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穿的长袍。满族进关以后，驻在北京，他们的后人被称为旗人。妇女穿的长袍也就被称为旗袍。
民国初年，我们山东西部农村里有一位跑关东的人是我家的北邻。他从关外回来，带来一位新媳妇，说是旗人，我们看她面貌端庄，一双天足，穿了一件长袍，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旗袍。她除了这些以外，一切都跟我们一样，生活得很好。
1923年暑假，我考进北京大学。校址在景山东街四公主府。西斋宿舍西邻景山东墙，离故宫神武门也不远。后来渐渐觉出我们住的地方原来是旗人聚居的地方。从鼓楼、地安门，到景山东街大街小巷，左邻右舍，原来住的大半是旗人。从顺治年间算起，到我来北京的时候，他们住在这里已二百七八十年了。我来北京时，清帝逊位才十二年，溥仪还安居在皇宫里，有太监、宫女两千人伺候着他。那年8月日本东京大地震，溥仪为了募捐赈济日本灾民，曾开放景山、北海、天坛、地坛、先农坛五处，卖票供人游览，可见这些地方还归清室内务府管辖。每逢夏历初一、十五或逢五排十的日子里，早上有许多带红缨帽的坐了马车赶往神武门，人宫去给皇帝请安。他们大概都是王爷什么的。在街上分辨谁是旗人，男的不好分辨。只有他们在街上遇见熟人，彼此问好，右腿后退半步，右手直向下伸，直到地面，行一个请安礼节，我才敢判定他们准是旗人。至于妇女，那就容易分辨了。他们穿着旗袍，下边是天足，上边时常梳着大板头，就像《四郎探母》中铁镜公主梳的那样发式。或只脑后梳上两块黑缎子糊的板，好像蝉翼似的，我不知其名称，姑名之为蝉翼式。尤其是王公命妇家的妇女外出，总是涂脂抹粉，穿上盛装的。所以妇人容易分辨。
1924年甲子年元宵节，我首次在异乡作客过正月十五日。晚间曾邀了北大俄国文学系同学吕漱霖一同跑到后门外鼓楼前大街看花灯，看放花炮的。还曾坐了大车从后门西行到火神庙去看院中烧了满肚子煤火的火神爷，耳目口鼻七窍中蹿出火苗约尺许长。这天晚上看见不少的旗人妇女，穿长旗袍，梳大板头，面部擦了胭脂粉，长身玉立，端庄大方，杂在人群中看灯看花。这时辛亥革命虽已十余年，但旗人妇女着旗袍的风气，仍存在于民间。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将军率部开赴古北口前线。10月25日突然班师回京，反吴（佩孚）倒曹（锟），佩戴写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袖章的国民军在城中遍贴六言的班师布告。囚了曹锟，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议；国是。11月5日，又派鹿锺麟进入皇宫驱逐溥仪出宫，溥仪当天迁到后海醇亲王府。从这一天起，在北大附近的大街上，在全北京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梳大板头的妇女了。北京街头不见梳大板头装束的妇女，不是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开始的，而是从1924年（民国十三年）11月5日，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开始的。在北京几百年来旗人妇女梳大板头的风气，到这时根本绝迹了。
说来也很奇怪。北京街头梳大板头的不见了，穿木头底鞋的没有了，而旗人妇女穿的旗袍却悄悄地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来了。很快地从北京流传出去。二十年代中叶起，妇女穿旗袍已风靡全国，不仅各大城市妇女穿裙子的少了，都穿上了旗袍，连乡村妇女也穿上旗袍了。旗袍这种衣服也真是具有优点，它穿在身上合身合体，自然优美，显得亭亭玉立，俏丽大方，且易裁易做，又省料子。外国来中国游历者，甚至美学家、艺术家无不称赞中国妇女穿的衣服最富于线条美。
从二十年代中叶，直到1949年，近三十年中，服装设计家，要使时装常变花样，去追求新式样，万变不离其宗，也无非把旗袍的领子做高做低（高时硬领箍脖，高可顶住下颚骨，还钉上三个纽袢，头部转动都受限制。低时领子只有一扁指高，总算有个领子罢了）。把袖子截长截短（袖口长时盖住手背，短时袖口仅及肘部，再短时只遮两腋，乍一看很像穿着个大坎肩儿）。把身长裁长裁短（袍身长时下摆扫着脚面，短时下摆仅至膝部）。把下裉开高开低（下裉开高时高到胯骨，使旗袍的前后襟很像舞台上大将军的甲片飘在下身前后。低时低到膝部以下，走路时迈不开步）。他们的新装设计只是在旗袍的领、裉高低，袖、身长短，变换花样，争奇斗胜，反正就是离不开旗袍。这个风气一直继续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始渐衰竭。
旗袍六十年
旗袍六十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