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座落于虎坊桥西北角的京味书楼可是北京有名声的一家书店了。它以销售京味文化书籍出名，在那里可以买到各种有关北京知识的书籍。尤其它每两周一次（起初是每周一次）的京味文化讲座，组织作家学者与读者见面，更是轰动一时。作家义务为读者讲课，听众慕名瞻仰作家丰采。周六上午9时作家按时到达书店，小小的店堂楼上已经挤满了远道赶来听讲的听众，连楼梯上都站满了人。作家报告之前，记者抢着向作家采访，报告完后读者又排着长队请作家在他购买的书上签名。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40年代我国著名作家叶圣陶、朱自清先生也是这样利用业余时间接近读者，宣传进步思想，鼓励读者读书。京味书楼继承了历史上进步书店的光荣传统，在90年代的今天，也办起了这种作家和读者见面的活动，难怪它深得人心，读者蜂涌而至，既开展了销售业务，也赢得了读者和社会的赞扬，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发展并充实了书店的业务，使书店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人们会看到京味书楼外墙高处刻有1920年的字样，说明这幢建筑物始建于1920年，那么这座楼从前是什么地方呢？这要从康有为、梁启超创办强学会书局（又叫长兴书局）说起。清末康、梁变法失败之后，他们致力于文化活动，在琉璃厂开设了长兴书局，印刷新书。时间不长，长兴书局歇业，其资产一部分转入通学斋书店，一部分并入直隶官书局。直隶官书局设在虎坊桥乐平会馆及会馆后身一带（即今珠市口西大街257号），业务很不景气，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买下了这个产业，改名京华印书局，重新整顿，淘汰了木版印刷，全部采用铅印和石印，改印小学教材导读物，业务又发达起来。京华印书局又在和平门内北新华街西侧买下一所房子，增添了彩色石印业务，与西珠市口的厂房分称南厂与北厂，这时京华印书局业务十分发达，职工达到250人，成为北京很有名的一家企业。辛亥革命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京华印书局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南北两厂场地已不再敷用，就在1918年起在虎坊桥兴建起钢骨水泥的四层大楼，1920年新楼落成，这座四层新式大楼在当时北京是很少有的新式建筑，京华印书局增添了平版印刷、凸版印刷方面很多新的机器，除了印刷一般书刊外，还承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书刊，并且为故宫博物院承印画刊，业务范围还发展到天津、沈阳等地，它不但是北京的头等企业，还成了全国有名的实业，职工达到400多人，这应该说是京华印书局的全盛时期了。1928年政治中心南迁后，北京的印刷业就逐渐萧条起来，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尤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市场衰落，各行业奄奄待毙，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还想掠夺京华印书局作为它的反动印刷机构。日本投降以后，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等到北京解放时，这家原来华北很有名的工厂已经由全盛时期的400多人降至40多人，它确实是濒临死亡了。
我在1950年来到京华印书局，会见了当时京华印书局的经理宣芦先生。他是原来上海商务印书馆派到北京来经营京华印书局的代表，熟悉这家华北有名工厂的历史。我俩坐在一张写字台边谈话，他指着这张桌子对我说：“这张桌子就是康、梁当初办公用的桌子。”谈到日寇统治期间的残酷迫害，他如何在敌人的魔掌下费尽心机保存了这家工厂时，他不禁痛心疾首，伤心欲绝。解放以后在党的发展工商业政策的扶植下，京华印书局得到了新生，职工又由解放初期的40多人逐步发展到300多人，从一家工厂的兴衰看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宣芦先生一直是我熟悉的朋友，他大约于70年代去世。
“文革”期间，京华印书局被并入其他工厂，改称“北京新华第二印刷厂”，“六厂二校”是当时所谓“影响”极大的单位。“文革”以后这座历尽沧桑的工厂又划归中国书店，成为它的书库。我曾在萧新祺先生陪同下参观过书库，看到满地尘土堆积中的层层叠叠的旧书，又想起解放初期和宣芦先生在这里促膝谈心的经过，不禁黯然神伤。历史变化何其神速，使这家著名的工厂发生了这样显著的变化！但是这次京味书楼的建立，使我精神振奋，由强学会书局到京味书楼，历史阴差阳错地把这所建筑重新安排到它原有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奇遇。我由于知道其间的历史变化，所以非常珍惜这个变迁。希望京味书楼今后愈办愈好，使这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迸发出灿烂的光辉。
北京东四清真寺藏《古兰经》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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