植私党，还通敌走私。他让党羽郭敬每年私造钢箭簇数十甕，用王振名义送给瓦刺，瓦刺则回送他良马。当瓦刺进犯时，王振劝驾亲征，准备利用此机会，倖取战功，提高个人威势。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壄极力阻止这次亲征未成。七月十六日，英宗在王振挟持下率领前军五万骑、吏卒私属五十万人，冒着狂风暴雨，从北京出发，开向大同。邝壄随军出征，兵部尚书暂由于谦代理。御征军还未到达前线，八月三日就被传来的战报吓得往后撤退。当行进到土木堡时(今河北省怀来县以西)，因王振的辎重车1千多辆未跟上，虽距当时怀来城仅20里地，也没有入城，夜间留驻在土木堡的狼山上，遭到瓦刺军的袭击，造成明军50万人马覆灭，皇帝被俘，扈从大臣五六十人死在乱军中。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瓦刺军乘胜直逼北京，一时京师大震。
瓦刺军的入侵，使北京形势十分危急，京师的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的军卒不及10万，有盔甲的仅十分之一。京内人心惶恐，更为严重的是国中无主，群龙无首。皇太子朱见深只有2岁，留守京师的22岁郕王朱祁钰，胸无主见，莫衷一是。满朝文武大臣也是手足无措，只是在殿前聚哭。在这关系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于谦挺身而出，奏请皇太后命郕王代总国政，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向敌人屈辱妥协，阻止京师南迁。于谦的意见得到主战派的支持，被皇太后所采纳。当时从上到下都依赖于谦。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已任，危难之时，受命为兵部尚书，担负起捍卫祖国的重任。
于谦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政治上，为了稳定中央集权的君位，拥立郕王朱祁钰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安定了人心。镇压了专横的阉党，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军事上，除调河南、山东以及南京等地军队赶京拱卫，又调京师地区500辆大车到通州(今通县)仓库往京城转运粮食，以预支京城所有官员9个月的俸禄，预发军士半年粮饷。还动员京郊居民进城。当时有许多青年农民自备鞍马，到兵部应征。鉴于京师武器不足，由工部赶造兵器和1000辆兵车。这样，明朝的军事力量在于谦的积极筹划下，由弱变强，从各地征调和新募的军队达到22万人。盔甲虽少，但明军士气昂扬，军容严整，可以言战了。景帝还因限于明制“兵部尚书不能直接统率军队”，特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
外交上，鉴于英宗被俘，瓦刺以此为要挟，于谦提出“君为轻”的口号，断然拒绝敌人的一切无理要求，粉碎了也先想利用英宗的阴谋，坚定了将士抗战决心。
十月间，瓦刺军逼近北京，各将领对守城方略议论纷纷。多数人主张退军城内，坚壁清野，以避敌锋。于谦则主张以战为主，他分遣诸将，把军队布列在九座城门外，对三军将士晓以忠义。又下令把城门一齐关上，表示了不打败敌人不回城的决心，并颁布“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身披冑甲，亲自与石亨驻军德胜门外督战，迎击瓦刺军主力。
十一日，明军在彰仪门(今广安门)土城北迎击瓦刺军的前锋，斩敌数百人，军威大振。夜里又袭击了敌人的营地，救出了被俘的老百姓1千多人。十三日也先进攻德胜门时，一万多精锐骑兵被击败。也先的弟弟平章孛罗卯那孩号称“铁颈元帅”，也被击毙。当瓦刺军再次进逼彰仪门土城时，京师居民配合官军奋勇阻击，纷纷爬到屋顶墙头，投砖石打击敌人，呼声震天动地。敌军所到之处，均遭到明朝军民的抗击。顺天府(北京)所属30个县的农民，还自动编队，对瓦刺军给予迎击，剿杀，使也先陷于困境。他的前方，是守卫坚固的北京城；后面，经常遭到各地百姓的袭击。孤军深入，粮草供应发生困难。准备接应也先的一支5万骑兵在围攻居庸关时也遇阻。守将罗通挑选精锐依仗关城抗战。老弱妇女运水往石罅中灌水，地寒冻滑，使得敌军不能靠近关城。援军无望。也先与明军相持5天后，死伤惨重，士气大挫，又听说各地勤王大军将至，恐其归路被截，不得不放弃进攻北京城，十五日夜间拔营逃遁。京师得以解围。
也先用被俘的英宗作为迫使明朝屈服的王牌未能奏效，军事进攻又连遭失败，不得已主动向明朝求和，送回英宗，恢复了与明朝的贡市贸易。历史上，汉族王朝的君主被外族俘去，又无条件地被释放回来，这是第一次。这是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标志着明朝抗击瓦刺战争的胜利结束。于谦积极运用政府机构迅速集结部分军事力量，又在他的杰出领导下，军民同仇敌忾地奋勇杀敌，使得保卫京师的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谦把明朝从败亡的严重危机中挽救出来，他也因此成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京师保卫战后，于谦升为少保，总督军务。他居安思危，对国防仍然毫不懈怠，继续加强京城防御。在城外修筑许多了望台，又把彰仪门附近的土城加高；同时对京营军制也进行了改革，从中挑出15万精锐，组成团营。以便于统一领导和训练。由此明军战斗力、军容，大为改观。这也是于谦巩固国防的一大贡献。于谦日夜专心致志于国防军务，在边防紧急时，为了便于处理公事，长期寄宿在朝房内，不归私宅，服用俭约，只留养子于康作为随从。
但是于谦的所作所为却遭到奸臣的仇视和不容。他们从各方面攻击陷害于谦。因他始终坚持战守，反对议和，为妥协派所不满。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有贞)，是主张南迁逃跑的主将，受到于谦的愤怒指斥后，一直怀恨在心。于谦生性刚强，宁折不屈，对行为不端的将领，当面指责，不留情面。如石亨虽是于谦推荐就任京营总兵官，在抗击瓦刺战争中立有大功，但他恃功骄横，贪赃枉法，被于谦在朝廷上公开申斥，在权力上也受到于的节制。于谦因看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大臣和勋臣贵戚们，语气间也时常流露出来。景帝在用人方面，每每都征求于谦的意见，他不避嫌怨，如实说出自己的观点。于是，没有当上官的人都怨恨于谦，而官位不如他的人又嫉妒于谦，为此他常抚胸感慨:“我满腔的热血，不知会洒在何处!”
英宗回京后，景帝怕失去皇位，把英宗软禁在东华门外的南宫，不让他同臣下接触，又更换了太子。于谦当时既以主张拥立新君，坚决抗战，为英宗所深恨；又以不赞成“易储”，为景帝所不满。二帝争权夺位，使于谦成了封建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下的牺牲品。在景泰八年(1457)发生的“夺门之变”中，于谦被奸臣诬陷“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而被捕入狱。将要杀于谦时，英宗有些犹豫，认为“于谦，实在是有功”。徐有贞秘密进言:“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这样，英宗才下决心杀于谦。
于谦遇害那天(二月十六日)，“阴霾翳天，京师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当时有好几千人到他遇害的地方去哭祭。
于谦事发后，他在东单的居所，连同景帝因于谦居室简陋，特赐给他的西华门一处富丽的第宅一并没收充公了。在抄没他的家产时，发现当了几十年高官的于谦，竟是“家无余赀，萧然仅书籍耳。”于谦一生忧国忘身，自奉俭约，从政治上，生活上都做到了“要留清白在人间”。指挥同知陈逵感念于谦的忠义，在他被害后，收殡了遗骸。两年后，于谦的女婿朱骥把他的灵柩送回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人民怀念尊敬这位爱国将领，把他和民族英雄岳飞并提，并在北京城流传开”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的民谣，表达了人民怀念之情。到成化二年(1466年)，于谦的儿子于冕被赦，上书诉冤，于谦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宪宗还为于谦写了特诏祭之，“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之无虞。唯公道之独特，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得到恢复。他在东单的故宅改为“忠节祠”，“中塑公像”，供人瞻仰。
因于谦忠心义烈，可与日月争光，在明弘治二年(1489)又被赐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原故居敕建于忠肃祠。清顺治时期，于谦的塑像被毁，祠也荒废。到了雍正年间，有人在于谦祠旧址实地调查，结果是访遍故巷，只知道这是民居，谁都不知这是于忠肃祠。于谦事迹人口皆碑，垂青千古，但居所已被世人遗忘，真让人感叹不已。
但于谦的爱国主义精神，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为了缅怀这位爱国将领，光绪十五年(1889)于忠肃公祠在其旧址得到重建。时人孙诒经奉献了“热血千秋”的扁额以及“帝念有功，群小谗谋冤太惨；公真不朽，故居歆祀地犹灵”的对联，表达了对于谦的仰慕之情。于谦祠重建后，不仅作为于谦的故居被世人瞻仰，而且具有公馆的性质。因它地近贡院，“浙杭人赴春秋试者多寓居于此”。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北京的时候，邻近州县的义和团开始进入北京城内。他们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决定首先把神坛设在于谦祠内，率先树起了反帝爱国的大旗。它是在北京城内出现的第一个义和团坛口。从坛口地址的选择，我们不难看出，义和团是以民族英雄为榜样，要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这个坛口有团民100人左右，他们头包黄巾，裤脚裹黄色布带，当是乾字团(乾字尚黄)，于谦祠由此名声更响。自于谦祠堂设坛后，义和团运动很快就在北京发展为燎原之势。六月底，北京的义和团坛口达到一千多处，人数达到10万以上。北京这个清王朝的统治中心，成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战场。于谦祠坛口的义和团团民，参加了围攻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战斗。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镇压义和团运动，把于谦祠堂所在的裱褙胡同的西头堵塞，惟留东口出入，作为他们关押、蹂躏中国妇女的处所。于谦祠内的义和团神坛也被焚毁了。经过这次劫难，于谦祠堂日趋颓败，大伤元气，失去了往日的景象。
北京解放后，于谦祠堂归属于房管所，没有得到及时保护。院内的大部分房屋被出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61年底在此作调查时，还有不少遗物可见。大门上悬挂着“于忠肃公祠”的匾额。进门第一个小院内的三间小楼北房是奎光阁。楼上的木桌上放着供有于谦塑像的神龛，桌前下边放着“热血千秋”的匾。这些遗物可惜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毁坏殆尽。小楼也在1976年地震中倒塌。于谦祠经历多次磨难后，如今已面目全非，成为住有30余户居民的大杂院，院子也被分割，小棚子，自盖房比比皆是。只有大门还保留着原样，但匾额亦不复存在，听说“破四旧”时被某造反组织拉走了。
于谦的一生可称是为国为民呕心沥血。他从踏入仕途时起，就显出与众不同的性格。政治上卓具识见，并有建树。尤其是北京保卫战，对当时将要灭亡的明朝无疑起了挽救作用，对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北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文天祥写的赞词“千古英雄共一心，丹心报国是男儿”，是他一生志行的最好概括。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为了让后人不忘记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1984年北京市文物局将于谦祠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于谦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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