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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訢与京师同文馆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曹欣欣| 查看: 2839| 评论: 0

    奕訢(1832—1898)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异母弟,系博尔济吉特氏所生。这是一个在清末政坛从政30余年,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物。在他一生的业绩中,创办同文馆可谓是顺应潮流,推动科技、教育、外交及工业等多方面近代化的可贵之举。
    同文馆的创设最初是缘于办理外交事务的迫切需要。清朝政府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所接受的各国公文大多都用汉文或满文书写。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于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签订了《天津条约》,除规定英国公使得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岸设立领事馆外,在第五十款申明确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身为议和全权大臣的奕訢自然懂得这些规定,使中国培养翻译人才以办理对外交涉事务迫在眉睫,因为当时懂得外语的人才不仅在全国各地,而且在满朝文武中都很罕见。于是,奕訢一方面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设立办理涉外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受命管理总理衙门;另一方面则开始了同文馆的创设。
    首先,奏请开办同文馆。
    1861年(咸丰十年)1月13日,奕訢等奏称,“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同月20日,上谕批准设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
    第二,解决同文馆的师资问题。他通过总理衙门致函两广总督和江苏巡抚,令其在广州和上海物色能教授外语的中国人。但结果并不理想,显然这些地方官对开办同文馆并不重视。奕訢只得高薪聘请外籍教师,经英国公使馆秘书威妥玛推荐,奕訢会同其他总理衙门大臣面试,选定英国教士包尔腾作英文教习,另外又委派徐澍琳任汉文教习,教授儒家经典并监督外籍教习是否借授课之机传教。
    第三,布置招生事宜。奕訢行文京师八旗令挑选旗人子弟入馆学习。很快,有10名八旗子弟入选。
    经过奕訢的积极筹划,1862年(同治元年)6月,同文馆在京正式成立。由于奕訢认为“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从而阴附之”,而按《天津条约》的规定,以后中英交涉都用英文,仅在3年以内附以汉文,所以,同文馆最先开设的是英文馆。
    第四,亲抓教学质量,注重培养人才。为了将同文馆办出实效,尽快培育出外语人才,奕訢主持下的总理衙门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习。有关考核的规定:每年年末的岁试在总理衙门当庭进行,并由总理衙门的主管堂官监考,及格者赏银72两。此外,还有“月课”和“季考”及3年一次的大考。对大考中的成绩优异者保升官阶,劣者则除名淘汰。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同文馆的教学质量起到了督促作用。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一贯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已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击溃。奕訢是统治集团中的要员,出于对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考虑,他认为了解西方是必要的。1866年(同治五年),同文馆首批外语毕业生中已有几名考取了八品见习外交官,奕訢便决定派他们出国考察,也可增长阅历,锻炼才干。2月20日,他特将此事上奏:“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此奏当日即获准。2月24日,奕訢亲自在总理衙门接见考察团领队斌椿,对考察团一行考察西方政情、风土人情、山川地势等寄予期望。
    自3月6日至5月2日,考察团共在欧洲游历了110多天,访问了10多个国家,考察了火车、轮船、电报、传真照片、化学镀金等先进设施与工艺,参观了高等学院、国家议院、大英博物馆、欧洲博览会等重要场所,首开中国政府官员全面领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之先河。
    第五,扩大规模、添设新馆。同文馆开办后的第二年,奕訢见时机成熟,又增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使同文馆初具外语学校的规模。
    至1866年(同治五年),清政府中已经形成了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为“自强求富”所开展的洋务运动正方兴未艾,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大型企业相继创办,并耗费巨资从国外引进了先进设备。但是,因为缺少懂得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这些企业收效甚微。出于办理洋务的需要,这年12月11日,奕訢等又奏:“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因此,建议在同文馆中再添一馆,讲习天文、算学,招取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质生和前项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此议遭到了大学士倭仁等守旧派官僚的坚决反对,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更耻于以洋人为师。奕訢一派与守旧派展开了长达半年的激烈辩论,最终获胜。一年后,算学馆开馆。以后同文馆又陆续开设了天文、格致(物理)、化学、医学及制造编绘各馆,还设有书阁、印书处、化学及物理实验室,天文台和博物馆。这样,同文馆就从一个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变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文理工医综合学校。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同文馆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解散。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1月11日,上谕令其归并京师大学堂,由管学大臣张百熙管理。此后,即称译学馆。
    同文馆近40年的历史几乎与恭亲王的后半生相始终,它的创设,它的兴盛与奕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时有启奏,多方筹划,使得同文馆不仅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外交人员、翻译人员及教育机构的师资,而且也培养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技术人员,如杨晨、陆征祥、刘式训、刘镜人、颜惠庆等都曾担任驻外公使;李景镐是我国第一个化学团体“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的发起人;席淦、贵荣、熙章、王钟祥、联芳、庆常、汪凤藻等则编辑、翻译了《算学课艺》、《富国策》等多部书籍。从客观上看,同文馆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推动中国各方面的近代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今天,经历了一百多年风风雨雨的同文馆木质门额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上面醒目的“天下同文”4个字常常会令人想起奕訢创设同文馆的一番雄心,也会引起人们对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艰难起步的深深思考。
     

奕訢与京师同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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