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北京人称之为蛐蛐，又名促织。民间有“促织鸣，懒妇惊”的俚语。风紧秋寒，过冬的服装不可再迟缓，促织鸣唱即是节气已到，催妇人做针线女红，织布成衣。
关于蟋蟀的资料记载于书籍中的很多，如《诗经》、《礼记》、《尔雅》、《古今注》、《酉阳杂俎》、《楚辞》、《万历野获编》等等。有关北京的书籍记载有蟋蟀的也很多，如《明宫史》、《帝京景物略》、《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等等。近现代的许多学者金受申、王世襄、邓云乡等人也都写过有关蟋蟀的篇章。民国年间在上海有“上海蟋蟀研究会”，90年代在天津又成立了“中华蟋蟀协会”，组织了全国性的邀请赛。天津市古籍书店还出版了《蟋蟀秘谱》一书。
斗蛐蛐取乐起始于唐代的宫廷，盛行于宋代（传说中的“济公斗蟋蟀”就出在宋代）。到了明代，斗蛐蛐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皇帝朱瞻基（年号宣德）也成了蟋蟀迷。南明的东阁大学士、太保马士英被人称为“蟋蟀相公”，可见其痴迷玩弄的程度。清末的西太后慈禧既喜欢听京剧，又喜欢观赏斗蛐蛐。当时著名的剧界人物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杨小楼等人常到宫中去为慈禧演“专场”，一旦西太后高兴时，除了赐金银绸缎外，有时还把宫里贮养的蟋蟀连同蟋蟀罐一起赏起这些艺人。
蟋蟀是一种分布极为广泛的昆虫，几乎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足迹。不过比较有名的产地主要在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和山东。浙江、杭州一带出产有名的“浙虫”、“绍虫”，品种有白砂青、铁色红钳、砂黑黄牙等，嘉兴一带有血牙青、白牙青，湖州一带有白腹青，绍兴一带有白青、黄麻头；安徽黄山一带出产白黑牙、白黄黑牙、星头（星头额上有黄青真月色的尤为上品）；江苏的扬州出白头青背，兴化出黑牙青麻头（上品），南京出麻头紫，无锡出青大头，苏州出紫头金翅，宝山出黄砂紫，德州出墨牙黄，宁阳出铁头青背和黑牙青麻头（即蒲松龄的小说《促织》中所描写的，竟能与鸡相斗的上品蟋蟀）。北京地区的蛐蛐则以京北苏家坨的“伏地儿蛐蛐”和京西福寿岭的“青麻头”最佳。此外黑龙潭的“虾头青”、十三陵的“蟹壳青”等及清西陵、河北易县一带的蛐蛐，也是京城饲者的珍惜物。
蛐蛐贩子早一拨如蛐蛐赵、蛐蛐文子、蛐蛐景子颇有名气，晚一茬如小脑袋老米、鞋铺三儿、闻大学生（系精神病患者）等等。抓回蟋蟀后分等先将佳品留下，另售高价。然后分别置于外面带釉的小罐中，每七个为一叠，分两叠为一把，以小线捆扎，在庙会上出售。儿童欲购则从竹皮暖瓶外套中取，价虽低，但无上品。
养蛐蛐需盆，斗蛐蛐也需盆，且极讲究。据北京东郊年近七旬的专做蛐蛐罐的老艺人陈耕先生介绍说：“古代皇家畜养蛐蛐多用金罐、象牙罐，只图贵重而并不注重如何适应蛐蛐的生活习性。普通老百姓则多用木笼、竹筒。陶罐的使用，传说始自南宋奸相贾似道。他本人不但喜养蛐蛐，还喜欢陶器古玩，他曾在杭州葛岭半闲堂建造多宝阁，每日登阁赏玩陶器古董。当时苏州齐门外有专门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御窑，窑主姓宋，他在窑中除了烧制瓷质蟋蟀罐，还首创烧成了陶质蟋蟀罐。呈献贾似道后，甚得喜爱，从此用陶罐畜养蛐蛐开始流传。清末在北京有专为宫内烧制蛐蛐罐的作坊。”1966年5月，镇江市郊的罗家头生产队在挖渠时出土了一南宋墓葬，内中有蟋蟀过笼三只。为陶胎，两只为腰长型，长7厘米，两头有洞，上有盖，盖上有纽，纽四周有六角形双线纹饰，其中一只有铭文“×名朱家”。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饲养蟋蟀的器皿。此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珍藏着一些明清时代的蛐蛐罐，如明宣德年制醉茗痴人仿宋贾氏珍玩蛐蛐罐、清康熙年赵子的甲字绿泥十三罐、清杨彭年造澄泥漆绘海水云龙戏珠纹蛐蛐罐、清正斋主人制彩瓷竹菊蛐蛐罐等。
这些讲究的蛐蛐儿盆罐是古董玩物。一件明代宣德戗金瓷蛐蛐儿盆，价值连城。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宣德紫石蟋蟀盆，通身刻镂，香草盖，底镌“宣德年制”四字款。明代官窑瓷器中，有青花的、五彩的蟋蟀盆不少，都是宫中用器，工艺精湛，画工细腻，彩色鲜艳。
蟋蟀盆还有泥盆，叫澄泥盆。北京人讲究用赵子玉、万里张的澄泥盆，盆底刻有他们的名字。但真的不多，仿制的不少。一个真的赵子玉、万里张的澄泥盆，过去曾值现大洋百八十块！
冬至以后，蛐蛐儿入葫芦听叫，这葫芦可有讲究。蛐蛐儿葫芦分为瓦模、纸模、本长三种。瓦模是用瓦做模子，纸模是用纸浆做模子。这两种模子又有素模、花模之分。本长是葫芦在秧上自然长成，不给它带模子。花模的花纹图案很多，如九狮（九个狮子）、双吉（二只公鸡）、单刀赴会、挂印封侯、麻姑献寿、五蝠捧寿等。老北京还分为官模、民模。官模是指清朝的王侯及当官的雇能工巧匠，制作花纹精细、图案众多的模子；民模是平民百姓制作的模子。等到立秋，一直到冬至数九，葫芦的皮长老了，拿下模子，模子上的花纹长在葫芦上。
摘下葫芦锯掉头上的部分，配上乌木或紫檀、象牙的口，再配上玳瑁或虬角、象牙的芯子（芯子分高蒙芯、平蒙芯、低蒙芯）。高蒙芯是一寸到一寸五，雕刻得玲珑透体，有花卉、人物、山水和象征吉祥如意、健康长寿的图案。雕出的图案可以动，叫动芯子，有一至十动之分。就是一摇晃，芯子里有一处或二三处，甚至十处都能转动。十动的最珍贵。这种葫芦芯子，是北京的古老工艺美术品，堪称珍宝，而今是很少看到了。清末民初，收藏上等葫芦、蛐蛐罐的主儿都是有钱人，其中以桂月汀、郑瑞生二人收藏最富，为京城翘楚。
这桂月汀在京城的古玩界、票友界都是有名的玩儿主。他出生于光绪六年（1880），一出生就是吃皇粮的。祖上虽做过大官，但他自己却没有功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过日子。一辈子也没有参加过工作，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技能和收入。可他一辈子都没受着罪，到哪儿都是好人缘。长袍马褂，缎鞋洋袜，举止言谈都带着气派，他为人和善、交际甚广，上至宫廷（他有腰牌），外至使馆洋行，下至街巷商肆，走到哪儿都有朋友。他与王瑶卿同庚，是王家的常客。至于韩慎先、梅兰芳、徐兰源、杨宝忠更是与他有交情，在琉璃厂的店铺中，没有一家不知道他“桂三爷”的。
桂月汀有好命，年幼时被朝中居高官显位的宝二爷看中，把女儿许配给他，婚后就住在东四九条宝二爷的府上，他独居在西跨院。家里的洋车、老妈子、花把式……自然不在话下。桂三爷一生爱玩，且玩得精明，玩什么琢磨什么，玩什么什么上道。年少时票戏，整天混在名角儿的家里学戏出儿，自然是功不负人。成年后又先后喜好曲艺和古玩，其中对古董中的瓷器和玩物更下功夫。什么蛐蛐罐、蝈蝈葫芦、鸽子哨、扇子坠、鼻烟壶之类的物件，只要他相中的，从不肯轻易放过，收藏之物自然不少。1953年，73岁的桂月汀过了一辈子的舒心日子，没磕没碰地安然而去。他身后的大宗收藏品据生前遗嘱由梅兰芳先生出面送至故宫博物院。
“文革”风起，抄家风盛。养蛐蛐是封建残余，是地主老财、剥削阶级的东西，是追求享受、贪图安逸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体现……这么多的政治帽子重压之下，那蛐蛐岂有再生存的道理？有人“揭发检举”了早已死去的桂月汀是“封建帝王的孝子贤孙”、“里通外国”、“倒卖文物”等。“破四旧、立四新”的红卫兵小将冲进桂月汀独生女儿桂泽华（医生）的家，果然发现“罪证”不少，蛐蛐罐、秋虫葫芦等装满了三辆平板三轮车。由于数量多，且东西讲究、地道，此事曾在京城广为传颂。红卫兵拉走的这些蛐蛐罐的一部分，以后还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战果展”上展出过。如今不知散落何方。
清代咸丰年间，河北三河县出了个养葫芦、种葫芦、专门做葫芦的名人。此人姓刘，人称“三河刘”。三河刘制做的葫芦除了美观外，蛐蛐在其中发出的鸣叫也格外动听悦耳。他制造的葫芦并无标记，但玩儿主都知道这种葫芦的三个特点：一是葫芦的高矮合适，葫芦的腰儿（即中间部分）纤细、高窄、长短相称。把蛐蛐儿放进去，发出的鸣叫声是亮、宽、响！二是葫芦的皮儿老，用布盘磨磨不透，像磁的一样，越盘越油亮。里子发糠，称之为“皮磁、里糠”。三是葫芦的底儿有双脐。有一种安新模的葫芦，很像三河刘的葫芦，没眼力的不易分清。
天津有位石老起，他的葫芦是瓦模，六块瓦的葫芦。还有位李六。李六的葫芦是纸模。他们养、制的葫芦都很有名，但不如三河刘的葫芦发出的音质好。
老北京养蛐蛐在冬至前用的澄浆罐，是用澄浆泥淀制成型，人窑烧制而成的。三四十年代，制作艺人中以“泥人黄五”、“大关”、“通州李”等最著名。购买者以桌为单位（每桌24只），也可购买半桌，如需求过多可提前预定。
差一些的蛐蛐用的器具也相对差一些，系带釉皮的小圆罐，瓷质、拳头大，中医常用来做“拔火罐”。罐底部需夯实少量潮土，然后以薄铁皮制成的小盖盖之。四个一摞，以绳绑在一起，携带方便。同一釉色的罐，在盖上有标记，用钉子尖锥成不同的点数来区别蛐蛐。
儿童玩蛐蛐的用具则更次之，旧罐头瓶、破水缸子、小花盆儿，都可使用，只要能玩，并不图讲究。
养蛐蛐，趣在于蛐蛐的厮斗与鸣唱，一般的蛐蛐拼斗并不引人注意。而好的则不然，其称谓也美：“翅震大将军”、“红须元帅”、“无敌王”、“花斑豹”等等。每个养家除了自己的“常胜将军”，往往还有能出奇制胜的“黑马”，使比赛更激烈。
自中秋节后至重阳节左右，一些专门养蟋蟀的，备好战场，随即下请帖约人。请帖外皮写的多半就是“乐战九秋”。届期主人要预备下广所，正中设摆铺好红毯子的桌子，中放斗盆，是为战场。另桌设立分厘戥、象牙牌子、象牙筹、象牙筒、鼠须探子以及赌赛彩品，罗列桌案。赴会客人各率蛐蛐把式，挑来圆笼蟋蟀，各据一个角落。到时凡各家认为可以下场的蟋蟀都分别装入象牙筒内，过分厘戥称出分量（去皮实得体重），即记在象牙牌子上（小规模的多用纸条），放于各自的盆盖上。然后以同重量的两家蟋蟀起入斗盆，大家静观比赛结果。如其中无曾经败阵的惊弓之鸟，是不能一下盆就能分输赢的。盆中两员战将若非普通劣虫，其啮斗必大有可观。和穿褡裢系骆驼毛绳的掼跤健将相同，也有自己的架势。不过蟋蟀是夹、钩、闪、躲、墩、抱、箍、滚。也有武术家的“手眼身法步”，不过蟋蟀是“口牙头须脚”而已。两个佳种名虫相斗时，牙啮、头触、足蹬、须晃，细细观察，也自有它的解数。即以蟋蟀本身而论，也有几种啮斗方法。凡体重性烈的蟋蟀，一经下盆，不容挑逗，不俟寻思，即向对方啮去，如战不支，或受重伤或死；如遇敌方性质相同，则一啮即不可分开，势必两虫皆死，求其受伤皆不可得，绝没有能来往一回合的，也绝对不是人力所能分开的。此种名“重啮口”，平时极为少见（一虫独猛的则有，两虫皆猛的特少）。凡两虫相遇不互相死啮，只牙一相交即刻分开，甚至退避很远，静候一时，再如此迅速交战，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全在静中取胜，以计胜敌。所以此种啮法名“智啮口”，又名“快啮口”。再有一种蟋蟀，以全身作战，觑定对方弱点，或以牙啮对方全身各处，如头后脖颈、大腿腿根、肚腹等处，一经咬着立刻胜利。此种全在以须晃对方眼光，或以大腿踢对方各部，声东击西，以便取胜，所以名为“奇巧啮口”。还有一种最稳健的啮法，遇敌以后不立即表示态度，如对方来袭，即出其不意，用慢进方法咬上一口，使敌方负痛不敢再犯，自己亦不追赶，只振翅发声示威，自鸣得意耳，是为“稳啮口”。
凡为名虫相遇，必无多少回合即分胜负。凡真识相的养蟋蟀专家，都能辨出虫的优劣。两虫既分胜负，一场战斗已为定局，便将结果记在牙筹上，等候散局时领受彩品罢了。也有啮斗时间太久，不分胜负，主人自请罢战的，那多半是顾惜自己的佳种名虫了。
蟋蟀的争斗，本是昆虫的一种自然界的本能，却往往掺入许多人的成分在其中。得胜的蛐蛐震翅鸣唱，主人顿觉脸上有光。若平分秋色，数战未决胜负，主人则拱手言和。如已竭尽全力，本欲报上次之仇者，不想又一次败给同一“敌友”，斗毕则气未平消，这只蛐蛐往往被主人怒掷摔死而恨声不绝。民国年间，以斗蛐蛐搞赌博的人常以很大的赌注押入，一旦自己押定的蛐蛐告负，颇有倾家荡产的感觉，自然怨恨与怒骂也会不禁而发。
五六十年代，蛐蛐是北京儿童不花钱或极价廉的玩艺儿（当然此间无上品），大概没有哪个男孩子没玩过蟋蟀。相反因蛐蛐而耽误功课的则是大有人在的。好在只是一个时期，聪明的孩子会很快赶上功课的。
我爱玩蛐蛐，即使年长不再以斗为乐趣，但我仍喜欢这小生灵的琴音。蛐蛐之鸣唱，此伏彼起，像在合奏一首“秋之曲”。草衰菊艳后，鸣声越清越稚越抒情，像美妙的小夜曲在为你催眠，同时又引发你童年的回忆，直至琴催弦断……
旧北京平民百姓到王公贵族，不少人用它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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