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宫廷版画多梓行于清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央政权巩固，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统治策略重点在文化建设方面，文化需求日益增多，附有插图的书籍，更利于阅读，更能直接地表现出对帝王盛世歌功颂德的宣扬，更利于教化，所以清政府不吝财用出版了大量的版画作品。这些版画作品多由供职宫廷的画师描绘并由名工圣手操剞劂。很多版画的底本如《万寿盛典初集》插图、《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廊尔喀得胜图》、《皇朝礼器图式》、《西清古鉴》插图等，都出于宫廷画家之手，为清代宫廷著名的绘画藏品，秘不示人。版画是在这些绘画的基础上，临摹上版，由著名的雕工镌刻，在不失原画意的基础上，以版画的形式表现出它的神韵，创作出许多著名版画作品。这些绘画作品通过版画形式化一成百，使更多的文武官员、外邦使臣、平民士子，有幸了解和欣赏到清代皇室秘藏。
在清代宫廷早期的版画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刊行的《御制耕织图诗》是为世人所重视、影响较大的作品，是描绘农村耕田、织布情景的版画集。《耕织图》最早出现于南宋，其绘者为楼璹。楼璹，字寿玉，一字国器，奉化(今浙江奉化)人，徙居鄞县(今浙江宁波)。生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官至朝议大夫，善绘事，其作品除《耕织图》外，还有《六逸图》、《四险图》。楼璹在南宋任于潜县令时，深感农夫、蚕妇之辛苦，遂作耕、织二图诗，描绘了农桑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后人研究宋代农业生产技术最珍贵的形象资料。 南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楼璹之孙楼洪、楼深等，以石刻《耕织图》传于后世，此一事实附于《知不足斋丛书》中的《耕织图》前后，即楼洪之跋文，楼璹侄、楼璹之后序及曾孙楼杓之跋文中均有记载。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有汪纲木刻复制本《耕织图》。宋以后关于耕织图的记载已不多见。另外，南宋刘松年编绘的《耕织图》，元代程棨的《耕织图》四十五幅基本摹自楼璹本。明代初年编辑的《永乐大典》曾收《耕织图》也已失传。明天顺六年(1462年)有仿刻宋刻之摹本，虽失传，但有日本廷宝四年(1676年)京都狩野永纳据明天顺本翻刻本，图亦相同。现今均以狩野永纳本《耕织图》作楼璹本《耕织图》之代表。明万历年间的《便民图纂》将《耕织图》稍加改绘收入其中。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圣祖玄烨南巡时，江南人士出其藏书进献者甚多，其中有“宋公重加考订，寿诸梓以传”的一种《耕织图》，康熙帝视重感慨万分，命宫廷画师焦秉贞绘制《耕织图》并题序云：“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惓惓于此至深且切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其情状。复命镌版流传，用以示子孙。”
绘者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官钦天监五官正，擅绘画，尤精山水人物、楼观，“其位置之自近而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1)，康熙中祇候内廷。
焦秉贞奉诏绘制《耕织图》四十六幅，“所作村落风景，田家作苦，曲尽其致，深契圣衷，锡赉甚厚，旋镂版印赐臣工”(2)。每图加御制七言绝句，以之上梓，初印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刻工为朱圭、梅裕凤。朱圭，字上如，别署柱笏堂，江苏苏州人。其早期作品有康熙八年(1669年)刘源绘图本《凌烟阁功臣像》，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石濂绘图本《石濂和尚集》等。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后入内府供职，任鸿胪寺序班，是当时雕刻名手。梅裕凤，生平不详，也应是供奉内廷雕刻名手之一。另据清道光间《胶州志》卷三十八“冷枚传”载：“秉贞奉敕绘耕织图，枚复助之。”冷枚为焦秉贞弟子，也为供奉内廷的画家，在绘制《耕织图》中，他应是参与其事。
《耕织图》歌颂农家劳作，尽管是“钦定”之作，仍不失为很有现实意义的版画作品，也是宫廷版画中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本子。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本后，《耕织图》出现了多种版本，木刻本、绘本、石刻本、墨本、石印本均行于世。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张鹏翮刻本；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内府刊本；康熙年间雍亲王胤禛绢底彩绘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歙县汪希古恭摹刻于四十八块墨板；康熙年间宫廷绘白描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刻于乾隆年间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题诗的刊本(现藏大连图书馆)；清内府刻《授时通考》本；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袖珍彩绘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北京刻朱墨套印本(如郑振铎先生所藏旧本)；乾隆三十四年高宗命画院据元代程棨摹本的《耕织图》，石刻嵌在皇家清漪园延赏斋左右廊壁(部分石刻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乾隆三十四年(1770年)徽州守臣摹刻于墨板；嘉庆十三年(1808年)《耕织图诗》补刊本；光绪五年(1879年)上海点石斋《御制耕织图》石印本；同治十一年(1872年)刊本；光绪十一年(1885年)上海文瑞楼本；光绪十二年(1886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民国时期也有多种版本，较著名的为武进陶兰泉印本。日本亦有翻刻本，如文化五年(1808年)重摹刊本。朝鲜、琉球均有《耕织图》的摹本、翻刻本。《耕织图》不但版本众多，版式等也不尽相同，上文下图本，左图右文本，版框带有龙纹装饰本，袖珍刻本，木刻填色本，书中序文、诗文前后玺印朱色钤印本。前后玺印为刊版墨印本，玺印为朱色木版刷印，按套印技术讲应为套印本(故宫博物院藏有玺印套印用原刻木版)。
康熙三十五年本《御制耕织图诗》出版后博得了朝野赞誉，也深受皇帝的垂青。为宣传重农思想，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宫廷版画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另一著名大型仪器图谱版画作品为《新制仪象图》，比利时南怀仁绘，康熙十三年(1674年)内府刊本，卷前有南怀仁序。南怀仁，字勋卿，一字敦伯，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顺治时来华，至北京传教，任钦天监监副，康熙时擢监正，加太常寺少卿，精通天文、历法、武器制造等，对清廷的天文、历法、武器研制等方面有所贡献。
清圣祖玄烨喜好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天文、历法有所钟爱，于康熙八年(1669年)命南怀仁督造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纪限仪、天体仪等六种仪器，康熙十二年(1673年)造成。南怀仁又主编了《灵台仪像志》，介绍了这些仪器的制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新制仪象图》系《灵台仪像志》卷十五、十六“六仪”部分的解说式样图，计一百一十七图，其中包括黄道仪、赤道仪、地平经仪、象昭仪，纪限仪等。正如序文所云：“今诸仪既译其说矣，及复绘之以图，……盖欲令见之论说者，无不可索于形似而证之也，然且说之未及者，而图无不及之，又所以补说之所未及。”《新制仪象图》版面阔大，镌刻极精，所绘仪器图形象逼真，为清代宫廷最早由外国传教士绘图，中国宫廷雕刻家合作完成的一件科技文物图像作品集。
《万寿盛典初集》是康熙时代宫廷版画的巨制，是记录康熙帝六旬寿辰庆典的写实文献，图版计一百四十八幅，连续绘刻，展开看是极为宏伟的巨幅长卷。图版中充满了热烈宏伟的庆祝场面，构图紧密，人物布置也极精丽有致。图中所绘江南十三府戏台、福建等六省灯楼、慈云寺恭讽万寿经图等场面，绘刻极见功力，构图布景、人物、景物表现风格上都反映出康熙时期宫廷版画所达到的成就。
《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二卷，清圣祖玄烨撰诗，揆叙等注，画家沈喻据诗意补图。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内府刊朱墨套印本，是一部描绘皇家园囿山水、亭台楼榭、胜景的风景园林版画集。避暑山庄位于河北承德市，亦称承德离宫，据《嘉庆一统志》载：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竣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山庄垒石缭垣，上加雉堞，左湖右山，景物秀丽，妙造自然，是清代自然与人工园林结合的典范之作。书中绘山庄三十六景，始于“烟波致爽”终于“水流云在”，皆为承德行宫仿江南名园胜迹景观所成，共三十六幅图。界画严整，景物灿彰，镌刻点粒不苟，极为精致，为宫廷版画上乘之作。此书有不同版本，如：康熙五十一年套印本；康熙五十二年铜版印本；康熙五十二年戴天瑞绘本(图为手绘，诗为印刷)；乾隆六年武英殿增补本；康熙五十一年满文刻本；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刻《钦定热河志》“行宫”一卷中收三十六景图本。
清乾隆十年(1745年)绘刻的《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图》二卷，也是一部描绘皇家园囿的风景园林版画集，与《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堪称宫廷版画的优秀代表作。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经雍正、乾隆，至道光续建，规模宏大，景色秀美，建筑别具风格，在中国造园史上名声卓著。此本所绘景观，自“正大光明”起至“洞天深处”止，计四十幅图，由宫廷画家沈源、孙祐绘图，所绘诸图融入西洋透视画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今天从这部版画作品中，可以看到圆明园昔日的辉煌，对研究清代宫廷园林建筑和版画艺术更显其珍贵。
清雍正时所刊刻的宫廷版画作品不多，雍正四年(1726年)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却是清代宫廷版画中题材广泛、图版宏富的大作。本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是存世最大规模的类书。陈梦雷、蒋廷锡等奉敕纂修。全书分为六编，以方舆、博物、经济汇编图版最多，内容涉及军事、地理、天文、谱录、考工、农艺、医学、卜筮，以及园林建筑、草木鱼虫、海外异闻、神怪仙佛等各个方面，共收版画两千余幅，而且皆是殚精竭力的精雕细琢之作。其中“山川典”中的版画最为著名，略逊于清初肖尺木的《太平山水图》。名山图多以写实为主，但又不追求地理形势上的准确，在构图上比较生动活泼自由，在刻雕上，又以任意勾斫来达到木刻山水画的特殊效果，构成了许多新颖富有变化的风景山水图。现今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图》一百一十册，是将《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版画抽出单独成集的图册，共有八千六百五十余图，为寻检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这部类书中的插图资料提供了方便。近年有影印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图》，但只是收部分图版，不能反映原图集的全貌。
乾隆朝是清代宫廷内府出版事业最为繁荣时期，优秀版画作品层出不穷，题材更为广泛。在民间坊肆版画衰微之时，宫廷版画仍显方兴未艾之势，创作出了大量的皇皇巨制版画作品。继康熙《万寿盛典初集》之后，刊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由两江总督总理河务高晋等纂，记录乾隆帝四次南巡盛况的大型文献汇编《南巡盛典》，全书一百二十卷，分为十二门，其中名胜、河防、阅武各门都附有大量的插图。“名胜”部分插图计一百六十幅，很多为连续绘刻，自北京的卢沟桥起至浙江绍兴兰亭止，绘图极为写实，纵观全图名山大川、集镇、道观、寺院一一呈现于画中。永济桥、开福寺、灵严寺、泰岳、孔庙、孔林、太白楼、无为观、西湖十景、禹陵等等景致，布局、写实又有创意。河防、阅武门有著名的峰山四闸图、朱家闸引河图、水师藤牌圜营阵、太湖水操阵，对于研究古代水利设施的兴建沿革，清代军队水陆师的排阵，及古代建筑的具体布列和形式、结构、风格，沿途所经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绘图由著名画家上官周主持，镌刻刀法功力极深，不知出于何人之手。较之《万寿盛典初集》和《八旬万寿盛典》插图，绘刻方面有所创新。为清代宫廷版画“巡幸”、“盛典”类中的佼佼者。
乾隆二十年(1756年)，由梁诗正、蒋溥等编，陈孝泳摹篆，梁观、丁观鹤等绘图，历宗万等缮书，著录清内府所藏历代古铜器图谱的《西清古鉴》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刊成。该书图谱摹绘精审，各种古铜器铭文、饰纹摹篆，缮书镌刻纤毫毕现，云龙鸟兽等图案亦毕肖，刀笔运用之纯熟老练，令人称绝。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允禄等纂，福隆安等补纂的又一部绘镌朝廷仪制礼器图形的大型图谱《皇朝礼器图式》十八卷刊成。全书分祭器、仪器、冠服、乐器、卤薄、武备诸类，“每器皆列图于右，系说于左。详其广狭宽窄长短围经之度，金玉玑贝锦缎之质，刻镂绘画织绣之制，以及品数之多寡，章彩之等差，无不缕析条分，一一胪载。”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高宗弘历命儒臣校辑明代编修的《永乐大典》中稀见之书，由武英殿刻书处事务大臣金简掌其事，先行刊印四种，“后因种类繁多付雕非易，不如刻做枣木活子套版一份，摆印书籍工料省简悬殊。”乾隆三十九年木活字雕刻完成，乾隆帝以“活字”不雅，赐名“聚珍”，随后摆印了一百三十四种，连同初刻四种为一百三十八种，名为《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其中插图本《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金简撰，书中所附插图十六幅，详尽描述了武英殿木活字印书的流程及造活字法，如：造字、刻字、字柜、槽版、夹条、顶木、中心木、类盘、套格、摆书、垫版、校对、印刷、拆版、归字、逐日转轮诸法。是自元代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之后记述活字印刷最详细的著作，是我国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中不乏版刻插图本，如《墨法集要》一卷，明沈继孙撰，是一部制墨技术的专著。浸油、烧烟、出灰、熔胶、用药等各道工序皆以图释。《农书》二十二卷，元代王祯撰，是一部集农学大成的巨著，插图达二百七十三幅，全书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部分，末附“造活字印书法”，均以图释，是我国农学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从绘镌艺术上看，《农书》中所附版画已失去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宫廷版画的特点，制作粗简，故不为时人所重。 清嘉庆朝宫廷版画刊刻远逊前朝，是清代宫廷版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当时朝政腐败，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清政府内政来源锐减，清内府刻书处也难以发展，但宫廷版画陆续仍有刊刻。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行的《钦定授衣广训》二卷，亦名《棉花图》，董浩等奉敕撰，计有图版十六幅，图释棉花耕作、收获、弹花、练染、织棉的加工过程，绘刻平平，但流传较少。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续修《钦定大清会典》完成。清《会典》初修于康熙，续修于雍正、乾隆、嘉庆至光绪。康雍两朝《会典》无图，乾隆朝《会典》仅限于坛庙、舆地类附图，嘉庆朝再修《会典》，图版增加数十倍，《皇朝礼器图式》诸图也收入其中，将所集图版编为《钦定大清会典图》一百二十卷，与《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一同刊行。
《西巡盛典》二十四卷，首一卷，董浩等奉敕纂修，嘉庆十七年(1812年)武英殿活字本。嘉庆十六年仁宗西巡五台山，返京后敕命在《钦定清凉山志》的基础上，“续行纂辑，所有庙宇，行宫及经由道途，前书有未载者，着该抚(按：指山西巡抚彭龄)送饬地方官绘具图说”，董浩等据之修成此书。其中部分章节附有图版，对于考察京师至五台山沿途的历史风貌，有较高的资料价值。部分山水及寺庙、庵院的建筑版画，绘镌尚称上乘，虽不及《钦定盘山志》、《南巡盛典》，在清中晚期的山水版画中，亦堪称一时之选。
清嘉庆后宫廷版画制作逐渐衰落，可见者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刊《养正图解》，二十二年(1896年)刊《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两种。《养正图解》据明万历间丁云鹏绘图，黄德奇刻本翻雕，绘镌还属上乘，也可称是宫廷版画特点依存的最后一部作品。《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虽为木刻版画但其风格已失。光绪时期石印版画盛行，主导着版画的发展趋势，文人雅士也趋于风尚，木刻版画虽刻意体现石印版画的风格，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木刻版画已失去市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内府出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印行《钦定书经图说》，绘图五百七十幅，此书已易木刻为石印。
清代宫廷版画中宗教题材的版画作品颇为可观。顺治十四年(1657年)内府刊本《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扉画镌刻精丽，版面阔大。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圣祖玄烨手书上版重刊此经，扉画依旧工整极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刊刻《二十八经同函》扉画佛说法图、末页韦驮像以及五龙环绕的牌记，镌刻上乘，图绘庄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高宗弘历手书上版《御书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内附图像四十余幅，镌刻精巧，图版纹饰无一隙地，刀刻娴熟，秀劲，有拘于细节、婉媚之嫌，但细观达到了佛教版画庄重、大气、肃穆的境界。该经书刷印用纸为乾隆内府仿宋金粟山藏经纸，更显古雅，为人所爱。乾隆三年(1738年)刊印的《龙藏经》，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刻的《御制大云轮请雨经》等扉画，都堪称宫廷佛教版画代表之作。佛教寺庵山水版画，也为宫廷版画之重。乾隆十九年(1754年)刊行的《钦定清凉山志》，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刊行的《南巡盛典》“名胜”一门载有佛寺版画多幅。绘刻皆精密繁复，且重写实，名山古刹，禅境胜景，披图浏览，一一可指。“热河”、“盘山”两志镌刻尚佳，“清凉山志”图版刀呆版滞，太显粗疏，是否为内府刊版令人质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