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毫似剑伐魑魄 开一代报业新风
喋血如丹荐轩辕 树千秋志士典范”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1984年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京报》社长、共产党员邵飘萍烈士的题词。
两年前深秋的一个清晨，我前往位于北京宣武区骡马市大街的魏染胡同，瞻仰邵飘萍烈士所创办的《京报》馆旧址，在报馆旁边一所幽静的院落里，见到了邵飘萍烈士的长子邵贵生同志。已逾古稀之年的邵贵生，依然精神矍铄。当我们谈到飘萍先生时，他不禁陷入深沉的回忆中。我们的话题，即从旁边的《京报》馆旧址展开。
位于魏染胡同路东的《京报》馆，是飘萍烈士1920年自日本回国后集资所建。这是一栋灰色的两层西式小楼，门楣正中的青砖上，镌刻着邵飘萍手书的“京报馆”三字，字体端庄沉稳，显示出楼主人的不凡手笔与坚毅性格。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正是在这里遭到奉系军阀政府特务的围捕，两天后即英勇就义。一曲悲歌，狂飙天落。如今，尽管六十多年过去，人民却并没有忘记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邵飘萍。名新成，字振青，号飘萍，学名锡康(后改作镜清)。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东市街芝英考寓。祖父邵煜光，早年追随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南下福建，后杳无音讯，不知所终。父亲邵坦懋，清代禀贡生。母亲徐凤珠，出身于浙江东阳县下徐村一贫苦人家。邵家原藉为平阳县南马区五十六都紫溪村(今大联乡紫溪村)，因在乡间难以度日，于1884年举家迁至距紫溪140里的金华。到金华后，邵坦懋以开设“歇家”[1]和教私塾为业，兼营养鹿，家境渐裕。邵飘萍五岁起即随父在私垫读书，十四岁考取秀才，在家乡名闻遐迩。1906年，他入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学习。1909年以优等成绩毕业，返回金华，任金华府学堂国文、历史教员。在大学期间，他受到新思想启蒙，后慕于梁启超笔下犀利文章，遂萌发“新闻救国”之志，并为此奋斗终生。早年，他曾作为一名反对袁世凯斗争志士，活跃在南方新闻舞台上。1916年后，应《申报》社长史量才之邀，继黄远庸之后北上来京，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继而创办《京报》。在这个天地里，他熟练地利用手中的一枝毛锥，奋勇拼杀，反对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冲锋陷阵。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
走上办报之路
“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这是邵飘萍常讲的一句话。1916年6月，步入而立之年的他，满怀激情，北上到京。尽管这里是北洋政府的腹地，可他仍充满信心，要一展身手。
民国初期的北京，虽说已摆脱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桎梏，但在反动军阀统治下仍是暗无天日。身为新闻记者的邵飘萍，很快就发现，在这里不仅访员(记者)地位微下，而且消息毫无真实可言。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凡属国内外重大新闻，皆为外国通讯社所把持。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他，决心以此为事业的突破口，与外国人一争短长。经短暂筹备，1916年7月，一座小型通讯社出现在北京南城珠巢街。通讯社每日的工作，一是自编自采本国新闻，二是直接翻译国外新闻，然后把这两部分文稿分送各个报馆刊用。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曾记述:“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五年七月邵振青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当时编译社所发稿件，现今已很难查找，但根据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新闻编译社揭发我的逃宫是日本人的阴谋。并对我的盗卖祖宗遗物大为抨击。”可略见一斑。这所通讯社存在了两年。
作为一名记者，邵飘萍被同行们公认为一流水准。受聘《申报》期间，他每日发电二三千字，间日写“北京特别通讯”。由于这些报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与丑闻，一时风靡全国。然而，做一名记者，并不是他的最高理想。办报，特别是办一家独自经营的报纸，才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早在1912年，他就曾赴杭州与进步人士杭辛斋合办过《汉民日报》，尽管因在报上触怒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军政执法长许畏三而遭捕下狱，过后他却依旧不改初衷。他目睹各党派、政客利用报纸为自己吹嘘的种种丑陋行为，深感需要有自己的报纸。新闻编译社的创办成功，更坚定了他办报的决心。1918年夏秋之际，他未等《申报》聘约期满，便辞去了特派记者的职务，走上了充满荆棘的办报之路。
《京报》震京华
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号诞生了。这份凝聚着邵飘萍心血的大型日报一问世，即体现出敢讲真话的大无畏作风。在题为“本报因何而出世”的发刊词中，邵飘萍写道“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除之!”同一天，他还在编辑部亲手书写了“铁肩棘手”四个字。这摘自于明代杨继盛临刑诗句“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中的四字，不仅道出邵飘萍的心志，也是他与编辑部同仁共勉的座右铭。
《京报》之所以在20年代中国报业中名噪一时，主要得力于两个方面。一是其迅速、准确的新闻报导与旗帜鲜明的原则立场，二是其经营得法，可以从容生存并加以扩充。
新闻的迅速、准确，首先来之于采访。对此，邵飘萍确有独到之处。在段祺瑞执政期间，他为得知内阁会议内幕，多次巧妙地或事先藏身于会议室隔壁，或混迹于外国公使随从行列入内，从而获得第一手材料。段内阁对其迅速、详尽的报道，不仅百思不得其解，亦防不胜防。任何情况下，邵飘萍总是身先士卒，甘冒风险。如在张勋复辟时期，北京电报局被张的军队占领，他冒险赴天津向上海发新闻，行至丰台时，险些被流弹击中。在大是大非面前，更能显示出他的铮铮铁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头天晚上，北大千余名学生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协商对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对策时，他第一个走上讲台，大声疾呼:“现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2]事后，他又于6月4日在《京报》上撰写了“为学生事警告政府”一文，揭露卖国政府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敷衍态度。“五四”期间，《京报》的所作所为，使段政府恨之入骨。是年8月，《京报》终遭查封，编辑潘公弼被捕，飘萍亦被通辑。他自己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军警临门，如捕大盗，仓促间从屋顶逃出，幸未就擒，暂避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然未几安福内阁以扰乱京师治安罪名照会公使团引渡，并行文全国通辑”。最后，他不得不化装成工人潜由丰台至天津，再到上海，再折返天津，经奉天(沈阳)朝鲜东渡扶桑，受聘于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直至1920年安福系政府垮台，才重返京华。
邵飘萍不仅在“五四”运动中，而且在以后1923年“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中，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都带领《京报》勇敢地仗义直言。不但段祺瑞缉捕他，军阀吴佩孚亦曾将“邵飘萍”三字书于案头，以示仇恨。早先，袁世凯曾出10万大洋换取他的沉默不语，而后，军阀张作霖又涨价到30万元但都未能如愿。与鞭挞、揭露反动军阀的作法相反，邵飘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孙中山先生实行的“三大政策”等革命行动，均给予热烈的赞扬与支持。他在流亡日本期间，撰写了五万字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和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1924年，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从2月4日至14日，连续十天，《京报》转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中山先生北上议事，不幸病逝。飘萍痛失挚友，在《京报》上发表的哀悼文章中，论述了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鲜明的原则立场，树立起《京报》的威望，赢得了自己的读者群。
《京报》在初创时期，设备十分简陋。由于没有自己的印刷厂，报纸只能委托别人代印，搬至新华街小沙土园后，才稍加扩充。1920年9月20日，被段政府查封的《京报》，随着安福系内阁的垮台和邵飘萍从日本回归，而宣告复刊。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邵飘萍，带回了日本先进的办报经验，并着手集资筹建新的报馆。《京报》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报馆位于魏染胡同中段，座东朝西，四周环境颇为幽静。魏染胡同在北京历史上也算是小有名气。它得名于明代一普通魏姓染匠，却出名于一批文人、士绅。据清人戴璐所著《藤阴杂记》与朱一新所著《京师坊巷志稿》载:明末引清入关的降将吴三桂之父吴襄、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康熙朝著名文人查慎行，以及乾隆朝进士祝德邻、曹锡宝等，都曾寓居于此。《京报》馆的建立，更为小巷凭添了一段佳话。报馆分上下两层，各七间。下一层进铁栅栏门南边为营业部，负责发行工作兼办广告业务。楼上为编辑部，在当时北京新闻界，《京报》馆是唯一一所自建的馆舍。另外在珠巢街后孙夹道办有昭明印刷厂，负责承印《京报》和其它印刷业务。报馆还建立起自己的自行车送报队。由于注重依靠社会力量办报，注意经常革新版面，在标题、新闻、评论等方面下功夫，《京报》的发行量从刚出版时的300份，未及一月就增至4000份，最高时达6000份。这在当时北京是首屈一指的。报纸除日出两大整张外，还先后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23个副刊。这不能不归功于邵飘萍的经营得法与管理得当。
党的忠诚战士
1986年，中共中央确认了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飘萍烈士如地下有知，当应含笑九泉。他的一生，也确实无愧共产党员称号。
邵飘萍早年即与反清的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等人来往。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烈士，就义前还有书信给飘萍。后他又加入柳亚子等人发起的进步社团——南社。他也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之一。1919年他已借助日文攻读了《资本论大纲》《社会主义研究》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20年，他又写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历史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成就的著作，最早使中国人知道了苏联的斯大林。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起，他就与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多次帮助党组织印刷、译校、出版各种刊物，由北方党组织出版的，上有马克思巨幅铜版像的《非宗教论》一书，即由昭明印刷厂印制。他还接受过党组织派遣的十几名北大学生到《京报》参加编辑学习业务，帮助党培养了一批新闻工作骨干。1923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05周年之际，《京报》出版了纪念专号，并对北京各马克思研究团体举办的纪念活动予以详尽报道。1924年3月30日，《京报》上又编发了“列宁特刊”。在《京报》的广告栏目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出版消息，时常出现。邵飘萍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断向党组织提供关于北洋政府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资料。
1925年春，邵飘萍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入党的。党内外很多同志，包括他的家属，对此事均毫无所知。再加上他是和党的高级领导直接联系，李大钊同志就义后，对这一情况知情者更少。1978年后，他的党员身份问题才被重新提出。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周密的调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了他是共产党员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邵飘萍这个名字，也将和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一起载入史册。
友交四海 植根民众
作为一名报人，邵飘萍与社会各阶层有着最广泛的接触。他帮助过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也引导他走上为革命献身的光辉道路。他结识过各界人士，他们中很多人也将他引为相知。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在“五四”运动前那段时间里，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都去主讲新闻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的毛泽东同志，就是在那里与邵飘萍相识的。据邵飘萍夫人祝文秀回忆: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曾多次到北京西四附近羊皮市九号邵家中拜访。他一般多是午时去，遇上飘萍睡午觉，总是耐心等候。而后，二人清茶一杯开始长谈，谈话时从不许人打扰。邵飘萍还曾从经济上接济过毛泽东。日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不无深情地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3]
邵飘萍与鲁迅先生也过从甚密。他们之间不仅是一般的文字之交，更可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的相识，是从筹办《京报副刊》开始的。1924年12月5日，《京报副刊》创刊，得到了鲁迅的全力支持。在不到两年时间内，鲁迅为这个副刊写了37篇杂文和5篇翻译文章。1925年，邵飘萍又特邀鲁迅在《京报》上主编一个周刊，这就是同年4月21日创刊的《莽原》，共出版了32期。鲁迅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41篇杂文、小说即发表在这个周刊上。在这期间，鲁迅也曾多次到邵家拜访，两人关系日渐密切。特别是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同声怒斥横暴凶残的军阀政府。“三·一八”后邵飘萍在由陈毅同志主持的北京市民死难烈士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就派出记者赴现场调查，通宵赶写出题为《世界空前大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讨段檄文。鲁迅则连续在《京报》上发表了《可惨与可笑》、《如此讨赤》、《大衍发微》等三篇杂文、揭露制造惨案的段祺瑞政府陷害、屠杀爱国群众的罪行。他称3月18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后，二人同被军阀政府纳入缉捕的黑名单中(飘萍名列十六，鲁迅名列廿一)，同在缉捕名单上的还有李大钊等同志。
与邵飘萍结为挚友的还有冯玉祥将军。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逐出了宫门。随后于南苑举行的阅兵式上，邵、冯二人一见如故。当晚冯即邀邵密谈。飘萍提出让冯玉祥经营西北、赴苏联学习，改建国民军等建议。1925年1月27日，冯玉祥亲下聘书:“特聘邵飘萍先生为本署(西北边防督办公署)高等顾问”。是年，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飘萍支持冯玉祥策动奉军主力郭松龄倒戈。1926年4月，国民军退出北京前，冯部下鹿钟麟将军三次敦促飘萍暂时离京，但邵未在意，遂及于难。正在由苏联归国途中的冯玉祥，得此噩耗，万分悲痛。他曾言: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
除结交一些社会名人之外，对处在社会下层的各等人物，贫寒之士，邵飘萍也从不嫌弃。梨园界的杨小楼、马连良、荀慧生、韩世昌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每逢新学期开学，常有一些青年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危险。飘萍知道后总是主动代他们交费。其中一些人还定期领取他给的补助。如到时未领，他则在《京报》上刊登启事催领。他在办报之余还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应聘为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和政法大学的教授，讲授新闻学课程，编写出版了《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两部著作，并担任务本女子大学的校长。正是这些广泛的联系，使他植根于民众之中，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从容就义 以身殉报
1926年4月26日凌晨四时，从北京首都警察厅内，开出两辆汽车。前一辆车上，坐着北洋军政执法长王琦和一群刽子手；后一辆车内，囚禁着一位身穿灰色华丝葛长衫，外罩黑色马褂，年近四旬，气宇轩昂的中年人，他正是《京报》社长飘邵萍。两天前，他不幸被一个叫张翰举的新闻界败类出卖，被捕入狱。此刻，囚车急驶向天桥二道坛门刑场。
4月15日，勾结日英帝国主义的奉鲁军阀，进占北京。入京前，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已在军事会议上作出杀害邵飘萍的决定。迫于形势，邵飘萍暂离了报馆避居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内“养病”，同时在六国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接待来访者。4月24日下午，飘萍回报馆料理事务。事前，他轻信了奸细张翰举的谎言。张诈称已疏通张学良允许邵在北京继续办报，故他颇为放心的驱车回到报馆，一小时后即离开返回六国饭店。不料方行至魏染胡同南口，却陷入特务们的围捕中。当晚八时许，特务又搜查，封禁了《京报》馆和邵宅。
飘萍被捕的消息传出，北京各界为之震动，纷纷行动起来设法营救。新闻界于第二天下午三时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办法，选出刘煌等13人以代表名义出面请愿，面见张学良，但未能奏效。在奉系军阀总执法处张贴的布告中，给飘萍网罗了如下罪名:“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此令。”对此，飘萍早就有所准备，在4月22日的《京报》上，他刊登了一则《飘萍启事》:[4]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预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兵以后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考查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藉博一粲，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
这一大义凛然的坦率陈言，无疑是对反动军阀们的最好答复，
囚车驶进了刑场大门，刚一停住，邵飘萍便镇定地走了下来，径向刑场中央步去。一丝轻蔑的目光，透过他那金丝框眼镜投向刽子手们，仿佛等待着他的并不是死亡。沉闷的枪声划破了北京黎明前的夜空，在这枪声中飘萍走完了一生的旅程。他永远的沉睡了，但却用鲜血唤醒了更多的民众。据目睹者说:临刑前他曾仰天大笑数声。他的夫人祝文秀说:他被押到行刑地点后，转身向奉命前来监刑的军政官员们拱手说:“诸位免走!”行刑前，奉命执行的士兵招呼说:“请大人跪下!”他淡然一笑说:“还要跪下?!语音刚落，就被击中倒地。飘萍死后，尸体被刑吏装在薄板材内，埋在崇文门外义冢墓地，前面插一根木牌标志，写着“邵飘萍墓”字样。第二天，祝文秀胞弟寿南赶至，将棺木挖出启开，只见飘萍脸部血肉模糊，子弹从后脑进入，由前面左颊部位穿出，惨不忍睹。祝文秀重新出资置棺，由亲友将血迹擦净后停入北京殡仪馆。在马连良等友人的帮助下，在城外搭起开丧凉棚，举办了丧事。反动军阀风闻此讯，扬言要开棺碎尸。急忙中，尸棺被连续转移，最后埋于天宁寺旁荒地。飘萍死时年仅40岁。
飘萍的死，使社会舆论哗然。翌日，北京《世界日报》头版刊出大字标题:“邵飘萍以身殉报”。中共北京地委机关报《政治生活周刊·红色五月特刊》(第七十六期)发表了悼念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以及《新闻青年》、《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都先后报导了这一事件，同以志哀。1932年，紫溪邵氏家族续修宗谱时，当时国民政府要员于右任、孙科、居正、顾维钧、傅作义、白崇禧、顾祝同、孙连仲、陈绍宽、谷正伦等，均送去诔志、传、赞等。
邵飘萍虽然离去，但他未竟的事业却没有中断。1929年，在他另一位夫人汤修慧女士主持下，《京报》再度复活，并于他蒙难三周年之际出版了纪念特刊。“七·七”事变后，汤修慧不愿在日寇奴役下生活，毅然停掉了《京报》并抛弃了全部资产，只身脱出日军包围的故都。
二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即将全面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儿女们。4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安排好烈士家属生活。金华县人民政府颁发了烈士证书，使飘萍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然而，“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使烈士的英名受到沾污。烈士的遗物遭到查抄，汤修慧夫人竟被扫地出门赶回金华。1967年，她写信给毛泽东同志，申诉了被逐情况，在毛泽东过问下，才于同年回到北京。历史终归不容篡改，当我们的国家闯过了那场浩劫重新走上光明之路时，飘萍烈士再次为党和人民所肯定。1980年，烈士的遗骨被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1984年5月24日，《京报》馆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6月，北京市宣武区椿树房管所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将《京报》馆旧址及邵飘萍故居(五十二间半房屋)全部收购，进行修缮。11月1日，首都新闻界、教育界集会隆重纪念邵飘萍百年诞辰[5]会后还举办了烈士文物图片展览及学术思想报告会。大会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杰出的反帝反封建无畏战士，是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先驱者。1986年7月1日，金华婺州公园内高树起烈士的铜像。邵飘萍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今天已完全成为现实，仅此一点，相信他可以欣然瞑目了。 [后注]
[1]当时打官司人的寓所
[2]程之行:《名报人邵飘萍百年冥诞纪念》
[3]爱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4]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
[5]邵飘萍出生日原误为1884年11月1日，故1984年召开了百年诞辰纪念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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