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民安，盛世收藏。目前收藏热火遍全国，集邮活动日益广泛而兴盛。其实集邮在北京是有百年历史的，说到北京的集邮，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是原本无意集邮而又成为集邮翘楚的元老人物，他就是杨永福先生。
北京是中国邮票的发源地之一，邮政自清末创于北京，起初由海关代办，后来才奉旨创办独立的邮政。从民国初直至1958年前，北京的财政印刷局（即“541”钱币印刷厂前身）负责邮票的制版和印刷工作。
在民国初年，各大商店门前几乎都挂有一个竹制的篓子，上面写着“敬惜字纸”。有人说是尊孔的做法；也有人说是珍惜古文化的遗传；也有人说是为收集造纸原料……其说不一。旧时的破落文人常有不图分文而拣拾有字的纸张而装入这个篓中的做法。杨永福先生就是其时常到各商号去收废字纸的，原本是无意集邮的。
以后他发现在这些旧纸、旧信封上有不少邮票，便剪裁下来整理成札，竟有外国人购买，可从中挣钱。由于没有固定的关系网，又不会外语，且本钱也不够，只好依赖中间商转手（这些人从中牟利很大），渐渐成为专营邮票的小贩。
民国年间，杨家在东安市场摆起了邮票摊，积累了一定的本钱，儿子也学会了外语，便抛开中间商自己直接与外国人做邮票生意。随着勤工俭学的青年人从国外归来，西方文化渐入京城，国内的一些人也有了邮票的收藏意识。1941年，杨永福、杨启增父子在东安市场开设了“东亚邮票社”，杨永福的另外两个儿子杨启亮、杨启勋又在天津劝业场开设了“东亚邮票社天津分社”，杨永福的小儿子专门攻外语，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直至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东亚邮票社”合并到中国集邮公司。
比杨家稍晚的邮票社，在北京还有几家，如班子华的“华通邮票社”（址在王府井南口）、杨锐臣的“锐臣帐料店”（主要经营红白喜事的用品，兼卖邮票和酒席礼券，地址在东安市场）、沙伯泉的“志生图章邮票行”（地址在东安市场）、沙琪的“中原邮票社”、季子荣的“美封邮票社”、韦景贤的“北平邮票社”、苏耀南的“庚辰邮票社”等等。这些邮票社除了卖邮票，还为集邮者配票、换票、收购他们的邮票及早期的《东方邮刊》、《邮乘》杂志，转手出卖或配套销售。
从邮票社的数量和经营范围，可知北京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集邮爱好者。1927年，邮商施秉章（“环球邮票社”经理）在北京创办了“北平邮票交换会”的京城最早的集邮组织。还出版了《北平邮票交换会会志》的刊物，将会员登记入册，其会员有袁世凯的二儿子克文、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不开门市而在家经营邮票的赵品三等人。与此前后，中华大地办起的集邮组织还有很多：较有名气的如周今觉1922年在上海办的“神州邮票研究会”；1926年张赓伯等人在杭州办的“新光邮票会”；1934年赵善长在郑州办的“甲戍邮票会”等，其间互有往来。1926年，“神州邮票研究会”更名为“中华邮票会”，并将已出版四本集邮杂志送往美国，参加国际集邮展览会，并获得“特别铜牌奖”。这是国际邮展第一次颁发给中国方面的奖品。
袁克文搜罗邮票，挥金如土的程度是令人咋舌的。如他用三百大洋购买一枚罕见的邮票，花四千大洋买一本稀有的邮册，这些钱在当时足以购买不少房产。他委托上海邮商陈复祥买到了红印花加盖邮票小字当一元旧票一枚（全世界现存红印花小字当一元邮票仅30多枚，而加盖后的旧票只此一枚，弥足珍贵），以后他潦倒时将此珍品卖给外商。1944年，以1000美金的代价此票归属马任全（原中华全国集邮会副会长）。1955年，马任全先生将此票捐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
其时在北京居住、停留的收藏邮票的名家还有梅兰芳秘书许姬传的堂兄许伯明、戏剧家周贻白、电影艺术家夏衍、诗人柳亚子等人。还有一些在北京的外国人氏，如美国牧师胡本德、广州海关的英国人尼尔森、协和医院的美国人劳克斯、谢和平……
1948年6月，北平的众多集邮家成立了“北平邮票会”。旨在“研究邮票学识、提倡集邮之高尚娱乐及联络友谊”，并通过会章，选举了理事监事，建立了《北平邮刊》（首卷由徐悲鸿先生题写刊头（见图）。同时由在北平广播电台工作的会员沈善初联系，在电台开辟了“集邮讲座”专栏。每周三下午播讲15分钟，共计20讲。内容都是有关集邮的意义、方法、邮史、利益等有关知识，由会中的理事轮流播讲，这在国内尚属首创。在普及集邮常识、扩大集邮队伍、提倡集邮研究、号召集邮爱国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年秋天，北平邮票会还在东单青年馆举办了邮票展览，虽然只展了两天，但观众有千余人。
全国解放初期，政通人和又万事待兴，邮票虽小，但关系到使用者则家家户户，自然成了宣传的方寸之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天安门图》、《伟大的十月革命35周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等邮票相继问世。说到这些邮票，就不能不提到被称为“新中国邮老”的孙传哲先生。
在京城，喜欢集邮的人数以万计。但新中国第一枚纪念邮票的设计者是谁？新中国第一套特种邮票的设计者是谁？新中国第一套普通邮票的设计者又是谁？一般的集邮爱好者可能还回答不上来。其实，这三个“第一”均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北京市政协常委、我国惟一的一位联合国特邀邮票设计师孙传哲先生。
孙老生于宁波。其父孙翔云先生是宁波三大藏书家之一，家存古籍善本书籍近两万册，古籍中的《芥子园画谱》和各种碑帖是幼年时孙传哲最喜欢的书。由于翔云先生珍惜的原因，少年孙传哲很少能如愿以偿地拿来临摹。母亲出于爱子之心，背着父亲使他偷偷溜进书斋，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教书的先生看出了门道——孙传哲的绘画天分，向翔云先生说：“让传哲学画吧，有天赋。”就这么一句话，帮他选定了将来从事的专业。
1930年，中学毕业的孙传哲凭着家学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两年后由于成绩出色，又被推荐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作研究生，师从名家徐悲鸿和潘玉良二位先生习画。由于他聪颖好学，进步很快，为日后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功底。
抗日战争的爆发，父亲生意的倒闭，使孙传哲不得不中断继续深造的学业。为帮助父亲，为了全家六口的生活，他用手中的画笔去谋生。他在上海马路上爬梯子做油漆广告，他为雨衣厂设计商标图案，他在年关画钟馗和财神……每天注意捕捉着广告栏上带来的一丝希望，哪儿用人就夹着几张画早早地赶去等待着。
功不负有心人。1947年，在上海邮电管理局招聘一名邮票设计人员时，孙传哲画了穿西装的孙中山先生像，击败了另外82个应试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0年的邮票设计生涯。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开进了上海。为稳定波动暴涨的经济市场，华东军区的弥文焕同志专程找到孙传哲，请他尽快设计出五张不同面值的新人民币（旧币值）图案。夜以继日的半个月过去了，他为新中国献出了第一份礼物，敬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在这以后，为了配合形势，他又先后设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廿二周年》、《毛主席像》、《生产图》等邮票和印花税票图案，一一都得到了好评。
新中国诞生了。刚刚被调到北京的孙传哲接受了新中国第一枚纪念邮票的设计任务。他仿佛又伫立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主席那激动人心的庄严声音。热血沸腾的孙传哲“一定要把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气概表现出来”。他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将横式构图改成直竖式，增添了画面的庄严稳重感：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是毛主席的画像，下面用坦克和飞机象征着全国人民依靠武装斗争得来政权的艰辛。在这以后，按捺不住对祖国热爱的孙传哲才思涌动，在他画笔下连连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套特种邮票《国徽》，新中国第一套普通邮票《天安门》，我国第一套航空邮票和第一套欠资邮票。为此，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荣获“劳动模范”银质奖章。
在这期间，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协的重视，在原邮电部长（后任副委员长）朱学范和江南名士苏幼农先生的介绍下而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批党员。当时的邮票印刷由制币厂承担，印刷质量色调单薄，雕刻工艺也很落后。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他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朱学范先生大力支持他，并及时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仅半个月，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下了批示：“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邮票印刷厂。”不久，我国从捷克引进了设备，建起了北京邮票印刷厂，有了自己的影印版印刷。北京邮票厂开机的第一套邮票就是孙传哲先生设计的《金鱼》。那套《金鱼》共12枚，4枚4分的，8枚8分的。金鱼的祖宗在中国。它千姿百态、色彩绚丽。设计时孙老专门走访了北京很有名气的金鱼徐。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亲自挑选了两桶名贵的品种送他写生。金鱼随着邮票的发行游向了世界。
先进的设备使邮票设计师如虎添翼，孙先生的创作一发不可收。《黄山风光》、《台湾风光》、《熊猫》、《金丝猴》、《梅兰芳舞台艺术》等等一大批精品邮票相继问世。为了画好《梅兰芳舞台艺术》的邮票，他向梅兰芳先生（其时已故）的秘书许姬传先生求教艺术大师的保留剧目，去观察梅先生在舞台上的表演动作资料片，还把梅兰芳用过的行头借来临摹服装图案。为了画好《金丝猴》，他多次自费买门票，带着面包去写生，观察猴子的动作，向饲养人员了解它们的习性。为了设计《鉴真大师》这套邮票中“鉴真东渡船”尾部究竟有无船舵这一细节问题，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证后，又去扬州的鉴真纪念堂核实，终于得到了准确的答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为他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动，亲笔题字于他的设计底稿上。
这样一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在十年浩劫中也难逃厄运。他设计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的邮票被认为是为古人歌功颂德。他设计的《梅兰芳舞台艺术》被说是宣传帝王将相，为反动权威树碑立传。就连《金鱼》也成了封资修。他手中的画笔被夺去了，他的工作被调换了，那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湖北阳新的山沟沟里。手中的画笔变成了一支鞭子，走在他前边的是牛群。看着那慢悠悠的牛群，看着那晃动的牛尾巴，他的脸上显出一丝苦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党员被说成是国民党。对于这种无知，他无力去解释，也根本解释不清楚。
天终于晴了。已经63岁的孙传哲终于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由他亲手组建的邮电部邮票设计室。1980年，在评选出的30套新中国“建国30年最佳邮票”中，孙传哲设计的邮票占了三分之一强。1981年，孙传哲应邀赴奥地利参加了每20年举行一次的维也纳“WIPA”国际邮票展览会，并荣获荣誉证书。1982年他又设计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纪念邮资信封》和《花卉图美术邮资信封》。1983年，他为邮票爱好者题写了：“收集小小邮票，增加科学知识、丰富生活内容、建设精神文明”的题词。1984年，他又设计了《月季花》一套6枚特种邮票，还出席了中华集邮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1985年，他在设计发行了《中华医学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的明信片后因胃出血住院，住院期间又接到“国际和平大会”的邀请，为国际和平年大会做宣传画（全世界仅8人），他为此而荣幸。因画稿日期已近，他恳求提前出院设计画稿。结果他的设计图案被录取了，荣获三等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古稀之年的孙传哲先生离休了，但依然没有离开他耕耘一生的那块土地。离休后，他又参加了《青田石雕》的首发式并设计了纪念封，还为北京国际职业拳击冠军赛设计了纪念封。远在瑞士的华裔商人薛绍棠先生收到他设计的“黄帝陵纪念封”时，给他写信说：“看到您这枚黄帝陵的纪念封，我心情很激动，像是回到了祖国，这是真正的、最好的一枚封。”
孙传哲，这个可能是世界上设计邮票最多的人，40多年共设计了150多种（套）邮票，100多种首日封、纪念封、明信片。在全国1700万的集邮大军中，他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他是受人爱戴的一颗“星”，人们为能收藏到他设计的邮票而欣喜，为能得到一枚他的签字邮票而庆幸。
他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摞起来二尺来高，他收到的各种文字的来信塞满了满满一个书柜……《孙传哲邮票设计作品集》早已出版，《孙传哲四十年工作回忆录》也在最后装订阶段。深圳、上海、香港等地都举办他的邮票展。孙先生曾说：“邮票设计源于绘画，又高于绘画。它要在方寸之间展现大千世界。邮票也可说是国家的名片，不容有丝毫的差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又十分严谨的工作。这是袖珍的百科全书啊！我为一生都在这方寸世界耕耘而高兴。”
孙老已于1995年4月10日辞世，但他设计的邮票将永留人间，并世代流传。 | 
