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版画在我国属外来画种。但金属的铸造和镌刻技术早在我国殷周时期已开始发端。铜版画的制作起始于十四世纪的欧洲，在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德国的手工业相当发达，雕刻匠师们最初用雕刻刀直接于金属(主要为铜制品)器皿上镂刻装饰图案，而后在铜版凹纹制作的基础上演变沿用于印刷业，即出现了凹版的制版工艺，而随着凹版印刷的发展又出现了铜版画艺术，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
明代万历十九年(1519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携来宗教题材的铜版画，即“宝象图”、“圣母怀抱圣婴”等图四幅，赠与当时制墨大师程大约。后程氏将四幅铜版画以木板摹刻收入其著作《程氏墨苑》，其雕刻技法已能表现出富有明暗凹凸、形象生动逼真的西洋铜版画风格，因而引起国人注意。铜版画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对绘图、雕刻、印刷及所用纸墨等材料要求也非常严格，费工费时耗资很大，在当时的欧洲也被视为名贵艺术品。明代我国未闻有铜版画之作，至清康熙年间，清代社会初现盛世，罗马教廷想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利诱中国权贵，派遣了满足清王朝宫廷需要的耶稣会士画家和身怀其他各种技能的专家来华，才使西方的铜版画、绘画和各种科学技术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
清代宫廷铜版画的刊刻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主持雕版印刷的《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为第一部作品。马国贤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受罗马教廷传信部派遣，经教皇特使多罗推荐进入清宫服务，同年被任命为宫廷画师。马国贤在宫廷中生活了十三年，于雍正元年(1723年)归国。1832年著有《中国学院史》，1855年选其精华部分由意大利文译为英文出版，名为《里巴神甫回忆录》。1939年中国影印出版，名为《京庭十有三年记》，书中详细介绍了他亲手主持雕刻、印刷铜版画的情况以及培养中国学生并向他们传授技法的经历。 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记载，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二日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上奏：“热河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计二卷，九十二篇，预计八月初可刻印完毕。”八月初七日上奏称：“七月二十四日曾奉旨，热河三十六景，每景各画详图二张，于绢版和木版刊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闰五月二十四日，康熙帝下谕旨：“热河三十六景，前朕缮记一篇带去将此作速刊刻，订于先完之书前，多带几部来。”六月初八武英殿总监造和素上奏：“印完御制避暑山庄、诗、画后面的部分，现已订完。作为插入之函业经装完一部，谨奏。俟陆续装完再奏。”康熙帝朱批：“刻完之书甚好，甚恭谨，尔等于西洋纸刷一二部后放下，俟铜刊刻之画完竣之时，再汇集装订。若西洋纸多，能多印几部更好。”一个月后，当和素等找到养心殿收藏西洋纸，奏请印刷几部时，康熙帝批示：“只印四部妥善收藏。”(3)可见铜版《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是在木刻本《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完成后的次年印刷的。从现存的两个版本相较，铜版刊本《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在构图、内容、画面的大小以及雕刻技法上是在仿制木刻本的基础上完成的，并结合了西方绘画及铜版雕刻技法，将中国传统绘画雕刻技法溶入作品中，使画面上所表现出的景物远近效果更加明显，作品也尽量接近木版版画的风格。
铜版刊本《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经折装一册，一图一诗，前有康熙五十年避暑山庄记，卷末有康熙五十一年揆叙等跋。图为铜版印刷，诗文为清代名臣王曾期墨书，黄绫封面厚约3厘米，纵30厘米，横26.5厘米。图版共计三十六幅，分别描绘共计三十六景，每一景点名称亦为诗文题名，诗后注景点小记。如首图烟波致爽，其记为：“热河地既高敞，气亦清朗，无蒙雾霾氛，柳宗元所谓旷如也。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云山胜地之南有屋七楹，遂以烟波致爽颜其额焉。”次为玄烨诗，其他景点亦如此。三十六景诗，包括五言古、五言绝句、五言律、五言排律、六言绝句、六言律、七言古、七言绝句、七言律等体裁。版图雕镌非常精细，线条谨密，画面繁简有序，布置严谨，房舍、树木错落有致，保留了原笔墨画作品的神韵，是中西绘画、雕刻、印刷铜版画的早期代表作。
马国贤将所刊刻的铜版画《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呈献给皇帝时，“他(按：指康熙帝)非常喜爱这些作品，称赞它们是宝贝，下令复制，赐予皇子、皇孙其他亲王”(4)。1724年马国贤返欧途经英国，曾将他根据中国画家作品仿刻的《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铜版画中的一部分赠给布林顿勋爵等人(5)。清代宫廷第一次制作的铜版画作品，不但在宫廷内流传，还远播欧洲。但作品在绘画、雕刻、印刷水平上较欧洲当时的铜版画作品略为逊色。
乾隆朝是清代宫廷铜版画刊刻的繁荣时期，并达到了鼎盛。清王朝经过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统治，政权巩固，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清宫廷为宣扬武威战果，绘制了一系列铜版画作品，最为著名的是《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是图册页装一函，计三十四幅，图版十六幅为铜版刷印，文字十八幅为木版印刷，纵52厘米，横90厘米，由当时供奉清宫廷的西洋传教士绘图，送往欧洲雕刻铜版。本来提议由英国办理铜版雕刻，但法国耶稣遣使会的最高首领路易斯·约瑟夫意识到这是提高法国国威的一个机会，并称铜版雕刻在法国已炉火纯青。后清廷与法国就铜版雕刻事宜签约，由法外交大臣伯坦负责各项事宜，并将此画交由王子建筑制造厂主管马里尼处理，由复制商科尚负责挑选雕刻名家，自乾隆三十年(1765年)分批将画样和文字稿送往法国，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全部铜版画作品分批运抵中国，历时十余年，“支付款数达20400里拉(法国旧币制单位，每一里拉相当于旧制一两白银的价值)”(6)，在当时来讲其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全面反映了乾隆时期平定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及平定天山南路回部维吾尔大小和卓木的战争场面。实为纪念西域作战的庆功图。是图画面采用全景式构图，场面宽广辽阔，结构复杂，人物情节繁多，但又能刻画入微，无论是构图方法，人物造型，景色描写以及明暗凹凸，投影透视等技法，都反映出了当时欧洲铜版画制作的最高水平。
这批铜版画分批运抵清宫后，乾隆皇帝陆续颁赏皇子及文武大臣。台湾故宫博物院现藏军机处月折内含有清单多件，其中有如下记载：“第一次赏给阿哥们、亲王、大臣得胜图册十八份，第二次颁赏得胜图二十四份，第三次三十六份，第四次十九份，第五次颁赏四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上谕：“今将得胜图的铜版画分送全国各地行宫及寺院保存陈设。”据故宫博物院藏嘉庆、道光年间陈设档记载：清漪园(颐和园前身)的月波楼、静明园(即玉泉山)的空翠岩、静宜园(即香山)的太虚室等处所均陈设多种战图。初由法国分批送回的铜版战图，每图图版下方有雕版者的法文印刷体签名及作者亲笔签名的初印本。其中部分图版上方有乾隆帝的御题诗。而大部分作品是由宫内造办处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奉皇帝之命“著造办处刷印铜版图之人刷印呈览”(7)的后印本，此本与法国镌刻、刷印的战图相比，所用纸墨及印刷水平略为逊色。
这套由法国刊刻的铜版战图，后期仿刻印刷出版了多种版本。1783年至1785年法国著名雕刻家赫尔曼仿刻有一组小型铜版《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十六幅，版面为原格式一半。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德国人沙为地石印出版了名为《大清国御题平定新疆战图》，日本京都帝大也曾影印出版了名为《乾隆铜版画准噶尔得胜图》，另外还有《盖梅特博物馆藏乾隆战迹铜版画》。是图名称较多，《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为《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为《平定回疆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清内府刻书目录解题》著录为《平定伊犁回部得胜图》，《萝图荟萃》著录为《御题平定伊犁回部全图》等等。
清廷在《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完成之后又相继刊刻了七种战图，计有《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十六幅，《平定台湾得胜图》十二幅，《平定安南得胜图》六幅，《平定廓尔喀得胜图》八幅，《平定苗疆得胜图》十六幅，《平定仲苗得胜图》四幅，《平定回疆得胜图》十幅。这批铜版战图与法国刊刻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不同，图版上无刊刻年代，亦无绘者及刻工姓名，是否为清内府造办处所刊刻留有疑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又很少，笔者就清内府档案中所查到的记载有关几种铜版战图的刊刻情况胪列如下。
据清代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开始镌刻。“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内付管领白色持来旨意帖一件内开。六月初三日如意馆将贺清泰画得攻克美诺得胜图一张，照依从前压印得胜图比较，新画之图山树人物俱少，笔法若照此样镌刻，诚恐得时不及回部得胜图细致，但现造铜版请照依原画本又图样镌刻，其山树人物法请照依回部得胜图镌刻，并随新旧图二张，小铜版一块持进，副都统金交太监如意口奏，奉旨，知道了，钦此。”“七月十九日如意馆交来旨意帖一件内开，七月十六日太监鄂勒里传旨，艾启蒙现起金川得胜图稿六张，贺清泰已落墨两张半，今不必着，贺清泰落墨着金承办，钦此。”(8)
上述记载说明，乾隆四十二年六月至七月十九日《平定两金川得胜图》画稿已由西方传教士贡职宫廷画家贺清泰、艾启蒙(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作者之一)完成了其中一部分。乾隆帝并认为所绘画稿不如法国印本《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细致，令其仿照平回战图镌刻。
三个月后，据档案记载：“十月初六白色持来旨意帖一件内开，初五太监鄂勒里，传旨将现做得金川得胜图铜版，并粤海关做得得胜图(法国印本平回战图)送进呈览，钦此。随将金川得胜图铜版一块持进侍郎金，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将现做得金川得胜图铜版背面锉刮磨平呈览，钦此。”“于十二月将现刻攻克美诺铜版一块，随第一张原稿清图持进侍郎金，太监鄂勒里呈览，旨：清图画的好，铜版系几个人刊刻几个月得一块，钦此。”“大人金随交太监鄂勒里口奏，现刻铜版系四人，刊刻六个月可得一块具奏，此图系食钱粮之人系民人饭食工价有无多少查明回奏，余知道了，钦此。”“奴才金谨奏，遵旨查得四十二年七月初一日绘画金川得胜图起至四十三年二月计七个月，画得清图三张半，连改画原稿，均合两个月得清图一张，起初试手原有旗民画匠十名，内因手艺平常者陆续驳去六名，现有好手民人四名，每名工银二银五厘，亲照礼器馆画工之例发给，谨奏。”(9)
据上述档案记载可知，《平定两金川得胜图》铜版画的制作完成，由贺清泰、艾启蒙首先完成画稿，皇帝过目钦定后，交画匠画清样图，后交造办处镌刻铜版，镌刻一块铜版四人用六个月，每绘一张清图平均四人绘二个月。可见铜版画的制作是一项非常费工时的细致工作，镌刻完成一部作品非常不易。《平定两金川得胜图》计十六幅，照此推算，完成全部作品得用八年时间。参照每图上方乾隆帝题诗的时间，整套作品应完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
清内府在刊刻完成《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后，凡每次重要战争结束后都要按先例制作战图，基本上形成了惯例，并且在构图形式、绘图技法、画面的大小、雕版印刷所用材料上都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在内容、绘画、雕刻、刷印技法、工艺水平上呈现出差异。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随着清廷平定台湾的战役结束，《平定台湾得胜图》开始制作。据清代档案记载：“协办大学士福康安进呈台湾战图，奉旨与图内人物绘画尚未合式，将原图十六幅等交如意馆，着伊生泰将从前画过战图尺寸查清再画一份。于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姚文瀚将起得渡海凯旋图稿呈览，奉旨准画，着杨大章、贾金、谢遂、庄豫德、黎明分画，钦此。”“于十月初五太监鄂勒里传旨：姚文瀚等现画台湾战图着以册十二幅，如画得一两幅，陆续交如意馆照西域战图画法一样画十二幅，俟画得时交造办处刻铜版，钦此。”(10)
据上所知，《平定台湾得胜图》于乾隆五十三年由清代著名的宫廷画家多人分别绘图，由清宫造办处镌刻铜版刷印，另据图上端乾隆题诗的时间看，是图应完成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至五十七年(1792年)间。
清内府刊刻的铜版战图，其印刷数量后人有多种说法。据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铜版处持来旨意帖一件内开，十一月初二奉旨查所有造过战图铜版，俱系何处查明具奏，钦此。侍郎伊龄阿遵旨查得平定西域战图铜版一份十六块，压过二百四十七份，各处陈设一百三十八份，赏用一百九份、金川战图铜版一份十六块，压过二百二十份，各处陈设一百三十八份，赏用八十八份。台湾战图铜版一份计十二块，压过二百份，各处陈设一百十九份，赏用八十一份。安南战图铜版一份计六块，已刻得五块，第六块现今赴约于十一月内完竣，业经奉旨得时压二百份。钦此。”(11)据上所知，乾隆年间所完成的四种铜版画作品，每种印刷数量不超过二百五十份，其中法国刊刻的战图《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由法国印刷带回国内，二百份不包括在内，后期未见重新刷印的记载。
清内府随后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刊刻完成了铜版战图《平定廓尔喀得胜图》八幅，乾隆六十年(1795年)刊刻完成了《平定苗疆得胜图》十六幅，嘉庆三年(1798年)刊刻完成了《平定仲苗得胜图》四幅，道光十年(1830年)刊刻完成了《平定回疆得胜图》十幅。这批铜版画战图，多为清宫廷画师绘画，内府造办处镌刻铜版刷印，整体绘图、镌刻、印刷水平与法国名家雕刻、传教士所绘制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相较，其视觉效果不如前者，但从其绵细的笔法，重复层叠的山间树石，以及房屋的构图繁缛和雕刻技法来看，中国画师、刻工显然是在将中国固有的画风、雕刻技法融汇于铜版画的绘刻之中，这些作品是铜版画制作上的中西结合的成功典范。
其中《平定苗疆得胜图》亦称《湖南战役图》，册页装，一函，十六幅，纵50厘米，长87厘米。作品以乾隆六十年(1795年)平定四川、贵州苗民起义重大战役为题材，全套作品完成于乾隆末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由擅长建筑风景及人物肖像的宫廷画家冯宁绘制，内务府造办处镌刻铜版印制。这件作品采用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皴法刻画山石麻皮状纹理和峭立的山势，表现出了宏伟壮观的景色全貌以及在峡谷间匆匆行进的军队，以细腻的刻画手法、娴熟的线条运用，较好地产生了立体效果以及质地效果。
另一种作品《平定台湾得胜图》，册页装，一函，纵50.5厘米，横86.7厘米，也有卷轴装。清廷平定台湾战役(1786～1788年)获胜后，清宫廷画家姚文瀚、杨大章、庄豫德、贾权等奉诏绘制了十二幅战图，由清内府镌刻铜版，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至五十七年(1792年)完成。由于作品整体处理欠佳，情节不紧凑，有拼凑感，且恢宏的战争场面气势未被充分地描绘出来，绘制手法亦无标新立异之感，与《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有明显的差别，二图相较，从中也观察出中西绘画、雕刻、刷印所反映出的差异。
清内府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还刊刻完成了《圆明园长春园图》铜版画二十幅，纵49.4厘米，横86.7厘米，册页装，一函。画面描绘了长春园“西洋楼”诸景，依次为：谐奇趣二幅，蓄水楼、花园门二幅，养雀笼二幅，方外观、竹亭、海宴堂四幅，远瀛观、观水法、线法山门三幅，湖东线法画二幅。这套铜版画，其绘刻技法已达到“极其确切精细”的程度，一年后当西洋人德拉图尔接受这套铜版画时，对于华人镂刻西洋画技能和精确的成功表现欣悦满意(12)。
此套铜版画是继康熙《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铜版画后的又一描绘园林景观的杰作，但与上图不同的是所描绘的景物多为意大利式建筑，有明显的欧洲版画风格。是图根据西洋画家郎士宁所绘图样，由造办处铜版刊刻完成，毫无中国版画的痕迹，其制作之精细及视觉境界，堪称一绝。
清内府在康熙、乾隆两朝还完成了二种铜版舆图的刊刻。康熙年间清廷聘用了多名擅长测量、绘图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赴各地实地测量与绘制。据《清史稿》载，“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图成”，康熙帝对《皇舆全览图》非常满意，五十八年三月他欣慰地说道：“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13)该图由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主持镌刻铜版。
这套铜版舆图，很多学者认为是由马国贤返回欧洲时将绘图带回法国由法国制成铜版并刷印的。但据马国贤神甫回忆录中所讲：“地图刚印好就和原图一起拿来献给康熙帝观看。他非常高兴且惊讶于见到的复制品这么完美无瑕竟和原图一样，而原图一点也没损坏。这是皇帝第一次看到铜上的雕刻。而过去中国人自己的印刷术是把绘出来的地图固定在木制的版面上，用雕刀把图和版一起雕琢出来的。”(14)由此可以推断此套铜版并非法国镌刻，而且这套舆图原铜版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深藏宫中，据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内府档案记载：“库掌五德，四德将现收贮铜版图四十七块并新造铜版图一份计一百(零)四块，旨将铜版图四十七块著交盛京好好保存不可磨蹭。”(15)1929年这套由清内府移藏到盛京的铜版在沈阳故宫发现，并用此铜版印刷若干份由金梁题名的《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著名学者李约瑟经过研究后认为，该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16)。中国著名学者翁文灏指出：“其图与内地各省地名，悉用汉文。满蒙地名，则用满文。”在此图中，还可查到“载定有经纬度数的大小地名”(17)，再一次肯定了其图的精确性，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将铜版雕刻技法运用到地图的绘制刷印中。
在康熙朝《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乾隆朝又绘刻了《皇舆全图》。据档案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库掌五德将新造得斜格铜版图一百(零)四块并刷印纸图一百(零)四张呈览，并奉旨著刷印一百份其现收贮。”(18)乾隆二十五年刊刻完成的铜版《皇舆全图》亦名《乾隆十三排图》，镌铜版一百零四块，每块长71厘米，宽46厘米，厚0.85厘米。全图从北至南分为十三排，按纬度每五度为一排，将一百零四块铜版拼制成全图，刷印后装订成二十四册，附高宗御制诗二首，墨笔楷书一幅，墨绘结合表一张。据档案记载：这套铜版由清内府造办处刊刻，约用“铜五千余斤，工料银四千六百六十九两五钱”(19)。过去对于这套铜版由谁所制说法不一，沈福伟称由蒋友仁负责制成铜版(20)，方豪认为蒋友仁不善制铜版。铜版如何制成现有二说：一谓制于巴黎，一谓北京制成(21)。据上清代档案记载应为清内府刊刻，全套舆图铜版现珍藏故宫博物院，为院藏一级文物。
铜版画的制作与传统的中国雕版印刷技术不同，不但雕刻工艺要求非常高，而且对印刷所用纸张、油墨及印刷的技术要求非常严格。
曾主持制作《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铜版画的法国内廷特等镌工柯升指出：“铜版画工夫细致，刷印最难，如把铜版画带回中国，不了解作法不但印刷模糊，而且易损坏铜版，因为中国纸张易于起毛，用来印刷铜版画，难得光洁，而且一经润湿，每每粘贴版上，纸张易碎。即用洋纸，也要浸润得法，太湿的时候，就会漫溢模糊，太干的时候，一定摹印不真，必须恰到好处。铜版刷印所用油墨不同于中国印刷使用的水墨，油墨色彩难调，倘不得法，铜版细纹油水浸润不匀，图像必致模糊。”(22)柯升所用的颜料不是普通的黑墨，而是用一种法国葡萄酒渣如法熬制炼成的，如使用一般黑墨，墨色不但没有层次，摹印不清，而且容易损坏铜版。
从现存的铜版画作品来看，法国刻印的铜版画所用洋纸纹理较细，纸面有光泽，无廉纹，稍厚，用墨不同于中国松烟墨，清内府印刷铜版画用纸，部分为洋纸，多数为上等薄棉纸，用墨为上等松烟徽墨。据乾隆朝档案记载：“经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文将四十三年(1778年)粤海关解送到印图纸二千四百八十张，内有海水潮湿霉烂纸一千七百三十张，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即着杭州织造基厚照依图张尺寸尽数另行抄做，纸速送京压印，钦此。”(23)由此可知，清内务府印刷铜版画所用纸张一部分为进口洋纸，一部分为杭州织造制纸。后期内府刊刻的铜版画，多用自造纸。 从现存的清内府铜版画观察，铜版画的雕刻、印刷、仿制水平不断有所提高，到乾隆朝后期与当时欧洲铜版画制作水平相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乾隆朝以后日渐衰退，至清道光九年(1829年)完成的《平定回疆得胜图》十幅，所用铜版为薄铜版，印刷水平大不如前。清光绪年间，王肇宏赴日留学接触铜版技术，回国后著有《铜刻小记》一书，首次公开向国内介绍铜版画的制作技法和制作过程，此后民间有了铜版画的刊刻，而清内府再也没有刊刻铜版画的记载。
从文献记载及存留实物可知，清代宫廷铜版画，从题材上看，宣扬乾隆十全武功的战争场面的作品较多，计八种，以宫廷园林为题材的风景作品有二种，舆图二种，总计十二种，其中多种作品的彩绘底本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由法国镌刻的铜版画《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原版现藏德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平定回疆得胜图》其中一块铜版现藏国内，内府刊刻的铜版版画也分散于各大博物馆等处珍藏。
清代宫廷刷印的铜版画作品大多为宫内流传，外界较少见，影响有限。
这些作品的存世，是研究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在铜版画上的融合与发展的重要资料。 [后注]
(1)(2)张庚《国朝画征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4页、889页。
(4)(5)孟华《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6)《从北京到凡尔赛：中法美术交流》，香港市政局、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联合主办，香港艺术馆及法国国立吉美博物馆筹划，香港艺术馆编制，香港市政局1997年编印。
(7)中国历史档案馆《活计档》3564册。
(8)《活计档》360册。
(9)《活计档》3602册。
(10)(11)《活计档》3654册。
(12)欧阳采薇译，阿斯瓦尔特·西勒著：《北京的帝国宫殿》，载《国立北平图书馆刊》第七卷34号。
(13)《清圣祖实录》五十八年二月己卯，二八三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5页。
(14)刘晓明译《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载《紫禁城》1989年第6期。
(15)《活计档》3550册。
(1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第235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17)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载《地学杂志》1929年第3期。
(18)(19)《活计档》2550册。
(2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0页。
(21)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第876页。
(22)庄吉发《清史拾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244-245页。
(23)《活计档》3654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