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已经有山东人李开章、江苏人王世贞等几十种说法，却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得到大家的公认。笔者认为，作品是作者自身生活经历的一种折射；《金瓶梅》的作者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他应当是一个长期生活于北京，基本上没有出过远门，因而不太了解外地实情的人。理由是大量的，限于篇幅；兹举证如下：
一、玉黄李子
李子是一种含汁较多，因而不易保存，更不宜于长途运输的水果。在交通不便，而保鲜技术仍处于原始状态的明清时代，一般都是当地吃当地产的李子，当地有什么李子就吃什么李子。一般说来，是吃不到产于外地的李子的。比如《金瓶梅》第三十二、三十三、五十二回三次提到玉黄李子，倘若它是产于山东临清的，那么，山东济南就很难吃到它，更不要说外省外府和外县了。《金瓶梅》既然多次提到这种李子，可见这是《金瓶梅》作者所熟悉的一种李子的品名。因此，这就提供给我们一条线索：如果要找寻这位作者，我们就应该到盛产这种水果的地方去。什么地方盛产这种水果，什么地方就有可能成为这位作者的藏身之地。
玉黄李子是中国李的一个有名的品种，又名玉皇李、御皇李，写法不同，指的实为同一种东西。大约生活于明代天顺前后的华亭人宋诩，在其《竹屿山房杂部》中，就有关于这种李子的记载。现在，它已经在国内的许多地方广泛种植。我们当然不能拿它现在的产地做为推断生活于明代的《金瓶梅》作者的根据。我们必须寻找的是，也只能是，明代的玉黄李子的产地。
据说，山东的枣庄、临清和章丘，浙江的金华，以及江苏的苏州、淮安等地，都可能找到《金瓶梅》作者的地方。可惜，目前我们还无法确知这些地方各自与玉黄李子的关系究竟如何，只有存疑。然而，我们却已清楚地知道，在明清两代，在当时的京城顺天府所辖各县，却的确是盛产过玉黄李子的。
明朝万历年间编纂的《顺天府志》，就记载过北京特产的李子的品种，有玉皇、青脆、牛心红等。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大兴县志》记载的李子的品种中，也有玉皇李、青脆、麝香红等等。直到光绪年间王养源编撰的《宛平县志》，仍有关于玉皇李的记载。而延庆县玉皇庙的玉皇李和密云县石峨的玉皇李，则曾是清王室享用的贡品。
只有盛产过玉黄李子的地方，才可能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在其民歌小调和群众的悄皮话儿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种水果的名字。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
我们虽然不能仅仅据此一点便断言《金瓶梅》的作者是北京的某某人，但是，这起码可以算是《金瓶梅》的作者在北京的根据之一吧。
可以做为佐证的还有，该书第三十三回，陈经济唱了几段《山坡羊》小曲。其中一段，全由果子名儿组成，所有这些果名，几乎全是北京的特产。除了玉黄李子，他还提到过“青翠”，也即上述各种志书所说的“青脆”，也是北京李子的一个品名。“苹婆”即苹果，不足为奇。值得一提的是“虎剌宾”。《光绪顺天府志》云：“虎剌宾即槟子，似频婆，果差小，体微长。”还有“软枣儿”，《光绪昌平志》载：“羊枣，一名丁香柿，名苑所谓君迁子，俗名软枣。”所谓“俗名”，当然指的是昌平附近的俗名。还有“海东红”，据王养源说，这是一种杏子的名字。他在《宛平县志》中介绍，北京的杏，“有土杏、海东红、金梅、水梅”等品名。至于“牛心红”，北京有种李子就叫这个名字已如上述；但我认为，在这个小曲里，它指的实际上也许是北京附近产的一种柿子。东安是明代顺天府管辖的一个小县，位于大兴以南不远。李光昭《东安县志》谓：“牛心红，即小红柿。”另外一段《山坡羊》则全由花名组成，共有十七、八种，也多见之于北京的各种志书之中。蔷薇、迎春、丁香、碧桃之类，比较普通，可毋庸议。但是，有几种花名属于北京附近的独特叫法，就格外值得一叙了。如“望江南”，据《昌平志》载，这是“高不盈尺，枝柔，叶似槐，开黄花，结荚”的一种花。“金盏儿”，是北京对长春菊的叫法。《昌平志》说它，“叶似莴苣菜，大似指顶，色黄，状如盏子，四时不绝。”此外，“红娘子”在旁处指的是一种草本的小野果子，在明清时的京畿却是牵牛花的俗称。此说见之于唐执玉的《畿辅通志》。
二、刘太监管的砖厂何在？
《金瓶梅》的作者将其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安放在一个纯性虚拟的隶属于山东省清平府的清河县。在这个小县城里，居住着太多的太监，已经多到了使当时还是平头百姓的西门庆很不耐烦的程度。第十一回，西门庆出去为人送殡，却早早地回来了。为什么？他说：“斋堂里都是内相同官，…我不耐烦…”。可见到场太监绝非少数。书中写到具体姓氏的，即有：花、刘、薛、徐等四位。有人认为，单是姓刘的太监就有三个，姑不从。花老太监是本地人，告老还乡后已经死了，可不再计。刘、薛二位是从京城派来此地为官的，属于现职，一个负责砖厂，一个管理皇庄。至于徐太监，究竟是现职还是退了职的，作者没有明确交待，只说他很有钱，放高利贷发了大财。若是现职，那么，派他来清河县长住，到底负责哪项具体工作呢？
虽说朱明王朝是一个太监过剩的朝代，但是单就每一个外省的小县城而言，恐怕还不至于多到如此地步。很可能，作者是把他所十分熟悉的其它地方的情况给搬到这座小县城里来了。
就拿刘太监管的砖厂来说。距离清河不远的临清，明代确实有一个名震全国的大砖厂。那是一个为皇家烧制城砖的生产厂，而不是一个存放各种砖瓦的储藏厂。在那里，到处是烟薰火燎的砖窑，到处是各地前来服役的窑户和工匠。可是我们在《金瓶梅》里，并未看到一丝一毫挖土、合泥、脱坯、烧窑的生产景象。当然，作者意不在此，我们也不能强求。问题是，我们从作者所透露的信息里，却分明发现了一个储存厂的踪迹。第六十一回，刘太监给西门庆送了二十盆菊花，最难得的是那二十个花盆。请看帮闲者是怎样说的：“花倒不打紧，这盆正是官窑双箍邓浆盆，又吃年代，又禁水漫。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跐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与苏州邓浆砖一个样儿做法，如今那里寻去？”
现在我们分析他这一段话：
第一，从明代《天工开物》的记载中知道，“皇居所用砖，其大者，厂在临清，工部分司主之”；而“细料方砖”则是“由苏州造解”的。“邓浆盆”属于细料，临清无此原料，更无此工艺，连邓浆砖都造不了，更何况邓浆盆？所以说，这种“最难得的”花盆并非是临清所造，而是由外地运来的。
第二，书中明说，“如今”已是很难找到了。倘若它是临清砖厂所出，继续烧造就是，何言“难得”二字？怎么会无处可寻呢？
第三，那么，究竟从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难得”之至的花盆呢？所谓“官窑”，即烧造嫔妃以下人物所用陶瓷器皿之窑也。在当时，能够找到如此数量的官窑花盆的地方，大概也只有它的储藏厂了。这样的储藏厂是有的。它也叫砖厂。只是它的位置在天子脚下的通州西南郊张家湾(京师北城昭回靖恭坊也有一个砖厂)，而不在临清。
由此看来《金瓶梅》作者对临清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所了解的只是位于京城的这种砖厂，却把它附会到临清去了。
三、马房内臣
《金瓶梅》里还有一位没有姓氏的太监，就是马房内臣。在书里，此公并未露面。露面的是他的“答应”，即服侍他的下人。这人姓韩，是个回民，书中称之为韩回子。他租住着西门庆的房子，是西门庆的紧邻。
第二十四回，正月十六之夜，他那老婆喝多了酒，坐在大街上发酒疯，次日一早，他回家来给了她“一顿好打”。
何谓“马房”？
据明嘉靖三十九年编纂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东直门外，有“驹子马房”、“北马房”、“金盏马房”、“北高马房”、“义河马房”等大小二十所马房，“各相距三四里，牧养御马”。其中一些，作为地名，至今犹存。
又据天启年间编写的《芜史》，除“都城东北有大坝等二十四马房”外，在大内仁智殿之“西北，，曰马房，监官典簿奉旨问刑拷打内犯之所。……俗云‘里马房’也。”
里、外马房的太监，职掌十分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都在北京城内外。因此，不论《金瓶梅》此处这位太监管的是哪种马房，他都是身居北京的一位内臣，因而，韩回子只能住在北京城内外才能充当他的“答应”。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书中却说他是西门庆的邻居，而西门庆的宅子却在山东清河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夜里在北京当差，清早飞回清河去管教老婆，在那一无飞机二无高速公路的明代，怎么可能呢？
作者的这种明显的疏漏，说明：他是一位久居京城的人士，他对北京了如指掌，对外地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一不留神，就露出了马脚。除此之外，难以找到其它解释。
四、何处有皇木？
皇木，就是“皇帝为盖宫殿亲派大臣采办的木材”。(引自陈昭、黄霖作注的《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里有位工部主事安凤山，“钦差督运皇木，前往荆州，回来道经”清河，特地拜会了驻在当地的官员西门庆。
刘太监是皇上派驻清河砖厂的内臣。第三十四回，他兄弟在清河城外五里店新买的庄子上盖房，偷用了皇木，被西门庆手下人查出来，要“动本参送，申行省院”，刘太监慌了，亲自去给西门庆行贿，才将此事捂住。要不然，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们现在要追究的是，他这皇木的来源问题。肯定不是从北京偷到清河来的，也不是督运皇木的大臣私自送给他的，因为书中并没有如此交待，也没有类似的暗示。那么，只能是在清河当地偷偷取用的了。已知：明代的皇帝没有在清河建造过宫殿。他在北京用木材，为什么要把木材存放在离北京那么远的地方去呢？据说，他把烧砖的地址选在临清而不在北京郊区，主要是害怕窑工们聚众闹事，威胁京城的安全。难道他也害怕木材们站起来造反么？显然，他还没有神经病到如此程度。据调查，他还没在清河附近存放过木头。
实际上，存放皇木的地方在北京及其附近；主要是在通州的张家湾。
《光绪顺天府志.故事志五.祥异》：“嘉靖三十二年秋，通州淫雨，运河冲决张家湾曲店，皇木厂大木漂流，甚为民害。”又：“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淫雨一月，平地水涌，通惠河堤闸莫辨。张家湾皇木厂大木尽行漂流。”
在通惠河凿通之前，张家湾是明代运河北段最重要的大码头。
与存放“邓浆花盆”的砖厂相邻，便是有名的皇木厂。管砖厂太监的弟弟就近偷点皇木使使，肯定有条件，而且不太费事。作者把盗用皇木这一情节写到管砖厂的人身上，不是毫无来由的。这就进一步说明，尽管作者嘴上说的是清河，他心里想的实际上却是京城附近。除了张家湾，据高道素《明水轩日记》，工部在京师设五大厂，其中，神木厂在崇文门外，大木厂在朝阳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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